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时东南亚都是印度化而非汉化？

因为被汉化的准东南亚地区，云南两广什么的，现在被叫做中国了。

谢邀。正好最近在看东南亚史。

赞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这不简单是历史事实的考量，而且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文化传播模式的问题。

首先想讨论一下题设里的“古时”，在我阅读过的材料里面对东南亚史的分期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

国内比较主流的“古代史”划分指从上古时期至16世纪前后的一段时间，粗略点划分就是欧洲文明进入东南亚之前。欧洲文明出现在东南亚后的历史极其复杂而且有趣，东南亚在更大的地缘政治视角下，深刻地影响着，而且会进一步影响世界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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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里的补充说明很有意思，事实上，吸引我去阅读东南亚史正是从语言文字里呈现出的与印度千丝万缕的联系。

年代可追溯至自公元前后至十世纪以后的碑铭上保留着梵语和巴利语，而由于东南亚的湿热气候，贝叶无法长期保存，但贝叶经存在于古代东南亚是可以被确认的。另外，在古代缅甸使用的骠文、古菲律宾的“巴伊巴音”文字、古爪哇语、古占婆语中都有自古婆罗米文字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南亚文字的痕迹。今日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地的语言，甚至是他们的国名都与印度关系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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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印文明与东南亚的联系可追溯至公元前。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通过宗教使团。应当说，主要就是佛教僧众在进行着传法的工作。

根据佛教文献记载的阿育王时期和迦腻色伽统治时期，都在政策上推动佛教的传播。比如，著名的阿育王在立地成佛后向东南亚派出了佛教使团。部分印度学者也挖掘出了阿育王向欧洲派遣具有宗教性质的外交使团的证据。而贵霜王朝将佛教带向了中亚，而后到了中国。

第二，部落、王国斗争导致人口的迁徙。这一现象主要集中在今日的东北印和与之接壤的缅甸。北印和中印的分分合合和战事连绵在事实上导致了小规模的人口迁移。缅甸贡榜王朝时期成书的《琉璃宫史》中提到中天竺的流亡政权在今天的缅甸和东北印建立了政权。事实上，东北印在人种属性和语言属性上，本来就更接近东南亚，而离印欧语更远。所以，这也是自“雅利安文明”出现在次大陆以来，不断东渐的结果。另外，佛教的传播也在这当中搭了顺风车。

第三，商贸业。正如

老师提到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环绕印度的季风控制着整个次大陆的命运，也塑造着印度文化。在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前，大印度洋实际上就已经连成了一体，西起东非，东至东南亚和南中国。商旅活动带来了宗教，也带来了逐渐增多的移民。

总的说来，陆地上婆罗门教政治势力向东发展并且在新的土地上形成具有婆罗门教特性的宗教；海洋上，伴随着商旅的活动印度文化逐渐渗透广泛影响着海上的王国。值得一提的是，后来伊斯兰文明在东南亚的出现也更多的是通过商贸软性渗透而非武力征服的形式。

中华文明与东南亚的联系其实也不少。

秦朝时，一大批犯人、流民都被送到了岭南，这是一个开端；汉武帝统一两广，征服今天越南北部；南北朝时儒家文化影响力进一步南移。另外佛教交流的过程中，从汉朝时起就不断与东南亚发生着碰撞（不过主要是印度僧人通过东南亚向汉地传播，而汉传佛教反向传播较少）。但这些影响的范围其实都很小，主要集中在越南北部和中部。（所以每次越南人每次搞事的时候，我都会想说，你们呀，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领土知道么？！）

真正在较广范围内华人向东南亚“移民”出现在东南亚古代史的较晚时期。南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而且造船技术的迅速发展，事实上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还有战争造成的难民涌入东南亚。蒙古人的征服使部分汉人往更南的地方逃亡，然后1293年元朝的远征爪洼又进一步导致中华文明影响东南亚。到明朝时，郑和下西洋，以及对东南亚贸易解放海禁。清朝入关又使明朝遗民往南逃窜这一系列事件使华人势力尤其是商贸团体在东南亚迅速涌现。中国西南边疆受着同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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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大致如此，那么为什么东南亚更趋向于“印度化”而非“汉化”呢？

第一，时间的前后差异很重要。南亚文明在东南亚产生影响的时间比中华文明早太多，而且辐射面广；早期中华文明对东南亚的影响几乎只停留在越南北部。

第二，就影响方式而言，印度文明传播的主要渠道是宗教，佛教和婆罗门教（还包括后来出于向印度教转型时期的婆罗门教）在提供政权合法性、哲学思想以及组织社会结构等方面比本土的原始宗教更加进步。以婆罗门教为例，其以最高“梵”为统一的泛神崇拜实际上能够很好的吸纳哲学体系较为薄弱的本土宗教，而以祭祀为核心的一系列经典、仪式代表的在当时较为成熟的婆罗门教王国的统治模式也受到国王们的欢迎。春耕仪式、生殖崇拜以及雪山崇拜等能够较好融入当地社会的仪式也迅速传播。法显在《佛国记》里提到马来群岛的状况，“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是典型表现。而早期中华文明对越南北部的控制方式则具有更强的官方色彩，包括影响越南的官制、行政体系。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很难发展到非有效控制的其他东南亚地域。

第三，东南亚古代史早期受印度影响较大而受中国影响较小的直接地理原因就是东南亚离印度的政治文化中心更近，更容易到达。无论是南印通过贸易对东南亚形成影响，还是东北通过陆地的传播，都较为方便。而中华文明的重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离东南亚太远，事实上，百越地区、西南边疆在自汉朝至南朝的这段时期内，才逐渐被汉化而后纳入中央统治。所以，要旗帜鲜明的反驳一下所谓该时期印度文明发展水平更高的观点，就历史王朝的版图而言，中华文明的辐射圈影响到的范围几乎都成为了中华帝国的有效统治区域。

至于到十世纪以后为什么东南亚未被汉化，原因很复杂。大致说来，从东南亚本身的情况看，先入为主的印度文明以及随后更加“有力”的伊斯兰文明已经构建起足够强大的势力；反观随后进入的华人，并没有发展出强大的团体势力，也很难在政治上有控制力。在东南亚的中国商人并没有印度教、佛教或者伊斯兰教商人所具备的那种以宗教为工具的文化输出能力。从东南亚华人自身的文化传统而言，文化的封闭性太强，几乎是自己主动关闭了与当地文化融合的过程。米尔顿•奥斯本的《东南亚史》里提到一个有意思的事实，中国人的祖宗意识导致早期移民形成的华人团体在政治和文化上自动从当地文化中分离开来，“认祖归根”使移民的自我身份认同与现实身份产生了冲突。多一句嘴，这是否是华人移民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缺少政治影响力的原因之一。

你宋费拉，无他。

文化上的“xx化”并不是一成不变乃或是命中注定的，积极进取并且人足够多的国家和民族完全有可能进入拥有完全不同文化的区域，将这里改变成自己的文化，这一点在东南亚都有大量的实例：

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自汉朝设交趾郡以来就是上千年的稳固郡县，汉文化大本营，但在公元前2世纪之前这里流行的乃是完全的土著文化。考古学表明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后，在越南北部盛行一种以“铜鼓”著称的青铜文化东山文化，他们种植水稻并饲养猪，擅长使用独木舟。在公元前2世纪之前整个东山文化都看不出汉文化的多少影响，但在汉朝平定交趾后，经过汉朝的移民和开发，到公元1世纪东山文化衰落，红河三角洲基本汉化，之后这里就逐渐变成我们所看到的样子了。越南最早的汉文碑刻为西晋时所立的陶太守碑，与中原地区已经无异。

越南中部的真正“印度化”国家占城的最终消亡也是一个例证。在越南处于“北属”的时期，中原王朝虽然也尝试在越南中部也建立郡县，但成果相当有限。除了隋炀帝一次不成功尝试，中原王朝的南部边界在北纬15度到18度之前摆动，算中位数大约和冷战时期的“一七线”相当，到唐朝时南界已经退缩到义安省一带，在这之南就是占城的地盘。虽然中原王朝同占城的经济人员往来很多，但占城自身流行的却是印度文化，信仰印度教，使用梵文字母。根据20世纪初以来法国人对占城遗址的发掘，占城自身有着相当成熟繁盛的印度化文化，并非是17世纪之前的台湾和北美那样人口稀少文化落后的地方。

然而，在越南取得独立后，就积极对占城用兵，虽然在14世纪之前只能说互有胜负，但在15世纪后越南就占据了绝对优势。1471年黎朝攻陷占城都城vijaya，占城陷入四分五裂，最终在17世纪末灭亡。同时大批越南移民也从北方南下，占人自身文明日益衰落，遗迹被森林湮没，这里最终完成了从“印度化”到“汉化”的转变。如法国人所发现的“美山圣地”所在的广南省，其地名已经完全看不到占人的影子，被推定为占城都城indrapura的遗址，如今被称作同阳（Dong Duong），完全是一个汉式名称了。

东南亚另一个著名的“去印度化”例子乃是菲律宾，菲律宾先是被西班牙长期殖民，后来又受美国统治。当地人信天主教，流行英语，起着西班牙式（较多）或英美式（较少）的名字。整个菲律宾除了居民外貌之外几乎就是一个“拉美”而非“亚洲”国家。而原有的印度化和伊斯兰化影响在至少菲律宾北部地区已经基本销声匿迹了，只有菲律宾南部还有数量较多的穆斯林。

在东南亚之外，因为征服或自发流动导致的文化面貌大变动也是很多的：新疆地区在汉唐时不但有都护府，其一部更是中原王朝郡县，以吐鲁番一带为中心的地方是完全汉化的，但由于中原王朝退出西域近千年，这里最终伊斯兰化，清朝以后随着新疆重入版图，乌鲁木齐一带又再度汉化。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南部长期是突厥语系游牧民的根据地，俄国直到1783年才正式把这里纳入版图，经过移民这里到俄国革命前夕已经基本斯拉夫化了，在鞑靼人分布最集中的克里米亚，如今也只有10%出头的鞑靼人（当然这也和俄国政治变动有关）。德意志人从11世纪起到14世纪进行了大规模“东进”，从易北河以西一路推进到东普鲁士乃至特兰西瓦尼亚，对这里进行了德意志化，一直持续到二战前，原住民只留下斯拉夫来源的“柏林”、“莱比锡”和波罗的来源的“普鲁士”等地理概念作为回响。所以东南亚即使有着“印度化”的先来，后到的中国想把这里变为“汉化”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后两处鸣谢 @库尔沃塔森林 ）

当然，异文化势力要改变当地文化面貌的难度也是因具体条件而异的：文化成熟、原住民众多的地区，如越南中部的占城、欧洲殖民的南亚东南亚之类，想要彻底改变其文化面貌就比较困难乃至无法改变；文化落后、原住民稀少的地方，如17世纪以来的北美和台湾、19世纪俄国侵占的“外东北”之类，改变其文化面貌就很容易。如果文化落后但原住民不“稀少”，比如欧洲人和阿拉伯人在非洲、西班牙人在拉美对原住民改变“文化面貌”也都是不彻底的。

具体到东南亚方面，海岛东南亚的情况比较清楚：除了菲律宾以外的地方离中国都很远，而菲律宾本身也是文化比较落后的地方。面向印度洋的苏门答腊和爪哇先是完成了印度化，在15世纪又最终伊斯兰化。菲律宾被西班牙夺占，虽然有中国海盗试图夺占这里但功亏一篑。如果没有发生小概率事件的化，在明朝之前连台湾都不甚上心的各王朝想“汉化”这里难度很大。只有欧洲人涉足较少、原住民力量分散、华人移居早规模大的婆罗洲（或许还能加上巴拉望、苏拉威西、纳土纳一类），直到19世纪都还有相对比较大的“汉化”可能。婆罗洲面积74万平方公里，加上越南33万平方公里，占了东南亚约四分之一的面积，“汉化”和“印度化“的对比就没那么悬殊了。只是晚清的衰弱无能，使得婆罗洲华人只能仰欧洲殖民者鼻息，人口占比也下降不少。（有江湖暴论认为清朝是宋徽宗后人，前文的“你宋费拉”某种程度……其实并没有完全失灵）

而大陆东南亚的情况则又有不同了，传统中国更注重陆权，所以在大陆东南亚开拓看上去可能性确实更大一些。有些人会指出中国（比起沿海的斯里兰卡/南印度地区）在东南亚开辟的种种自然地理不利条件，但从越南17-18世纪成功开拓湄公河三角洲来看，这种地理决定论也不能过分高估。中国要想经营东南亚，时间上必须不早不迟，早了则中国尚无力消化今日中国西南的滇黔桂等省，迟了则信仰上座部佛教的“印度化国家”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文化、人口稠密，那么这样的时代存在吗？

存在的，这就是12-13世纪时候，梁晓芬指出上座部佛教在中南半岛上的发展始于11世纪，14世纪最终确立主导地位，而12-13世纪就是这样的关键时期：

（前略）东南亚地区的南传佛教文化圈当从缅甸蒲甘王朝振兴上座部佛教的阿奴律陀（Anuruddha）说起。阿奴律陀为缅甸蒲甘王朝的创建者，公元1044年，阿奴律陀登位统一缅甸，实施佛教改革，奉上座部佛教为国教，推行纯正的上座部法统。其后兴盛的蒲甘上座部佛教文化自然地向掸族地区传播，并经由掸族地区传入邻近的傣族地区。公元11世纪中期，泰族建立了兰那（Lanna）和兰沧（Lan Chang）两个小国家。兰沧泰族一系，后来向泰国东北部发展，形成了以后的老挝；兰那是泰族首先在泰境内建立的一个小王国，在中国史书上称“八百大甸”。据《庸那迦纪年》记载，直到1292年，兰那国的孟莱王征服了哈里本猜，孟族的佛教才为兰那所接受。公元14世纪，“摆坝”和“摆孙”二派的形成标志着兰那地区上座部佛教的成熟和发展。从此，上座部佛教在傣泰掸老等同源民族文化体系中开始占据重要地位。另据史料记载，直至13世纪，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始传柬埔寨，梵文渐趋衰颓。1309年，据柬埔寨一块巴利语古碑铭记载，舍耶跋摩波罗弥斯罗曾首先正式护持斯里兰卡佛教僧团，其后柬埔寨也成为了清一色的南传佛教国家。而老挝史上明确记载有上座部佛教信仰始自法昂王（1353—1373在位）建立南掌国之时，他引进柬埔寨上座部佛教并致力弘扬。

基于上述考察，东南亚的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老挝，在11至14世纪期间，先后接受了斯里兰卡大寺派法统的上座部佛教并奉为国教。至13、14世纪时，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才真正得以形成，这是成熟的南传佛教跨境传入我国云南傣族地区重要的历史背景之一。

然而这一时期东亚的情况我们是更熟悉的：宣和北伐不成、金人南下、靖康耻……最后元气大伤的宋朝向金人屈辱求和称臣，连在两淮北伐都很吃力，遑论进军东南亚了。

与现实中的积弱对应，南宋在思想上也是为在西南方向的保守和不作为竭力辩护的。这一点在北宋末徽宗年间已经有端倪：

常字权可。政和末，知黎州。有上书乞于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者，诏以访常。常言："自孟氏入朝，艺祖取蜀舆地图观之，画大渡为境，历百五十年无西南夷患。今若于河外建城立邑，虏情携贰，边隙寝开，非中国之福也。——《宋史·宇文常传》

此时北宋在西北方向上开边小有成就，有人提出在西南方向上也进行类似的拓边行动，结果被宇文常拒绝。

南宋时对西南方向的心态更加消极，并把不作为当作光荣的事情，还追溯到赵匡胤：

（唐）秬言：“臣所治黎州控制云南极边，在唐为患尤甚。自太祖皇帝即位之初，指舆地图弃越嶲不毛之地，画大渡河为界，边民不识兵革垂二百年。”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七十一》

（前略）

艺祖按图挥玉斧，大度河外等弃之。

本朝独无南诏患，一语决定无敢违。

（后略）

——楼钥《送王粹中教授入蜀》

这种情况下，宋朝对西南化外之地的了解也是很有限的，更遑论云南乃至将其作为进入东南亚的跳板。周立志指出宋朝对云南方向所知甚少：

宋朝将这一区域视为“化外之地”，对其有限的关注也是出于自身当下的需要。宋朝后期因与蒙古战事的需要，尤其是蒙古占领大理之后，对这一区域的关注才有所增加，此前因马政、边防、大理入贡而对这一区域的关注则是零散的。见于宋人笔端的《至道云南录》、《云南买马记》、《政和大理入贡录》等若干记录并不足以支撑宋朝对大渡河外及“云南”地理、民族等十分关切这一结论。

最具代表性的是李焘有关大理国、建昌城牒、卭部川蛮、诺驱及《续锦里耆旧传》、《至道云南录》诸疑问(《长编》卷10，开宝二年六月，第228、229页)。不过宋人李焘的诸疑问，至今仍未解答，而有些学者拿来其中的“疑问”当作宋与大理国关系的关键史料来加以引用的做法恐不可取。

一些学者将“宋挥玉斧”直接指向宋与大理国关系，其实是将邛部川蛮等介于宋与大理之间的民族部落纳入了大理国的统治范围，是有问题的。结合李焘的疑问，卭部川蛮等并不隶属大理国，宋人张方平在至和年间说：“南诏去蜀二千余里，道险不通，其间皆杂种，不相役属，安能举大兵为智高寇我哉!”(《长编》卷178，至和二年正月丁亥，第4306页)绍兴三十年(1160)，大理国需遣使馈送邛部川蛮衣甲、金器、鞍马，以让邛部川蛮传递大理国欲入宋买卖的信息，最终这一信息被虚恨蛮传递给黎州(《要录》卷184，绍兴三十年二月甲子，第3080页)，直接说明并不统属。直到嘉定九年(1216)邛部川方才归附大理(《宋史》卷496《邛部川蛮》，第14235页)。邛部川蛮首领诺驱也显然不会受到宋朝“云南大理国主”、“忠顺王”的封号。

——周立志《“宋挥玉斧”再认识》

1253年蒙古灭大理，忽必烈时期设为云南等处行中书省，此外元朝也曾经攻破过缅甸蒲甘王朝，在1286年设立缅中行省，1331年又设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在中南半岛上一度占据了相当广阔的领土。然而一则云南新收，经营尚需时日，二则本身就不甚“汉化“的蒙古人也无意在缅甸、泰北推行汉文化，所以元朝的行动并没有触动这些地方的“印度化”影响。此外元代云南尚有麓川之叛困扰，本身经营程度也很有限。

1381年明将傅友德平定云南，明朝设置了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并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汉化，使得自然地理上接近“东南亚”的云南最终接纳汉文化。到了15世纪，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同样名义面积极为广大，甚至同孟加拉湾接壤。当然明朝对其中很多地方的控制都是虚有其表的，如缅甸、老挝之类“军民宣慰使司”，此后木邦、孟艮等处也陆续在明清时丢失。不过此时中南半岛上座部佛教文化已经稳定下来，明朝已经很难对此进行实质改变了，即便清朝时华人大量进入暹罗也是如此。

当然此时“东南亚“地区也有交趾和大理两个受汉文化影响较大的政权，然而两者国力较弱，且自身也不同程度上受到一些东南亚文化的影响，在12世纪更是双双陷入衰弱，所以也长期无力在东南亚推广“汉化”。

即使是传统上被认为“南天中华”的越南，其文化面貌也没有那么简单：

但在我看来并没有如此简单。和韩国一样，越南有很长一段时间重视佛教多于儒教。许多越南和韩国的和尚到中国和印度研究并收集佛经（见《新旧唐书》，以及陈国旺、何文晋所著《越南封建制度历史》，河内教育出版社，1961年，1964年）。正如上所述，东南亚特别是越南，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远深于中华文化的影响。尽管公元初期儒教已经传入朝鲜半岛，到了14世纪，儒教成为统治者的权力工具和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影响了朝鲜王朝（1392年-1910年）以及大越黎朝（1427年-1786年）、阮朝（1802年-20世纪初），但在此之前，韩国高丽王朝（918年-1392年）和大越丁朝（1226年-1400年）、前黎朝（980年-1009年）、李朝（1010年-1226年）以及陈朝（1226年-1400年）仍非常重视佛教，甚至视佛教为国教。

——（越）陈国旺《东南亚和东亚视角下的越南传统文化》

知友 @张颢 也认为：

越南独立后的吴、丁、前黎三代是偏东南亚色彩的贵族统治，而不是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制度。简单地说，中央政权（及皇权）的控制力较弱，对内部势力整合的程度也不高，尚未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也缺乏经验和教训的积累，因此具备显著的不稳定性。具体体现在这三代上，就是时间都很短促，或许给了题主越南朝代全都“如同走马灯”的直观印象。

越南并非自主建国伊始就是封建中央集权制，它的演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直接用中国的情况来套越南，这是常见的误区之一。如果将根本原因草率地归结于中式军阀体制，那也未免太高看越南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了。

大理就是汉文化影响更少，印度文化影响相当明显了：

宗教方面，大理国是举国崇信佛教密宗阿吒力教派的“妙香佛国”，阿吒力信仰是印度婆罗门教和佛教融汇后传入大理又与大理本土宗教融合后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密宗佛教，与宋朝和交趾的中原汉地禅宗佛教大不相同。“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⑦而且当时宋朝理学和儒教盛行，大理国却是受东南亚、南亚影响的阿嵯耶观音崇拜和阿吒力信仰盛行，大理国的文化是一种中原文化和南亚东南亚文化相交织的文化。因此，宋理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也存在较大差异。上述原因导致宋朝视大理为南诏和异类。

——李魏巍《大理国与交趾李朝的均势制衡关系探究》

在12世纪交趾和大理处境则是：

公元1134年左右，交趾正是李神宗统治时期（公元1128—1138年），正由李朝前四帝（太祖、太宗、圣宗、仁宗）时期的强盛转向衰落，越南内部发生了农民暴动，南方占城和柬埔寨吴哥王朝都相继来攻。[郭振铎，张笑梅.越南通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312。]“甲寅，真腊二万余人入寇义安州波头步。诏太傅李公平及义安州人讨之。……甲戌，……真腊人入寇义安州杜家乡，有船七百余艘。诏清化府阮河炎及本州杨坞等领兵击败之。……诏太尉杨英珥领清化府义安州人击真腊、占城，败之。……丁巳五年，……真腊将破苏棱，寇本州。诏太尉李公平将兵击之。”[孙晓.大越史记全书（标点校勘本）[M].人民出版社，2015：207-218。]李朝前四帝时都是李朝主动进攻占城和真腊，并多次攻入占城境内大肆烧杀抢掠，侵占蚕食占城领土，可是李神宗时交趾李朝完全是防御态势，而且占城和真腊交替频繁的进攻交趾南部地区，李神宗统治的十年期间，见于正史的有关占城、真腊入侵的记载就有四次之多，说明此时交趾李朝的国力军力有所下降，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因此，大理国“金齿白衣”在此时驱逐交趾李朝在湄公河流域的势力正合时宜。在大理国国内，此时正由大理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段和誉所统治（公元1108—1147年）。大理国出现了中兴局面，国力军力和国际影响力都有所增强，各族、各部首领纷纷前来进贡，所贡“金银、罗绮、珍宝以亿万计，贡马遍苍山，……缅人进金花、犀象于大理”，[（明）杨慎，（清）胡蔚订正.南诏野史[Z].大理丛书·史籍篇[M].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60-61。]甚至连强大的缅甸蒲甘王朝也“进金花、犀象于大理”。公元1117年宋徽宗册封大理国王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元）脱脱.宋史[M].中华书局，1977：14073。]段和誉是大理国22位国主中唯一被宋朝册封的国君，由这样一位在各民族中有威望的“贺诏龙法”（云南大天皇）任命叭真为一方之主有利于傣泰民族先民借助大理国的威望壮大自身的势力。但是段和誉之后的大理国日趋衰落，陷入“酋领星碎”、“四夷八蛮叛逆，中国（指大理国）路途如猥毛”的四分五裂境地。[尤中.云南民族史[M].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245。]

——李魏巍《大理国南部“金齿百夷”的崛起及其与湄公河流域古国的关系》

如果12世纪中原能出现一个更强势的新王朝，在击退金国安定北方后或许就会灭交趾灭大理，获得进取东南亚的基地，乃至于在上座部佛教广泛传播之前把泰、缅、腊等族的一部甚至全部汉化。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我们看见的只有靖康之耻，以及南宋在西南问题上的极度消极不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