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在清朝和日本改革,都去欧洲学经验 ,然而中国去学造东西 ,而日本去学制度,那学制度先进在哪?

回答
清朝和日本在近代都曾派出大量官员、学者赴欧洲学习,希望借此强国富民。然而,两国在学习的侧重点和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在学习欧洲的“制度”方面,日本展现出了更为深远的成效,而清朝则更倾向于“器物”层面的学习。这种差异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文化及政治原因,而日本学习制度的先进之处,恰恰体现在其能够更有效地应对时代变迁,实现国家整体的转型与现代化。

一、 清朝的学习:“器物”的局限与“制度”的缺失

清朝的改革,尤其是洋务运动,其核心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的“西学”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因此,引进蒸汽机、轮船、火炮、电报等“器物”成为改革的重点。

学习目标: 主要是为了“御侮”,即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维护清朝的统治。因此,学习的出发点带有很强的防御性和实用性。
学习内容: 侧重于学习制造、购买、使用西方的先进武器和工业技术,建立兵工厂、造船厂、矿务局等。
学习方式: 以引进技术、聘请外国工程师为主,在技术层面进行模仿和学习。
结果: 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但并未触及根本性的制度弊端。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和顶层设计,这些工业成果往往效率低下,管理混乱,也未能形成强大的国家工业体系。更重要的是,这种“器物”层面的学习,没有解决政治体制、官僚体系、教育制度、法律体系等深层问题,因此,在甲午战争的惨败中,大部分洋务成果化为乌有。

清朝为何未能真正学习“制度”?

1. 统治阶级的保守与恐惧: 清朝的统治者,特别是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派,对任何可能动摇其统治的改革都心存疑虑。他们认为,学习西方的“制度”就意味着要模仿西方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这无疑是对皇权专制的挑战。因此,他们更愿意停留在学习技术和军事装备的层面,因为这不会触及他们统治的根本。
2. “中学为体”的根本性限制: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从根本上限制了对西方制度的学习。这里的“体”指的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当西方的“学”被限定在“用”(器物)的层面时,就无法触及那些被视为“体”的西方先进制度,比如议会制度、三权分立、法律体系、教育体制等。
3. 缺乏制度性改革的动力: 整个改革运动缺乏自上而下的、系统的制度性设计和推动。即使有部分开明的官员提出过一些改革建议,也往往因为缺乏支持、阻力重重而难以实现。

二、 日本的学习:“制度”的革新与国家转型

相比之下,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以“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为口号,更加系统和彻底地学习了西方。日本认识到,仅仅学习技术是不够的,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富强。

学习目标: 不仅是为了抵抗西方侵略,更是为了成为一个独立的、能在国际上与之竞争的强大国家。这种雄心促使他们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改革。
学习内容: 日本学习的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涵盖了西方社会的所有重要领域:
政治制度: 学习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但保留了天皇的绝对权威)、德国的官僚体系,建立了内阁、议会(虽然权力有限),改革了地方行政制度。
法律制度: 参照法国和德国的民法、刑法、商法等,制定了新的法律体系,以适应现代国家的需求。
经济制度: 学习英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废除了封建领主制度,确立了财产权,发展了银行、铁路、航运等近代产业。
军事制度: 学习德国的陆军和英国的海军,建立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
教育制度: 建立了普及性的义务教育,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人文,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社会制度: 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度,改革了户籍制度,促进了社会流动。
学习方式:
广泛派遣留学生: 大量派遣青年才俊出国深造,不仅学习技术,更重要的是学习各国的先进制度和思想。
聘请外国顾问: 广泛聘请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担任顾问,如政治、法律、军事、教育等。
翻译与研究: 大量翻译西方经典著作,深入研究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各个方面。
“选择性借鉴”: 日本并非全盘照搬,而是根据本国国情,有选择性地借鉴各国的长处,形成符合日本特色的制度。例如,在政治体制上,既学习英国的议会,又借鉴德国的中央集权。
结果: 日本通过学习和改革,在短短几十年内,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强国。其现代化的制度建设,为经济发展、军事扩张、民族国家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日本学习制度的先进性体现在哪里?

1. 彻底的改革精神: 日本维新派有更强的革新意识,他们认识到旧的封建制度是阻碍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敢于打破传统,推翻幕府统治,建立了新的政治秩序。
2. 系统性与整体性: 日本的学习是系统性的,不是零散的。他们认识到制度的各个部分是相互关联的,必须进行整体性的改革。从政治、法律到经济、教育,形成了一个相互支撑的现代化体系。
3. 对“道”的深刻理解: 日本学习西方并非仅仅是学习“术”(器物、技术),更是学习“道”(制度、思想、理念)。他们理解到,先进的技术需要先进的制度来保障和发挥作用。例如,先进的工厂需要完善的法律来规范市场,需要先进的教育来培养人才,需要高效的官僚体系来管理。
4. 国家主导的战略性规划: 明治政府强力主导改革,制定了清晰的国家发展战略。这种国家层面的规划和推动,使得改革能够有序进行,并最大程度地汇聚国家资源。
5. 对“主权”和“民族国家”的追求: 日本学习西方制度的根本动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避免被西方列强瓜分。他们认识到,只有建立起一套现代化的制度,才能与西方平等对话,甚至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这种对“主权”和“民族国家”的强烈意识,是驱动他们进行制度革新的强大内在动力。
6. “国民国家”的建设: 日本通过改革教育、法律、政治等,意在构建一个“国民国家”,即一个拥有共同文化、法律、政治认同的现代国家。这与清朝依然是以“王朝”为核心,以维护统治为首要目标的改革,有着本质的区别。

总结来说,日本学习制度的先进之处在于,它是一种具有战略眼光、系统性、整体性和彻底性的国家转型。日本认识到,要实现富国强兵,改变的是“器物”,更重要的是改变“制度”,甚至改变“思想”。而清朝的学习,虽然在器物层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由于未能触及核心的制度弊端,且缺乏根本性的改革动力,最终未能实现国家真正的现代化,也未能摆脱被列强欺凌的命运。日本通过学习制度,实现了从封建国家到近代化国家、从被动挨打到主动扩张的飞跃,这是其学习制度的伟大之处,也是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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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郭去欧洲的时候,知道送行的衮衮诸公们说的什么吗?

这洋人没有受过圣人教诲,这些四书五经你要带过去让洋人学习啊···········


我估计当时郭嵩焘只能是脸上笑嘻嘻,内心MMP·····

郭嵩焘的认为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兵学"末技",是不能够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的。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

而衮衮诸公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写对联啊,讽刺啊,嘲讽啊,虽然咱们不知道怎么对付洋大人,但是骂你还是可以的啊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郭嵩焘在英国参观一个炮台的时候,太冷了,同行的英国官员帮他披上一件大衣,然后随行的接受了儒家教育的人立刻怒斥:"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对,他们就是把目光放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上,连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洋人都要骂,至于国家大事,管他们什么事儿?

或者说,对儒家而言,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才是大事,这些小事儿都做好了,蛮夷自然就心服口服自动归降了····


我引用过一个当初翻译海底两万里的一个作家的调查,1900年,他打算在中国翻译海底两万里,然后先调查一下国内多少人懂点西学,这书翻译出来能卖多少本

结果是,全国懂西学的主要是在翻译、报馆等地方,剩下就是对西学感兴趣的人,全国加起来也就1000来个。

这是1900年,离被洋人吊着抽已经过去了六十年,离洋务运动也过去了二十多年,愣是就这么一千个人算是开眼看世界的···


郭嵩焘本人都骂过这些人:“”惟一意矜张,以攘夷狄为义,而置民父于不顾;必使覆国亡家,以快其议论而为名高" ,

说真的,我对这些儒家大师们感觉很迷,一方面骂欧洲人是蛮夷,但是骂之前能不能摸摸自己头上的辫子??


综上所述

日本的学习,是全面的学习,是逐渐普及了小学教育的一个学习。是全国都学习的一个改革

清朝的学习,单纯就是学点皮毛,类似于猴子拿AK。最后就一千个人接受了解西学的一个学习。


这能比吗?


大师们对西学的评价不高:


如必欲用机器以壮军心,可令教操洋人代为购办,不必开局自制。

故仁义忠信可遍令人习之,机巧军械万不可多令人习之也。

彼之实学,皆杂技之小者


我们从大师们反对修铁路的原因也可以看得出来

(1)反驳铁路有利于巩固国防。认为守国之道在于人和,并兼重地形之险,若造铁路,则不惟不设险,而且自平其险。

(2)反驳修铁路搞运输可以充裕国库。认为:“圣朝之生财自有大道,岂效商贾所为”。

(3)针对有人提出修建铁路,便于朝廷访查各地民情,有益于政治清明,认为:“察吏之昏明,在精神不在足迹”。

我们现在看到只会觉得可笑

但是那时候,他们是当真的!

一位“波斯藩王”曾问刘锡鸿,中国何以不制造火轮车。刘以一种充满了哲理智慧的幽默作为回答:“目前,我们大清政府正计划在朝廷上制造大火车,这种大火车不用煤,不用铁轨,却能一日行使数万里。”“波斯藩王”迷惑不解,刘锡鸿带着自信的微笑告诉他:“(根据我们中国圣人四书五经的教导)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此行之最速,一日而数万里,无待于煤火轮铁者也。”


明治二十年,也就是1887,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向日本当局提交了《征讨清国策案》。《策案》中称,清廷共计有军队“一百一十七万人”,其中战斗力最强者,是“练军约十万人”加上“勇兵大约三十万人”,但这些部队不足为惧,原因之一正是:

“以此四十万之兵员,布于我十倍之土地面积,特别是道路粗糙恶劣,交通甚为不便,故而假令一方有事,也难以直接调遣邻省之兵。”





也不能说这些儒家大师是坏人,他们也看到了问题,也想解决,

但是儒家一两千年都没解决的问题,他们怎么解决?最后还是泛泛而谈扯一些孟子的重视教化或者修德之类的。

然而没什么卵用就是了···

而可怜的郭嵩焘,一辈子也拿这些儒家大师没办法

换句话说,儒家自我改良自我更新的能力,已经彻底丧失了。郭嵩焘这样的,简直就凤毛麟角了·····而且完全没有能改变儒家的希望。

最后还是靠李德胜才行

20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大学里边,文科和理工科终于一半一半!文科里边,儒家也终于龟缩到一个小角落里自娱自乐。

这是划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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