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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为什么称为「大革命」而不是「革命」?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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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问题。

以前上课的时候,老师也曾提到过,但没有详细说明“大”一词最初是怎么来的,可能很难考证了。 可以肯定的是,早在晚晴民国时期,法国大革命这一说法就已出现,比如在梁启超那里。这肯定对后世是有影响的。

在法国,很少在Revolution前面加上Grande来修饰,当这个词的首字母大写时,一般就是指1789年的革命;而在法国革命史的史书中,当出现l'an I, l'an II之类的写法时,特指共和元年或二年。 据我所知,在影响重大的革命史著作中明确以大来修饰的,有克鲁泡特金的《法国大革命史》。

克鲁泡特金是个俄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跟法国的激进派有极深的渊源。这反映出法国大革命与俄国、与十月革命的特殊关系。现代欧洲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的领袖,都在自觉地以法国大革命为参照,从马克思到饶勒斯,再到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是如此。在19世纪,社会主义被称作“1789年的再临”。饶勒斯(20世纪初法国社会党的领袖)曾说,法国大革命是人类新纪元的开端之开端,它为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条件。左翼的历史学家们也在1789年和1917年之间进行各种比附,如说布尔什维克是雅各宾派,克伦斯基的社会革命党是吉伦特派;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激进分子还警告俄国会出现“热月反动”,等等。

有西方学者曾说,世界历史上只有三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头一次是11世纪后期的教宗革命,第二次是1789年,第三次是1917年。即使是英国学者也承认,1917年前的欧洲人都认为1789年的革命是最重要的革命,1917年之后,这场革命仍有充分的理由占据首要地位。1790年时,大革命著名的批判者柏克就说:“就各种情况而言,法国的革命是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生的最extraordinary的事。”

至于上述说法的理由,可以从很多方面考察。我认为米什莱的说法最有深意: 大革命是基督教的延续,又与基督教相矛盾。它既是基督教的继承人,又是它的敌手。 牛津大学的Colin Lucas教授曾说,法国大革命中最让他着迷的东西,是一种ambition,即一种再造世界的抱负。深以为然。这场革命的伟大和不幸,都来自于它的抱负。

法国大革命是现代世界的一场原型性质的革命,中文中的这个大字,我以为是确切的。

当然,很多人不喜欢它。但众多批判反思咒骂它的文字也证明了它的影响力。


可以从概念史的角度做一点补充。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思想史研究中,在美国任教的英国人Keith Baker是个在国内被严重低估的人。他的代表作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中,有一篇同名的论文,考察18世纪révolution概念的演变。大体来说,革命概念也有它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对这个概念的旧式的理解,多指政治和社会秩序中的动乱,它具有周期性且屡见不鲜,因而是复数的;但是1789年的革命到来时,人们赋予它彻底改造旧秩序,实现人类至高福祉的厚望,因此这是一个期待的、可欲的概念;与此同时,革命被认为是一件普世的事业,它必将引领全人类走向更美好的未来。这种革命的概念是单数的。

用德国历史学家R. Koselleck的话来说,革命概念在鞍型期(Sattelzeit, 1750-1850)发生了现代转向,它从一个作为经验总结的概念转变成期待的概念(Erwartungsbegriff),因为它的目标指向的是美好的未来,它承载着人们的希望,而不再是过去的动乱的写照。这是特定的历史哲学的产物,这种历史哲学可以被恰当地称为未来主义或进步主义。而从复数的révolutions中产生单数的大写的Révolution则是这一历史哲学在概念术语上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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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就像气象,革命两个字本身就意味着剧烈的社会变动。一场狂暴的台风能使八月数万平方公里的江南骤然降温。倘若只能给几家小门小户带来阴凉,那只能算是空调,最多也只能算是中央空调。革命也是如此,革命的影响势必是巨大而深刻的。在气象中,根据台风的强度不同,我们对台风进行了分级。但是革命涉及的是社会变动,而社会的变动纷繁复杂,难以进行定量分析。尽管如此,无法进行定量分析,定性分析总可以吧。这个“大”字就是我们对法国革命所贴上的最简单最有力最鲜明的标签。

那么法国革命为什么大呢?大与小总是相对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要想知道法国革命为什么大就要同其他革命相比较。

我们先来看美国革命,也就是美国的独立战争。最近有学者将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称之为双元革命,或者姊妹革命,借以描述两者之间微妙的关系。从时间上来看,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两者相距最近,前后不过二三十年。但是美国革命却不能称之为大革命。这是因为当时美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和今日美国之地位截然不同。这一点是很好理解的。当时的美国处于新大陆,本来对欧洲的影响就小。再加上当时的美国不过是局促于东北一隅的十三个殖民地而已,同今日横亘东西的庞大帝国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因此若不是今后的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美国革命的地位是否能比的上南美的圣马丁等是值得怀疑的。

然后我们来看法国革命。法国从中世纪以来就已经习惯了大国的地位。对于当时的世界来说,欧洲就是中原,就是正统,其他诸如美洲、非洲、亚洲等不过是南蛮北狄东胡西戎罢了。法国就是中心的中心,是诸夏中的晋国,根正苗红,地位高贵。法国曾是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最为典型的国家,也是绝对君主制发展的最为充分的国家。太阳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L'État, c'est moi.)言犹在耳,什么,你们居然就把法国国王给砍头了。这对于欧洲其他国家来说实在太令人难以置信,也实在太令人惶惶不安了。此外,我们看待法国革命不能和之后的拿破仑战争割裂开来。虽然不少观点认为法国革命结束于1799年,也就是拿破仑从埃及回来声称“我们要摘取十年革命胜利果实”的时候。但是法国革命到底结束于哪一年,至今仍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问题。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当我们讨论波澜壮阔的拿破仑战争,惊叹于拿破仑的军事天才之时,我们总是会不由自主的提及到法国革命。就像教科书里所写得那样,拿破仑战争把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和理念传播了世界各地。而拿破仑战争本身就是一个体量相当大的历史事件,法国革命是拿破仑战争下面一层瑰丽的底色。当两种色彩相互促进的时候,法国大革命之大就愈发明显了。

不过话说回来,美国革命有一点和法国革命是相同的就是诉诸于暴力,以及广泛的群众的参与性。而这一点是英国的光荣革命所不具有的。接下来我们就来比较一下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革命。

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之所以不能称之为大革命,恰恰就在于他的光荣,也就是不流血。大规模群众参与的活动,哪有不流血的,不流血哪里来得壮烈,哪来让人肾上腺素飙升,让人心潮澎湃,记忆深刻的瞬间。事实上,1640年开始,护国公领导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似乎欧美史学家那边更多称之为清教革命)似得更好诠释了革命的概念。这里有暴力冲突,有流血,而且也把国王砍了头。但是之所以仍然还是不能同法国革命相比,一方面固然在于英国相对美国来说离“中原”更近了些,但是同样是孤悬海外,跟法国还是不能比。另一方面在于革命的结果不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光荣革命的后果是另一个国王坐上了宝座。国王还在,这里也没有拿破仑。而且光荣革命几乎是最顶层的几个人的事,“肉食者谋之”,不关平头老百姓的事。

我赞同上面几位答主的回答,我也认为近世以来,值得称为大革命的革命只有两场一场是法国大革命,另一场是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至于文化大革命,我觉得是否配的上这个大的头衔还是有待商榷的。据说太祖对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均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太祖发动文化大革命借鉴了法国大革命的方式、手段、斗争措施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文化大革命在群众参与上是不逞多让,量达到了,但是质量如何呢?

最后,如果说英国议会是议会之母的话,那么法国革命就是革命之母。搞革命的要是不知道法国大革命,就跟学物理不知道牛顿三大定律一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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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研究法国史的人是王韬,他在《法国志略》介绍了“法国革命”,但他也是效法日本人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和冈本兼辅的《万国史志》中的翻译。

这也是“革命”一词在现代语义下的溯源。

应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革命”和“大革命”是共存在中文语境中的,比如清末某版的《万国历史》就同时出现了这两个词——只不过强换成了“法兰西之变乱”和“大乱”而已。而康有为的《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乃至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都继续沿用了王韬的说法。

又比如1928、29两年,相继翻译出版了《法国大革命史》和《法国革命》等书籍——前者甚至还是一本批判法国大革命的书籍,后者作者则是威廉·布洛斯(苏共史出场过)。

所以统一使用“法国大革命”,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事情。原因无非出于对革命的病态崇拜,毕竟

我们的党史就是一篇长长的革命史。

“法国人的历史,我们感兴趣,特别是对法国大革命。”
By 毛泽东

但中国人第一次听说欧亚大陆那头的故事,可能比我们想像的更早。

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出访大清,负责接见他的是和珅和福康安。

同年法国大革命爆发。

“近两三年的法国内乱消息在北京已有风闻,那里所鼓吹的种种破坏秩序颠覆政府的主张迫使北京政府加以防范。为了避免这些东西传入中国,北京王朝虽然还没有 下令驱逐住在广州的外国人,已经对在华外国人的行动注意监视。外国的工匠和天文学者们在北京仍然受到欢迎,但他们同欧洲的通讯则受到严格的检查。事实上这 些外国传教士们依靠外国教会汇寄一些款项来维持生活,现在法国的平民统治者断绝了这笔款项来源,这些传教士们比任何人都更厌恶法国革命。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受到小心而多疑的中国政府的提防。”
By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英国人不怀好意的观察着中国人和他们的“大皇帝”,饶有兴趣地比较着大清王朝和波旁王朝——一个是历经顺康雍乾四代149年,另一个是路易十四十五连续统治一个半世纪。

法兰西两个长寿的国王让他们永远失去转身的机会。

中国两个英明的皇帝让他们迎来千年来最后的盛世。

无论是从英国使团还是传教士那里,但毫无疑问垂垂暮老的乾隆的确知道了异国同行掉下来的头颅。至于他有没有想到别的什么,谁知道呢?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
By 马戛尔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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