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内文史哲领域是公知的重灾区？ 第1页

因为公知这个词儿眼下是大众用来送给一切跟自己观点不一致又看起来比自己懂得多一点的人的帽子。

而在文史哲领域我们社会的绝大部分人其实从中学阶段以后就再也没接受过什么新观点。他读书也好（虽然基本不读什么书），看文章（主要是头条小编）、看视频或者知识付费，其实都只想从中找到自己熟悉的东西。如果一个人能够用一种有趣的方式重复中学课本的观点，他们就觉得好。如果有人不重复甚至推翻了课本的观点，他们就觉得这个么要么水平太差要么居心叵测。而居心叵测的人在他们眼里就是公知。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认为你说的不对！”

“虽然我连时间地点人物都不知道，但我知道你说的不对！”

“虽然你看起来比我知道的多，但我能把握住历史的主题，你却迷失在那些细节里！”

这些可笑的反智言论背后都有一句没说出口的真正理论，那就是“虽然我不如你，但中学课本是对的！”

而我们的中学教育刚好就是提供结果让学生背诵的。你可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一定要背下来它的结果和影响。这种教育是传教的最好办法！

但蠢货只看到人民有信仰，聪明人却能看到有信仰的人民就是韭菜。既然人民不关系细节你为什么还要纠结具体事实呢？

你就给傻子胡说八道，他听了哈哈一乐，流量来了钱就来了。袁腾飞、高晓松、还有键盘国师都明白这个道理。有朝一日他们的信仰变了咬你是公知，只要你钱赚够了，坐在墨玉府的落地窗前俯瞰万家灯火，跟哥们说“可别看不起他们，这些都是靠他们赚的！”多好。

只有我这样想不开的人才想说点不一样的。自己跟自己较劲的原因一是笨，二是想不开。

文史哲不算什么，来看看法学的。

法学界，尤其是宪法界，有时候我也不好说这些人的理论是从哪来的，以某特别著名的教授为例，该教授一直宣称2000年前中国就走错了路，错在什么地方呢？

中国的阶级流动实在太频繁了，阶级就应该固化。

中国的士农工商不是世世代代传承的职业，是流动的，科举考试对社会流动起到了巨大作用，日本的士农工商是不动的。为什么日本有良好的商业传统？因为他的阶层是完全封闭的，形成一种阶级间的对抗和妥协。中国社会没有巩固的阶层力量和皇帝对抗、妥协以及谈判，没有联合，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没有一个文明像我们这样的，是一个没有固定的阶级结构的社会。像日本的士农工商，他们之间是不流动的。而我们的是流动的，不断的流动。这当然和科举考试有一定的关系，科举考试让我们的社会不分地位高下，你要做官都必须考试。这种流动性的代价是社会没有固定的阶级结构。没有阶级的社会就不可能出现大宪章

很难理解这类似的思想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因为我一向觉得，科举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让阶级能够上下流动，今天的放牛娃，明天就可以登庙堂，这难道不是好事吗？而且我甚至都不知道有哪个国家是以阶级固化为自豪的。

如果大家知道哪个国家以阶级固化为自豪，穷人的儿子还是穷人，富商的儿子还是富商，我觉得这个应该沙特学者吧。

但是人家就是觉得阶级固化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那你怎么办呢？

还有类似于，为什么清末的时候中国受辱？

因为清政府欺负西方人。

嗯……唉……怎么讲呢。

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话：好吧。

主要还是：殇。给殇的。

要知道，那可是整整一代人的殇。别的答案已经举了很多例子了，比如以前国内电视那是珍宝，美国废旧还能用的直接扔路边。国门一开，多少人殇了，自信心直接就彻底给废了。那是在 深 圳 南 边 开出租车的都能过来深圳包N号房的时代。

另一方面，文史哲向来是有和管理方对立的传统的。

秦始皇“焚书坑儒”，（这里的儒并不是后来的儒家的儒）也是因为文史哲成天BB，秦始皇要搞郡县制，这帮人成天BB分封制。汉武帝扫除匈奴外患，司马迁说你年年这么搞民不聊生啊。

历朝历代，文史哲跟管理方对立是常态。

主要是个个都以为自己是治国安天下的奇才。而管理方的决策只能采用一个，必然是会有他们不满意的地方。

你不对立，与你同样身份的人们说你是舔派，没有风骨。

所以最后成了一种碰瓷。BB无成本，碰对了辉煌一阵子，甚至流芳百世。碰错了大部分时间无所谓。

到了清朝就很安静，敢碰瓷直接灭族。

那么，现代文史哲和古代文史哲的区别就在于：古人总是用圣人、圣君、贤君，先皇做个马甲，掩护自己；现代文史哲总是用欧美作为马甲掩护自己。

古人总是圣人言，如何如何，不听我的，你就是不听圣人的。最后如果错了，不要紧，是圣人错了。

现代欧美比我们发达，国家层面很多年是号召学欧美的，睁眼看世界欧美确实先进得不行，所以自然开口就是欧美如何如何。然后天天说，说多了，把自己的屁股说歪了。

所以这是文史哲类人普遍心理状况。

公知呢，在这些文史哲的基础上，再加上坏。如果不坏，纯粹是殇，还情有可原。比如易三国，明明三国研究得挺好的，非要谈政治，一谈就殇味尽现。还有马古董，明明讲古董讲的挺好的，非要扯日本啊、德国啊，一扯都是 媚，其实心灵深入还是殇。

所以，像易三国和马古董这样的，其实不是公知，他们本质还是爱国的，只是因为殇了，改开那会深刻见证了中国的落后，以至于站不起来。但本质不是坏，本质的出发点和古代的文史哲人没有太多的不同。

但是，公知就不一样了，他们是真的坏。其实，本质是他们恰烂钱。最近建国同志告诉了我们很多内幕，美国给这些人每年是有拨款的，数额还不小。这些人其实就是赚老美的狗粮，典型的如茅经济。还有些人做的是国内的买办生意。比如罗太君，开始教外语，培训机构的基本流程就是上来摧毁学生的朴素爱国心，跟你说美国都好，让你向往美国，然后化向往为学习动力。袁历史也是这套路，补习班的嘛。然后就不得不说俞东方了，俞东方水平更高，通过美国的事例、现象，然后上升为感悟，然后上升为人性，然后让你自己觉得美国好光辉啊，自己国家好黑暗啊，我要好好学英文啊，我要奔向自由啊。所以，这些都是生意。潘石头的媳妇就是给国内房地产商拉美元贷款的。这些，都是恰钱的，都是真的坏。

总结一下：

-- 因为中国文人有BB的传统，BB时要马甲，现代的马甲是更先进的欧美。

-- 由于当年的巨大差距导致的殇，爱BB的文人认识出现了问题。

--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恰烂钱，故意贬低我们，美化欧美。

有些搞人文社科的特别喜欢说，知乎弥漫着一股对文科的偏见。

其实知乎上，搞人文社科研究的大V大有人在，还很受追捧。

所谓对文科的偏见，其实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美学，比较文学之类的玄学上。

记得我大学时，受朋友之托，帮一位著名学者的小说写过书评，因为时间紧急，连猜带蒙，书都没看就来了一篇。竟然还广受业界好评。

其实，我只不过随手找了几本宗教哲学方面的译著再掺杂一些精神分析之类的老玄学，再随便在书记引用几句对白凑上去，装作真的看过这本书而已。

其实，不是知乎对这些玄学比较偏见，而是全社会都偏见。

因为有互联网了，糊弄人没那么容易了。

忘记了，据说回答要过三百字有奇效。

我有个不少朋友都干过类似的事情，比如在画布上乱涂然后胡乱找个说辞，竟然能够得奖。

因为“我听说”一句话太万能了。

其他科用“我听说”算抄袭，成绩作废。

首先，什么是公知？

最早的公知，指的是一些敢于抨击一些社会不合理不公正现象、揭露黑幕的学者。

十几年前我国的法制建设还非常落后，经常有胡乱抓人、屈打成招的恶例。呼格案、聂树斌案、佘祥林案、处女卖淫案等等，很多学者呼吁严格审核死刑、改善审判体制。

外地人去深圳打工创业，需要办理边防证，2005年才可以仅凭身份证进入深圳特区，2010年可以仅凭身份证进入二线关管理线以外的地区，2014年这些才取消。

还有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但是暂住证还得过几年。

当年假货遍地，职业打假人有被判刑的，有被暴打被杀的。

还有各种气功大师、民间神医，各个不是专治疑难杂症就是包治百病。大作家柯云路推出一本70万字的巨著《发现黄帝内经》，隆重介绍了一个“神医”胡万林，结果他拿芒硝治死了几十人，2013年刑满释放后，这位“神医”重操旧业，又用芒硝治死一个大学生。

今天在美国有点走火入魔的方舟子，当年多次打假各种大牌虚假广告、气功大师、民间神医、学历作假、论文抄袭等等，2010年还被人用辣椒水和铁锤袭击。

还有暴力拆迁，补偿问题，有人造土炮抗拆迁，广东乌坎村事件等等。

南方系媒体、新京报等等都在这些方面曾经大声呼吁，就这些事情上书全国人大、呼吁舆论关注的学者，他们都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即使很多人的某些观点今天让人难以接受，当年他们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

但是，很自然的，种种因为整体社会经济落后而产生的问题，被简单粗暴的定体问，于是现在网络普遍意义上的“公知”就这样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人以“公知”自诩，把任何事情都定体问，盲目吹捧欧美的一切，甚至印度贫民窟、战后伊拉克都能拿来吹。

其次，文史哲领域是没有明确答案的，也很难找到可靠的答案。

数理化是有答案的，李森科可以把所有反对他的科学家都打成反革命，但是按照他的“革命理论”就是无法培育出高产的农作物品种。

但是文史哲方面，是真的可以信口胡说的，而且门槛极低，语不惊人死不休可以快速提高知名度，恰烂钱。

比方说，阿合马可以声称东北亚大陆对妇女压迫最深重，对妇女权益的保护远远比不上中东。

但是沙梨熊却这样的热情洋溢地讴歌伊朗革命：

3月8日，当1.5万名长舌妇再次在世俗派授意下，以女权主义为旗号，进行挑战人类良知，男人底线的伤风败俗大游行时，手持冲锋枪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如神兵天降，整个世界立刻清静了！全民公决如期举行，领袖的主张获得了广大穷苦，失意男人的一致拥护，4月1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

文史哲的运行模式，很难像数理化那样经常有固定公式，比如说永动机就是不可能的，根据无机成油理论勘探石油是注定会失败的。

对于文史哲，个人觉得，差不多用公式表达的话，F(a,b,c……)*运气=α,β,γ……，变量有很多，而且其中很多变量我们还无法知道也无法控制，结果也有很多，其中很多结果我们也可能要很久以后才能知道。休克疗法在波兰和玻利维亚取得了成功，但是在俄罗斯却导致了一场灾难。军事政变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通常不是好事情，但是皮大帅居然在智利刷出了一波“经济奇迹”，虽然水分很大。

而且，文史哲领域，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乱入发表一通暴论，快速提升知名度的。

所以说，会出现一切定体问的“公知”真的不是啥怪事情。

这可能是全世界文史哲界的通病了。以前我觉得中国公知太糟糕，后来看了美国公知的情况，我发现美国比我们糟糕得多。把中国公知和美国公知比较，就好像把新冠疫情中的湖北官僚和美国政客作比较。

中国相比美国至少有三个好。

一是中国公知的理论水平很低，理论联系实际接地气讲道理的能力很弱。基本是来自西方的二手三手理论，盲目照搬甚至抄都抄不对。还有一些是在传统故纸堆里发掘糟粕。这是比较容易被现实打脸的，也是容易被业余键政者批倒批臭的。而美国的公知理论是成体系的，不管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是在冷战和国内政治斗争中磨砺多年的，洗脑能力和舆论动员能力不容小觑。

为何中国公知能力不行？这是有一段历史时期不得不自废武功的后果，不详述了。反正结果就是官家和资生的人文社科知识分子精气神和判断力都重挫。当然了，自废武功这事我觉得中长期看利大于弊。

二是中国的决策上层头脑清醒能力了得不为公知所扰。而美国的顶层废柴化已经至少二十年（布什奥巴马川普三大昏君），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公知（当然是分派别的）。最典型的就是总统被舆论绑架，总觉得要拼命讨好基本盘，而讨好的议题设置方面公知有很大话语权。很多中国人以为川普跳脱了公知束缚，这是不对的。他只是跳脱了大学智库和非fox主流媒体类公知的束缚，但依然强烈地受另一种类型的保守派半野生公知影响，比如Hannity，Carlson，Bannon，Limbaugh, Beck之流。

三是中国民智大开，民众在实事求是和讲理优先方面的素养大大超过美国民众。美国民众长期受（保守派和自由派皆有的）反智主义影响，信仰传统又很深厚，加上冷战后盲目自信以及国内大选站队不站理乃至大搞身份政治的现实斗争需要，他们的言论和思维远比中国民众更像明星粉丝团成员。我们都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扭曲状态。

的确，把中国公知和美国公知比较，就好像把新冠疫情中的湖北官僚和美国政客作比较。湖北官僚初期不行，但其他省行，中央行，人民群众行。美国政客不行，各州都不行，中央也不行，人民群众也不行。于是后者破坏力远超前者。

有鉴于此，我对中国公知的事情已经看得比较开了。反正其影响可防可控，反正我们赢定了，反正美国舆情失控的骇人后果会令中国主流吸取教训（就像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一样）时时给自己打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