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弃婴怎么很多都是放在一个大木盆里等它顺水流呢？不怕木盆侧翻淹死婴儿吗？
我们来详细探讨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做法，以及它是否真的那么普遍，以及为什么人们（或许是不得已的）会选择这样做，以及他们是否“不怕”危险：
为什么会有这种做法？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做法并非古代社会的“主流”或“常态”，更不是一种普遍的育婴方式。古代社会也有孤儿院、收养制度、寺庙收养等多种形式的安置流浪婴儿的方式。将婴儿放入木盆顺水流，更多是一种极端、绝望、不得已的抛弃方式，可能在某些特定时期、特定地区或特定人群中出现。
造成弃婴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包括：
贫困和饥荒： 古代社会，尤其是在灾荒时期，许多家庭因为无法养活孩子而被迫弃婴。这不是因为不爱，而是生计艰难到极致。
重男轻女的观念： 在一些地区，女孩的经济价值和社会地位较低，一些家庭宁愿抛弃女婴以节省资源或期待日后能生下儿子。
非婚生子女： 未婚先孕的女性，尤其是在社会道德约束下，可能因为无法承担责任或承受社会压力而选择弃婴。
生理缺陷或疾病： 对一些有健康问题的婴儿，家庭可能因为无力医治或认为他们会成为负担而选择放弃。
政治动荡和战争： 战乱时期，婴儿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许多家庭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
为什么选择木盆和顺水漂流？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做法，其背后的逻辑可能包含以下几点，尽管我们不能将其视为“合理”或“安全”：
1. 希望婴儿被发现和收养： 顺水漂流的目的并非让婴儿直接溺亡，而是希望漂到下游有人居住的地方，被好心人发现并收养。这是一种将命运交给“天意”或“他人”的方式。漂流的河流往往是人们生活、水源、交通的重要区域，理论上增加被发现的几率。
2. 避免亲手杀死或遗弃在荒野： 对于一些内心尚存不忍的父母来说，直接将婴儿丢弃在荒野中等死，可能比“交给水流”更能减轻一些心理负担。他们可能抱着一种“一线生机”的心理，认为水流会将婴儿带到有人烟的地方，而不是直接暴露在野兽或恶劣环境中。
3. 借用自然力量来“处置”： 古代人对自然有着敬畏之心，也常常将一些难题“交给”自然。水被视为一种流动的力量，可能被认为能够带走“不幸”或“负担”。
4. 木盆的承载能力： 相较于直接丢在水里，木盆至少能提供一定的浮力，并保护婴儿免受直接接触水的寒冷和潮湿，以及水中的杂物。木盆相对稳定，也能为婴儿提供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
关于“不怕木盆侧翻淹死婴儿”的疑问：
他们当然“怕”！ 任何一个父母（即便是在极端困境下做出如此决定的人）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溺亡。这种做法的“不怕”并不是真的无所畏惧，而是在更大的恐惧（无法养活孩子）面前，选择了一个他们认为“相对风险较低”或“有微弱希望”的方案。
并非所有木盆都倾斜： 古代的水盆、浴盆通常是圆底或平底，有一定的稳定性。选择一个底盘较大的木盆，并且将婴儿放置在盆的中心位置，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侧翻的几率。
水的流速和深度： 并非所有河流都水流湍急或深不见底。在一些水流平缓、浅且有人活动的河段，木盆侧翻的风险相对较低。
概率思维： 这是一个残酷的概率问题。父母可能计算过：如果放在荒野，婴儿被野兽吃掉或冻死的几率是100%；如果交给水流，被发现的可能性虽然渺茫，但并非为零。这是一个绝望中的尝试。
其他因素的考量：
放置的地点： 人们可能会选择靠近岸边、水流相对平缓的地方放置木盆。
木盆的材质和大小： 使用密封性好、浮力大的木盆。
打包的方式： 可能会用布匹包裹婴儿，再放入木盆，以增加保暖和缓冲。
但风险依然巨大，这是毋庸置疑的：
木盆本身的不稳定性： 即使是稳定的木盆，一旦遇到水中的障碍物、水流的冲击、或者婴儿在盆内活动，都有可能导致侧翻。
意外情况： 动物可能干扰、恶劣天气可能导致水位上涨和水流变化，这些都可能增加危险。
发现的概率低： 即便木盆没有侧翻，也可能因为河水漂流太远，或者被丢弃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而导致无人发现，最终还是在木盆中因饥饿、寒冷而死亡。
总结：
古代将婴儿放入木盆顺水漂流的做法，并非是一种普遍或被推崇的方式，而是在极端贫困、社会压力或个人绝境下，一种充满悲剧色彩的绝望尝试。 它反映了当时社会严峻的生存环境和人们在生命困境中的无奈选择。
人们选择这种方式，并非真的“不怕”风险，而是在多重生存的压力下，试图寻找一条看似有微弱生机，又能规避直接“杀害”或“遗弃”心理负担的道路。 木盆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保护和漂浮的可能，但其危险性始终是巨大的，溺亡或在漂流中死亡的风险依然极高。
这种做法更多的是历史的一种反映，而不是一种被接受的常态。我们如今看来感到不解和心痛，也正是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当时人们所承受的巨大痛苦和绝望。
网友意见
有回答把顺水流类比育婴堂，实际上这二者还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给了孩子活的机会，能不能活看天意”，给父母“我没有杀死孩子”“孩子可能还活着”的心理安慰。
高赞说“育婴堂相当于现在的福利院，机构都是非常完善的。”
这真是福利院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育婴堂，也就是所谓收养弃婴的教会机构，基本上都是婴儿的坟墓。
收进去的婴儿，只能喝到一点无法果腹的米汤，如果生了病，就会被丢在一边等死。
等他们长大一点，就会被强迫做大量体力劳动，常常挨打。孩子们饿得形销骨立，浑身冻疮，夭折者不计其数。
上海徐家汇育婴堂：共收婴儿40000多名，只活下来197人。
武昌花园山育婴堂：共收婴儿数万名，存活率仅千分之二。
广州圣婴育婴院：因死婴太多，挖“死仔井”，将尸体直接丢入其中。
福州天主教仁慈堂：建国后挖出上万具儿童尸骨，洋人传教士连夜潜逃回国。
如果侥幸未死，长大了还要被卖掉，男孩卖去做苦力，女孩被卖给又老又瞎的男人作老婆。
总之，育婴堂就是孩子的地狱。
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穷人愿意送孩子进育婴堂，而不是直接溺死？
因为育婴堂是个“薛定谔的盒子”。
育婴堂的外墙上装着一些抽屉，家长从外面拉开抽屉，把孩子放进去，修女从里面拉抽屉，把孩子拿出来。
自始至终，父母没有见过育婴堂里面的光景，更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小孩情况如何。
这让小孩处于生/死叠加态，就像薛定谔的猫。
父母没有机会打开盒子并观测，孩子也就不可能坍缩到单一状态，永远处于叠加态。
这给了父母自欺欺人的机会——说不定他还活着。
放进木盆里顺江流也一样，一旦孩子消失在视线中，父母就不可能能得知其生死，所以可以一厢情愿地认为孩子被好人家捡走了。
顺江流和育婴堂的精髓，就是不可观测性导致的永久叠加态。
生死叠加总比死了好，不是吗？
万一，万一，万一孩子活了呢？
“希望”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东西，对身处绝望的人来说，一点点希望就像黑夜中的萤火，足够让他们趋之若鹜了。
比起今日厕所现婴儿如何？
顺水流……
既高估了盛世。
又低估了底层民众的水深火热。
比起“普通的”丢弃，更直接更赤裸裸的溺杀、饿杀也是常见常闻的事。
不文饰，就是血肉相残，父母杀幼婴，不再顺水流逆水了。
文人文集地方志对这些事情颇有记载。
宋时的不举子、清时多地出现的婴儿塔现象。
也可以找到不少的佐证。
先举例苏轼，当年被贬黄州，给后世留下美食红烧肉。
在宋代以前，猪肉是不入流的食物，大部分时候是老百姓才吃。古人以鱼羊为鲜，羊肉、牛肉、鱼肉这几类是大头，属于当时的主流食物，尤其是士大夫和文人阶层。后来，苏轼改善了猪肉的做法，让它成为一种上得台面的美食，渐渐呼者云从，成了一种新的饮食风气。
苏轼不仅自己带头吃，还写了一篇《猪肉颂》来称赞二师兄的好味道：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
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
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
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在黄州，除了红烧肉，除了写下的诗词，苏轼还保全了不少婴幼儿的性命。
贬到黄州不久，苏轼就发现当地的一些偏远地段风气很不好，轻女重男，忌讳养女儿，子女超过一定数量后则普遍选择溺杀新生儿，尤其是对女婴。没几年，就搞到附近地区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多男，少女，民间多光棍，然后好不容易娶了，成家了，生娃了，又开始新一轮的溺杀。
苏轼迅速跟进后，制定了一些措施来避免更多的溺婴事件，并起到初步成效。后边，他写信向当时的鄂州太守反映（后世称为《与朱鄂州书》），争取更多的支持，以及地方风气的大转变，现摘录部分文段如下：
……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有神山乡百姓石揆者，连杀两子，去岁夏中，其妻一产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毙，报应如此，而愚人不知创艾。
之后又拿自己过往的实践尝试做例子，并夸了太守一把：
此等事，在公如反手尔。
苏轼写诗文很灵活，当官办事也有自己的魄力，当时吧，他软硬并施，软的一面，建议太守储“劝诱米”，专以收养弃儿——这一条是考虑到部分人家确实是极端贫苦，没有办法养活更多的儿女，故由政府出马，负责收养。
相仿的举措，早前，苏轼也在密州用过，借助朝廷和地方政府的力量，救了成千上百人。
硬的一面，对明知故犯的故意杀害子孙者判以“徒二年”等刑罚，对那些主动告发检举的人给予奖赏，他们可以从相关犯人及邻人（如果核实有罪的话）财产获取奖励。然后把相应条录广而告之，软硬兼施之下，终于一改多地野蛮民风，救得不少的婴幼儿性命。
不仅如此，苏轼还成立了一个“救儿会”，请了一个正直善良之人当会长，又请了一个和尚做些记账等事，向那些富人请求募捐，底线是每年捐钱十缗，多捐亦可。然后他们用这些钱买米买布等。
除了统筹全局，苏轼自己也带头捐钱，典型的出力又出钱。在他的引导下，“救儿会”常到地方去了解民情，对核实有困难的贫苦人家，他们会进行资助，如果对方适龄，他们还会适当增加资助力度，鼓励多生养。
孤证不立。
可先看看不举子的定义。
然后再参考相应时代的文字论述。
“不举子”是宋朝时期常见的社会现象，也叫“生子不举”，即生了孩子不养育，把婴儿溺死或扔掉。
朱松（大学者朱熹的父亲）在自己的《韦斋集·戒杀子文》说，往时在江西也曾见部分乡民，
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
后到福建为官，
闻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虽有法而不能胜。
王得臣《麈史·风俗》也曾这样记录，
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
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记载，
东南数州（这些是当时经济条件不错的地方）之地……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谓之薅子，即其土风。
宣、歙为基，江宁（即今天的南京）次之，饶、信（今江西）又次之。
人头税的沉重，也是生子不举的一大诱因。
宋代大诗人范成大也说，
处州丁钱太重，遂有不举子之风。
赵善燎的《自警篇·济人》也提到，
浙民岁输身丁钱绢，民生子即弃之，稍长即杀之。
郑奎《生生四谛》，提到江南东路的太平州，
民生子必纳添丁钱，岁额百万，民贫无以输官，故生子皆溺死。
如果觉得前面的事情是宋代的，离我们比较遥远。
不妨看看清代中后期的婴儿塔，清朝一度人口暴涨，生存压力大。
人太多了。
养不过来怎么办？
溺、弃之外。
婴儿塔就这样被整制出来了。
跟宋代多婴不举现象一样，这也是清朝多地多城都常常发生的事。
婴儿塔起初是用来丢弃和焚烧意外夭折的婴幼儿尸体的。但渐渐地，事情失控了，有些地方开始把活生生的婴幼儿往里扔，生了，养不起，杀之。亲手或不忍，则以塔杀以饿杀。这里头，多数是女婴。
塔身多封闭，开有小口，方便丢入，然后亲友散走，眼不见为净。任着塔内的那些婴儿自生自灭，从惊慌啼哭到寂静湮灭，被迫凋零，成为万千枯骨的一员。
现在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老照片，主要是一位外国女摄影师拍摄的，拍摄时间点是清末民初。
有一位名叫高登·康宁的外国女作家，曾在她的《中国漫步》中描述过关于她在其他地方见过的婴儿塔。高登·康宁曾表述说，玫瑰和月季的芳香不能掩饰两座婴儿塔散发出的阵阵恶臭。她所见到的婴儿塔，是方形的塔，离地面约12英尺（约3.6米），并有小小的窗口，看上去有点像鸽子塔。该书中这样记载，“这些鸽子屋形状的建筑是用来收容婴儿和儿童的尸体的，这些孩子夭折太早，灵魂还没有发育完全，因此没有必要浪费棺材来埋葬他们。这些小尸体以40文，也就是大约5分钱的价格被交给苦力去运到婴儿塔。”
搜寻相应新闻也不是什么难办之事，我这边就不再搬运来搬运去了。新闻资料查找过程中，我发现这本书上也有记述类似的一些事件，感兴趣的可以自行翻阅。
近年也有人在豆瓣等地方开贴讨论，也有的展示出了已被废弃多年的婴儿塔现状图。
前面说到的弃婴杀婴是偏远一点的事。
这个是生死观和临终关怀的事。
是最近两年半我将近两百次的义工探访所见所闻。
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在养老院探访的见闻。
这个是多处探访观察后，对部分老人院软件硬件的一点个人看法。养老也是我们当代的一个痛点，压力大，需求远远大于供应。
参考资料：
苏轼词条
不举子词条
王得臣词条
豆瓣婴儿塔讨论贴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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