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很多人说北宋东京地势平坦无险可守，但无人说辽国南京（今北京）面向北宋一侧也是地势平坦无险可守？
首先，让我们来梳理一下为什么人们会认为北宋东京“地势平坦无险可守”。
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 开封地处华北平原腹地，周围环绕着黄河、汴水等河流，但这些河流在古代的防御作用远不如山川险阻。尤其是在北宋建立初期，都城的选址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便于政治控制和经济发展，而不是单纯的军事考虑。黄河下游水流相对平缓，且河道容易改变，难以形成天然的坚固屏障。虽然汴水提供了便利的水运，但也容易成为敌人进攻的通道。
历史上的战略选择：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很多政权都选择过洛阳、长安等拥有较高地势或易守难攻特点的城市作为都城。北宋太祖赵匡胤选择东京，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五代以来政权更迭迅速、根基不稳的教训，希望通过一个居中的、方便号令四方的地点来巩固统治，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经济和文化。他可能认为，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严密的政治制度，比单纯依靠地理险阻更能长久地维持国家。
军事防御的侧重点： 北宋时期，虽然对外有辽、西夏等强大的外敌，但其军事战略更侧重于“以攻代守”，通过在边境地区建立强大的防御体系，以及积极的军事反击来维护国家安全。因此，都城本身的防御能力，虽然也很重要，但并非是唯一或压倒性的考量。城市的扩建、城墙的加固、驻军的部署，都成为重要的防御手段，而不是仅仅依赖自然地理。
后世的评价和认知： 历史的评价往往带有后见之明。当北宋最终灭亡，且被北方游牧民族（金、蒙古）所灭，人们回溯其原因时，东京的地理劣势自然会被放大，成为一个重要的解释因素。尤其是在与拥有山地防御优势的辽、金等政权对比时，这种“平坦无险”的印象就更加深刻。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面向北宋的辽国南京（今北京）的地理特点，却很少被提及，或者说其“平坦无险”的性质不被突出呢？
辽国政治中心的迁移和战略考量： 辽国早期将圣宗（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等地作为政治中心，后来才将南京（燕京，今北京）定为南都。南京虽然在地理上并不像关中那样拥有显著的山川屏障，但它位于燕山山脉的南麓，拥有一定的北方山地作为天然屏障。更重要的是，辽国定都南京，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幽云十六州这片汉族地区，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压制宋朝。
防御方向的差异： 辽国的主要战略方向是压制北宋，而不是防御来自北宋的进攻。从辽国的角度来看，南京面向北宋的一侧，其战略意义在于“进攻”和“威慑”，而非“防御”。辽国军队的强项在于骑兵，他们在北方平原和山地都拥有极强的机动性。对于辽国来说，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利用南京作为进攻北宋的跳板，以及如何在此地集结兵力，而不是将其打造成一个像长安那样依赖城墙和地形的堡垒。
地理上的相对优势： 虽然从华北平原整体来看，南京周边也算平坦，但相对于开封而言，南京至少拥有燕山山脉作为北方的屏障。这意味着，北宋在进攻辽国南京时，首先需要克服燕山山脉的阻碍，这在客观上为辽国提供了预警和一定的防御缓冲。而且，辽国作为游牧民族，其军事战略并不拘泥于固守城池，他们更倾向于在开阔地带与对手决战，或者迂回包抄。
历史叙事的侧重点： 历史叙事往往聚焦于胜者的视角和关键的战役。北宋最终被金所灭，金又被蒙古所灭。而这些北方政权在进攻北宋时，通常会选择从北宋的薄弱环节下手，比如沿海方向，或者通过战略性的迂回，绕过坚固的防御。因此，在描述北宋灭亡的过程中，东京的地理劣势更容易被拿出来作为解释。而辽国作为被后来的金朝所灭，其都城南京的地理弱点，在叙事中可能就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导致其灭亡的原因可能更多在于内部的统治问题、军事力量的衰退，以及被更强大的对手所征服。
“险”的定义不同： 对于汉族王朝来说，“险”往往指的是高山、峻岭、易守难攻的关隘。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险”可能更多体现在开阔的草原、强大的骑兵机动性，以及能够快速集结和分散的战术。辽国南京虽然不是高山峻岭，但在其北方有广阔的草原和游牧民族的传统活动区域，这对于辽国来说，是一种天然的战略优势。
总而言之，北宋东京“地势平坦无险可守”的说法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它与北宋最终的灭亡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了一个被后世反复提及的地理“原罪”。而辽国南京面向北宋一侧的地理特点，虽然也存在平坦的区域，但其战略定位、军事优势的方向，以及历史叙事的侧重点，都使得这一地理特点没有像开封那样成为一个被广泛讨论和强调的议题。人们关注的焦点，往往在于“谁进攻了谁”，以及“谁失败了”，而不是仅仅从地理上进行对等的评判。
网友意见
我从来都不反对你们黑宋朝，然而一些人总是黑不到点子上，用造谣的方式来黑宋朝，I'm angry！
比如说这个问题下面有人言之凿凿地声称真宗把马卖了转而放羊，最后……
当宋军失去了战马供应以后，宋军就失去了骑兵、蜕变成了步兵集团。当宋军变成步兵集团以后，面对机动性远高于他们的入侵者，宋朝就变得无险可守了。宋朝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不得不从其他方面进行补救。于是他们采取了将河北地区变成人工沼泽的办法来构建地理优势。
《宋史》上对宋朝马政的记述是很详细的，真宗时期根本就不是北宋马政的衰败期，相反，真宗时期北宋马政达到了自己光辉的顶点
当是时，凡内外坊、监及诸军马凡二十余万匹，饲马兵校一万六千三十八人。每岁京城草六十六万六千围，麸料六万二千二百四石，盐、油、药、糖九万五千余斤、石，诸州军不预焉。[1]
顺便一提，塘泺工程也不是后来才修的，赵光义在位的时候就已经上马了。而且塘泺工程只是是整个河北边防体系的一部分，整个河北边防体系是以城池寨堡为支撑节点，以塘泺、方田、榆塞进行交通封闭，以大批禁军为主力作战部队、小股民兵为机动力量的一个大型防御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塘泺起到的作用主要是迟滞、阻塞辽军大部队行进。
马政和塘泺真宗时期一直都在搞，但是到了仁宗时期，承平日久，终于这俩事都黄了——所以要骂去骂宋仁宗，不要骂真宗嘛。
言归正传，辽人不知道南京无险可守么？他们知道啊！问题是我要的就是无险可守啊！
保宁中，以南京郊内多隙地，请疏畦种稻，帝欲从之。林邪耶律昆宣言于朝曰：“高勋此奏，必有异志。果令种稻，引水为畦，设以京叛，官军何自而入？”帝疑之，不纳。[2]
不同的作战策略导致了双方对“无险可守”这事的观点完全不同。对宋军来说，如果要进攻的话就必须要拿下燕京城，取得稳固的战略据点，然后将辽军逼退到燕云以外。
这实际上意味着宋军要具备在野战中击退辽军主力+攻克燕京城的双重能力，单凭骑兵是无法达成这点的。而辽军的防守目标则非常简单，只要在燕京城失陷以前在野战中击败宋军就可以了，所以南京有没有险可守，有啥关系啊？
反正都是要野战见真章的嘛，难不成我要学大宋，扔十万人形靶在宋辽边境上什么都不干，就等着开战？那皇帝四时捺缽身边不带人了？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对辽军来说，他们的进攻目标就是在野战中击败宋军，然后到河北路去爽一爽。宋辽战争打了那么多年，最激进的战略构想也不过是耶律休哥提出的“打到黄河边”，还让萧太后给否了——打到黄河边没问题，身后的大小城池怎么办？
从澶渊到靖康，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点：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极其缺乏攻城能力，只要依托坚城保存有生力量，就可以极大地减轻前方压力——毕竟谁也不能对自己身后的几万人视而不见。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宋辽边境战争非常有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从太宗时代开始，双方的日常就是野战宋朝胜少败多，但是辽国没有能力攻克坚城，只能在河北路烧杀抢。
所过郡邑，攻不能下者，则俘取村墅子女，纵火大掠，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咸被其祸。上深哀痛焉。[3]
可当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逐渐南迁，你就算在河北七进七出也没法从根本上动摇北宋统治。所以打来打去，在双方都意识到这种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没有意义之后，议和是早晚的事。
帝再遣使如辽约和，弗许，于是募人汎海，赂女真及乌实等部叛之，二部不从。[4]
王继忠既见任于辽，从容进说曰：“窃观大朝与南朝为仇敌，每岁赋车籍马，国内骚然，未见其利。熟若驰一介，寻旧盟，结好息民，休兵解甲！为彼此之计，无出此者。”时太后春秋已高，颇然之。[5]
所以说根本问题还是双方的战略目标不同。以野战击败敌军为第一优先考量和以攻克大城为第一优先考量，对一个地区是否“无险可守”这事的重视程度是不同的。对辽军来说，只要自己的主力部队还在，只要燕京城没有被攻克，那么自己就可以慢慢寻找战机，想办法击退宋军——然后漫天的云彩都散了。而对宋朝来说，只要燕京城拿不到手里，那么自己就没法建立稳定的战略支撑点，前期进展再顺利也没有用。雍熙北伐时曹彬带着人马“敌当其前，且行且战，去城才百里，历二十日始至。”你说这个状态，有没有险又能咋的……
参考
这里有个故事，说赵匡胤觉得汴梁无险可守，就想迁都洛阳，赵光义说“在德不在险”。很多人觉得赵光义这话说的有问题，其实一点毛病没有，大家对险都有理解，主要是对“德”不甚清晰，我拿个例子来类比一下。
日本萨摩藩的“德”
日本那边的城堡基本都要修天守阁，这个东西兼具瞭望和防御功能，是城堡防御体系的重要一环。比如世界物质遗产姬路城是这样的。
然而日本江户幕府时期的萨摩藩主居城鹿儿岛城虽然也是建在几十米高的小山坡上，却是没有这种高大天守阁的。
世居萨摩的藩主岛津家对这个事情的解释大致也是“在德不在险”，所以鹿儿岛城和汴梁城的事情很类似。
有人可能会想，萨摩藩是否江户幕府时期将军家关系很好所以不用考虑太多？
关系好这个事儿，其实算不上太好，尤其是刚修鹿儿岛城的那会。
还有人觉得是不是鹿儿岛城修的太早，后面不想改建了?
也不是，萨摩藩主岛津家1600年关原之战加入西军，输给了后来开创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带领的东军。鹿儿岛城1602年修建的。
所以这么搞完全是对岛津家的“德”比较自信。
与其他被下克上的割据势力不同，从镰仓幕府时期就开始割据的岛津家在日本战国时期最后阶段发力，不仅完全收回了萨摩、大隅、日向三国的支配权，还差点统一九州岛，甚至丰臣秀吉的前锋都被灭了，展现了一下自己的“德”。
打惯了2-3万人战争的岛津家打不过丰臣秀吉的15万大军，于是就投降了，由于此前表现的很勇猛，丰臣秀吉也没太惩罚岛津家，只是家主岛津义久隐退，把此前获得的很多领土吐出来就算了。
丰臣秀吉死后，局势迅速恶化，关原之战岛津义久不赞同参与，所以继任家主的岛津义弘（岛津义久弟弟，传说万历皇帝都知道他的“德”）只带着1500人误打误撞加入西军（误打误撞可能是借口），交战之时其余西军诸路都溃败，岛津义弘带着这点人反而突破了德川军的主阵地，看局势不好就要扬长而去，德川四天王之一的井伊直政带队追击，萨摩军在自身损失较为严重的情况下遏制了德川主力的追击，而且击伤了井伊直政和德川家康第四子松平忠吉。
岛津义弘从海路返回萨摩，由于本来岛津家带的人就不多，所以损失不大，德川家康觉得时局不稳鞭长莫及，再加上井伊直政挨了打以后觉得岛津义弘很有“德”，反而帮岛津家求情，结局又是岛津义弘隐退作为惩罚，没啥别的大事儿。
而关原之战中西军率领3万大军按兵不动的毛利家（德川家康忽悠毛利家按兵不动领地不变），战后被没收了70%以上领地，从100多万石减少到了大约30万石。
关原之战中没啥严重损失的萨摩藩很快恢复了元气，1609年入侵琉球王国，占领了琉球以后，琉球成了明朝和萨摩藩的双重附庸国。江户幕府时期萨摩藩领地逐渐增加，成了领土第二大的诸侯。
到了近代，鸦片战争后日本后续也被迫开国，有英国人去萨摩做生意，见到武士没有让路，萨摩人拔刀就砍，跑的慢的英国人就死了。于是英国人向日本幕府施压，让萨摩藩认错赔钱。
萨摩人觉得我也没错啊？你们不守规矩，不该砍吗？英国人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派出7艘军舰跑到鹿儿岛城外谈判。
阴差阳错之下，双方没有达成协议，萨摩人看对方蛮不讲理，于是率先开火，在火力劣势的情况下，萨摩藩的炮台损失严重，但是英国的7艘军舰一艘重伤，还有2艘中度受伤，不得不撤退。交火中萨摩藩共计死伤17人，而英军死伤63人（鸦片战争要是这个战损比多好）。
战后英国人看萨摩不好惹，就找幕府要了25000镑赔款（不知道够不够修船）。萨摩藩看幕府如此软弱，就想自己单干了。英国人见识到萨摩人的实力，对萨摩藩的“德”很赞赏，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达成了许多合作，萨摩藩很快走入近代化路途。
之后四强藩倒幕，萨摩成了其中主力，由于“德”声在外，拥有绝对数量优势的幕府军兵败如山倒，天皇重新获得大权后，出身萨摩的大久保利通执掌日本政府。
炮手的命运与国家兴亡
据说萨英战争中率先开炮击中英舰的炮手是日后成为日本陆军大将的大山岩（旅顺大屠杀制造者，从我们角度看是战犯），给大山岩打下手的是日本海军之父山本权兵卫和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海军的东乡平八郎。
而北宋末年第一次东京之围的时候，金人撤退，有宋军炮手开炮，然后这个人被砍了头……
这说明了什么？北宋缺“德”啊！
静海军，从秦朝就是中国的地盘，到了宋代独立出去，成了越南的前身，大宋不仅打不过，反而差点让人反推到广西。
这事儿缺德吗？
定难军（夏州是十六国胡夏都城统万城所在地），从秦朝就是中国的地盘，到了宋代开始明目张胆的分家，虽然后来没独立成，可是人家那么小的地方，按着大宋一直捶，从屁大点地方成了三足鼎立的割据势力。
这事儿缺德吗？
大理，据说白族语言中只有10%左右是与汉语不同的底层词汇，其余大概50%是源自唐代以前的汉语借词，剩下的就是明清和现代的汉语借词，由于白族语言底层也是汉藏语系，实际上这甚至比注入百越语言底层的广东话距离汉语亲缘关系更近。
可是赵大手一挥，大渡河以外就不管了，人家白族人自己搞了大理国，既然大家一样都是割据势力，彼此平等，所以宋代借词也是几乎没有的。赵大一己之力为祖国民族数量又做出了贡献，要不是后来明清的努力，下面这位要么不存在，要么就是外国人了。
这事儿缺德吗？
所以大宋缺“德”不是一星半点的缺，而是四面开花的缺；不是一时兴起的缺，而是持之以恒的缺。
当年澶州之战北宋机缘巧合射死辽国前锋，辽人误认为北宋还有点“德”，于是达成了“澶渊之盟”。这汴梁的事儿让金人一看，北宋也太tm缺“德”了！转手就给灭了。
“德”不能不讲
“在德不在险”其实不是赵二的原创，人家也是用典了，说这句话的其实是战国时期的吴起，魏武侯跟吴起说了一段话：
吴起事魏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龙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
这段话是魏武侯（魏国后期都城也是大梁）觉得自己江山形势很不错。吴起就告诉他说“险”不重要，还得看“德”。
三苗当时地势很好，但是没有德，被大禹灭了。
夏桀当时地势也很好，但是没有德，被汤灭了。
殷纣地势就更好了，但是没有德，被武王灭了。
前面大禹和商汤记载不多，但是周武王的记录就多了，他自己在伐纣的时候说了商纣王缺“德”。
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
然后又描述了自身“德”的具体形态。
我武维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
最后还不忘突出“德”的重要性，说了要有“德”才能安定太平（本朝也曾有人说了，要在西南面讲一下“德”，然后太平几十年）。
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所以，什么是“德”，怎么讲“德”，也就清晰了。因而吴起通过历史得出了“在德不在险”的结论，告诉魏武侯如果没有“德”，我们就都完蛋了。
那么题主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辽之所以无险可守但是没人说，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辽大部分时间都比较有“德”，险不险就不重要了，而大送因为在本来就缺“德”，这个前提下，“险”就非常关键了。
所以还是马老师说得好啊，该讲”武德“还是要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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