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为什么没有遭受到文字狱迫害？
首先，《红楼梦》的创作时间与传播方式，巧妙地避开了朝廷的锐利目光。 《红楼梦》的成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曹雪芹青少年时期便已开始构思，历经数十年才得以完成。在其流传过程中，最初是手抄本的形式，辗转于文人墨客之间。这种“内部流通”，并没有引起官方的警觉。文字狱的触发，往往是因为作品一旦公开出版，特别是印行成书，并且内容涉及皇权、朝政，或是被有心人抓住把柄告发，才会被朝廷重视。而《红楼梦》在曹雪芹生前，即便有手抄本，也并非大规模的公开印行，自然难以成为文字狱的目标。
其次，《红楼梦》的内容本身，虽然描绘了世家大族的兴衰，但其核心并非直接批判时政。 毋庸置疑，《红楼梦》对封建社会末期的腐朽、官场的黑暗、人性的复杂有着深刻的揭示。比如贾府的衰败，可以看作是整个封建体制走向没落的一个缩影。但曹雪芹的笔触，更多的是通过家族内部的悲欢离合、儿女情长来展现这一切。他并没有直接指名道姓地批评某位君王、某项政策，也没有鼓吹叛乱或反抗的思想。这种“隔靴搔痒”式的批判，虽然也暗含着对现实的质疑，但并不像某些直接攻击朝廷的文字那样具有“颠覆性”的威胁。当时的文字狱，对于那些“影射”意味浓厚但又不够直接的作品，往往会将其归为“无聊”或“淫秽”，而非“大逆不道”。
再者，曹雪芹的个人背景和生活状态，也可能让他远离了文字狱的锋芒。 曹雪芹出身于一个曾经显赫但已经衰败的官宦世家，其家族经历过“辛亥之狱”等政治风波，对朝廷的权力运作和潜在危险有着切身的体会。在家族败落后，曹雪芹长期处于贫困潦倒的状态，甚至可以说是“在泥泞中跋涉”。他依靠亲友的接济，过着相对隐居的生活，不参与官场活动，也几乎不与当时的权贵阶层有直接的联系。一个穷困潦倒、脱离官场、埋头于文学创作的文人，相比于那些在官场上有一定地位、对朝政有评论，或者有野心抱负的人来说，其政治威胁性要小得多。朝廷的审查和迫害，更倾向于针对那些可能动摇其统治根基、传播异端思想的人物。
此外，当时的官员对《红楼梦》的认知程度和政治敏感度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即使有零星的手抄本在官员阶层中流传，但很多官员可能更多地将其视为一部描绘世情的小说，沉浸于其中精巧的故事情节和鲜活的人物形象，而未能或不愿将其上升到政治批判的高度。毕竟，文字狱的兴起，也需要有官员主动去搜寻、去举报。在当时，尽管告密之风盛行，但大多数官员或许并没有将《红楼梦》视为一个“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政治隐患。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其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感染力。《红楼梦》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并被视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正是因为其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深刻地描绘了人性与社会。而曹雪芹作为一位天才的作家，他所追求的，更多的是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刻洞察与艺术表达，而非直接的政治鼓动。他的文字，虽然“字字看来皆是血”，但其“血”更多的是流淌在对人情世故的描绘中，是对人生无常的感慨，是对青春易逝的哀叹，而非对某个具体政治事件的直接控诉。
总结来说，曹雪芹之所以能够躲过文字狱的劫难，是因为他巧妙地运用了创作和传播的策略，其作品的内容本身在政治敏感性上留有余地，他的个人生活状态远离政治旋涡，以及当时社会环境中对作品的认知和官员的政治敏感度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不能不说是他本人智慧的体现，也是《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的幸运。
网友意见
知识分子不愿意告诉大家的是，文字狱和文字没有关系。和权力、金钱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种手法中外都玩过，文化人不要叫屈。
美国有一个大毒枭，把自己和犯罪的证据隔得的干干净净。从检察官到法官都知道他贩毒，没有证据，无法下手。后来税务局按了个偷税漏税的罪名关进去了。 假设吧，这个毒枭的儿子推翻了美国政府。他当了新美国的开国领袖。那他造反的理由一定是爹地是个守法公民，被美国国税局无端迫害，自己为父报仇，愤而起兵。
明朝的边军不是战斗力不行，而是没有军饷。 没有军饷的原因是朝廷没钱。朝廷没钱，朱家、文官都有责任。当然，百姓最苦。
朱八八当了皇帝，可能是自己饿怕了，给自己儿子分封的时候，没有设计降级制度。 而朱棣的皇位合法性不是很充足，加上之后几个王爷造反。皇族不但没有帮朱家巩固政权，反而成了一只巨大的吞金兽。这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一朵奇葩。
文官集团，他们在朝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导致的结果就是地主阶级无限度获取收益，并把负担转移给普通农民。因为马太效应，地主阶级越来越富，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 激起民变，朝廷善后，开支变大，加税，更多民变，恶性循环。 用大明王朝1566的话来讲，就是为了XXX，苦一苦百姓。
清朝开始搞文字狱是哭庙案。 政府征税，打死了几个拖欠税款的人。然后知识分子要求政府减税、免税。搞笑的是，明明是金钱问题，你搬个孔子的牌位几个意思？ 在打死了更多的人以后，所欠的税款很快就交齐了。
随着文字狱的进行，清朝收到了许多税款，连我大萌收不了多少的商业税也收了不少。政府有钱了，才能消灭葛二蛋，收复新疆，提升在西藏的影响力。
曹雪芹已经被抄家了，管他做什么。
如果大家只把问题着眼于文字，民族。而不去探究背后的阶级矛盾。（政府是相对有底线的剥削阶级，地主是毫无底线的剥削阶级）。就很难理解背后的成因。 比如小白菜案，就一定要结合太平天国，刺马案理解。
文字狱本身是清朝统治阶级和掌握话语权的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狗咬狗的事，我们这些无产积极不必替他们感到惋惜。
大明劫里的明朝才是相对真实的明朝。 地主阶级不在乎国家战事吃紧，妄想通过贿赂孙传庭，偷税漏税。 一但孙传庭不合作，就通过他们在朝廷的关系，向长官施压。他们为了少缴税，扒死人衣服，客观上促进了瘟疫的传播。只要能少缴税，什么国家危亡，瘟疫肆虐。他们根本不在乎。只有等到1664年，多尔衮剃了他们的头发，康熙杀得人头滚滚。雍正把家抄个干净。 地主阶级才会想起我大明，那个被他侵蚀的千疮百孔，不复存在的大萌。 他们想起大萌，也不是因为热爱，而是因为自己的不幸。你看，儒家的精神象征，孔家就不怀念大萌。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网罗织持续百年，一桩桩捕风捉影的“文字狱”，动辄抄家灭门，杀得举国文士心惊胆战。在这种文化恐怖气氛下，《红楼梦》的诞生和风靡天下，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奇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该书诞生伊始，就一直得到了满人贵族的保护和追捧。
曹雪芹是康熙朝名臣江宁织造曹寅的后人，然而在雍正朝便遭抄家，家境败落，从贵族沦落至市井平民，对满清王朝自然绝没有什么忠臣孝子式的衷心拥护。
在他最早的稿件《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中，以下敏感文字一一在列：
【黛玉先笑道：“你们瞧瞧，孙行者来了。他一般的也拿着雪褂子，故意装出个小骚达子来。”湘云：我们这会子腥膻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绣口。】——《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再起个番名，叫作‘耶律雄奴’。‘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所以凡历朝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头缘远来降。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小骚达子”“腥膻”“雄奴”“犬戎”的隐喻自不必说，在满清王朝公然这样说话，和指着和尚骂贼秃没什么不同。
虽然满蒙人士确实自己会以“达子”为小名，但在文字狱登峰造极的乾隆朝，满洲官僚处置文字狱时相对从宽，也会被乾隆帝严厉处罚、甚至勒令自尽，因此乾隆一朝对文字方面的敏感程度，和清朝其他时期是并不相同的。
乾隆帝下令修《四库全书》时，【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胡无人，汉道昌。】被改成【壮士投戈同歃血。策名丹霄上，扬威紫塞傍。武功成，汉道昌。】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被改成了【壮志肯忘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可想而知，乾隆皇帝容不下“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甚至容不下李白的《胡无人》和岳飞的《满江红》这些古人著名词句，又怎么容得下曹雪芹这个罪臣后裔如此“谤圣”？
而且，满清王朝一向自称是仙女食朱果生其先祖，和自称夏禹后裔的匈奴夏国、自称黄帝后裔的拓跋鲜卑、自称炎帝后裔的宇文鲜卑和辽国等皆不同，完全自外于传统华夏王朝的炎黄五帝体系。
因此，曹雪芹明说《红楼梦》的时代背景，称发生于“大舜之正裔”的某朝，自然并非清朝，又借‘耶律雄奴’一词，贬抑匈奴、犬戎等域外夷狄民族为「中华之患、跳梁猖獗之小丑」，更大犯文字狱之忌讳，甚至可以说一句：泼天的胆子！
当曹雪芹未曾定稿便英年早逝后，其《石头记》最初稿也和其他诸多“诲淫诲盗”的稗官野史小说混同，被地方官僚禁止在民间流传，违者重罪，原是理所当然。
然而，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早在满清未入关就被编入了八旗，曹氏一族也成为八旗的“包衣世家”，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是康熙帝的乳母，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和康熙帝一起长大的发小、宠臣，曹雪芹的姑母还被康熙帝特旨“抬旗”，成了满清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平郡王府的正妻。继任平郡王福彭，是曹雪芹的表兄，也是乾隆帝青少年时代的伴随。
有这多重亲缘在，曹雪芹从血统上虽是汉人，但早已经被满洲八旗贵族视为“自己人”。他虽然贫寒、破落，但更多是他自己不屑蝇营狗苟以求俗世富贵，而并非他真的求告无门，走投无路。事实上，乾隆帝的宠臣，两江总督尹继善，因为爱惜曹雪芹的才华，还专程请他南下，给自己做幕僚。
《红楼梦》这部反映当时贵族生活的百科全书式著作，恰恰对极了那些无所事事、有钱有闲的满洲八旗子弟的胃口，被他们广为传抄。
这些人既包括在曹雪芹生前，就时常和他诗词联话的友人，如英亲王阿济格的后裔、闲散宗室敦诚、敦敏等，更包括了怡亲王弘晓、慎郡王允禧、礼亲王永恩与嵩山等皇族显贵。据说弘晓坚持传抄《红楼梦》，长达27年之久。还有记载。就连乾隆帝的八皇子、仪亲王永璇，也是《红楼梦》的忠实读者。
因此，乾隆帝的“文字狱”禁令再严苛，也查不到这些安享富贵的爱新觉罗氏的皇子皇孙头上。
乾隆帝后期，最得他信重的大臣，首席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钮祜禄·和珅，同样也是《红楼梦》一书的忠实拥趸。
真实历史的和珅，可不是很多电视剧丑化的那样，只会溜须拍马的不学无术之徒，而是政务娴熟，博学多知，思维敏捷，才智过人，在当时满洲八旗子弟中，堪称最为优秀的政务和财政人才。他少年得志，富贵逼人，26岁就成为户部侍郎，跻身国家重臣之列，年近而立就跻身宰辅之列，执掌国家权柄二十年，对乾隆帝的影响力，更非那些不掌实权的皇室宗亲可比。
和珅出于自己对《红楼梦》的喜爱，绝不忍见这部巨著只能在八旗贵族间传抄，成为一部贵族们把玩的小众读本，而不得刊行于世。因此，他非但没有秉承乾隆帝处置文字狱的一贯方针，“公事公办”，禁止书稿传抄，违者重惩，甚至去直接查办作者的后裔族人，邀功领赏，虽然这些对他来说也不过只是举手之劳。
恰恰相反，和珅甘冒风险甚至“欺君”罪名，找来程伟元、高鹗两个文人，收集曹雪芹著述的后30回部分残稿，由高鹗主笔，加以整理、补充、改编成现今版本的《红楼梦》后40回，成为一部完整小说，同时尽可能删改了《石头记》原稿中的敏感“碍语”。
然后，和珅对乾隆皇帝大力举荐此书，供其御览，这个真伪杂糅的版本在乾隆帝那里竟得以蒙混过关。和珅又表示自己不知其然，“虚心请教”，一向好为人师的乾隆帝，便御口钦定此书是写康熙朝权臣明珠之家事，贾宝玉就是清朝著名词人、明珠之子纳兰容若。
【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后遂以此书为明珠遗事。】——《能静居笔记》
《红楼梦》既获得了御口钦封的“免死金牌”，地方官僚之前的禁令自然不复存在，在和珅和其他喜爱此书的众多满洲亲贵的支持下，一部在当时“非主流”的“稗官野史”作品，竟得以皇家武英殿修书处活字版之法，刊行于世，并迅速广为传播，风靡天下，让无数文人墨客、官员士子、痴男怨女如痴如醉。
因此，《红楼梦》这部巨著终于得以展现于世人面前，不得不说和珅这个身上背负无数骂名的所谓“中国古代史上最大贪官”，以及通常人们印象中，只会提笼斗鸟，吹嘘祖宗如何金戈铁马的八旗子弟，其实也共同做了一件功在千秋的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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