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没有父母状告子女不孝的例子？
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书中，虽然法律条文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父母状告子女不孝”这种直接的诉讼形式，但关于子女对父母“不孝”而引发的家庭矛盾、社会纠纷，乃至被家族或乡里惩戒的记载却屡见不鲜。这些案例，虽然并非以“状告”的法律诉讼形式出现，却实实在在地反映了古代社会对孝道的要求以及违反孝道的后果。
为什么没有直接的“状告”？
古代社会以宗法制度为基础，强调家庭内部的伦理秩序和长幼尊卑。孝道被视为维系这种秩序的基石。在这种背景下，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更偏向于一种天然的、血缘性的管束关系，而非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因此，如果父母认为子女不孝，通常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解决：
1. 家族内部调解： 家族长辈（祖父、伯父、叔父等）是家族的权威，他们会出面调解家庭矛盾。
2. 族规约束： 各大家族都有自己的族规家法，其中往往包含对不孝行为的惩戒规定，例如罚款、逐出宗族等。
3. 乡里评议： 乡里长者或德高望重之人会进行评议和劝导。
4. 官府介入（间接）： 虽然不直接受理“不孝”的状告，但如果子女的不孝行为严重到触犯了国家法律（如遗弃、虐待导致严重后果），官府才会介入，但这已经是上升到法律层面，而非单纯的伦理问题了。
尽管如此，我们可以从一些史料中找到一些侧面反映父母因子女不孝而采取“行动”的例子，这些行动虽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状告”，但其目的都是为了让子女承担起孝道的责任。
一个比较接近“状告”意图的例子：唐朝柳宗元之父的遗嘱
虽然不是直接的“状告”，但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父亲柳 पढ़ाने，在去世前立下遗嘱，严厉训斥不孝的儿子柳宗直（柳宗元的哥哥）。这封遗嘱虽然是家事，却因为其严厉的措辞和公开的性质，实际上达到了“告诫”甚至“声讨”的效果。
柳 पढ़ाने在遗嘱中写道：“吾家本以孝友为本，而宗直（柳宗元的哥哥）居在兄弟，多悖逆不顺。吾为父者，苦心劝导，其志不改。今吾死，必当戮力事亲，克孝克弟，以慰吾灵，乃能宗吾家。……纵为吾之子，不忠于亲，不信于乡，又安可以为吾之后也哉？”
这段遗嘱的意思是：我们柳家一向以孝顺友爱为根本，但宗直作为我的儿子，却常常忤逆不顺。我作为父亲，苦心劝导他，他却屡教不改。我死之后，你们必须努力侍奉母亲，做到孝顺、友爱，才能告慰我的在天之灵，才能继承我家业。如果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能孝顺，不能在乡里得到信任，又怎么能成为我柳家的后代呢？
柳宗元之所以能成为名垂青史的文学家，很大程度上也与他受到的家庭教育和自身的孝行有关。虽然这段遗嘱没有直接送到官府，但其内容是对子女不孝的一种公开的、带有“审判”性质的批评。它表明，即使在没有直接法律诉讼的情况下，父母也会通过遗嘱、家族会议等方式，对子女的不孝行为进行“定性”和“追究”。如果这个儿子继续不孝，家族的声誉和家产分配都可能受到影响，这在古代社会也是一种严重的后果。
更广泛的“不孝”表现与间接处理
我们也可以从一些记载中看到，当子女的不孝行为触犯了社会伦理，甚至引起了公愤时，会有其他力量来“替天行道”。
《汉书·王嘉传》中记载，王嘉曾建议皇帝“禁铜”，并引用了《书》曰：“父子不慈孝，天地不祥。” 虽然这不是父母状告，而是大臣向皇帝进言，但已经说明了社会对孝道缺失的重视，以及可能带来的“不祥”后果。这种“不祥”会被解读为社会不安、灾祸的根源。
在一些地方志或笔记小说中，会记载一些地方官员或乡绅处理家庭纠纷的案例。 有时，父母即便没有“状告”，但如果他们的困境被公开，比如被子女虐待、遗弃，导致生活不能自理，那么可能会有热心人或基层官员出面干预，要求子女承担赡养义务。这虽然是基于人道主义或基层治理的需要，但其本质也是对不孝行为的一种“处理”。
“告老还乡”的官员子女不赡养父母的案例。 有些史书会记载一些退休官员或老者，因为子女不孝而生活困苦，向官府或家族求助。官府可能会发文责令子女赡养，或者族长会召集家族会议进行训诫和处罚。这虽然不是父母主动的“诉讼”，但其诉求最终得到了“外部力量”的响应和处理。
总结
总而言之，古代社会因为其特殊的宗法伦理结构，并没有形成“父母状告子女不孝”这样的直接法律诉讼。孝道更多地被视为一种道德约束和家庭内部责任。父母对不孝子女的处理，更多地是通过家族内部的调解、族规的惩戒，或者在极端情况下，当不孝行为触犯了法律时，由官府间接介入。柳宗元父亲的遗嘱虽然是个特例，但也反映了父母在面对子女不孝时，会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对子女的“审判”。这种处理方式，虽然形式不同于现代的法律诉讼，但其维护家庭伦理、惩戒不孝行为的目的却是一致的。
为什么没有直接的“状告”？
古代社会以宗法制度为基础，强调家庭内部的伦理秩序和长幼尊卑。孝道被视为维系这种秩序的基石。在这种背景下，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更偏向于一种天然的、血缘性的管束关系，而非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因此，如果父母认为子女不孝，通常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解决：
1. 家族内部调解： 家族长辈（祖父、伯父、叔父等）是家族的权威，他们会出面调解家庭矛盾。
2. 族规约束： 各大家族都有自己的族规家法，其中往往包含对不孝行为的惩戒规定，例如罚款、逐出宗族等。
3. 乡里评议： 乡里长者或德高望重之人会进行评议和劝导。
4. 官府介入（间接）： 虽然不直接受理“不孝”的状告，但如果子女的不孝行为严重到触犯了国家法律（如遗弃、虐待导致严重后果），官府才会介入，但这已经是上升到法律层面，而非单纯的伦理问题了。
尽管如此，我们可以从一些史料中找到一些侧面反映父母因子女不孝而采取“行动”的例子，这些行动虽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状告”，但其目的都是为了让子女承担起孝道的责任。
一个比较接近“状告”意图的例子：唐朝柳宗元之父的遗嘱
虽然不是直接的“状告”，但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父亲柳 पढ़ाने，在去世前立下遗嘱，严厉训斥不孝的儿子柳宗直（柳宗元的哥哥）。这封遗嘱虽然是家事，却因为其严厉的措辞和公开的性质，实际上达到了“告诫”甚至“声讨”的效果。
柳 पढ़ाने在遗嘱中写道：“吾家本以孝友为本，而宗直（柳宗元的哥哥）居在兄弟，多悖逆不顺。吾为父者，苦心劝导，其志不改。今吾死，必当戮力事亲，克孝克弟，以慰吾灵，乃能宗吾家。……纵为吾之子，不忠于亲，不信于乡，又安可以为吾之后也哉？”
这段遗嘱的意思是：我们柳家一向以孝顺友爱为根本，但宗直作为我的儿子，却常常忤逆不顺。我作为父亲，苦心劝导他，他却屡教不改。我死之后，你们必须努力侍奉母亲，做到孝顺、友爱，才能告慰我的在天之灵，才能继承我家业。如果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能孝顺，不能在乡里得到信任，又怎么能成为我柳家的后代呢？
柳宗元之所以能成为名垂青史的文学家，很大程度上也与他受到的家庭教育和自身的孝行有关。虽然这段遗嘱没有直接送到官府，但其内容是对子女不孝的一种公开的、带有“审判”性质的批评。它表明，即使在没有直接法律诉讼的情况下，父母也会通过遗嘱、家族会议等方式，对子女的不孝行为进行“定性”和“追究”。如果这个儿子继续不孝，家族的声誉和家产分配都可能受到影响，这在古代社会也是一种严重的后果。
更广泛的“不孝”表现与间接处理
我们也可以从一些记载中看到，当子女的不孝行为触犯了社会伦理，甚至引起了公愤时，会有其他力量来“替天行道”。
《汉书·王嘉传》中记载，王嘉曾建议皇帝“禁铜”，并引用了《书》曰：“父子不慈孝，天地不祥。” 虽然这不是父母状告，而是大臣向皇帝进言，但已经说明了社会对孝道缺失的重视，以及可能带来的“不祥”后果。这种“不祥”会被解读为社会不安、灾祸的根源。
在一些地方志或笔记小说中，会记载一些地方官员或乡绅处理家庭纠纷的案例。 有时，父母即便没有“状告”，但如果他们的困境被公开，比如被子女虐待、遗弃，导致生活不能自理，那么可能会有热心人或基层官员出面干预，要求子女承担赡养义务。这虽然是基于人道主义或基层治理的需要，但其本质也是对不孝行为的一种“处理”。
“告老还乡”的官员子女不赡养父母的案例。 有些史书会记载一些退休官员或老者，因为子女不孝而生活困苦，向官府或家族求助。官府可能会发文责令子女赡养，或者族长会召集家族会议进行训诫和处罚。这虽然不是父母主动的“诉讼”，但其诉求最终得到了“外部力量”的响应和处理。
总结
总而言之，古代社会因为其特殊的宗法伦理结构，并没有形成“父母状告子女不孝”这样的直接法律诉讼。孝道更多地被视为一种道德约束和家庭内部责任。父母对不孝子女的处理，更多地是通过家族内部的调解、族规的惩戒，或者在极端情况下，当不孝行为触犯了法律时，由官府间接介入。柳宗元父亲的遗嘱虽然是个特例，但也反映了父母在面对子女不孝时，会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对子女的“审判”。这种处理方式，虽然形式不同于现代的法律诉讼，但其维护家庭伦理、惩戒不孝行为的目的却是一致的。
网友意见
可能现在人没看相关史料就觉得少吧，其实真的还挺多的。
古代若父母状告子女不孝，那子女可能面临死刑重罪，因为“子女不孝”乃是古代“十恶”之一，《大明律集解附例》说：“盖十恶之人，悖伦逆天灭礼贼义，乃王法所必诛，故特表之，以严其禁。”“不孝”是与谋反相提并论的。
所谓“十恶”，指的是：
一曰谋反
二曰谋大逆
三曰谋叛。
四曰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夫之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及夫者。
五曰不道。
六曰大不敬。
七曰不孝。谓告言咒骂祖父母、父母，夫之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奉养有缺，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
八曰不睦。
九曰不义。
十曰内乱。
也正因“不孝”的罪名实在太重，大多数父母也不会存心想置子女于死地，所以一般情况下父母确实不会去向官府告状，去告官的大多都是实在忍无可忍。
而且，很多父母一时忍不住告了官，往往冷静后又后悔了，这种情况叫作“息词”，即告官后又申请撤销诉讼的状词。其实我们设身处地，代入自己的父母想一下就明白这种情况了。
现在举些实例，专门来讲一下父母告子女“不孝”接着又“息词”的情况：
1、成化六年十月，三法司会审重囚，这其中就有不少人是犯了不孝罪，按律当斩首或绞刑，后有八个“不孝”罪重犯的父母又向官府撤诉息词，这种情况就需要皇帝亲自裁决。
成化六年十月甲寅（十月初十日），三法司会官审录重囚。
刑部审得情真无词者八十四人，情可矜疑者二十一人，有词当鞫者二人，犯不孝罪父母有息词者八人。
都察院：情真无词者十四人，当奏请定夺者三人，各以具狱闻。
上览其情辞，于情真者命减死（命減死:廣本減作免。）充边军十四人，留系狱者十五人，妇人谋杀亲夫适有孕，命待产，限满日处决一人，余俱准拟。其情可矜疑并奏请定夺者，各充军、杖罪有差，当鞫者再问报。
那么一般息词以后怎么判决呢？
2、成化十年四月，刑部尚书王概上处置条例十事，其中就有明确说明对不孝罪的处罚是斩、绞，如果其后祖父母、父母息词，经上奏朝廷核准，处杖刑后发回养亲。
但王概又说，“不孝之徒，恃此以免”，所以他建议只许初犯“不孝”罪者息词，再犯者，即使父母撤诉息词，亦不与奏请。不过如果是父母或者其他什么人故意陷害子女，则不拘次数。
当年十月的一次会审及十三年九月的一次会审，对于父母告其子妇不孝而复息词者，宪宗的判决是“杖而释之”。
成化十年四月甲子（四月初十日），刑部尚书王概上处置条例十事：......
一、子孙殴骂祖父母及妻妾殴骂夫之祖父母、父母，坐斩、绞罪，后祖父母、父母或告息词，奏蒙决杖发回餋亲。不孝之徒，恃此以免，灭伦败俗，莫此为甚。宜令初犯许准息词，再犯虽有息词，不与奏请。其中若有执私故害者，不拘次数亦与辩理。
成化十年十月戊子（十月初六日），法司奏：
今岁死囚总九十一人，奉旨会官审录于朝，得情真无词者二十人，余或诉冤并情可矜疑及父母告其子而复息词者，皆具狱以闻。
诏：情真无词者如律处决，诉冤者许重鞫，情可矜疑者减死充边军（充邊軍:廣本無邊字。），息词者杖而释之。
成化十三年九月丙子（九月十二日），刑部都察院奏请循例会公、侯、驸马、伯、五府、六部等官于承天门外审录重囚总百七十二人，内情真无词者百二十一人，诉冤并情可矜疑及父母告子妇而复息词者皆略具狱词以闻。
诏：情可矜疑三十一人减死充边军，息词者四人杖之，俾归养，余诉冤者留重鞫焉。
3、当然也不是所有息词者都能给减轻处罚的，成化二十年四月的一次“热审”，刑部审出有子妇不孝父母告之而复息词者十四人，但经宪宗判断，其中有三人情节特别恶劣，决定不宥，也就是按律处斩了。
成化二十年四月戊午（四月初二日），上谕三法司曰：
今天气暄热，两法司、锦衣卫见监囚犯笞罪无干证者释之，徒流以下减等处治，重囚情可矜疑并枷项示众者，俱录狱辞以闻。
于是刑部奏：死罪可矜者二十八人，子妇不孝父母告之而复息词者十四人。
都察院奏：死罪可矜者五人，枷项者六人。
得旨：贳死充边军者总三十五人，为民口外者二人，杖之俾归养者十一人，惟强盗二人、不孝情重者三人不宥。
4、当年五月，再次会审，其中又有六人属于父母告其不孝而复息词者，宪宗判处六人各在自家家门前枷项满一月，然后再杖一百，释其归家，使其奉养父母。
成化二十年五月甲午（五月初八日），上复谕三法司曰：
见监重囚累诉冤枉者，再照例多官会审，果情罪有可矜疑者，毋拘成案，开具来闻。还移文南京法司一体审录。
至是刑部、都察院会公、侯、驸马、伯、五府、六部等官审录，得情可矜疑者二十九人，又十二人屡审情真而诉冤，有至二十四章者，又六人父母告其不孝而复息词者，皆以具狱上请（皆以具獄上請:廣本具作其。）。
得旨：减死充军者（充軍者:廣本充下有邊字。）二十人，留狱重鞫者十七人，不孝六人各于其家门枷项满一月杖之百，俾归餋，妇人（婦人:廣本人作女。）以奸罪当死者四人释之。
最后再举一个案情比较复杂曲折精彩的不孝息词案：
5、弘治十七年十月，衡阳王府晋宁郡君仪宾萧琏的父亲先前向官府告他不孝，后来又撤诉息词了，官府正准备释放萧琏，但过了一段时间，萧琏之父死了，湖广巡按包泽翻案，认为先前萧琏之父虽然息词，但恐怕不是他的本意，故给萧琏拟罪绞刑。
萧琏的继母就跑去击登闻鼓诉冤，说萧琏之前根本就没有骂过他父亲，全因往年曾告过荆州知府吴彦华的状，他手下的胥吏李鹗就贿赂萧琏的父亲，唆使其去告萧琏不孝，萧琏的父亲老糊涂了，才去告萧琏的。
萧琏的两个女儿也上疏为父亲申辩，甚至祈求代替萧琏去死。
当然，以上只是萧琏家人的说辞，法司却认为萧琏罪状证据确凿，难以宽宥，应该按律处死。
孝宗最后还是免了萧琏的死罪，只将其杖责一百，并革职。
具体真相如何现在已经无法弄清楚了，但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到，“不孝”的罪名真的很重，就是骂父母亲也不行，一旦被告发，就是死罪。而且这种罪名也很有可能是被人陷害的。
弘治十七年十月辛酉（十月初四日），衡阳王府晋宁郡君仪宾萧琏父先告其不孝，已而息词，复欲释之。久之，父死，巡按湖广监察御史包泽以为父虽有息词，恐非本意，竟拟绞罪以请。琏继母徐氏击登闻鼓诉冤，谓琏实无骂父事，因往年尝妄奏荆州知府吴彦华，刁吏李鹗赂其父，使妄告，父老耄，误从之耳。琏二女亦上疏辩，且乞代父死。法司以为二女孝义虽可矜，但琏罪状明白，于法难宥。
上以琏父曾有息词，命杖之百，革职，发回餋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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