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才出去找砖头,疫情期间不让外出。
教授分两种,一种是咱们的教授。
教授分两种,一种是吃饭长大的。
教授分两种,一种坚持说人话。
教授分两种,一种我比较尊敬。
用另一个教授于丹的话回答这位教授:堵车?调整心态,你把自己关在家里就好了呀。
用一位大学校长的话回答教授:你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别上街。
用欧洲大学墙上的话回答教授:生活在别处。
用我自己的话回答教授:老人社会来了,把粮油价格提到你这个他们买不起,是不是一劳永逸?
什么教授。净是扯淡。手段和目的都分不清楚。
我们缓解交通拥堵的目的是令出行更加方便。你把油价提高10倍,大家都坐不起车了。岂不是出行更不方便?
或者直接把汽车禁止了,交通拥堵岂不是立即解决了?
这种教授该退休退休吧。别乱放侃词了。
不认可。建议本身不解决任何问题,且外部性造成的问题更大。
教授认为税费之下人人平等,谁消费谁花钱是天经地义的。然而他事实上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这是典型的为了反马经而搞出来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常见的谬误,或者说这就是这个学派理论中最大的局限性之一。
教授的意见之基础,是建立在理想世界中的供给需求模型。在一个典型的供给需求曲线中,通过税费强行提高最低成交价格,可以强行减少【购买】,均衡点强行左移。
可问题随之而来。
简单汇总,我们可以看到,增加燃油税将极大的增加生产和消费成本,非常有限的影响燃油购买行为,几乎不影响出行需求及其行为。但是其外部性将显著的冲击工薪阶层和低收入人群,严重影响生产制造和部分中低端服务业,严重的加重社会分配在行业和人群间的不平衡。
所以,教授可能是中了反马经的毒过深了。
反观历史,绝大多数对生活必需品施加重税都不是为了调控经济,多数是为了填充军费,少数是为了中饱私囊。在绝大读书情况下,这都是摇摇欲坠的王权给自己扎最后一针强心剂再折腾一把的手段。但是放弃人民的路线往往直接导致政权失去民众基础,使其从内部迅速瓦解。如果我们能够简单看看党史中对于解放区的生产建设和党军民关系的分析与总结,就不难看出,只有依靠人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才能获得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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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禁酒令是可以类比教授的政见的。我也恍惚觉得可能相似,但是仔细想过,发现简直是天差地别。
禁酒令的手段不同,对象不同,目的不同,国别不同,历史背景不同,执政纲领不同,想要达到的目标不同,法律环境不同。简单的说,起因不同,环境不同,必然经过不同,结果不同。因此不适用类比。
禁酒令对成瘾性消费品的不良政策的恶果是地下贸易和黑帮。生产资料高税率,参照银行准备金率,恶果是严重的结构性滞涨。
更基础的,美国禁酒令的失败来自于系统性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导致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在大陆地区的针对国企垄断的生产资料相关的税收改革上普遍不适用。
如果一定要类比,我们可以类比农业税/公粮。可见一斑。
所以,一定要说这么多,而且不能类比禁酒令,不然会变成和教授一样的水平,被他用经验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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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评论说,你说的挺好,但是以后别说了,这种教授就应该让他滚。
但是我认为,且不问这是不是一位具有教授头衔的老人真诚的建议,还是假借他的名义博眼球的自媒体的直觉但荒谬的手法。我们应该允许这样的言论发生,而且我们应该认真听。他不说我未必会思考这个问题,或许也会一拍脑袋就得出了他的有争议的结论,然后一拍大腿觉得自己说的对。
这个言论确实代表了很多上一代学者和企业家的态度。所以才会形成具有销售功能的岗位和中间商的高提成,所以才会遇到市财政收入指标主导的地价,高企地价主导的房价,所以才会遇到散户非理性行为主导的投资品市场,所以才会遇到几千块一节课的一对一补课,所以才会遇到各行各业都不怎么赚钱但是啥啥都贵。
这些都是因为一个人几个人或者所有人的一念之差导致的系统性缺陷。而系统性缺陷往往是所有的参与者的原始欲望,或者人性缺陷导致的。解决系统性缺陷唯一的办法就是系统的解决掉这些问题的主因和温床,而不是掩盖问题,消灭引出问题的人,或者用一个更大问题解决掉这个小问题。
但是评论区很多人认为,面对这类不公应该以暴制暴,应该骂他丫的,应该撤了这孙贼,你别说了,你让他滚。
我是不同意的。
暴力或许可以喝止暴力,但是愚蠢不能纠正愚蠢。以愚蠢面对愚蠢只会带来成倍的愚蠢。我们或许直觉的觉得他错了,但是不讨论清楚,你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对了。那么我们也不一定是对的。如果不讨论清楚,如果我们没有勇气提出建设性的观点,我们将只能在错误中什么都不做。
在政见讨论中,我们更不应懒惰,更不应因为觉得别人错的离谱就拒绝沟通,拒绝清晰的表达,并拒绝自己举证的责任。或许有人选择抱怨,选择诘问,选择犬儒主义,但是只有建设性的意见和行动能为我们带来真正的希望和进步。
同时,新古典主义下的思考不是错误的,只是思路常常不完善。我们不应该拒绝思考,我们应该鼓励他们更仔细的思考。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不能有什么原教旨主义,没有什么是绝对的真理,那么多一个人一起思考总好过自己闭门造车。
事实上大多数人只能在很小的领域里偶尔做出有意义的贡献,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凡人。这个教授也一样。报道此文的自媒体也一样。
我建议您不要害怕,不要惊慌,要有信心,提出您真诚的建议。
所以我建议您平静的看待各种言论,真诚的探讨,耐心地表达,而不要学习这位教授,在自己的领域未经思考说出如此极端不负责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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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评论说,你说这么多有什么用,不还是堵?你这么能说,说这么多,看把你能的,你到是提出解决方案啊?
社会是复杂的系统是复杂的,造成堵车的原因是很多行为的外部性综合导致的。从来不应有多数个体追求堵车这个结果而不懈努力。我粗浅的认为:
道路拥堵其实是一个典型的“贫困”问题,是需要用扶贫的思路解决的。
这是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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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能够看到这么多朋友开始关注黄教授是不是真的说过这句话。
略微了解经济,然后牵强附会一个似是而非的道理,冠之以黄教授之名,借以大肆传播,实属可恶。然而,单纯说黄教授没有说过这句话,或者他的原话不是这句,而是另外一句,并不能够让受到这错误观点的人理解哪里错了,更不能帮助大家了解怎么样的思考更符合真实世界规律。
如果我们看到一处观点,不考虑它对不对,对在哪儿,哪儿需要改进,而单纯的关注它是不是权威人物说的。进而关注权威人物有没有说,是不是权威人物说的普遍不可信,又或者维护自己心目中的权威普遍的可信度,这是舍本逐末的。同时,这也正是“诉诸权威”这一非形式逻辑谬误的进一步延申增值。显然不利于讨论观点本身。
换句话说,本来可以帮助大家思考如何解决经济民生问题的讨论,大多数用来讨论黄教授的八卦了,这并不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反而因为没有广泛增益的话题,浪费了诸位的精力。这种讨论,是没有什么长久乐趣的。
非常感谢其他答友引用和总结,黄教授谈使用机动车的外部性,需要用燃油税来调整的时候,原逻辑不仅仅是当时一块五毛二的燃油税不足,他希望的是通过提高十倍来覆盖包括空气污染占用城市道路和噪音污染等等一系列问题造成的服药用。而且不仅仅是燃油税要增加十倍,他还希望进一步根据排量增加购置税和每年的路税。
所以,确实,他的原话并非想要解决问题。这与本题不服。
但是他的原话错误更大。
他希望【以人民因为拥堵等付出的代价】【作为理由】【向人民收取更多燃油税】【支付给人民政府】,并【不直接用于解决任何包括拥堵在内的问题】。
这,还不如原题呢。
复旦教授缓缓从大学内分配的大房子里走出来,呼吸了一下略带尾气的空气,皱了皱眉,寻思片刻,开始发表今日份的观点。
「8 元油价太低,建议提高 10 倍油税,就能缓解堵车」。
明日份观点预测:「汽车价格太低,建议提高 10 倍购置税,就能缓解堵车」。
复明日份观点预测:「停车费太低,建议提高 10 倍停车费,就能缓解堵车」。
这位教授用一个套路完美解决了无数的问题,什么粮食危机、能源短缺、电力紧张……
没有什么是提高10倍价格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提高100倍,1000倍,直到解决。
那么我也抖胆预测一下,这将是“21世纪最伟大的发现”,没有之一。
建议以后各个大学引入教授也提高水平,不拿诺奖就别当教授。
当然认可
这才是真正的包治百病
教授数量太多,建议取消10%教授的头衔、职称及待遇,就能节约大量科研经费。
建议增加新的教师级别,叫知识教授,级别比教授高。
要求教授去西部地区帮扶贫困地区创业,开发资源,按当地工资平均水平发工资,严查额外收入,至少干5年或者平均工资增长30%才能评委知识教授。
这样说话才不会像放屁。
禁止开车不是一劳永逸?
哦,这样也不行,妨碍你们捞钱了。
复旦的教授太多,建议裁撤一半,可以把省下来的钱原来改善学生伙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