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女权即平权，为什么很少见到女权团体为遭受性别歧视的男性呐喊？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它触及了“女权”这个概念的核心，以及现实社会运作中的复杂性。说“女权即平权”是核心理念，但为何在实际行动中，似乎较少看到女权团体直接、大规模地为遭受性别歧视的男性发声，背后原因确实不少，而且需要细致地剖析。
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个前提：“女权”这个词本身就带有历史的烙印和特定的语境。女性主义运动兴起于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下，最初的目标是为了争取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平等权利。在那个时期，女性是系统性不平等的主要受害者，她们的声音被压制，权利被剥夺。所以，早期和核心的女权主义，其关注的焦点自然是女性所面临的歧视和不公。
尽管核心理念是“平权”，也就是所有人无论性别都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但在实践层面，我们不能忽视现实的权力结构和历史遗留问题。
1. 历史与现实的权力不平等是根源：
历史的压迫感： 纵观人类历史，在绝大多数社会中，男性长期处于权力的高位，女性则普遍处于被压迫、被边缘化的地位。女权主义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历史性不平等的纠正。这种“纠正”本身就带有历史的紧迫感。
当下的结构性不平等： 即使在今天，女性在许多领域依然面临结构性的障碍。例如，职场上的性别薪酬差距、晋升天花板、生育对女性职业生涯的影响、性骚扰和性别暴力的高发率等等。这些问题是普遍存在且根深蒂固的，需要持续的关注和努力去改变。
相对弱势群体： 从社会整体和结构性的角度看，女性在许多方面仍然是相对弱势的群体。女权团体的主要精力自然会集中在解决这些最紧迫、最普遍的结构性问题上。
2. “性别歧视”的侧重点与表现形式不同：
男性遭受的歧视往往是“负面刻板印象”的延伸，而非结构性剥夺： 当我们谈论男性遭受的性别歧视时，很多时候是指社会对男性的刻板印象，比如“男人要坚强不能哭”、“男人应该养家糊口”等等。这些刻板印象确实会给男性带来压力，限制他们的情感表达，甚至影响他们的职业选择（比如不被鼓励从事护理、幼教等“女性化”职业）。
这些刻板印象是如何形成的？ 这些刻板印象往往是父权制社会为了维护其权力结构而构建出来的。男性被期望成为“顶梁柱”、“保护者”，这种角色设定服务于整个父权体系的运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男性所承受的一些性别压力，也是父权制结构下，男性扮演特定角色的“代价”，而这个结构也正是女性主义要挑战的。
举例说明：
家务和育儿责任分配不均： 虽然这是针对女性的压迫，但同时也对男性造成了压力，他们可能因为不愿意承担过多的家庭责任而被指责“不是好男人”。不过，从结构上看，女性承担更多家庭责任导致她们在职场上处于劣势，这是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
情感表达的压抑： 男性被教导不能软弱，这确实是一种不健康的刻板印象。但这种“不能软弱”的期望，恰恰是为了让男性在社会竞争中更“强大”，从而维护在公共领域的优势地位。
兵役和高风险职业： 在很多国家，男性被强制或倾向于承担更多兵役和危险工作的义务。这确实是一种性别不平等的体现，但其背后也与传统上男性作为“保卫者”的角色定位有关，这个定位同样是父权制文化的一部分。
3. 资源和议程设置的现实考量：
有限的资源和精力： 任何社会运动都需要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女权团体通常是草根组织，资源有限。他们必须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需要解决、最有成效的议题上。当前，女性在许多关键领域依然面临显著的不平等，这些议题的紧迫性使得它们成为优先关注对象。
议程的设定： 运动的议程往往是由其核心的关注点决定的。女权主义的核心是争取女性的权利和福祉。因此，他们的倡导活动、政策建议、媒体发声，自然会围绕女性面临的性别歧视展开。
4. 避免“转移焦点”和“稀释运动力量”的考量：
核心议题的优先性： 如果女权团体大规模地将精力分散到为男性发声，可能会被认为是在“稀释”其核心的女权议程，甚至可能被视为是对女性所受不公的“淡化”。这对于一个仍在争取自身平等权利的运动来说，可能是一种战略上的不慎重。
避免“反女权”的指责： 现实中，一些反对女权主义的言论往往会利用男性遭受的某些不公来攻击女权主义，将其描绘成“只关注女性，是性别对立”。因此，女权团体可能会谨慎处理为男性发声的问题，以免被对手利用来攻击其自身。
5. 倡导的复杂性与“男性主义”的出现：
为男性发声的团体或议题依然存在： 尽管不是“女权团体”的主力，但为男性权益发声的倡议和组织是存在的。比如关注男性健康、男性心理健康、父亲权益、反性别刻板印象（包括对男性的刻板印象）等。这些声音有时会独立存在，有时也会被更广泛的性别平等议题所包含。
“男性主义”的解读： 有些人会将“为遭受歧视的男性发声”的议题归为“男性主义”（Men's Rights Movement）。然而，“男性主义”本身也存在争议，有些派别可能带有反女权倾向，而有些则确实是出于对男性在特定问题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关切。如何处理好“为男性发声”与“不损害女权核心”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需要智慧的平衡。
总结来说，女权团体较少大规模为遭受性别歧视的男性呐喊，并非否定男性也可能遭受性别歧视，而是基于以下几点：
历史与现实中，女性作为结构性不平等的更深层、更广泛的受害者，她们的权利争取具有更强的紧迫性和优先性。
很多男性遭受的所谓“性别歧视”，往往是父权制社会对男性施加的刻板印象和角色压力，这些压力本身也与父权制的运作方式有关，而父权制正是女权主义要挑战的对象。
有限的资源和运动精力需要优先投入到解决女性面临的结构性不公上。
为了保持运动的核心焦点和避免被边缘化或攻击，女权团体在议程设置上会有一定的侧重。
这并非意味着性别平等就应该只关注女性，一个真正实现平等的社会，理应关注所有个体在任何性别上的不公。但从运动的策略和历史背景来看，当前女权主义的焦点是可以理解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男性所面临的性别问题，也应该有更多的关注和讨论，并思考如何将这些议题纳入更广泛的性别平等框架下。
简单地说，不是说女权主义者“不在乎”男性，而是她们的“主要战场”和“最紧急的任务”仍然聚焦在纠正女性身上长期存在的、由结构性力量造成的系统性不平等上。当女性的基本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当性别权力结构得到根本性改变，届时，对所有个体性别压力的关注，才能真正被置于更平等的位置。
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个前提：“女权”这个词本身就带有历史的烙印和特定的语境。女性主义运动兴起于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下，最初的目标是为了争取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平等权利。在那个时期，女性是系统性不平等的主要受害者，她们的声音被压制，权利被剥夺。所以，早期和核心的女权主义，其关注的焦点自然是女性所面临的歧视和不公。
尽管核心理念是“平权”，也就是所有人无论性别都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但在实践层面，我们不能忽视现实的权力结构和历史遗留问题。
1. 历史与现实的权力不平等是根源：
历史的压迫感： 纵观人类历史，在绝大多数社会中，男性长期处于权力的高位，女性则普遍处于被压迫、被边缘化的地位。女权主义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历史性不平等的纠正。这种“纠正”本身就带有历史的紧迫感。
当下的结构性不平等： 即使在今天，女性在许多领域依然面临结构性的障碍。例如，职场上的性别薪酬差距、晋升天花板、生育对女性职业生涯的影响、性骚扰和性别暴力的高发率等等。这些问题是普遍存在且根深蒂固的，需要持续的关注和努力去改变。
相对弱势群体： 从社会整体和结构性的角度看，女性在许多方面仍然是相对弱势的群体。女权团体的主要精力自然会集中在解决这些最紧迫、最普遍的结构性问题上。
2. “性别歧视”的侧重点与表现形式不同：
男性遭受的歧视往往是“负面刻板印象”的延伸，而非结构性剥夺： 当我们谈论男性遭受的性别歧视时，很多时候是指社会对男性的刻板印象，比如“男人要坚强不能哭”、“男人应该养家糊口”等等。这些刻板印象确实会给男性带来压力，限制他们的情感表达，甚至影响他们的职业选择（比如不被鼓励从事护理、幼教等“女性化”职业）。
这些刻板印象是如何形成的？ 这些刻板印象往往是父权制社会为了维护其权力结构而构建出来的。男性被期望成为“顶梁柱”、“保护者”，这种角色设定服务于整个父权体系的运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男性所承受的一些性别压力，也是父权制结构下，男性扮演特定角色的“代价”，而这个结构也正是女性主义要挑战的。
举例说明：
家务和育儿责任分配不均： 虽然这是针对女性的压迫，但同时也对男性造成了压力，他们可能因为不愿意承担过多的家庭责任而被指责“不是好男人”。不过，从结构上看，女性承担更多家庭责任导致她们在职场上处于劣势，这是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
情感表达的压抑： 男性被教导不能软弱，这确实是一种不健康的刻板印象。但这种“不能软弱”的期望，恰恰是为了让男性在社会竞争中更“强大”，从而维护在公共领域的优势地位。
兵役和高风险职业： 在很多国家，男性被强制或倾向于承担更多兵役和危险工作的义务。这确实是一种性别不平等的体现，但其背后也与传统上男性作为“保卫者”的角色定位有关，这个定位同样是父权制文化的一部分。
3. 资源和议程设置的现实考量：
有限的资源和精力： 任何社会运动都需要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女权团体通常是草根组织，资源有限。他们必须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需要解决、最有成效的议题上。当前，女性在许多关键领域依然面临显著的不平等，这些议题的紧迫性使得它们成为优先关注对象。
议程的设定： 运动的议程往往是由其核心的关注点决定的。女权主义的核心是争取女性的权利和福祉。因此，他们的倡导活动、政策建议、媒体发声，自然会围绕女性面临的性别歧视展开。
4. 避免“转移焦点”和“稀释运动力量”的考量：
核心议题的优先性： 如果女权团体大规模地将精力分散到为男性发声，可能会被认为是在“稀释”其核心的女权议程，甚至可能被视为是对女性所受不公的“淡化”。这对于一个仍在争取自身平等权利的运动来说，可能是一种战略上的不慎重。
避免“反女权”的指责： 现实中，一些反对女权主义的言论往往会利用男性遭受的某些不公来攻击女权主义，将其描绘成“只关注女性，是性别对立”。因此，女权团体可能会谨慎处理为男性发声的问题，以免被对手利用来攻击其自身。
5. 倡导的复杂性与“男性主义”的出现：
为男性发声的团体或议题依然存在： 尽管不是“女权团体”的主力，但为男性权益发声的倡议和组织是存在的。比如关注男性健康、男性心理健康、父亲权益、反性别刻板印象（包括对男性的刻板印象）等。这些声音有时会独立存在，有时也会被更广泛的性别平等议题所包含。
“男性主义”的解读： 有些人会将“为遭受歧视的男性发声”的议题归为“男性主义”（Men's Rights Movement）。然而，“男性主义”本身也存在争议，有些派别可能带有反女权倾向，而有些则确实是出于对男性在特定问题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关切。如何处理好“为男性发声”与“不损害女权核心”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需要智慧的平衡。
总结来说，女权团体较少大规模为遭受性别歧视的男性呐喊，并非否定男性也可能遭受性别歧视，而是基于以下几点：
历史与现实中，女性作为结构性不平等的更深层、更广泛的受害者，她们的权利争取具有更强的紧迫性和优先性。
很多男性遭受的所谓“性别歧视”，往往是父权制社会对男性施加的刻板印象和角色压力，这些压力本身也与父权制的运作方式有关，而父权制正是女权主义要挑战的对象。
有限的资源和运动精力需要优先投入到解决女性面临的结构性不公上。
为了保持运动的核心焦点和避免被边缘化或攻击，女权团体在议程设置上会有一定的侧重。
这并非意味着性别平等就应该只关注女性，一个真正实现平等的社会，理应关注所有个体在任何性别上的不公。但从运动的策略和历史背景来看，当前女权主义的焦点是可以理解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男性所面临的性别问题，也应该有更多的关注和讨论，并思考如何将这些议题纳入更广泛的性别平等框架下。
简单地说，不是说女权主义者“不在乎”男性，而是她们的“主要战场”和“最紧急的任务”仍然聚焦在纠正女性身上长期存在的、由结构性力量造成的系统性不平等上。当女性的基本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当性别权力结构得到根本性改变，届时，对所有个体性别压力的关注，才能真正被置于更平等的位置。
网友意见
既然题主说“只限中国”，那问题就清晰了。
中国现有的经过合法程序成立和存续的，以维护女性权益、倡导性别平等为主旨的人民团体，只有一家：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联合国相关组织承认的，代表中国政府在女性发展方面的权威意见的，也只有一个单位：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内设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其他以维护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发展为主的社会组织，也主要是在民政系统的指导下开展扶贫济困、职业教育、文化扫盲、法律救济等工作，他们在大家熟悉的舆论空间里完全透明。
除此以外，那些题主所谓的以网上舆论活动为主“女权团体”都是什么来路、什么动机，自己去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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