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田信长火烧比睿山，屠杀长岛一向一揆是不是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织田信长以其铁腕和前所未有的手段统一日本，但他对待比睿山和长岛一向一揆的残酷手段，确实是许多历史学家争议的焦点，也常被认为是其战略上的一大失误。要详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信长面临的挑战、以及这两次事件的深远影响。
时代背景：群雄割据与宗教力量的崛起
战国时代，日本被无数大名割据，政局动荡不安。地方豪族、寺院势力、甚至农民起义都可能颠覆大名的统治。佛教在当时不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力量。许多寺院，特别是像比睿山延历寺这样的历史悠久的宗派，不仅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僧兵，甚至能够召集军队，对地方势力构成直接威胁。
长岛一向一揆则是另一个重要的群体。一向宗，特别是浄土真宗，在庶民阶层中拥有广泛的信众，其寺院组织严密，能够动员大量信徒参与武装斗争。他们并非简单的宗教团体，而是拥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战斗力的政治军事力量，甚至能够与各地大名抗衡。
织田信长的战略目标：统一日本，清除障碍
织田信长的核心目标是结束日本的分裂局面，建立一个由他统治的强大中央集权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需要扫除一切阻碍其统治的势力，而强大的寺院势力和拥有武装的农民起义，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障碍。
比睿山延历寺： 延历寺作为日本天台宗的总本山，长期以来被视为“山门”，拥有极大的宗教权威和政治影响力。他们常常干涉幕府和地方大名的决策，甚至可以调动其他寺院的武装力量。在信长崛起的过程中，延历寺曾支持过其对手，例如足利义昭，并对信长的扩张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信长需要消除这种可以随时联合其他势力对抗自己的隐患。
长岛一向一揆： 长岛一向一揆在加贺、越前、伊势等地多次发动起义，对织田家的势力范围造成了严重威胁。他们的组织能力和战斗力让织田家头疼不已。信长无法容忍如此庞大且强大的“国中之国”的存在，必须将其彻底摧毁，以巩固其在关键区域的统治。
火烧比睿山（1571年）与长岛一向一揆之战（15711580年）
火烧比睿山：
1571年，织田信长以比睿山僧兵支持足利义昭以及其他“谋反”的罪名，率领大军包围了比睿山。这场屠杀是日本战国史上最为血腥和残酷的事件之一。信长命令士兵进入寺院，不分男女老幼，将延历寺的僧侣、僧兵、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全部杀死。他甚至下令将寺院建筑付之一炬，试图彻底清除佛教的据点。
长岛一向一揆：
长岛一向一揆的镇压过程更为漫长和惨烈。信长曾多次派兵镇压，但一向宗信徒凭借其坚定的信仰和顽强的抵抗，给织田军造成了重大损失。尤其是在1571年，信长第一次进攻长岛，遭遇了惨败。经过数年的拉锯战，到1574年，信长对长岛进行了最后的、也是最残酷的围剿。在被围困期间，饥渴交加的一向宗信徒试图突围，信长下令将其全部歼灭，据记载，这次屠杀导致近两万一向宗信徒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他们被活活烧死在火海之中。
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深入剖析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这两次事件是否构成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被认为是失误的方面（“负面影响”）：
1. 制造了巨大的负面形象和道德污点：
激化矛盾，留下仇恨： 如此惨无人道的屠杀，不仅杀死了战士，也摧毁了无辜的生命，这在当时乃至后世都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它在信长统治的区域内，以及周边对信长持警惕态度的势力中，留下了“暴君”的印象。这种极端残忍的行为，很容易激化残余势力的抵抗情绪，让潜在的盟友望而却步。
失去了潜在的宗教支持： 佛教在日本社会拥有深厚的根基。信长对佛教的严酷打压，虽然暂时消除了寺院势力的威胁，但也使得许多原本可能保持中立，甚至可能支持他的佛教寺院和信徒，对信长产生了极大的敌意。这为后来丰臣秀吉、德川家康时期，利用佛教势力来巩固统治埋下了隐患。
对士气的影响： 尽管信长以其强大的武力著称，但如此大规模的屠杀，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军队的士气，尤其是在那些内心仍保有一定佛教信仰的士兵身上。长期来看，一个只依靠恐惧而非忠诚维系的统治，其根基并不牢固。
2. 潜在的“反噬”效应：
培养了更坚定的反对者： 那些在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僧侣或信徒，可能会成为日后反对信长的核心力量，并将这份仇恨代代相传。虽然信长消灭了当下的组织，但其行为也可能间接催生了新的、更加隐秘的抵抗力量。
道德高地与合法性问题： 在一个重视秩序和德政的时代，信长的行为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这使得其他对手更容易以“讨伐暴君”为名，聚集反对他的力量，即便这些对手自身的行为也未必光明正大。
被认为是“必要之举”的方面（“正面影响”）：
1. 彻底消除了最大的内部威胁：
军事上的胜利： 从纯粹的军事和政治角度来看，信长通过这两场战役，确实成功地消灭了他统治区域内最强大的、拥有独立武装力量的两个非军事大名派系。比睿山不再能成为反对势力的军事庇护所，一向宗的武装力量也被基本摧毁。这为信长能够专注于与外部敌人（如朝仓氏、浅井氏、武田氏等）作战，扫清了后方的隐患，巩固了其统治的稳固性。
政治上的决心： 信长以其极端手段，向天下表明了他的决心：任何力量，无论其宗教地位多么崇高，组织动员能力多么强大，都无法阻挡他统一日本的步伐。这种“以杀止杀”的策略，虽然残忍，但在短时间内确实震慑了许多可能企图挑战他权威的势力。
2. 为中央集权铺平道路：
打破寺院经济和政治特权： 寺院拥有的土地、财富和不被征税的特权，是阻碍中央集权的重要因素。信长通过强硬手段，迫使寺院将部分土地交出，并接受其管理，从而削弱了寺院的经济和政治独立性，为他后续推行的“乐市乐座”（打破商业壁垒）等改革，创造了条件。
统一的军队和忠诚： 最终，信长需要的是一支只效忠于他个人的军队。通过摧毁那些拥有自己武装的宗教团体，他迫使原属于这些团体的个体，要么加入他的军队，要么被排除在社会之外。这有助于他建立一支更加 homogeneous（同质化）、更能被他控制的军队。
结论：是失误，还是“非战之罪”？
将火烧比睿山和长岛一向一揆简单地定义为“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可能过于片面。更准确的说法是，这是信长在追求其宏大目标过程中，所采取的极端、残酷手段，这些手段虽然在短期内达到了军事和政治上的目的，但从长远来看，留下了深刻的负面影响，并可能为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埋下了隐患。
如果信长想要一个完全和平、被广泛接受的统治，那么他的确犯了战略上的大错。 他制造了敌人，恶化了自身形象，失去了潜在的支持者，为后世的统治者留下了“收拾残局”的任务。
然而，如果信长所处的环境是“不成功便成仁”，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有效的方式清除一切阻碍，那么他的选择，虽然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极其残忍的，但在那个弱肉强食、生死存亡的时代，也可能被视为一种“必要之恶”。 他必须以雷霆万钧之势，打破旧有的权力格局，才能为他所设想的新秩序腾出空间。
从历史的进程来看：
信长的这些残酷行为，确实为他的继承者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巩固统治，在一定程度上也“清理了战场”。比如，后来的统治者在处理寺院问题时，虽然不再使用如此大规模的屠杀，但对寺院的控制和干预，在信长那里已经有了 precedent（先例）。
最终的评判，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成功”和“失误”。 如果成功仅仅意味着军事上的胜利和权力的夺取，那么信长的行为无疑是成功的。但如果成功还包括统治的稳定、社会的长治久安以及广泛的民心所向，那么这些极端手段，无疑削弱了他的长远优势，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战略失误。
可以说，信长在处理比睿山和长岛问题上的“狠辣”，是他性格和时代局限性的体现。他是一个革命者，一个打破旧秩序的强力人物，但他同样是一个被权力欲望和时代逻辑所裹挟的悲剧性人物。这些事件，正是他那位“天下布武”之路上的，既是里程碑，也是警示碑。
时代背景：群雄割据与宗教力量的崛起
战国时代，日本被无数大名割据，政局动荡不安。地方豪族、寺院势力、甚至农民起义都可能颠覆大名的统治。佛教在当时不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力量。许多寺院，特别是像比睿山延历寺这样的历史悠久的宗派，不仅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僧兵，甚至能够召集军队，对地方势力构成直接威胁。
长岛一向一揆则是另一个重要的群体。一向宗，特别是浄土真宗，在庶民阶层中拥有广泛的信众，其寺院组织严密，能够动员大量信徒参与武装斗争。他们并非简单的宗教团体，而是拥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战斗力的政治军事力量，甚至能够与各地大名抗衡。
织田信长的战略目标：统一日本，清除障碍
织田信长的核心目标是结束日本的分裂局面，建立一个由他统治的强大中央集权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需要扫除一切阻碍其统治的势力，而强大的寺院势力和拥有武装的农民起义，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障碍。
比睿山延历寺： 延历寺作为日本天台宗的总本山，长期以来被视为“山门”，拥有极大的宗教权威和政治影响力。他们常常干涉幕府和地方大名的决策，甚至可以调动其他寺院的武装力量。在信长崛起的过程中，延历寺曾支持过其对手，例如足利义昭，并对信长的扩张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信长需要消除这种可以随时联合其他势力对抗自己的隐患。
长岛一向一揆： 长岛一向一揆在加贺、越前、伊势等地多次发动起义，对织田家的势力范围造成了严重威胁。他们的组织能力和战斗力让织田家头疼不已。信长无法容忍如此庞大且强大的“国中之国”的存在，必须将其彻底摧毁，以巩固其在关键区域的统治。
火烧比睿山（1571年）与长岛一向一揆之战（15711580年）
火烧比睿山：
1571年，织田信长以比睿山僧兵支持足利义昭以及其他“谋反”的罪名，率领大军包围了比睿山。这场屠杀是日本战国史上最为血腥和残酷的事件之一。信长命令士兵进入寺院，不分男女老幼，将延历寺的僧侣、僧兵、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全部杀死。他甚至下令将寺院建筑付之一炬，试图彻底清除佛教的据点。
长岛一向一揆：
长岛一向一揆的镇压过程更为漫长和惨烈。信长曾多次派兵镇压，但一向宗信徒凭借其坚定的信仰和顽强的抵抗，给织田军造成了重大损失。尤其是在1571年，信长第一次进攻长岛，遭遇了惨败。经过数年的拉锯战，到1574年，信长对长岛进行了最后的、也是最残酷的围剿。在被围困期间，饥渴交加的一向宗信徒试图突围，信长下令将其全部歼灭，据记载，这次屠杀导致近两万一向宗信徒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他们被活活烧死在火海之中。
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深入剖析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这两次事件是否构成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被认为是失误的方面（“负面影响”）：
1. 制造了巨大的负面形象和道德污点：
激化矛盾，留下仇恨： 如此惨无人道的屠杀，不仅杀死了战士，也摧毁了无辜的生命，这在当时乃至后世都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它在信长统治的区域内，以及周边对信长持警惕态度的势力中，留下了“暴君”的印象。这种极端残忍的行为，很容易激化残余势力的抵抗情绪，让潜在的盟友望而却步。
失去了潜在的宗教支持： 佛教在日本社会拥有深厚的根基。信长对佛教的严酷打压，虽然暂时消除了寺院势力的威胁，但也使得许多原本可能保持中立，甚至可能支持他的佛教寺院和信徒，对信长产生了极大的敌意。这为后来丰臣秀吉、德川家康时期，利用佛教势力来巩固统治埋下了隐患。
对士气的影响： 尽管信长以其强大的武力著称，但如此大规模的屠杀，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军队的士气，尤其是在那些内心仍保有一定佛教信仰的士兵身上。长期来看，一个只依靠恐惧而非忠诚维系的统治，其根基并不牢固。
2. 潜在的“反噬”效应：
培养了更坚定的反对者： 那些在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僧侣或信徒，可能会成为日后反对信长的核心力量，并将这份仇恨代代相传。虽然信长消灭了当下的组织，但其行为也可能间接催生了新的、更加隐秘的抵抗力量。
道德高地与合法性问题： 在一个重视秩序和德政的时代，信长的行为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这使得其他对手更容易以“讨伐暴君”为名，聚集反对他的力量，即便这些对手自身的行为也未必光明正大。
被认为是“必要之举”的方面（“正面影响”）：
1. 彻底消除了最大的内部威胁：
军事上的胜利： 从纯粹的军事和政治角度来看，信长通过这两场战役，确实成功地消灭了他统治区域内最强大的、拥有独立武装力量的两个非军事大名派系。比睿山不再能成为反对势力的军事庇护所，一向宗的武装力量也被基本摧毁。这为信长能够专注于与外部敌人（如朝仓氏、浅井氏、武田氏等）作战，扫清了后方的隐患，巩固了其统治的稳固性。
政治上的决心： 信长以其极端手段，向天下表明了他的决心：任何力量，无论其宗教地位多么崇高，组织动员能力多么强大，都无法阻挡他统一日本的步伐。这种“以杀止杀”的策略，虽然残忍，但在短时间内确实震慑了许多可能企图挑战他权威的势力。
2. 为中央集权铺平道路：
打破寺院经济和政治特权： 寺院拥有的土地、财富和不被征税的特权，是阻碍中央集权的重要因素。信长通过强硬手段，迫使寺院将部分土地交出，并接受其管理，从而削弱了寺院的经济和政治独立性，为他后续推行的“乐市乐座”（打破商业壁垒）等改革，创造了条件。
统一的军队和忠诚： 最终，信长需要的是一支只效忠于他个人的军队。通过摧毁那些拥有自己武装的宗教团体，他迫使原属于这些团体的个体，要么加入他的军队，要么被排除在社会之外。这有助于他建立一支更加 homogeneous（同质化）、更能被他控制的军队。
结论：是失误，还是“非战之罪”？
将火烧比睿山和长岛一向一揆简单地定义为“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可能过于片面。更准确的说法是，这是信长在追求其宏大目标过程中，所采取的极端、残酷手段，这些手段虽然在短期内达到了军事和政治上的目的，但从长远来看，留下了深刻的负面影响，并可能为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埋下了隐患。
如果信长想要一个完全和平、被广泛接受的统治，那么他的确犯了战略上的大错。 他制造了敌人，恶化了自身形象，失去了潜在的支持者，为后世的统治者留下了“收拾残局”的任务。
然而，如果信长所处的环境是“不成功便成仁”，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有效的方式清除一切阻碍，那么他的选择，虽然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极其残忍的，但在那个弱肉强食、生死存亡的时代，也可能被视为一种“必要之恶”。 他必须以雷霆万钧之势，打破旧有的权力格局，才能为他所设想的新秩序腾出空间。
从历史的进程来看：
信长的这些残酷行为，确实为他的继承者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巩固统治，在一定程度上也“清理了战场”。比如，后来的统治者在处理寺院问题时，虽然不再使用如此大规模的屠杀，但对寺院的控制和干预，在信长那里已经有了 precedent（先例）。
最终的评判，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成功”和“失误”。 如果成功仅仅意味着军事上的胜利和权力的夺取，那么信长的行为无疑是成功的。但如果成功还包括统治的稳定、社会的长治久安以及广泛的民心所向，那么这些极端手段，无疑削弱了他的长远优势，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战略失误。
可以说，信长在处理比睿山和长岛问题上的“狠辣”，是他性格和时代局限性的体现。他是一个革命者，一个打破旧秩序的强力人物，但他同样是一个被权力欲望和时代逻辑所裹挟的悲剧性人物。这些事件，正是他那位“天下布武”之路上的，既是里程碑，也是警示碑。
网友意见
五年前的旧文：
在战略决策上，是信长公对反对势力的的报复性打击，但也有深刻的历史渊源。
镰仓时代日莲上人对天台宗推崇的法华经提出新解，创立日莲法华宗，为了与同样推崇法华经的比叡山的天台宗（也旧称法华宗）加以区分，在日本战国时期，一般称日莲法华宗为日莲宗、法华宗，称比叡山为天台宗。
战国时代近畿地区曾流行三大宗派：
受到天皇朝廷、室町幕府的推崇，传统上近畿地区的宗教老大——比叡山（天台宗）
在近畿工商业者中享有崇高威望、广泛町众支持的宗教势力——日莲宗（法华宗）
在越前搞事搞到扑街、跑到近畿发展的新势力——本愿寺（一向宗、净土真宗之一）
三者曾在【天文法难】，大撕逼，先是在越前就和本愿寺有仇的日莲宗烧了山科本愿寺，日莲宗进一步膨胀，与原为老大的比叡山冲突频繁、互相挑衅，日莲宗对天台宗打砸抢烧，而比叡山联合朝廷、幕府、近畿大名对日莲宗进行围剿，甚至本愿寺的近畿残余势力也参与了对日莲宗的围堵。
结果，山科本愿寺坏灭、另创石山本愿寺（就是那个令信长公头疼十年的本愿寺），近畿地区的日莲宗一度被比叡山放逐，势力大减。
【天文法难】惨烈程度甚于应仁之乱。
信长公偏向日莲法华宗，也是他们的后台老板，有妙法莲华经的军旗，所以信长公拿一向宗、比叡山下手毫无心理压力，可能还有报复的快感吧(￣.￣)，并且能和近畿的町众谈笑风生，颇受拥戴，因为在发展日莲宗上双方有共同的利益，而自己曾在安土城佛教论战中袒护日莲法华宗，也经常下榻法华宗最重要的庙宇——本能寺。
另外，武田信玄是比叡山（天台宗）大僧正，信长公在与之的信件中自称“第六天魔王”（自称魔王只有这一次），并非对所有佛教的开炮，而是对武田信玄、天台宗辛辣的嘲讽。
从中我们也可以得出有意思的结论，信长公有两个大敌——西国本愿寺与东国武田家——某种意义上，【天下布武】完成了法华宗对一向宗、天台宗的报复。
ps信长的长岛杀降行为是极为反人类的，而信长的宗族为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织田一族于此役遭到空前绝后的重创，正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最好诠释，一群饿的半死的难民在遭到背信弃义的屠杀之时，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杀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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