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为何不救王思政？
首先，我们得明确王思政是谁，以及他当时所处的困境。王思政是西魏时期一位非常重要的将领，尤其是在关陇地区具有极高的威望和影响力。他镇守玉壁（今山西稷山县）多年，玉壁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是阻挡东魏（后来的北齐）向西进攻的天然屏障，也是西魏反攻的重要据点。可以说，玉壁的得失直接关系到西魏政权的生死存亡。
那么，到了王思政面临危难的时候，西魏朝廷为何没有及时且充分地施以援手呢？这并非一个简单的“不救”就能概括的，背后牵扯着一系列现实的制约和权衡。
一、东魏围困的决心与力量的悬殊
东魏方面，攻打玉壁的决心非常大。当时东魏掌握了主动权，其主帅高欢（后期其子高澄）认为，只要攻克了玉壁，就能打开西进的通道，对西魏构成致命威胁。因此，东魏集结了大量的兵力，对玉壁进行了长时间的围困。在当时，东西魏的力量对比并不总是处于绝对平衡，东魏在人口、物力方面往往占据一定的优势，尤其是在动员大规模军队进行攻坚战时。
玉壁城虽然坚固，易守难攻，但面对如潮水般绵延不绝的围攻，粮草消耗、兵力损耗是难以避免的。王思政及其守军的英勇抵抗，虽然为西魏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但他们本身的实力也是有限的，很难长期独自抵挡住东魏的全力一击。
二、西魏自身的困境与战略考量
西魏并非坐视不管，但他们的能力和战略选择是有限的。
兵力分散与支援困难： 西魏当时同样面临着多条战线的压力，其统治区域相对较小，人口和兵力资源比东魏要紧张得多。首都长安周边以及其他重要据点都需要兵力防守。要从这些地方抽调足够多的援兵，并且长途跋涉，穿越可能被东魏控制的区域，或者绕道难以通行的险峻山路，本身就极其困难。一旦援军在路上被截断或遭受重创，反而会削弱西魏的整体实力。
权臣的掣肘与内部不稳： 西魏政权在宇文泰主导下，虽然逐渐稳定，但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各方势力的制衡依然存在。尤其是在军事调动和重大决策上，需要宇文泰本人或其信任的将领进行统筹。在王思政被围困的初期，宇文泰可能正在处理其他紧急事务，或者正在调集力量，但当东魏的攻势异常凶猛时，西魏内部是否能够形成一致的、快速的救援方案，并有效执行，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一些史料也暗示，当时西魏可能存在一些将领并不完全支持大规模的军事冒险，或者他们的派系利益与救援王思政存在冲突。
“围魏救赵”的风险： 在军事上，面对强大的围攻，一种常见的策略是“围魏救赵”，即攻击敌人的后方或都城，迫使围攻者回师。但对于西魏来说，他们自身的后方也并非牢不可破。如果贸然抽调主力去攻击东魏的腹地，一旦被东魏识破，可能会导致前线玉壁的守军压力更大使，而后方又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反而可能陷入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
对王思政守城能力的信任： 宇文泰和西魏朝廷对王思政的军事才能是有很高评价的。在他们看来，王思政能够坚守玉壁很长时间，并且给东魏造成巨大的消耗，这本身就已经是巨大的贡献。他们可能寄希望于王思政能够利用玉壁的有利地形，继续拖延下去，直到西魏能够集结起足够的力量，或者东魏因为围城过久而士气下降、粮草接济困难。
三、历史记载的侧重点与细节的缺失
历史的记载往往是片面的，而且多以大事件为主。关于西魏为何不救王思政，具体的内部讨论、决策过程、兵力调动的细节可能并没有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王思政坚守玉壁，最终城破”的宏观叙事。
在实际的历史语境下，“不救”可能并不是一个主动的、恶意放弃的决定，而是在各种严峻的现实制约下，西魏朝廷所做出的“无法及时或有效救援”的选择。他们可能尝试了有限的支援，但这些支援对于东魏的庞大攻势来说，显得杯水车薪。
一个具体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在王思政被围困期间，西魏确实派遣过一些军队试图支援，例如派出一部分兵力去袭扰东魏的后方，或者试图突破东魏的封锁线。然而，这些行动的规模和效果往往不足以改变玉壁被围的根本性局面。当东魏集结起数万乃至十万级别的大军进行围攻时，西魏能够派出的几千甚至上万的兵力，是难以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总结来说，西魏不救王思政，或者说未能有效救援王思政，是以下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 东魏的强大攻势和压倒性兵力。
2. 西魏自身资源有限，面临多线作战的压力。
3. 救援行动的巨大风险和战略上的顾虑。
4. 内部政治和军事上的不确定性。
5. 对王思政坚守能力的信任，寄希望于其消耗敌军。
玉壁的失守无疑是西魏的一大损失，王思政的牺牲也令人扼腕叹息。但从战略层面看，西魏在当时那种错综复杂的局面下，确实难以拿出更有效的应对之策来挽救他。他们的选择更多的是一种艰难的权衡和无奈的现实。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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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魏的军事实力
坐镇荆州（河南邓州）王思政的出击颍川（一万军力），并非宇文泰君臣主动决策的结果，而是王思政个人谋略与胆识所决定的孤军出击，宇文泰君臣只是在其出击后才开始被动呼应王思政的行动。然而大统十三年间，东魏先是主君丧亡、后是方伯叛乱，正是乱中取利的大好时机，西魏如此被动的应对，恰恰反映了其军事实力的不足。伶濛与戴万琦都提到了这一点，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不足呢？寒某梳理一下时间线：
- 大统八年：西魏凝聚关中六镇与鲜卑形成府兵制下的第一批军力；
- 大统九年：东西魏邙山之战，西魏拼光第一批府兵制军力（六军），开始征募关陇豪右
- 大统十三年：高欢新死、侯景叛乱、王思政入颍川；
- 大统十四年：东西魏颍川之战，慕容绍宗阵亡；
- 大统十五年：高澄亲征颍川，王思政被俘投降；
- 大统十六年：宇文泰完成关陇豪右招募，新一批次府兵（二十四军）从关陇上中六等户中产生。
显而易见，大统十三年间正处于大统九年与大统十六年正中间，西魏的军力正处于大统八年府兵殆尽与大统十六年府兵编成之间的青黄不接时点。而这两个年份的府兵，对于西魏甚至北周隋唐而言，是有天壤之别的：八年府兵是一支基于六镇、鲜卑为主的兵源之上的北魏式武装力量，而十六年府兵则是基于关陇上中六等户兵源之上的周隋唐初式的武装力量。前者，基本上是尔朱天光、贺拔岳时期的老队伍，易于组编；后者，则是以关陇汉胡全体民众中的上等、中等户为来源的新队伍，其组编更需要西魏大统年间的政治经济改革的全面配合才能完成。
大统九年与大统十六年间的西魏，刚好是其不断通过或周式或鲜卑式的举措，凝结成一个以关陇府兵为基础的全新关陇集团的政、经、军全面重整之关键时期。所以，宇文泰在邙山以前大可利用以六镇鲜卑为核心的战力，辅以关陇豪族的乡兵部曲，与坐拥北镇主体的高欢频频争衡，却不可在邙山以后，十六年之前，继续频频与没有了高欢却依旧是当年北镇主体的晋阳军团争衡。
二、西魏的地缘格局。
以关陇地区为基本盘的西魏，东有继承了北镇军力主体与河北经济的东魏，南有坐拥长江全流域的南梁、西有横行黄河上游的吐谷浑、北有高齐扶植的柔然，四面皆是轻则乘机偷袭、重则长期对峙的敌国。在相对封闭的关陇基本盘之外，尚有一块王思政主导的战略突出部（南阳盆地）。
侯景之乱以前的西魏，就像是秦孝公时期的秦国一样屈居一隅，却面对着比秦孝公时期的关东更为铁板一块的东魏，以及比秦孝公时期更为发达的整合巴蜀吴楚的南梁，是一个需要相当如履薄冰才能保守得住的地缘环境。
王思政自大统十二年起便是生存于东南两敌国缝隙之间的战略突出部主将，不遵从关中主体的战略决策，从一个突出部出发去开辟更大的突出部，若非王思政本人极强的军政能力背书，这种孤军的下场便只能是不得不抛弃的躁动弃子而已。西魏犯不着为了这么一个开拓突出部的军事投机，打乱府兵制、均田制、周官制改革的步子，去动员本来就不怎么足够的实力去救援。
三、王思政个人的军政能力
从王思政在西魏早期镇弘农、镇玉璧、镇荆州的履历以及数次相关战绩来看，大统八九年把守关中东大门的北、中要害，大统十二年起把守战略突出部，能力应当是极强的。做个可能不是很恰当的对比，王思政镇荆州战颍川，就像关羽当年镇江陵战襄樊一样，是由拥有极强军政能力的方面大员发动的军事冒险，既是有风险的，也是靠谱的。关中宇文泰方面，也与当年的汉中刘备方面一样，既不具有救援的实力，也因为放心而不具有救援的动机。
把颍川之战放到侯景之叛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中看的话：随着侯景最终南乱梁朝，大统十三年机遇下宇文泰君臣的沉稳镇定，给了西魏最终反超东魏北齐的一段关键的整顿时期。西魏在大统九年便彻底拼光了本来就不多的六镇鲜卑兵，便不得不以府兵制、均田制的彻底执行与周官制、鲜卑姓的共同体凝聚，来编组新一批的军政力量，其结果是，西魏北周自此开始便拥有了一整套“上行下效”的权力体系；反观东魏北齐，则始终没有这个机会，以至于晋阳军团与邺城官僚始终无法凝合成一套权力体系，反而不断以两个派系的对立削弱着北齐的皇权。此消彼长，东魏北齐在后三国格局中前期的各种资源优势与主动出击，便反而成了一种徒耗国力的无用功，被西魏北周在有限资源基础上的凝聚整合比了下去。颍川之战，只是这一消长过程进行中，东西攻守易势之前的一例罢了，可惜了王思政没有宇文泰的好运气，能够在宰制一方之时等来侯景宇宙波带来的大逆转。
参考书目：
- 谷霁光： 府兵制度考释
- 吕春盛：關隴集團的權力結構演變
- 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
- 王怡辰：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
北朝历史答案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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