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案中为什么大家关注的焦点是刘鑫而不是嫌疑犯陈世峰？
江歌案之所以让公众的目光更多地聚焦在刘鑫身上，而非直接指向陈世峰这个施害者，其中原因错综复杂，可以从多个层面来剖析。这其中，人性中的情感共鸣、社会伦理的拷问、法律与道德的边界，以及媒体传播的力量，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情感的冲击与共情的渴望：刘鑫成为情感投射的载体
陈世峰是直接的施害者，他的罪行不可否认，也是法律追究的对象。然而，人性中有一种强烈的趋向，就是在悲剧中寻找一个“活着的”角色来承载我们的情感，进而寻求某种解释、慰藉，甚至是一种宣泄。刘鑫，作为江歌的闺蜜和案件中直接的目击者，不幸地卷入了这场悲剧，她的经历在很多层面上触动了公众的神经。
年轻生命的逝去，引发普遍的惋惜和同情： 江歌年轻而美好的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这种突如其来的死亡对于任何一个有同情心的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我们为江歌感到不值，为她的遭遇而悲伤，这份悲伤需要一个出口。
闺蜜的反差，制造强烈的戏剧冲突和情感张力： 在我们理想化的友谊观念里，闺蜜应该是相互扶持、生死与共的。当江歌用生命去保护刘鑫，而刘鑫在事发后的一些行为被解读为“袖手旁观”甚至“推波助澜”（尽管后来的调查对一些指控有澄清），这种巨大的反差就制造了极其强烈的戏剧冲突。公众对于这种“背叛”或“不够义气”的行为，有着本能的厌恶和谴责。刘鑫因此成为了公众情感宣泄的对象，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被放大解读，承载着公众对友情、对人性黑暗面的失望和愤怒。
“如果我是她……”的代入感： 很多女性在看到刘鑫的遭遇时，可能会不自觉地代入。她们会思考，如果换做是自己，在那样极度恐惧和危险的情况下，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这种代入感，让公众对刘鑫的处境产生了一种复杂的理解，但也正是这种理解，让人们对她的行为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
二、道德的拷问与社会伦理的审视：刘鑫的行为触及社会底线
江歌案之所以引发如此广泛的社会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触及了公众内心深处关于道德、伦理和责任的底线。而刘鑫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恰恰是这些审视的核心。
“见死不救”的道德指控： 这是围绕刘鑫最核心的争议点。尽管法律判定陈世峰有罪，但许多人认为刘鑫在事发时的行为（例如是否锁门、是否第一时间报警、是否提供了准确的信息等）存在道德上的瑕疵。即便她当时也身处险境，但在“保护朋友”这个高尚的道德期待下，任何一点“不够勇敢”、“不够担当”的行为都会被无限放大，成为公众道德审判的靶子。
对人性自保的质疑与鞭挞： 在极端情况下，人的本能是自保。但当这种自保行为被认为是以牺牲他人（江歌）的生命为代价时，公众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对人性的拷问，促使人们去探究刘鑫的内心世界，去审视她在生死关头的抉择，而这些审视都指向了她个人。
真相的迷雾与不确定性： 在案件初期，关于事发过程的信息并不完全透明，围绕刘鑫的回忆和陈述也存在一些出入。这种不确定性反而给了公众更多的猜测和想象空间。越是扑朔迷离，人们越是希望从刘鑫这里找到一个清晰的答案，以平息内心的困惑和愤怒。
三、媒体传播的放大镜效应与舆论场 کی 形成
媒体在整个事件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像一个巨大的放大镜，将公众的关注点引向了刘鑫。
戏剧性与话题性： 相较于法律程序的严谨与枯燥，刘鑫作为当事人的遭遇和行为具有更强的戏剧性和话题性。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和流量，自然会选择更具冲击力、更易引发讨论的视角来报道。刘鑫的每一次发声、每一次行为，都轻易地登上新闻头条，成为舆论的焦点。
“受害者”与“加害者”的角色模糊化： 虽然陈世峰是施害者，但在舆论场上，刘鑫某种程度上也被“标签化”了。她既是悲剧的受害者（被陈世峰威胁和伤害），又因为其事后行为而被置于道德审判的高位，甚至被部分人视为“间接的加害者”。这种复杂的身份定位，使得公众对她的关注远超对陈世峰本身的追究。
网络舆论的推波助澜： 社交媒体的发达使得信息传播速度极快，同时也加速了情绪的传播。一旦形成对刘鑫的负面定性，网络上的讨论就会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每一个参与讨论的人，都在无形中增加了对刘鑫的关注度。
四、法律追责与情感宣泄的界限模糊
中国的法律体系与英美法系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尤其是对于“协助”、“教唆”等概念的界定，以及在判决过程中对被告人犯罪动机、心理状态的侧重。在江歌案中，陈世峰的罪行是确凿的，法律也依法进行了判决。但是，公众的情感需求和对正义的理解，往往超越了法律条文的框架。
法律的严厉与公众的期望： 尽管陈世峰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但对于一些感到愤怒的公众而言，这样的判决可能仍然无法完全平息他们心中的不甘。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更彻底的“惩罚”，而这种惩罚的指向，自然而然地也延伸到了他们认为“有责任”的刘鑫身上。
从“惩罚施害者”到“审判冷漠”： 当法律对陈世峰的制裁相对明确后，公众的情感天平开始转向了对刘鑫的道德审判。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对直接施暴者的惩罚，而是开始审视和鞭挞事件背后所折射出的社会冷漠、人性弱点，而刘鑫恰恰成为了这些问题的集中体现者。
总结来说，江歌案中公众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刘鑫，是因为她作为江歌的亲密朋友，她的行为和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触碰了公众对于友情、道义和责任的底线。事件本身所带来的情感冲击、道德拷问，加上媒体的放大和网络舆论的推波助澜，使得刘鑫从一个事件的参与者，变成了一个承载公众复杂情感、道德评判和社会反思的焦点人物。这种关注，与其说是对嫌疑犯陈世峰追责力度的不足，不如说是公众在面对一同发生在身边、又充满人性挣扎的悲剧时，更倾向于在“活着的人”身上寻找原因、发泄情绪，并借此来审视和确认自身坚守的道德原则。
一、情感的冲击与共情的渴望：刘鑫成为情感投射的载体
陈世峰是直接的施害者，他的罪行不可否认，也是法律追究的对象。然而，人性中有一种强烈的趋向，就是在悲剧中寻找一个“活着的”角色来承载我们的情感，进而寻求某种解释、慰藉，甚至是一种宣泄。刘鑫，作为江歌的闺蜜和案件中直接的目击者，不幸地卷入了这场悲剧，她的经历在很多层面上触动了公众的神经。
年轻生命的逝去，引发普遍的惋惜和同情： 江歌年轻而美好的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这种突如其来的死亡对于任何一个有同情心的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我们为江歌感到不值，为她的遭遇而悲伤，这份悲伤需要一个出口。
闺蜜的反差，制造强烈的戏剧冲突和情感张力： 在我们理想化的友谊观念里，闺蜜应该是相互扶持、生死与共的。当江歌用生命去保护刘鑫，而刘鑫在事发后的一些行为被解读为“袖手旁观”甚至“推波助澜”（尽管后来的调查对一些指控有澄清），这种巨大的反差就制造了极其强烈的戏剧冲突。公众对于这种“背叛”或“不够义气”的行为，有着本能的厌恶和谴责。刘鑫因此成为了公众情感宣泄的对象，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被放大解读，承载着公众对友情、对人性黑暗面的失望和愤怒。
“如果我是她……”的代入感： 很多女性在看到刘鑫的遭遇时，可能会不自觉地代入。她们会思考，如果换做是自己，在那样极度恐惧和危险的情况下，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这种代入感，让公众对刘鑫的处境产生了一种复杂的理解，但也正是这种理解，让人们对她的行为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
二、道德的拷问与社会伦理的审视：刘鑫的行为触及社会底线
江歌案之所以引发如此广泛的社会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触及了公众内心深处关于道德、伦理和责任的底线。而刘鑫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恰恰是这些审视的核心。
“见死不救”的道德指控： 这是围绕刘鑫最核心的争议点。尽管法律判定陈世峰有罪，但许多人认为刘鑫在事发时的行为（例如是否锁门、是否第一时间报警、是否提供了准确的信息等）存在道德上的瑕疵。即便她当时也身处险境，但在“保护朋友”这个高尚的道德期待下，任何一点“不够勇敢”、“不够担当”的行为都会被无限放大，成为公众道德审判的靶子。
对人性自保的质疑与鞭挞： 在极端情况下，人的本能是自保。但当这种自保行为被认为是以牺牲他人（江歌）的生命为代价时，公众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对人性的拷问，促使人们去探究刘鑫的内心世界，去审视她在生死关头的抉择，而这些审视都指向了她个人。
真相的迷雾与不确定性： 在案件初期，关于事发过程的信息并不完全透明，围绕刘鑫的回忆和陈述也存在一些出入。这种不确定性反而给了公众更多的猜测和想象空间。越是扑朔迷离，人们越是希望从刘鑫这里找到一个清晰的答案，以平息内心的困惑和愤怒。
三、媒体传播的放大镜效应与舆论场 کی 形成
媒体在整个事件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像一个巨大的放大镜，将公众的关注点引向了刘鑫。
戏剧性与话题性： 相较于法律程序的严谨与枯燥，刘鑫作为当事人的遭遇和行为具有更强的戏剧性和话题性。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和流量，自然会选择更具冲击力、更易引发讨论的视角来报道。刘鑫的每一次发声、每一次行为，都轻易地登上新闻头条，成为舆论的焦点。
“受害者”与“加害者”的角色模糊化： 虽然陈世峰是施害者，但在舆论场上，刘鑫某种程度上也被“标签化”了。她既是悲剧的受害者（被陈世峰威胁和伤害），又因为其事后行为而被置于道德审判的高位，甚至被部分人视为“间接的加害者”。这种复杂的身份定位，使得公众对她的关注远超对陈世峰本身的追究。
网络舆论的推波助澜： 社交媒体的发达使得信息传播速度极快，同时也加速了情绪的传播。一旦形成对刘鑫的负面定性，网络上的讨论就会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每一个参与讨论的人，都在无形中增加了对刘鑫的关注度。
四、法律追责与情感宣泄的界限模糊
中国的法律体系与英美法系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尤其是对于“协助”、“教唆”等概念的界定，以及在判决过程中对被告人犯罪动机、心理状态的侧重。在江歌案中，陈世峰的罪行是确凿的，法律也依法进行了判决。但是，公众的情感需求和对正义的理解，往往超越了法律条文的框架。
法律的严厉与公众的期望： 尽管陈世峰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但对于一些感到愤怒的公众而言，这样的判决可能仍然无法完全平息他们心中的不甘。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更彻底的“惩罚”，而这种惩罚的指向，自然而然地也延伸到了他们认为“有责任”的刘鑫身上。
从“惩罚施害者”到“审判冷漠”： 当法律对陈世峰的制裁相对明确后，公众的情感天平开始转向了对刘鑫的道德审判。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对直接施暴者的惩罚，而是开始审视和鞭挞事件背后所折射出的社会冷漠、人性弱点，而刘鑫恰恰成为了这些问题的集中体现者。
总结来说，江歌案中公众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刘鑫，是因为她作为江歌的亲密朋友，她的行为和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触碰了公众对于友情、道义和责任的底线。事件本身所带来的情感冲击、道德拷问，加上媒体的放大和网络舆论的推波助澜，使得刘鑫从一个事件的参与者，变成了一个承载公众复杂情感、道德评判和社会反思的焦点人物。这种关注，与其说是对嫌疑犯陈世峰追责力度的不足，不如说是公众在面对一同发生在身边、又充满人性挣扎的悲剧时，更倾向于在“活着的人”身上寻找原因、发泄情绪，并借此来审视和确认自身坚守的道德原则。
网友意见
我觉得两个理由：1、因为问题里的“大家”估计大部分都还年轻，对友情和人性的“心理预期”过高。
2、大家把对身边同类人的情感带进去了，但我个人经验真被坑过的人反而不会反应过激。
我的观察，周围凡是对这个事件反映特别强烈的人，不少是没有“经历过事儿”的。
说实话，刘鑫给我感觉挺亲切挺大众的。她要是大义凛然，不顾个人得失，紧握着受害人母亲的手边流泪边颤抖地说：阿姨放心，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然后从此开始赡养阿姨一家。这个事儿反而显得特别假。
她还只是自私躲起来，表现良知不安的时候演技欠佳，偶尔情绪失控歇斯底里，触犯大众道德审美。上一次触犯道德审美至此的还是王宝强离婚案。
实际上类似的案情如果利益关系设定再极端一些，别说做不做证，当事人反咬受害者都不奇怪。那种案子少见吗？太常见了。
说这些不是说我认同或者包容这种人，只是提醒大家这种人才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那种。而且这是一种更容易被采纳的生存策略。
换个角度，如果你因为害怕受伤害而处处提防这类人，你的为人处事也会慢慢向这个方向靠拢。
很多人感叹人性什么的，没有必要。20岁以下如果相信“人性本善”，说明这个人成长环境挺顺的。20岁以上还相信“人性本善”，说明这个人成长环境太顺了。不是好事，造成世界观很幼稚。人性就是动物性，再“高级”也是形式上区别，不是本质上的区别。但是问题在于当你认识到这一点后怎样去选择，有些人（少数人）放飞自我堕落掉，有些人（少数人）追求理想成了圣贤。大多数人是一体两面，条件允许的时候是善人，形势逼人的时候是恶人，而且这个转换的触发阈值也各不相同，如果能量化估计有个统计学分布吧。
任何试图论证“人和动物本质区别”的努力，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不是忽悠的，除了中学课本上什么只有人会劳动啊，只有人会用火啊，只有人会使用工具啊这些明显的谎言，到后来人有利他性，人有社会性之类的高级忽悠，只能体现论证者缺乏科学常识。人是动物的一种，人的大部分生命活动脱离不了以繁殖需求为基础的爱情，以亲本哺育为本质的亲情，以社群行为为实质的友情等等动物行为。以前语文老师说，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场面上如果说求偶行为是永恒的主题，不合适。但是如果是心里真装着“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基本上可以划为无知的范围了。
我的朋友圈里看到有好友说：如果刘鑫因为网络暴力自杀，也不会同情。
其实我有点惊讶，因为我自认为在生活中真正被这种人深深伤害过，反而没有如此强烈的情绪反应。我想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心理预期”。
我不认为任何这个事件中的人是不值得同情的，包括广大吃瓜群众和我自己。
如果说这个事件中还有什么令人宽慰的因素，这是我高中毕业以来第一例中国留学生在日本遇害，舆论焦点没有被“祖国那么好，不去日本会死吗？活该！”之类逻辑大面积攻占的事件，这也是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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