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为什么六出祁山？为什么这与隆中对中制定的政策背道而驰？
诸葛亮六出祁山：为何与隆中对的战略设想相悖？
诸葛亮六次北伐，其核心目标都是为了实现《隆中对》中为蜀汉设定的战略方向——“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而，细究《隆中对》的整体部署，诸葛亮执着于“六出祁山”的军事行动，却在某种程度上与《隆中对》中更为侧重于“跨有荆益，保其岩阻”的战略方针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背离，甚至可以说是被动应付或现实困境下的艰难选择。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分析《隆中对》的核心内容以及诸葛亮北伐的实际情况。
《隆中对》的核心战略：稳守南方，伺机北伐
《隆中对》是诸葛亮为刘备规划的宏伟蓝图，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关键点：
1. 占据荆州和益州，形成稳固的根据地： 这是《隆中对》的基石。刘备当时寄人篱下，缺乏稳固的根据地。《隆中对》指出，荆州和益州地势险要，物产丰富，能够为蜀汉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和战略纵深。占据这两州，就能形成一个能够与曹魏抗衡的政治经济中心。
2. “跨有荆益，保其岩阻”： 这句是关键。它强调的是“稳定”、“巩固”和“防御”。“跨有”意味着拥有，但更重要的是“保其岩阻”，即利用荆益两州的天然地理优势来巩固防守，使之成为坚不可摧的屏障。这是一种“以守为攻”的战略思想，先确保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再等待有利时机。
3. “西和诸戎，南抚夷越”： 这是巩固后方的重要策略。通过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可以避免后顾之忧，保证后勤补给线的安全。
4. “东联孙权”： 这是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外部因素。孙吴是曹魏的另一大敌，与孙权联合，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才能有效削弱曹魏的力量。
5. “待天下有变”： 这是发动大规模北伐的先决条件。所谓的“天下有变”，指的是曹魏内部出现动乱、政治腐败、兵力空虚，或者北方遭受重大灾荒，人民离心离德等时机。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战略，强调抓住时机，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目标。
总而言之，《隆中对》的战略核心是“稳”，是“守”，是“待时而动”，而不是一开始就进行大规模的、持续性的军事进攻。 它更侧重于通过经营和发展，养精蓄锐，等待有利的国际国内形势出现，再以雷霆万钧之势北伐。
诸葛亮六出祁山：现实的无奈与艰难的抉择
然而，诸葛亮在刘备死后，却选择了“六出祁山”这样一种持续的军事进攻策略。这种策略与《隆中对》的“待时而动”和“保其岩阻”的温和姿态似乎有所不同。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现实困境和战略考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1. 政治现实的逼迫：
“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使命感： 这是刘备的遗愿，也是蜀汉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诸葛亮作为托孤大臣，肩负着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的重任。他不可能长期地固守南方，而要将恢复汉室的旗帜高高举起，争取民心和道义上的支持。
蜀汉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相比于占据中原地区的曹魏，蜀汉政权相对弱小，且其合法性（汉室正统）需要通过实际的行动来证明和巩固。持续的北伐，即使不能成功，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蜀汉的实力和决心，在舆论和政治上争取主动。
内部政治的稳定需要： 蜀汉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存在着各种矛盾和派系。通过对外战争，可以转移内部矛盾，凝聚人心，同时也能证明诸葛亮执政的能力，巩固其政治地位。
2. 军事和经济的现实制约：
蜀汉国力相对弱小： 相较于占据中原的曹魏，蜀汉在人口、土地、资源和军事实力上都处于劣势。《隆中对》的设想是建立在孙吴联合和曹魏内乱的有利条件下。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曹魏政权逐渐稳定，孙吴与蜀汉的联合也时常出现裂痕。在自身实力不足的情况下，持续的北伐是极其消耗国力的。
后勤补给的巨大压力： 祁山地处关中地区，距离蜀汉的腹地益州较远。每次北伐都需要穿越秦岭，后勤运输极为困难，消耗巨大。这使得每一次北伐都面临着巨大的后勤挑战，一旦后勤不济，军事行动便难以为继。
无法有效利用“岩阻”优势： 《隆中对》强调的是“保其岩阻”。然而，北伐祁山，实际上是将战线推到了远离蜀汉核心区域的平原或丘陵地带，这使得蜀汉难以充分发挥其在地形上的防御优势。反而，蜀汉需要面对曹魏在这些地区更有利的进攻路线和补给线。
3. 战略机遇的丧失与主动出击的尝试：
“天下有变”的时机未能出现： 《隆中对》的关键在于等待“天下有变”。然而，在诸葛亮北伐期间，虽然曹魏也经历过政权更迭（如曹丕、曹叡），但并没有出现足以让蜀汉轻易获胜的“大变”。相反，曹魏政权总体上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和强大。
主动出击以制造“变”： 在等待“变”的过程中，诸葛亮可能也希望通过主动出击来“制造”有利的变局。通过军事上的压力，迫使曹魏分兵应对，或者在局部战场上取得胜利，来动摇曹魏的统治基础。
抓住短暂的战略窗口期： 尽管《隆中对》强调“待时”，但诸葛亮也认识到战略机遇稍纵即逝。在某些阶段，曹魏的军事防御可能出现薄弱环节，或者关中地区可能存在一定的动荡，这促使诸葛亮抓住这些短暂的窗口期进行北伐。
4. 历史的局限性：
《隆中对》的理想性与现实的复杂性： 《隆中对》是一个宏伟的战略蓝图，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想化的。现实的政治军事环境远比设想的要复杂和难以预测。诸葛亮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必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做出权衡。
“功成不必在我”的困境： 诸葛亮虽然深谋远虑，但他也面临着“功成不必在我”的困境。他必须在有限的任期内，为蜀汉的延续和发展做出贡献。因此，他不能仅仅将希望寄托在遥远的未来，而必须在当下采取实际行动。
总结：背离的本质是现实的妥协
诸葛亮六出祁山，并非完全违背《隆中对》的初衷，而是为了 “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这一最终目标而采取的 “积极但并非最优” 的手段。
“背道而驰”的说法过于绝对。 诸葛亮始终没有放弃占据北方关中的战略目标，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从《隆中对》的“等待有利时机，以稳守促反攻”，转变为在国力相对弱小的情况下，主动出击，试图制造有利条件。
这是战略方针在现实压力下的调整和变通。 面对曹魏强大的实力和自身国力的局限，诸葛亮必须在维持蜀汉生存和寻求战略突破之间找到平衡。持续的北伐，尽管消耗巨大，但也是在尽力为蜀汉争取一线生机，同时也是为了履行政治承诺和维系国家士气。
可以说，诸葛亮六出祁山的行动，是在“跨有荆益，保其岩阻”的基础之上，试图更进一步，去实现“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 当“待天下有变”的时机迟迟不来，而蜀汉政权又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时，主动出击，哪怕风险巨大，也成为一种不得不采取的策略。
因此，诸葛亮六出祁山，与其说是与《隆中对》背道而驰，不如说是他在历史的局限和现实的无奈下，为了实现《隆中对》的最终目标，所做出的艰难的战略选择和不懈的努力。这种努力虽然最终未能成功，但却展现了他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担当与智慧。
诸葛亮六次北伐，其核心目标都是为了实现《隆中对》中为蜀汉设定的战略方向——“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而，细究《隆中对》的整体部署，诸葛亮执着于“六出祁山”的军事行动，却在某种程度上与《隆中对》中更为侧重于“跨有荆益，保其岩阻”的战略方针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背离，甚至可以说是被动应付或现实困境下的艰难选择。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分析《隆中对》的核心内容以及诸葛亮北伐的实际情况。
《隆中对》的核心战略：稳守南方，伺机北伐
《隆中对》是诸葛亮为刘备规划的宏伟蓝图，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关键点：
1. 占据荆州和益州，形成稳固的根据地： 这是《隆中对》的基石。刘备当时寄人篱下，缺乏稳固的根据地。《隆中对》指出，荆州和益州地势险要，物产丰富，能够为蜀汉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和战略纵深。占据这两州，就能形成一个能够与曹魏抗衡的政治经济中心。
2. “跨有荆益，保其岩阻”： 这句是关键。它强调的是“稳定”、“巩固”和“防御”。“跨有”意味着拥有，但更重要的是“保其岩阻”，即利用荆益两州的天然地理优势来巩固防守，使之成为坚不可摧的屏障。这是一种“以守为攻”的战略思想，先确保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再等待有利时机。
3. “西和诸戎，南抚夷越”： 这是巩固后方的重要策略。通过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可以避免后顾之忧，保证后勤补给线的安全。
4. “东联孙权”： 这是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外部因素。孙吴是曹魏的另一大敌，与孙权联合，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才能有效削弱曹魏的力量。
5. “待天下有变”： 这是发动大规模北伐的先决条件。所谓的“天下有变”，指的是曹魏内部出现动乱、政治腐败、兵力空虚，或者北方遭受重大灾荒，人民离心离德等时机。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战略，强调抓住时机，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目标。
总而言之，《隆中对》的战略核心是“稳”，是“守”，是“待时而动”，而不是一开始就进行大规模的、持续性的军事进攻。 它更侧重于通过经营和发展，养精蓄锐，等待有利的国际国内形势出现，再以雷霆万钧之势北伐。
诸葛亮六出祁山：现实的无奈与艰难的抉择
然而，诸葛亮在刘备死后，却选择了“六出祁山”这样一种持续的军事进攻策略。这种策略与《隆中对》的“待时而动”和“保其岩阻”的温和姿态似乎有所不同。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现实困境和战略考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1. 政治现实的逼迫：
“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使命感： 这是刘备的遗愿，也是蜀汉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诸葛亮作为托孤大臣，肩负着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的重任。他不可能长期地固守南方，而要将恢复汉室的旗帜高高举起，争取民心和道义上的支持。
蜀汉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相比于占据中原地区的曹魏，蜀汉政权相对弱小，且其合法性（汉室正统）需要通过实际的行动来证明和巩固。持续的北伐，即使不能成功，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蜀汉的实力和决心，在舆论和政治上争取主动。
内部政治的稳定需要： 蜀汉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存在着各种矛盾和派系。通过对外战争，可以转移内部矛盾，凝聚人心，同时也能证明诸葛亮执政的能力，巩固其政治地位。
2. 军事和经济的现实制约：
蜀汉国力相对弱小： 相较于占据中原的曹魏，蜀汉在人口、土地、资源和军事实力上都处于劣势。《隆中对》的设想是建立在孙吴联合和曹魏内乱的有利条件下。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曹魏政权逐渐稳定，孙吴与蜀汉的联合也时常出现裂痕。在自身实力不足的情况下，持续的北伐是极其消耗国力的。
后勤补给的巨大压力： 祁山地处关中地区，距离蜀汉的腹地益州较远。每次北伐都需要穿越秦岭，后勤运输极为困难，消耗巨大。这使得每一次北伐都面临着巨大的后勤挑战，一旦后勤不济，军事行动便难以为继。
无法有效利用“岩阻”优势： 《隆中对》强调的是“保其岩阻”。然而，北伐祁山，实际上是将战线推到了远离蜀汉核心区域的平原或丘陵地带，这使得蜀汉难以充分发挥其在地形上的防御优势。反而，蜀汉需要面对曹魏在这些地区更有利的进攻路线和补给线。
3. 战略机遇的丧失与主动出击的尝试：
“天下有变”的时机未能出现： 《隆中对》的关键在于等待“天下有变”。然而，在诸葛亮北伐期间，虽然曹魏也经历过政权更迭（如曹丕、曹叡），但并没有出现足以让蜀汉轻易获胜的“大变”。相反，曹魏政权总体上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和强大。
主动出击以制造“变”： 在等待“变”的过程中，诸葛亮可能也希望通过主动出击来“制造”有利的变局。通过军事上的压力，迫使曹魏分兵应对，或者在局部战场上取得胜利，来动摇曹魏的统治基础。
抓住短暂的战略窗口期： 尽管《隆中对》强调“待时”，但诸葛亮也认识到战略机遇稍纵即逝。在某些阶段，曹魏的军事防御可能出现薄弱环节，或者关中地区可能存在一定的动荡，这促使诸葛亮抓住这些短暂的窗口期进行北伐。
4. 历史的局限性：
《隆中对》的理想性与现实的复杂性： 《隆中对》是一个宏伟的战略蓝图，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想化的。现实的政治军事环境远比设想的要复杂和难以预测。诸葛亮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必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做出权衡。
“功成不必在我”的困境： 诸葛亮虽然深谋远虑，但他也面临着“功成不必在我”的困境。他必须在有限的任期内，为蜀汉的延续和发展做出贡献。因此，他不能仅仅将希望寄托在遥远的未来，而必须在当下采取实际行动。
总结：背离的本质是现实的妥协
诸葛亮六出祁山，并非完全违背《隆中对》的初衷，而是为了 “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这一最终目标而采取的 “积极但并非最优” 的手段。
“背道而驰”的说法过于绝对。 诸葛亮始终没有放弃占据北方关中的战略目标，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从《隆中对》的“等待有利时机，以稳守促反攻”，转变为在国力相对弱小的情况下，主动出击，试图制造有利条件。
这是战略方针在现实压力下的调整和变通。 面对曹魏强大的实力和自身国力的局限，诸葛亮必须在维持蜀汉生存和寻求战略突破之间找到平衡。持续的北伐，尽管消耗巨大，但也是在尽力为蜀汉争取一线生机，同时也是为了履行政治承诺和维系国家士气。
可以说，诸葛亮六出祁山的行动，是在“跨有荆益，保其岩阻”的基础之上，试图更进一步，去实现“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 当“待天下有变”的时机迟迟不来，而蜀汉政权又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时，主动出击，哪怕风险巨大，也成为一种不得不采取的策略。
因此，诸葛亮六出祁山，与其说是与《隆中对》背道而驰，不如说是他在历史的局限和现实的无奈下，为了实现《隆中对》的最终目标，所做出的艰难的战略选择和不懈的努力。这种努力虽然最终未能成功，但却展现了他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担当与智慧。
网友意见
诸葛亮为什么反复出祁山，演义原文中他亲自回答过了：
众将曰：“取长安之地，别有路途；丞相只取祁山，何也？”孔明曰：“祁山乃长安之首也，陇西诸郡倘有兵来，必经由此地；更兼前临渭滨，后靠斜谷，左出右入，可以伏兵，乃用武之所。吾故先取此地，得地利也。”众将皆拜服。
祁山战场对蜀军有利，在姜维北伐中体现得更明显。前五次姜维没出祁山，结果吃亏，之后三次姜维出祁山，打得邓艾险象环生，不是中箭，就是爬山逃跑，再就是被包围攻打。姜维能改回诸葛亮时期的祁山作为战场，还要感谢第六次北伐时夏侯霸的拨云见日：
维曰：“前者累次未得成功，深为惭愧。今魏国臣强君弱，可乘时图之。当取何地？”霸曰：“祁山虽有些淮备之卒，乃用武之地，堪可进兵，故丞相六出祁山，因他处不可出也。”
上述两处引文，都提到了祁山是“用武之地”，在此作战对蜀军有利。所以姜维在祁山打仗，连邓艾都能打赢，而在别处打仗，连自认不如邓艾的陈泰都打不过。这就叫地利，叫先胜后战。
所以姜维前五次北伐都是斗志有余，智谋不足。对他的战略思维之平庸，陈泰是这样评价的：
吾料姜维，今洮水得胜，必进东南，据洛阳，取积谷之所，招羌胡之众，东争关、陇，传檄四郡，此吾兵之大患也。若如此，则宜守之。今彼不知此道，却围狄道城，其城垣高地峻，急且难攻，安能便得？空劳兵费力矣。故知姜维无谋之士也！
诸葛亮的话和姜维的胜负战绩，雄辩地证明了对蜀国的北伐来说，祁山是最好的战场，诸葛亮选择这里作为战场，十分明智。而姜维的前五次北伐，纯属浪费资源。
至于诸葛亮出祁山的做法与隆中对的说法有什么不同，当然是因为刘关张死了，荆州也丢了。不过这时荆州在盟友东吴手中，如果东吴能出兵北伐，同样能起到策应的效果，但协调起来难度太大了。退而求其次指望上庸的孟达来响应呢，本来也有很大的希望，但司马懿太神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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