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是不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典型？
关于古代中国“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说法，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详细探讨，它并非一个简单的绝对命题，而是包含了历史演变的复杂性、不同朝代的特点以及对“内行”与“外行”的定义。
总的来说，古代中国在“内战”方面的确展现出了高度的成熟和复杂性，但也并非在所有时期都“外战外行”。 这个说法更多的是一种概括性的观察，反映了中国历史上长期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内部凝聚力相对较强，但面对来自外部（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持续威胁时，其军事策略和应对机制有时显得不足。
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详细展开：
一、 内战内行：成熟的战争模式与社会结构
古代中国之所以被认为是“内战内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深厚的战争文化与理论积累：
孙子兵法等军事著作： 从《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到后来的《六韬》等，中国古代留下了大量关于战争策略、战术、后勤、军队管理乃至政治斗争的经典著作。这些理论不仅指导了内部的权力斗争，也为战争的进行提供了系统性的框架。
兵农合一与动员能力： 汉朝以后的“募兵制”和“卫所制”等制度，虽然有所不同，但都建立在庞大的人口基础和相对成熟的官僚体系之上。一旦爆发内战，朝廷能够相对有效地进行大规模的人力、物力动员。从征兵、训练、粮草供应到武器生产，都形成了一套运作机制。
长期的战争经验积累：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内部的武装冲突实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秦汉之际的楚汉相争，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争霸，隋唐之际的群雄逐鹿，宋末元初的动荡，明末的农民起义和党争，以及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都为中国积累了丰富的内战经验。这些经验包括如何招募军队、如何进行攻城战、野战、水战，如何利用地形，如何进行政治宣传等。
2. 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军事指挥：
中央集权下的军事统一： 一旦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能够将全国的军事力量集中起来，由皇帝或最高军事统帅统一指挥。这种统一指挥在内部平叛或征讨地方割据势力时，能够发挥巨大优势。
政治与军事的结合： 中国古代的内战，往往不仅仅是军事较量，更是政治斗争的延伸。利用政治手段分化瓦解敌人、招降纳叛、策反敌将等，是常见的策略，这使得内战的复杂性远超单纯的军事对抗。例如，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典型的政治军事结合的例子。
3. 社会结构的适应性与韧性：
农耕文明的稳定基础： 农耕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社会较强的韧性。即使经历战乱，一旦恢复和平，生产力也能较快恢复，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
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参与： 历代王朝的士大夫阶层既是统治者，也是军事人才的来源。他们参与战争，为战争提供策略和指挥。很多文人也懂兵法，例如诸葛亮、范仲淹等。
4. 典型的内战表现：
大规模的军队动员和消耗： 中国历史上的内战，往往涉及数万乃至数十万人的军队。双方投入巨大，战损率高，战争的规模和残酷性令人触目惊心。
对国家资源的巨大消耗： 内战是国家最大的消耗，粮草、武器、人力，无一不消耗殆尽，常常导致人口锐减、经济凋敝。
残酷的内耗与政治清洗： 内战不仅仅是战场上的较量，也伴随着残酷的政治清洗、屠杀和猜忌，使得整个社会元气大伤。
二、 外战外行？一个复杂的议题
说古代中国“外战外行”则是一个更具争议且需要辩证看待的说法。它并非绝对，而是有其历史背景和特定情境。
认为“外战外行”的一些理由和观察：
1. 主要对手的特点与挑战：
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 中国古代长期面临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如匈奴、鲜卑、突厥、蒙古等。这些民族以骑兵为主，作战勇猛，机动性强，擅长草原战和掠夺式战争，与农耕文明的军队在作战风格上有很大差异。
针对性战术的局限性： 中国军队在面对游牧民族时，往往难以发挥其步兵和攻城战的优势，在开阔地形上的骑兵对决中也常处于劣势。防御策略如长城，虽然有一定作用，但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划分，难以完全阻挡骑兵的冲击。
后勤与地域限制： 在广阔的北方草原地带作战，对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是巨大的挑战。而游牧民族则能就地取材，依靠牧业自给自足，这使得战线一旦拉长，中国军队很容易陷入困境。
2. 对外战争的战略与心态：
防御为主的战略转变： 很多时候，对外战争的性质是从防御转变为主动出击，这对于长期习惯于内部管理和防御的中央集权国家来说，是一种战略上的适应过程，并非总是能迅速调整。
“文治”与“武备”的平衡： 中国传统上强调“文治”，虽然也有武将，但对军队的控制和对军事的重视程度，在和平时期往往不如对文官制度和科举制度的投入。这使得在战争来临时，军事人才和储备可能不如内部动员来的迅速和有效。
征服的代价与整合的难度： 中国在历史上也征服过不少“外族”，如秦汉征服匈奴、唐朝征服突厥、元朝征服中国（作为外部力量），明朝征服蒙古（早期）。但征服后的“有效治理”往往比战争本身更困难，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复杂的策略来消化和整合。例如，唐朝虽在贞观时期对突厥取得辉煌胜利，但边患并未彻底消除。
3. 历史上的失利案例：
北宋与辽、西夏的战争： 北宋在军事上对契丹（辽）和党项（西夏）常处于劣势，最终导致了靖康之耻和南宋偏安。
南宋与蒙古的战争： 南宋在军事上难以抵挡蒙古的强大攻势，最终灭亡。
其他朝代在边疆地区的长期拉锯战： 很多时候对外战争并非一场决定性的胜利，而是长期的拉锯战，消耗国力。
反驳“外战外行”的理由与观察（强调其并非绝对）：
1. 并非所有“外战”都失利：
唐朝的对外战争： 唐朝在前期对外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征服了东突厥、薛延陀，击败了高句丽，与西突厥作战，一度确立了其在亚洲的霸权地位。李世民、李靖等名将的军事才能毋庸置疑。
汉朝对匈奴的战争： 汉武帝时期，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也重创了匈奴，开启了汉朝对西域的统治。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明朝对蒙古的早期战争： 明朝在洪武、永乐年间对蒙古进行过多次北伐，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2. 强大的防御体系与长期存在：
长城： 虽然并非万能，但长城的修建和维护本身就体现了中国在抵御外部入侵方面的长期努力和军事组织能力。
强大的国家机器： 中国能够长期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存在，其政治和军事组织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没有一定的军事实力来抵御外部侵略，很难想象其文明能够延续至今。
适应性与学习能力：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也逐渐学习和适应了游牧民族的作战方式，并发展出了一些有效的对策，例如训练自己的骑兵、发展针对性的防御武器等。
3. 对“外战”定义的模糊性：
很多时候，“外战”的对手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外国”，而是历史上与中原农耕文明并存的游牧民族或征服者。这些民族虽然生活方式不同，但与中华文明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和融合关系。一些“外族”在中原建立王朝后，也逐渐被中华文化同化，其军事体系也可能融入中原体系。
结论：复杂的辩证关系
总而言之，古代中国在“内战”方面展现出了惊人的成熟度和复杂性，拥有深厚的理论积累、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高度集权的指挥体系。这使得其内部的权力斗争和王朝更替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而关于“外战外行”的说法，则需要辩证看待。在面对某些特定类型的外部威胁（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化作战）时，中国军队确实暴露出一些局限性，导致了一些失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代中国在所有对外战争中都“外行”。在某些时期和特定情况下，中国也展现出了强大的对外作战能力。
因此，与其简单地说“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不如说古代中国在处理内部冲突方面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成熟度，但在应对外部多样化且具有独特军事优势的文明和民族时，其军事战略和适应能力则经历了更为复杂的演变和挑战。这种“外行”更多是一种相对的、在特定对比下的观察，而不是一个绝对的评价。中国能够长期作为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文明存在，本身就证明了其在维护国家安全和抵御外部威胁方面所具备的相当的军事实力和政治智慧。
总的来说，古代中国在“内战”方面的确展现出了高度的成熟和复杂性，但也并非在所有时期都“外战外行”。 这个说法更多的是一种概括性的观察，反映了中国历史上长期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内部凝聚力相对较强，但面对来自外部（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持续威胁时，其军事策略和应对机制有时显得不足。
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详细展开：
一、 内战内行：成熟的战争模式与社会结构
古代中国之所以被认为是“内战内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深厚的战争文化与理论积累：
孙子兵法等军事著作： 从《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到后来的《六韬》等，中国古代留下了大量关于战争策略、战术、后勤、军队管理乃至政治斗争的经典著作。这些理论不仅指导了内部的权力斗争，也为战争的进行提供了系统性的框架。
兵农合一与动员能力： 汉朝以后的“募兵制”和“卫所制”等制度，虽然有所不同，但都建立在庞大的人口基础和相对成熟的官僚体系之上。一旦爆发内战，朝廷能够相对有效地进行大规模的人力、物力动员。从征兵、训练、粮草供应到武器生产，都形成了一套运作机制。
长期的战争经验积累：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内部的武装冲突实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秦汉之际的楚汉相争，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争霸，隋唐之际的群雄逐鹿，宋末元初的动荡，明末的农民起义和党争，以及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都为中国积累了丰富的内战经验。这些经验包括如何招募军队、如何进行攻城战、野战、水战，如何利用地形，如何进行政治宣传等。
2. 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军事指挥：
中央集权下的军事统一： 一旦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能够将全国的军事力量集中起来，由皇帝或最高军事统帅统一指挥。这种统一指挥在内部平叛或征讨地方割据势力时，能够发挥巨大优势。
政治与军事的结合： 中国古代的内战，往往不仅仅是军事较量，更是政治斗争的延伸。利用政治手段分化瓦解敌人、招降纳叛、策反敌将等，是常见的策略，这使得内战的复杂性远超单纯的军事对抗。例如，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典型的政治军事结合的例子。
3. 社会结构的适应性与韧性：
农耕文明的稳定基础： 农耕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社会较强的韧性。即使经历战乱，一旦恢复和平，生产力也能较快恢复，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
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参与： 历代王朝的士大夫阶层既是统治者，也是军事人才的来源。他们参与战争，为战争提供策略和指挥。很多文人也懂兵法，例如诸葛亮、范仲淹等。
4. 典型的内战表现：
大规模的军队动员和消耗： 中国历史上的内战，往往涉及数万乃至数十万人的军队。双方投入巨大，战损率高，战争的规模和残酷性令人触目惊心。
对国家资源的巨大消耗： 内战是国家最大的消耗，粮草、武器、人力，无一不消耗殆尽，常常导致人口锐减、经济凋敝。
残酷的内耗与政治清洗： 内战不仅仅是战场上的较量，也伴随着残酷的政治清洗、屠杀和猜忌，使得整个社会元气大伤。
二、 外战外行？一个复杂的议题
说古代中国“外战外行”则是一个更具争议且需要辩证看待的说法。它并非绝对，而是有其历史背景和特定情境。
认为“外战外行”的一些理由和观察：
1. 主要对手的特点与挑战：
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 中国古代长期面临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如匈奴、鲜卑、突厥、蒙古等。这些民族以骑兵为主，作战勇猛，机动性强，擅长草原战和掠夺式战争，与农耕文明的军队在作战风格上有很大差异。
针对性战术的局限性： 中国军队在面对游牧民族时，往往难以发挥其步兵和攻城战的优势，在开阔地形上的骑兵对决中也常处于劣势。防御策略如长城，虽然有一定作用，但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划分，难以完全阻挡骑兵的冲击。
后勤与地域限制： 在广阔的北方草原地带作战，对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是巨大的挑战。而游牧民族则能就地取材，依靠牧业自给自足，这使得战线一旦拉长，中国军队很容易陷入困境。
2. 对外战争的战略与心态：
防御为主的战略转变： 很多时候，对外战争的性质是从防御转变为主动出击，这对于长期习惯于内部管理和防御的中央集权国家来说，是一种战略上的适应过程，并非总是能迅速调整。
“文治”与“武备”的平衡： 中国传统上强调“文治”，虽然也有武将，但对军队的控制和对军事的重视程度，在和平时期往往不如对文官制度和科举制度的投入。这使得在战争来临时，军事人才和储备可能不如内部动员来的迅速和有效。
征服的代价与整合的难度： 中国在历史上也征服过不少“外族”，如秦汉征服匈奴、唐朝征服突厥、元朝征服中国（作为外部力量），明朝征服蒙古（早期）。但征服后的“有效治理”往往比战争本身更困难，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复杂的策略来消化和整合。例如，唐朝虽在贞观时期对突厥取得辉煌胜利，但边患并未彻底消除。
3. 历史上的失利案例：
北宋与辽、西夏的战争： 北宋在军事上对契丹（辽）和党项（西夏）常处于劣势，最终导致了靖康之耻和南宋偏安。
南宋与蒙古的战争： 南宋在军事上难以抵挡蒙古的强大攻势，最终灭亡。
其他朝代在边疆地区的长期拉锯战： 很多时候对外战争并非一场决定性的胜利，而是长期的拉锯战，消耗国力。
反驳“外战外行”的理由与观察（强调其并非绝对）：
1. 并非所有“外战”都失利：
唐朝的对外战争： 唐朝在前期对外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征服了东突厥、薛延陀，击败了高句丽，与西突厥作战，一度确立了其在亚洲的霸权地位。李世民、李靖等名将的军事才能毋庸置疑。
汉朝对匈奴的战争： 汉武帝时期，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也重创了匈奴，开启了汉朝对西域的统治。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明朝对蒙古的早期战争： 明朝在洪武、永乐年间对蒙古进行过多次北伐，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2. 强大的防御体系与长期存在：
长城： 虽然并非万能，但长城的修建和维护本身就体现了中国在抵御外部入侵方面的长期努力和军事组织能力。
强大的国家机器： 中国能够长期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存在，其政治和军事组织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没有一定的军事实力来抵御外部侵略，很难想象其文明能够延续至今。
适应性与学习能力：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也逐渐学习和适应了游牧民族的作战方式，并发展出了一些有效的对策，例如训练自己的骑兵、发展针对性的防御武器等。
3. 对“外战”定义的模糊性：
很多时候，“外战”的对手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外国”，而是历史上与中原农耕文明并存的游牧民族或征服者。这些民族虽然生活方式不同，但与中华文明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和融合关系。一些“外族”在中原建立王朝后，也逐渐被中华文化同化，其军事体系也可能融入中原体系。
结论：复杂的辩证关系
总而言之，古代中国在“内战”方面展现出了惊人的成熟度和复杂性，拥有深厚的理论积累、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高度集权的指挥体系。这使得其内部的权力斗争和王朝更替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而关于“外战外行”的说法，则需要辩证看待。在面对某些特定类型的外部威胁（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化作战）时，中国军队确实暴露出一些局限性，导致了一些失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代中国在所有对外战争中都“外行”。在某些时期和特定情况下，中国也展现出了强大的对外作战能力。
因此，与其简单地说“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不如说古代中国在处理内部冲突方面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成熟度，但在应对外部多样化且具有独特军事优势的文明和民族时，其军事战略和适应能力则经历了更为复杂的演变和挑战。这种“外行”更多是一种相对的、在特定对比下的观察，而不是一个绝对的评价。中国能够长期作为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文明存在，本身就证明了其在维护国家安全和抵御外部威胁方面所具备的相当的军事实力和政治智慧。
网友意见
就历史来看，中国人打内战时，各种计策、战略可以说非常有智慧、高效，然而远征外国即便是在最强大的时候，也鲜有成功的例子。至少表现是完全不如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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