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上朝时间为什么那么早？不能下午上朝吗？

明朝上早朝其实也非常早，基本上是黎明、破晓之时早朝。至于为何早朝时间被定得这么早，明武宗正德年间的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就曾明白地说过：

正德二年二月己卯（二月初五日），大学士李东阳等请早朝，言：自古圣帝明王必以克敬克勤为德，早朝者，勤政之第一事也。皇上即位之始，常以昧爽视朝，中外欣欣，想望至治。顷来或多至巳时方出，人心疑恐，伏望自今早朝仍依旧期。
一则圣躬志虑清明，二则朝廷气象严肃，三则侍从宿卫得免疲倦，可以整饰朝仪，四则文武百官不致懈弛，可以理办政务，五则钟声有节（鐘聲有節:廣本抱本聲作鼓。），可以一都市之听闻，六则引奏有期，可以耸外夷之瞻仰。一举而众羙咸具，天下必将称颂圣明。此其事易行而其效甚大，只在圣心一转移之顷耳。
上曰：卿等言切治道，朕已知之矣。

据李东阳所说，明武宗朱厚照在登基之初，是“昧爽视朝”，所谓“昧爽”，也就是拂晓、黎明、天刚刚亮的时候，确实是早晨五点左右。

但到了正德二年初，朱厚照就开始懈怠了，经常到巳时才出来上朝，巳时，也就是上午的9点—11点。

瞧瞧朱厚照这懒货，他也起不来啊！

于是，以李东阳为首的大臣们就有意见了，上疏提醒皇帝要按时上早朝。

至于为什么早朝要那么早，李东阳说了这样的六个好处：“一则圣躬志虑清明，二则朝廷气象严肃，三则侍从宿卫得免疲倦，可以整饰朝仪，四则文武百官不致懈弛，可以理办政务，五则钟声有节，可以一都市之听闻，六则引奏有期，可以耸外夷之瞻仰。”

说明白点，其实就是大早上的脑子比较清晰，氛围比较庄重肃穆，刚早起大家的精力还比较充沛，侍卫正精神振奋，文武百官也可以趁早处理政务，到下午就开始疲倦懈怠了。

古时候没什么夜生活，睡得早，起得也早，跟现代人的生活节奏不一样，熬夜党夜猫子太多了，大早上醒来个个哈欠连天。而古代的社会确实应了一句话，一日之际在于晨，大清早的集市街道上也最是热闹的时候，生气勃勃，充满朝气。

很显然，朱寿大将军也是个夜生活多姿多彩的主儿，他就是起不来，做不到像他的老祖宗朱元璋那样“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临百官”，他则是一觉睡到自然醒，然后姗姗来迟，九点多才来上早朝，让满朝文武好等。

与朱厚照登基不到两年就懒散了不同，他的堂弟明世宗朱厚熜可就不一样了！

朱厚熜是从藩王入继大统，坐稳这个位置还是颇为不易的。嘉靖中期以前，世宗一直是一副励精图治的形象，上早朝勤勉得让内阁大学士杨一清等人都感动了，甚至还反过来劝皇帝要注意身体，也不要起得太早啊，日出以后上早朝就得了！（泪目~~~）

嘉靖六年十二月壬申（十二月二十九日），大学士杨一清等言：人主视朝，当有常期，古礼，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视之。今陛下常于昧爽以前视朝，或设烛以登宝座，虽大风寒无间，是固励精图治之心，而圣躬得无因之以过劳乎？伏愿于新岁履端更始之时，仿古礼而行，命鸿胪寺官传示内外，每以日出为度，或遇大风寒日暂免，遂著为令，庶圣躬不致过劳，实宗庙生灵之幸也。
上曰：卿等所言，真师保爱君至意，迩来内外百官偷闲怠惰，不能勤事，故朕以身先之，庶足以警化云耳。古礼谓辨色入朝，日出而视之，不独为息餋之计，是亦防微之一道也。

瞧瞧朱厚熜，他上早朝经常在“昧爽以前”，也就是天都还没亮！点着蜡烛登上龙椅上早朝的，即使是大风雪，亦不停歇。这就让百官们难受了！

杨一清：“皇上，天还没亮呢！您起这么早，点着蜡烛来上早朝，就不觉得太过操劳了么！我们建议您不如从新年以后就效法古礼，日出天亮了再上早朝吧！要是遇到大风寒，不如就取消了吧！”

我估计杨一清等官员的内心是崩溃的，估计是想说：“皇上你年轻受得了，我们这一帮糟老头子可受不了啊！”嘉靖六年（1527），世宗朱厚熜才20岁，而杨一清（1454－1530）是73岁！

明朝的时候，预朝官员称朝参官 、京朝官 。为便于上早朝，他们多在城南择屋而居，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 。每晨星月未散，即须赶到皇城，由东、西长安门步行入内。为方便官员候朝“待漏” ，皇城内建有多处朝房，各官在此按品级坐立。

想想，大风大雪、天寒地冻的腊月底的北京城，几乎是滴水成冰了，一群六七十多的老头子冒着风雪，天还没亮，顶着星星月亮，赶到皇城前等着入朝，冻得瑟瑟发抖......

于是他们再也忍不下去了，纷纷上疏建议皇帝“您要注意龙体啊！”

其实中国古代各王朝也并非都是这么早上朝的，也不必天天早朝，比如汉宣帝始实行的五日一常朝的制度。而明清这种每天黎明时分即早朝的常朝制度，大约是朱元璋所设计的，其后祖制难变，于是一直延续了下去。

而朱元璋一手所设计的明代朝会制度的初衷，是直接受到元代朝会接见面过窄的反面启示的。

元代朝会极其简略，“每日则宰执入延春阁及别殿奏事而已”，因此有学者认为元代没有朝会，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御前奏闻是一种特殊的视朝，但范围极小，时间地点都不固定。

元代的御前会议，“得奏事者”只有中书省、御史台、宣政院、枢密院等“二三大臣”以及怯薛近侍“数人而已”。

朱元璋认为这样的朝会很不利于扩大皇帝的信息来源，他认为元朝失天下的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权臣蒙蔽、威柄下移，他自然将其视做弊政而予以彻底改造。

于是，朱元璋就一反蒙元不重朝会的旧制，开始极其重视上朝。而明朝对朝会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朝仪之盛堪称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

这里就要说题主所说的另一个问题了，“不能下午上朝吗？”

当然不能啊，因为明初一天不只是上了早朝就没事了，除了早朝以外，还有午朝和晚朝啊！

这个问题就和有人问“为什么早自习这么早，就不能下午再上早自习吗？”

答案是当然不能了，因为下午有下午的课，晚上还有晚自习呢！

同理，你把早朝挪下午去了，那早晨干啥？午朝和晚朝又什么时候上？

现在先简单说一下明朝的朝会制度。

一、明代朝会制度

明代朝会，分为大朝、朔望朝和常朝。其中以正旦、冬至和万寿圣节三日举行的大朝最重，皆大会朝班，百官四夷上表称贺。每月初一( 朔) 、十五( 望) , 百官公服行礼，为朔、望朝。以上二朝均御正殿（即奉天殿, 后改名皇极殿, 今太和殿）属礼仪性质，止行朝贺之礼，不引见奏事。而真正处理政事在常朝。

常朝又分早朝和晚朝，由于后来晚朝久废，故明朝大多数时候的常朝一般径指早朝，又称日朝。

常朝除了必要的礼仪，以处理政事为主。但晚朝初无定制，以致不少人误以为国初一日三朝，明朝中期名臣丘浚就说：“早朝后，至午复出朝，晚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制也。”

其实晚朝与午朝实为一事，称谓不同而已。朱元璋时，晚朝或于奉天门，或于右顺门（后改名归极门, 今熙和门）；永乐时在右顺门，宣德后在左顺门（后改名会极门, 今协和门）。

早朝与晚朝的政事安排是这样的：百司皆于早朝奏事，非警急事当奏者不须赴晚朝，听在司理职务，惟通政司达四方奏牍，早晚须朝。

也就是说，晚朝以奏警急事为主，不需要百司都来赴朝；早、晚必朝的，只是掌管章奏进呈的通政司官。

永乐四年( 1406年) , 以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间不得尽所言，午后事简，可从容陈论， 命自今凡有事当商略者，皆于晚朝来，庶得尽委曲 。

晚朝仅奏重事，参加者有限，礼仪较简，君臣可从容展论，因此它是早朝的重要补充。但晚朝（景泰间定仪注后, 乃定称午朝）自英宗即位后长期停废，景泰及弘治初曾试图复兴，但都维持未久。所以君主听政之所，实只有正门早朝，早朝乃等于常朝。这是明代朝会与前朝最大的不同。

二、明代常朝（早朝）的具体内容

虽然常朝不像大朝和朔望朝那样属于纯礼仪性质的，但即使是明初的朝会，其主要内容也不是由皇帝面授机宜、讨论制定重大政策方针或者给各部门布置任务。

可能与绝大多数人想象的不一样，朱元璋制定大明朝会制度之初，其目的就是为了当场解决细致具体的事务，所以他实际上主要干的是丞相、各衙门长官乃至是知府、知县、提刑官的事。

也即早朝所理之事实际上异常繁杂琐碎，涵盖方方面面的事务。据《明仁宗实录》记载：

上谕鸿胪寺臣曰：故事，视朝后，诸司有急切机务不淂面陈者，许具题本于宫门投进，冀得速达。今诉私事丐私恩者，亦进题本，掩奸欺众，以图侥幸，坏法乱政，莫甚于斯。今后惟警急机务不得即面陈者，许封进题本，其余大小公私之事，并令公朝陈奏，违者论以重罪。仍令三法司知之。

据《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八年所定各府部衙门“合奏启事目”达184 款，除了选举、盘粮、建言、决囚、开设衙门等大事以及灾异、雨泽、囚数等类奏事项，还有许多像“收买牛支农具”、 “追赃不足家属”、“受理民间词讼”之类的杂事。

凡涉及“军中机密事情及守卫门禁关防”等事，许官旗军人径奏；民间词讼，也往往实封闻奏。有司所守之事，亦须一一面请，就连守卫皇城官军搜检出被盗内府财物，也要引到朝门，由皇帝亲自发落，可谓烦渎至极。

像明代皇帝这样，亲坐朝门，一切庶政，不分轻重大小，样样过目亲理，这是前所未有的。如此肯定难以持久。

而祖制又不准变，这实际上已埋下了后世朝会走向虚应故事、名存而实亡的隐机。特别是宣德以后，早朝决政方面的内容不断萎缩，上朝不过趋拜行礼，其性质已与大朝、朔望朝没有太大的区别了。最后，因为凡事都要请旨，旨不发则政不行，因此皇帝必须日日上朝。

虽然明朝的常朝制度跳过蒙元，直接借鉴于唐宋制度。但唐朝的“常参”除文官五品以上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日参 ( 每日入朝) , 号常参官 ，其他官员由九参( 一月朝九次) 、六参 ( 朝六次) 降及四时参( 一年仅四朝) ，而文武官职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后，则朝朔、望而已。

也就是说，明代以前的汉唐宋等朝，“朝臣”与“非朝臣”是有清晰界定的。但在明代，常朝是绝大多数京官的义务，从宰辅到九品小吏 ，乃至一个京仓场卫分小官，甚至是不入流杂职，也是每天都要上朝。

实际上明朝每天的常朝，来上朝的官员大约在数百至数千之间，数量非常庞大。所以我以前点校《明宪宗实录》的时候，经常发现有大量官员失朝不到的例子，有一次竟达1118人！

上朝的人少了一千多，皇上能看不出来吗？就和你们现在上全院的专业大课一样，两三百人的大课，就来了二三十人，把老师当傻子糊弄呢？

成化二十三年七月乙卯（七月十八日），上以朝官少，命锦衣卫、鸿胪寺按门籍点阅之，文武官不至者一千一百一十八员。
奏上。
得旨：此辈不畏礼法，懒惰朝参，当治以罪。姑从轻处之，三品以上者运灰五千斤，四品以下者三千斤，九品以下者一千五百斤。有病者仍查验以闻。独英国公张懋以自请罪免罚。
已而，锦衣卫、鸿胪寺以患病、病痊及无病者名上。
上以注病者多不实，姑宥之，病痊及无病者俱运灰如例。

所以宪宗大清早上完朝就怒了，执意命锦衣卫、鸿胪寺按名册点人头，结果缺员1118人，这TM是人干的事？于是全部罚做工“运灰”，这些官员事后大多找理由说是因为“患病”，这谁能信？

三、明代朝会相对前代汉唐宋的独特之处——主尊臣卑、皇权专制巅峰、皇帝独揽大权

为什么明朝的朝会内容繁杂琐碎，参与人数极多，与汉唐宋等王朝大不一样呢？

原因就出在朱元璋身上，他要利用朝会加强皇权 、强化主尊臣卑的君臣关系。

朱元璋忌相，一人独揽大权，是造成早朝之变的首要原因。汉唐宋时代，宰相在朝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即使是在明初废相之前，丞相也是威名赫赫。当丞相在出现在朝参之时，即是百官迎候，堪称风光无限。

比如高启《候早朝》诗云：“驺吏忽传丞相至, 火城如昼晓寒销。” 这与后来阁臣入朝仅二灯前引 形成极大反差。

有宰相辅佐，中外之事，先经甄别权衡，小事自决，大者奏请，故早朝事不繁累。

但相权过大正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因此也就造成中国政治史上一次大变革：废除宰相。

废相后，政事散于六部，无人总其纲，凡事必面君请旨而后行，于是事无大小便如潮水一般涌到朝会上来了。朱元璋最担心的就是臣下蒙蔽，如今他朝堂高坐，事事过目，人人皆至御前，似乎只有这样, 才能做到不被欺弊。

洪武时，除了朝参官员，凡奉召来的耆老、人才、学官、儒者等, 皆令随朝观政 , 将官子弟年纪稍长也令随班朝参, 以观礼仪。

当时四方来者云拥而林布 , 早朝的场面极为壮观。朱元璋坐在门上，亲试文辞，询问经史及民间政事得失，往往一语相得，即予优擢，用人面选者多。官员犯法，也常面责而处之。朱元璋还将朝会作为宣化的场所，每日早朝、晚朝，对百官当面训诫。这些都是前代难以想象的奇特景观。

四、明代朝会的演变及奏事程序、内容的固化

明初洪武朝的早朝，几乎就是朱元璋一人强行支撑起来的，完全按照他独特的个性及行为方式创造，其实真的很难被后世皇帝所执行，当它作为祖制被继承下来时，只可能是形似而神非，蜕变是不可避免的。

实际上即便在朱元璋生前，这种朝会也难以长期维持。如每日朝罢后的百官赐食，即以职事众多，供亿为难，不得不于洪武二十八年停止。朱元璋晚年上朝也颇为随便，随驾所在，甚至于右顺门、西宫举行早朝，过去的盛大场景不复再见。

总的来说，明朝早朝有三次大变：

1、洪武十三年废相，原有政体彻底改变，早朝的性质及功用也因之而变；

2、宣德十年，英宗幼年即位，以太后、三杨为首的掌权者规定早朝奏事必须预进事目，并限制每朝奏事件数，也就是说早朝上具体奏什么事、奏几件事已经提前安排好了，而且这些事内阁早就有了处置意见，皇帝只需要答是就行，所谓早朝纯粹就是一场君臣共演的场面大戏，你在早朝上不按套路出牌胡乱奏事是不行的，扰乱朝会是要治罪的，自此以后，早朝政治功能大为弱化；

3、隆庆六年，神宗同样是幼君继位，内阁于是奏请改为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从此早朝一月只举行九次，不可再称日朝了。

另外，明后期长期停朝，也使朝仪不能如旧。比如穆宗刚登极之时恢复常朝，但因为停朝三十年，鸿胪寺都不知道具体的礼仪制度了，不得不到处查资料，看能否恢复至嘉靖初年的样子。

其实除了具体的形式，明代早朝最根本的变化是逐渐失去行政功能，朝会内容变得无足轻重，真有点意义的反而是作为国家仪式的场面，毕竟对古代王朝来说，礼制仪式也是非常重要的。

宣德以前，百司皆于早朝奏事，奏事是早朝最重要的内容。那时，皇帝亲裁万机，在早朝上发挥着主动作用。但这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国有长君 。

宣德十年正月，宣宗驾崩，继位的英宗还是个九龄稚童，完全不具有当朝处断政事的能力，甚至朝堂久坐都成问题，制度的缺陷顿时暴露出来。

为此辅政大臣提出折中方案：规定每一早朝，止许言八事；所奏事目，通政司先一日进呈面帖 , 由内阁预先处分，皇帝只须照答即可。

比如事关吏部，皇帝就说：“吏部知道。”其他各部院一样，都是“X部知道”、“都察院知道”、“该衙门知道”，以后一直沿袭。

成化二十一年，又诏盛暑、祁寒日，奏事毋得过五件。经过如此删省，公朝决政的早朝遭到釜底抽薪的打击，基本上就被架空了。明朝中晚期，与国初相比，奏事大省，相反引奏、谢恩等例行公事却占据了早朝的大部分时间。

对于循例奏请之事，日久已形成一套固定的答旨模式，各衙门堂上官奏事完毕后，皇帝只需要答“是”就行了。

比如宪宗有口吃的毛病，说话不方便，尤其答“是”非常为难。时任鸿胪寺卿施纯就托宪宗亲信太监献计，建议改“是”为“照例”， 宪宗大为高兴，不久施纯就接连升官。由此可知，这种固化答旨程序在成化时已形成定制。

除了“是”或“照例”以外，还有其他一些例言。

比如官员面辞皇帝有需要领敕的（比如巡抚、兵备等），叩头毕，皇帝说：“与他敕”， 捧敕官以敕授之。有该赐酒饭的，受敕叩头毕，皇帝说：“与他酒饭吃” 。又有该赐银两表里的，谢酒饭叩头毕，皇帝说：“与他赏赐。”

又如吏科进旨意题本、兵科进守卫官军揭帖，皇帝即说：“接来。” 司礼监官承旨接上。

年终各衙门总结类奏差错，皇帝就说：“你每说的是，且都饶这遭，在外的还行文与他每知道。” 等等，诸如此类。

皇帝说话就是圣旨，天语一下，该衙门官立即出班承旨，习惯上都拉长声音大声说“阿! ”。

各官员不分大小，凡在御前奏事、承旨必跪。但明代有个特殊情况，朝会之时， 一般由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等衙门的堂上官（即尚书、左都御史、大理寺卿等掌事正官）出班领旨，阁臣即便兼领部务，也例免廷跪承旨，这显示了对辅臣的一种优待。

五、明代早朝入朝程序及奏对礼仪：

朝官由紫禁城正门——午门按次序鱼贯而入，午门前辟有三阙，中为御道，不常启，左、右二阙供当直将军及宿卫执杖旗校人等出入，又左右两掖各开一门，称为左、右掖门，为百官入朝之门。

午门上楼名“五凤”，设朝钟、朝鼓，由钟鼓司宦官掌管。门上“鼓三严”，即第三通鼓响，先开二门，放官军旗校先入摆列，百官赴掖门前排队，候钟鸣开门入内。

文武分两班入朝，文由左掖门，武由右掖门。入内后，先于金水桥南依品级序立，候鸣鞭，各依次过桥，诣奉天门丹墀，文为左班( 东班) ，武为右班( 西班) ，在御道两侧相向立候，称为“起居” 。

奉天门上廊内正中设御座，谓之“金台”。丹陛左右钟鼓司设乐，殿陛门楯间列“大汉将军”，皆着明铁甲胄；御道左右及文武官班后各有校尉相向握刀布列。

乐起，皇帝御门，等皇帝安座后，再鸣鞭，鸿胪寺唱入班，左右两班齐进御道，再排班。此时文官北向西上，武官北向东上，行一拜三叩头礼，是为大班 。公、侯、驸马、伯自成一班，居武官班前而稍离。

行礼毕，鸿胪寺官对御座宣念谢恩、见辞员数，这些人已于前日在寺具本报名，此时在庭下或午门外遥行五拜三叩头礼。若边方奏有捷音，大者宣露布，小者具奏本，俱于早朝未奏事之先宣布，所以张国威而昭武功也 。然后，进入早朝最重要的环节——奏事。

鸿胪寺官唱奏事, 各衙门以次进奏。俗例，各官奏事之先，皆预咳一声，文武班中，不约而同，声震如雷，俗私谓之“打扫”。然后从班末行至御前跪奏，毕即复位。奏事不用口语，而是大声朗读本章。

通政司、鸿胪寺官除了“唱”引奏外，有时还代读宣读奏疏，主要是为了达到美观瞻的目的，在该衙门任职者一般都是身材高大、声音宏亮的帅哥，一般北方人居多。

奏对之际，班列中有礼节失当者，御史、序班即予举劾。若无失仪，御史、序班一躬而退，鸿胪寺官唱奏事毕，鸣鞭驾兴，待圣驾退后，百官亦退，各回衙门办事。

从上面的入朝、奏对的程序可以看到，早朝礼法极严。一般稍有不谨，就可能遭到弹劾。小官登时面劾，三品以上官具本请旨。若过错不大，皇帝就说“饶他”，否则会直接命锦衣卫拿了。等到奏事完毕，即可以传宣退朝了。

由于早朝所行皆循成规，空文太多，礼体又极严，君臣双方的主动性都因此受到制约，到最后，早朝奏事，就完全成了一种礼仪仪式。

总之，虽然明朝中后期的早朝成了一种走过场、不办实事的礼仪制度，皇帝厌烦，大臣们也不甚在意，但祖制难变，早朝制度总体上仍保持着，一直就是那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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