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与俄罗斯帝国有过怎样的外交关系？
最初的碰撞：边境的冲突与边界的模糊
在清朝建立之初，特别是17世纪中叶，俄罗斯帝国还在向东方扩张。那时候，俄罗斯人还不是后来我们熟知的那个庞大帝国，他们只是从欧洲一路向西伯利亚进发，打猎、探险、建立据点。而清朝，正经历着从明朝手里接过统治权，巩固内部，特别是收复东北的伟大事业。
这两股向东方扩张的力量，自然而然地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和中国的东北地区产生了交集。最初的接触，并不算友好。俄国人对黑龙江流域的资源垂涎三尺，而清朝也希望稳固边疆，防止外敌入侵。于是，就出现了俄国哥萨克人在雅克萨（Albazin）等地建立据点，对清朝边境进行骚扰和掠夺的事件。
这可激怒了刚刚站稳脚跟的清朝。清朝当时正处于康熙皇帝的统治之下，这位皇帝雄才大略，绝不会容忍这种越境挑衅。于是，清朝集结了军队，对雅克萨进行了两次军事行动。第一次是在1650年代，虽然有伤亡，但清军并没有完全赶走俄国人。第二次，也就是更加著名的“雅克萨之战”，发生在1685年和1686年，清军在战术上取得了优势，最终迫使俄国守军投降。
《尼布楚条约》：一次重要的划定边界
雅克萨之战后，双方都认识到，长期这样小打小闹下去并不是办法。俄罗斯帝国也意识到了清朝的实力，而清朝也需要一个稳定的边界来发展。于是，在17世纪末，双方开始商议签订条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尼布楚条约》。
《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里程碑。它不仅划定了中俄之间东段的边界，特别是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宾纳河和外兴安岭为界，还确立了双方的外交礼仪和通商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满文、拉丁文和俄文三种文字签订的条约，显示了清朝处理国际事务的开放态度。
通过这个条约，俄国人承认了清朝在黑龙江以南的统治，而清朝也允许俄国人通过特定口岸进行贸易。虽然边界的划定并非完美无缺，但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持了双方的和平，为双方的进一步交往奠定了基础。
持续的边界勘定与《恰克图条约》
《尼布楚条约》虽然解决了黑龙江流域的问题，但中俄漫长的边界线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明确。随着俄罗斯帝国继续向南扩张，以及清朝对西域的经营，边界的划分又提上了议事日程。
18世纪初，俄国人又开始在塔尔巴哈台地区活动，试图扩大影响。清朝为了再次稳定边疆，与俄国进行了多次谈判。最终在1727年，双方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
《恰克图条约》的意义在于，它基本确定了中俄在中段和西段的边界，特别是贝加尔湖以南的边界线。而且，这个条约还规定了双方的互市地点——恰克图，俄国在这里可以与清朝进行贸易。
贸易与文化交流：互相渗透的痕迹
除了边界问题，清朝与俄罗斯帝国之间还存在着长期的贸易往来。俄国人对中国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有着强烈的需求，而清朝也需要俄国的毛皮、药材等。这种贸易，虽然受到各种限制，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往来。
例如，恰克图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边境贸易城市，大量的中国商品通过陆路运往俄国，换回了俄国的商品。这种贸易，也间接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一些俄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学习汉语，翻译中国经典，为俄罗斯人了解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反过来，也有一些中国人因为贸易、官职等原因，接触到俄国文化。
“不平等条约”的阴影：19世纪的巨变
进入19世纪，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整个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态龙钟的清朝，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荣光。而日益强大的俄罗斯帝国，也看到了机会。
1858年，《瑷珲条约》的签订，成为了中俄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俄国强行割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中国领土，包括我们熟知的海参崴。这个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标志着中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俄罗斯帝国从一个平等谈判的邻居，变成了勒索土地的侵略者。
紧接着，1860年的《北京条约》，又将乌苏里江以东的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了俄国。这意味着，俄罗斯帝国在原有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版图。
列强夹缝中的博弈：从瓜分到合作
在19世纪后期，随着列强在中国争夺利益，俄罗斯帝国在中国东北地区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在甲午战争后，俄国就利用日本战败的机会，介入山东，并获得了在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权。
然而，随着日本的崛起，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也受到了挑战。在日俄战争中，两国为了争夺在东北的控制权，进行了残酷的战争。最终，俄国战败，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受到很大限制。
沙皇俄国到苏维埃：历史的延续与变化
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俄罗斯帝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苏维埃俄国。在革命初期，苏维埃政府曾宣布放弃沙皇俄国时期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曾经给中国带来了希望。
然而，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其在中国的实际政策，并非完全继承了革命初期的承诺。在很多问题上，苏维埃政权仍然延续了沙皇俄国的一些立场，对中国的领土问题和国家主权，并非完全尊重。
总结一下：
清朝与俄罗斯帝国的外交关系，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它从最初的边境摩擦，到通过条约划定边界，再到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再到19世纪被列强欺凌下的不平等条约，整个过程充满了起伏和变化。
这段关系，既有双方为了共同利益而达成的协议，也有因彼此实力差距而产生的强权与弱势。它不仅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外交互动，更是东西方文明碰撞、地缘政治演变的一个缩影。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复杂性，以及地缘政治对国家命运的影响。
网友意见
咱国公众视野中的清俄关系史主要集中在条约史与边界问题上，
两国的关系往往被放在近代帝国主义外祸史的框架下考量，
其实清俄经贸和外交开展得还不错（毕竟客观上两国有瓜分中亚游牧族群人口与土地的共同利益），
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俄国是我大清现代外交的启蒙老师。
至于题主这个问题是以什么身份互相交流的（是否存在过朝贡关系？），我大清(包括大明）一开始还真的是以东亚收狗的心态接触俄罗斯，拿俄国当朝贡国，由蒙古衙门对接俄国君主使团，国书中必用“上谕”、“进贡”“、”赐予“等词来体现中华皇帝高人一等。后来发现列强不吃这一套，且双方确有相关利益，两国外交才”正常化“起来。1727年清朝皇帝开始对俄皇平等相称，《恰克图条约》中明确理藩院和俄国枢密院平行，才算是稍开中国现代水准外交的先河。
约1619年第一封明朝皇帝（神宗）给俄罗斯的国书写的是：
尔为大国君主，朕亦为大国皇帝也......尔若进贡珍品，朕亦以优质绸缎赏赐尔等......基于吾人之礼教，朕不能亲自出访他国，且目前亦不能派遣使者及商人出国。
第二封明朝皇帝（光宗）给俄罗斯的国书是：
先皇在位时，大君主之臣民来此者皆睹天颜。朕今在位，尔之臣民却未前来。彼等一旦前来朕处，必将视若天空之明月。尔之臣民来此，朕必欣悦，并予恩赐。尔进贡珍品，朕必加倍赐予，朕命从阿霸堡送玉杯三十二盏，赐予大君主。
（另外，这两封国书都未带翻译，因此直到1675年俄方将这两封国书带到中国翻译再寄回俄国后，才明白这两封明朝国书写的是什么，此时大明已经凉了）
大清皇帝比大明更牛逼些，到1653年俄国第一次向清朝派谴使团（巴伊科夫使团）时，连“睹天颜”都没做到。清廷要求巴伊科夫入北京城前就行跪拜礼，被拒绝，进城之后立即要求巴伊科夫将沙皇所赠国礼交予礼部，并去礼部衙门学习跪拜之礼。巴伊科夫勉强交出礼物，但因拒绝跪拜未能面见顺治皇帝。1656年8月，沙皇的礼物被退还，巴伊科夫回国。
1658年沙皇又遣使向顺治皇帝送达了国书与200卢布的礼物，顺治回曰：
尔所进贡物，朕已收纳，为此特加恩赏。
到1675年斯帕法里使团出使中国时，斯帕法里向康熙行了三跪九叩大礼，康熙也在6月至8月间五次赐宴使团。宴上康熙问了“俄国君主是否学过哲学、数学、三角和天文，到莫斯科的道路，俄国信什么神、拜什么教，俄国尚文还是尚武等问题，都由耶稣会教士跪着转达。
总之，17世纪的清朝皇帝占足了嘴上便宜——始终以”纳贡“的名义接受俄方礼物，以”赐予“的名义向俄方赠礼。1670年的国书中称俄国君主为“尔察罕汉”，1685年由俄国俘虏带回的信件中写“博格德皇帝降旨于俄罗斯白帝”，1686年国书中写“鞑靼和汗国皇帝降旨于俄罗斯察罕汗”，1687国书为“国号大清之中华鞑靼帝国专制君主降旨于察罕汗”，直到1689年签尼布楚条约，清廷才开始复制俄方称呼，称”上帝恩佑的大君主、沙皇、大公“。
而准格尔战争使得清廷有求于俄国，加上两大帝国边境贴合后实际接触增多，清廷方面的姿态终于放低了不少，开始稍有对等外交的意识了。1724年俄方要求清廷将蒙古逃人（逃入中国境内的、列入俄国居民花名册的人）送回时，清廷照办（清廷也同样多次向俄方索要逃人）并决定缔结关于边境和逃人问题的新条约。清廷派出了鄂伦岱（康熙表兄）和特古忒（理藩院尚书），与俄方交涉时提出”望与俄国保持永久和平“、”建议通过重新缔结条约友好地结束迄今所存在的一切不和睦状态“等。
这也就是之后的《恰克图条约》，条约中尽管清廷仍未同意俄中两国君主间以国书的形式互通信函（理由是中国皇帝自古以来对任何与自己地位平等的外国统治者的国书都不予回复，只给珲台吉及类似他的草原领主写回信，信中要加上”上谕“等字眼），但也算是承认了中俄两国皇帝的平等地位，双方最后达成的解决方案是以俄国枢密院与理藩院对等互通信函。此间及之后清朝皇帝向俄国递交国书，也开始使用”贵国皇帝陛下“等和中国皇帝平等的称呼了。如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二十五日信：
......贵国皇帝陛下来函通知，其祖母、女皇已经逝世，贵国当今皇帝陛下业已登基，并向我博格德汗皇帝陛下问候。
（此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中的俄译汉，原文由俄文、满文、拉丁文写成）
此种意义上对俄交往可算是中国皇帝外交观念转变的开始。在这之后清廷也开始向俄国皇帝派遣使团，遇有君主驾崩、新君登基，两国都会互相遣使以告知及祝贺。这种沟通是从1725年彼得大帝去世后开始的，1729年清廷也向俄国派使团庆贺彼得二世登基，由理藩院的三号人物阿思哈尼昂邦托时任首席使臣。
1730年1月，彼得二世逝世；然而1731年1月，清廷使团才抵达莫斯科。使团因此改为庆贺安娜女皇登基，并得到了盛大的欢迎与女皇的接见。接见时首席使臣手持国书下跪，由俄国首席大臣接过国书，放在皇座旁。
首席使臣所致贺辞为（俄方官员所读译文重译为汉语）：
最英明最右威力的伟大的君主、女皇、全俄罗斯的女独裁者：
博格德汗陛下派遣我等，他自己的使臣，前来恭贺女皇陛下继承俄国皇位，转达博格德汗陛下对女皇陛下的永恒友谊并向女皇陛下呈献国产礼物一宗。博格德汗陛下还御令我等向女皇陛下问安。博格德汗陛下祝愿女皇陛下永远顺遂，如同太阳永放光芒。
俄方官员念完译文并读完女皇答辞后，使团全体下跪行三叩首礼。
在使团所带的理藩院致枢密院的公函中表示，使团是奉命前来祝贺彼得二世继承俄国皇位，而不是来宣读谕旨的，因为两大帝国间写谕旨是不应该的；但要到卡尔梅克人处向他们赐予恩典和颁发谕旨，希望俄方提供车马护送。此事得到俄方允许，6月5日，清廷使团在一名俄军中校的陪同下会见了卡尔梅克的新任汗，汗跪接了清朝皇帝的谕旨。
清廷此时对对俄外交极为重视，得知彼得二世逝世后（虽然如上文所述，庆贺彼得二世的使团已经抵达莫斯科并改为庆贺安娜女皇），又派出一个新的使团专门庆贺女皇登基，由内阁学士德新为团长。该使团去了彼得堡和莫斯科，同样得到了女皇接见，还参观了若干工厂，在伏尔加河上乘坐了轮船。俄国政府为该使团的车费、膳食、礼物等共花费了22460卢布，彼时为相当大的一笔巨款。之后俄清使团来往频繁，也有因冲突暂停遣使的时候，不再赘述。
关于题主所说的移民：
清俄两帝国不断挤压蒙古、通古斯等民族土地直至边境贴合，导致双方都有大量边民跨境迁徙改变国籍，这个当然可以称为”移民“，两国交往中通常称“逃人”，逃人问题是初期中俄诸多条约中的重要问题。两国间国境漫长，民族众多，关于两国间的民族迁徙难以一言而尽，仅举两个例子：
——达呼尔（也许是达斡尔或鄂温克？蔣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中作“达呼尔”）一部首领根忒尔木（Гантимур）带领自己的三个佐领于1667年归附俄国，并每人每年缴纳三张貂皮的实物税。根忒尔木部的归属问题成为17世纪后半叶中俄交涉中的重要问题。1685年3月16日，根忒尔木家族被彼得大帝封为俄国贵族。
——1728年11月15日俄方弗拉季斯拉维奇伯爵向清方递交了关于清朝侵占蒙古阿勒坦汗（归附俄国超百年）的领土的指责后，清朝的回应是，首先要求俄方交还逃人，称此时在俄的清国逃人有6000多人。
（《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传到群里，有需求请自取）
借《尼布楚条约》，聊一聊清俄外交关系的演变。
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这个节点，东亚大陆大致可以分为两大对立集团。
- 一是沙俄、准噶尔、喀尔喀（外蒙古）右翼（图中的札萨克图汗）；
- 二是清帝国、喀尔喀左翼（图中的土谢图汗、车臣汗）。
当时，以上各方势力均为国与国关系，集团内部为盟友，外部敌对。
下面，我们先以时间为顺序捋一捋，尼布楚谈判开始前的各方动态。
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四月二十八日，彭春等率清军三千人向雅克萨城进发，清俄正式开打。
当年十月，噶尔丹进贡使团成员伊特木根，在北京驿馆中殴打中国商人致死。
康熙帝下令将犯人斩立决，之后严格执行了「限贡令」（即噶尔丹使团不得超过二百人），限制清准贸易规模，沉重打击了准噶尔的日用经济。
清准关系开始恶化，进入冷战阶段。
当年冬天，康熙帝将被噶尔丹赶出故土（今乌鲁木齐周边）的和硕特部难民安置在阿拉善，在今内蒙古西部地区建立了一个清准两国之间的缓冲区。
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正月初二，沙俄摄政女王索菲亚（实际掌权者）得知雅克萨战事，派遣全权大使戈洛文自莫斯科启程，率军开赴黑龙江。
这支军队共有莫斯科火枪兵五百零六名、军役人员一千四百人，合计约两千人。
根据索菲亚的要求，戈洛文此行的任务如下：
- 保住尼布楚和雅克萨（此时雅克萨之战尚未结束）；
- 划界谈判中坚持黑龙江以北均属俄国；
- 中国应赔偿俄军的战争损失。
当年四月，康熙帝派人主持喀尔喀左、右翼调停会盟。
在康熙帝的默许下，左翼的土谢图汗占了不少便宜；右翼的札萨克图汗敢怒不敢言，进一步倒向噶尔丹。
喀尔喀左、右翼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正月初九，雅克萨之战结束，清军将俄军驱逐出黑龙江中下游，俄军残部撤往尼布楚。
当年夏天，土谢图汗出兵击杀札萨克图汗，并杀死噶尔丹的弟弟，占领喀尔喀右翼属地。噶尔丹得知后大怒，发誓报仇。
准噶尔、喀尔喀处在交战边缘。
当年六月初九，戈洛文率军抵达伊尔库次克。在这里，他与噶尔丹的使节进行了密谈。
随后，戈洛文在给摄政女王索菲亚的报告中说明两点：
- 一是建议正式建立俄准联盟；
- 二是他已经与噶尔丹的使节达成一致，双方将共同对喀尔喀蒙古发动武装进攻。
同时，土谢图汗侦知戈洛文的行程，将情况上报康熙。
康熙帝要求土谢图汗出兵牵制俄军，并及时汇报俄军动态。命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于要地设斥候（侦察兵），于瑷珲、墨尔根二城整军备战。
土谢图汗随后命其弟西第什里率八千骑兵北上，游弋于贝加尔湖南侧。
当年八月二十二日，戈洛文率军抵达色楞格斯克，就西第什里率军在俄据点附近集结一事照会土谢图汗，提出抗议。
土谢图汗表示布里亚特蒙古（即色楞格斯克所在区域）原为其所属，是俄国人非法侵占，要求俄国人放弃该地据点，归还被掳掠的蒙古人。
戈洛文拒绝。
当年九月初，噶尔丹以土谢图汗杀其弟为由，宣布起兵东征，进入原札萨克图汗辖区。
九月二十五日，土谢图汗疏报康熙，噶尔丹分兵南北两路来攻，并扬言所借俄罗斯兵将至。
九月末，戈洛文率军自色楞格斯克出击，以寻找失马为理由，窜入蒙古牧场杀掠。
由上可见，当时的俄、准已经是联盟关系，双方出兵的步调高度一致。
当年十二月，西第什里分兵四千人包围色楞格斯克，戈洛文率城内俄军坚守。
西第什里的军队围城近三个月，但由于缺乏攻城的重炮，未能攻克色楞格斯克。
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二月二十三日，戈洛文所派代表到达北京，要求清廷派出使团，前往边境地区进行谈判，双方人数应该对等。
当年三月初三，康熙帝确定中方谈判代表团成员。
为首的是康熙的岳父、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康熙的舅舅佟国纲，尚书阿喇尼；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法国传教士张诚为翻译人员，郎谈、班达尔善率八旗前锋兵二百、护军四百、火器营兵二百同往。
以上，就是尼布楚谈判开始前的各方主要动态。
概括一下就是：清、准处在冷战状态；准、喀（土谢图汗）处在热战边缘；清、俄刚刚打完雅克萨之战，准备谈判；俄、喀正在色楞格斯克激战。
四方交战范围东起黑龙江流域，西至杭爱山脉，北达贝加尔湖，地域之广、牵扯势力之众，在之前的亚洲战争中从未有过。
眼看着，第一次亚洲大战即将到来。
对于康熙帝而言，能否通过尼布楚谈判，使得沙俄保持中立，让清、喀集中力量对付准噶尔，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但是，清俄谈判并不是噶尔丹所希望看到。
所以，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噶尔丹抢在清朝代表团到达谈判地点之前，发起了对喀尔喀蒙古的进攻。
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五月，噶尔丹率骑兵三万人，越过杭爱山脉，对喀尔喀蒙古发起了大举进攻。
初期，准噶尔军势不可挡，于特穆尔击败土谢图汗的本部主力，随后直取土谢图汗大本营额尔徳尼昭。中途分兵一支，继续向东，攻击车臣汗牧地，并沿克鲁伦河持续东进。
从地图上看，准噶尔军就像一支拉满弓后射出去的箭，横贯了整个喀尔喀蒙古。
与此同时，包围色楞格斯克的西第什里被迫撤围，南下救援哥哥土谢图汗。戈洛文命一千五百名俄军尾随追击，西第什里大败，死伤千余人。
当年八月，戈洛文再次派军从乌丁斯克（今乌兰乌德）出发，袭击喀尔喀蒙古诸部。仅在昔洛克河岸，即杀害蒙古人二百，俘虏甚众，牲畜、帐篷皆被其劫掠。
之后，戈洛文又强迫一千二百余帐蓬的蒙古牧民加入俄国国籍，命令他们交纳实物税及服各种劳役。
戈洛文要求蒙古一台吉（爵位名，辖牧民百余户至千户不等），「每年交纳壮牛五十头、羊五十只，并向俄军提供尽可能多的马匹、骆驼」。
对比一下，康熙帝要求外藩蒙古台吉进贡的数额是「羊一只、酒一壶」。
谁是天使、谁是恶魔，就一目了然了。
但是，戈洛文所部并未深入喀尔喀腹地。
噶尔丹与俄军的西、北两路夹攻，令喀尔喀大乱。
此时，土谢图汗战败后下落不明，哲布尊丹巴（全称「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喀尔喀本土活佛，可以理解为喀尔喀的达赖喇嘛）在噶尔丹的追击下一路逃跑，双方仅差一日路程。
喀尔喀蒙古各部群龙无首，均惊惶不以，民众纷纷抛弃其庐帐、器物、马驼、牛羊等，轻装逃命。
清朝谈判代表团在北上的过程中目睹了这一惨状，即：「喀尔喀溃卒布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
可是逃跑，也得有个方向啊。
关键时刻，哲布尊丹巴显示出了很高觉悟，他是这么说的：
「俄罗斯素不信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
翻译一下：俄罗斯人信东正教，咱们信黄教，民俗、宗教、语言都不同，投奔他们没啥好结果。不如一起去投靠康熙帝，可以请求万年的富贵。
就这样，大批的喀尔喀难民跑到了清喀边境。
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八月初三，之前不明音讯的土谢图汗与噶尔丹的追兵遭遇，双方鏖战三日。第三天夜，噶尔丹率军夜袭，土谢图汗大败，越过大漠奔至清喀边境的哲布尊丹巴处。
当年十月，日暮途穷的土谢图汗与哲布尊丹巴联名上疏康熙帝：
「我等为厄鲁特所败，奔进汛界，永归圣主，乞救余生，作何安插，一唯上裁。」
「我等败遁，尽弃部落、牲畜而来。虽少有所携，难以自存，伏乞圣上俯赐弘恩。」
翻译一下：我们被噶尔丹打败，跑到帝国边界避难，现在一心只想永远归顺圣主，请求您救下我们这些人，如何安排，都听您的旨意。我们因为战败，帐篷、牲畜、粮食都没带，无法生存，请圣上发粮食、物资赈济我们。
康熙帝与议政大臣商量后，允许喀尔内附，暂时仿照漠南蒙古（今内蒙古）进行管理。又命发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旧城）米粮赈济喀尔喀难民，并清查户口，选择边境地区的牧场暂时安置。
之后，喀尔喀难民陆续来到清喀边境，车臣汗所部十万人也来了，总计超过二十万人。
康熙帝命再开张家口粮仓赈济，命大臣费扬古携银、茶、布等日用品，并购买牲畜，送给喀尔喀难民。
自此，喀尔喀与清帝国之间不再是宗藩关系，此地从法理上成为了清帝国的一部分。
然而在当时，看着这些诚心投奔的蒙古人，康熙却高兴不起来，因为这种状况与他的预期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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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虽然摩擦不断，但确实没有再爆发过像两次鸦片战争那样大规模、全面对抗的战争。这背后是多种复杂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是历史发展到那个阶段的一种必然，也是清朝统治者和西方列强各自权衡利弊后的选择。一、 清朝方面：元气大伤，内忧外患，无力再战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清朝而言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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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明朝和清朝哪个“综合因素更好”，这问题实在太大了，就像问“苹果和香蕉哪个更好吃”一样，得看你从哪个角度去品味。不过，咱们不妨掰开了揉碎了，从几个关键点上聊聊，看看它们各自的闪光点和不足，这样或许能勾勒出它们在我心目中的样子。先说说明朝，那股劲儿，是真挺“硬”的。首先，汉族政权的自觉性，这是明朝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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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个极富想象力且引人入胜的假设。如果大唐和清朝作为邻国，并且爆发了类似英法百年战争那样的长期冲突，最终鹿死谁手，很难简单下定论，因为这涉及到无数复杂的因素，但我们可以尝试从各个层面进行剖析。战争的起因：首先，要设想一个让大唐和清朝产生如此规模冲突的理由。这不可能仅仅是边境小规模摩擦，而需要是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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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失去越南和清朝失去外东北，这两件事都标志着一个王朝失去对其前朝疆域的控制，但究其根本，它们的性质、原因和影响有着显著的不同。笼统地说它们“一样”，是对历史复杂性的过度简化。明朝失去越南：内部衰败与外部侵蚀的交织明朝丢失越南，严格来说，是明朝对安南（越南古称）宗主权地位的丧失，而不是直接的领土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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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历史爱好者群体中，明粉和清粉之间由来已久的“恩怨情仇”，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有趣且复杂的现象。这种“怨念”的根源，其实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差异，也有对王朝更迭背后价值判断的不同，更夹杂着一些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的投射。首先，我们要明白，明朝和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截然不同、但又紧密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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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玄武门之变与清朝九子夺嫡，两者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权争夺事件，都伴随着血腥与政治斗争。但若论及惨烈程度，唐朝玄武门之变在直接暴力冲突的规模和残酷性上，要比清朝九子夺嫡更为惨烈。下面我将详细对比两者，从多个维度进行阐述： 唐朝玄武门之变 (公元626年)背景： 唐高祖李渊的次子李世民，与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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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和清朝，这两个都曾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篇章的“外族”王朝，虽然都统一了广袤的疆土，但其治理方式却呈现出显著的差异。这差异并非偶然，而是深受各自民族特性、建国背景、以及面对的社会现实所影响。一、 民族政策与社会结构： 元朝：严苛的等级划分，强化族群界限。 元朝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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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明朝比清朝更受外国人青睐？当目光投向明朝与清朝时，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早期来到中国的西方访客，对明朝的印象似乎比对后来建立的清朝更为正面。这并非简单的情绪偏好，而是深植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一、 开放的姿态与初遇的惊喜：明朝的“黄金时代”印象明朝，特别是中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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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与李鸿章，两位身处不同时代，却同样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的重臣，他们如同两座巍峨的山峰，各自承载着时代的风云变幻与历史的沉重使命。要将他们二人进行比照，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功绩，更要深入探究他们所处的环境、面临的挑战、施行的策略以及最终的历史评价。张居正：在内忧外患中力挽狂澜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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