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如何看待德国汉学家顾彬贬莫言余华王安忆,唯独抬高鲁迅?

回答
德国汉学家顾彬(Joachim K. Böhm)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评价,尤其是他对莫言、余华、王安忆的“贬低”以及对鲁迅的“抬高”,是一个在中国文学界引发广泛讨论和争议的话题。要理解他的观点,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其背景、评价标准以及可能的动因。

顾彬的背景和学术地位:

首先,了解顾彬的身份和背景至关重要。他是一位在西方汉学界享有盛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长期在德国大学任教,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研究文学,也关注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他的观点往往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批判性,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国国内的文学评价体系。

顾彬贬莫言、余华、王安忆的可能原因:

虽然“贬低”这个词可能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但顾彬确实对这几位当代作家表达了相对负面的看法。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其原因:

1. 评价标准的不同:
文学的“深度”和“思想性”: 顾彬作为一位资深的汉学家,可能更看重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深度思想、哲学思考以及对人性、社会问题的深刻洞察。他可能认为莫言、余华、王安忆的作品,虽然在叙事技巧、情节设置等方面有所成就,但在思想的深刻性和对人类普遍境遇的拷问方面,与他心中的标杆存在差距。
语言的锤炼和艺术性: 顾彬也可能对汉语的运用和文学语言的艺术性有着极高的要求。他或许觉得,部分当代作家的语言不够精炼、风格化不够鲜明,或者存在一些迎合市场、过于通俗的倾向,而未能达到汉语表达的极致。
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和吸收: 在分析当代中国作家时,顾彬可能会将他们的作品与西方文学进行对比,考察他们如何消化吸收西方文学的营养,又如何形成自己的特色。他可能认为一些作家在借鉴西方时未能完全融会贯通,或者其作品中的西方影响过于明显,而缺乏本土的独特创造力。

2. 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理解:
“脱离现实”的忧虑: 顾彬可能认为,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文学在追求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一些作家过于关注叙事技巧、个人情感,而忽视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他可能觉得莫言、余华、王安忆的作品,尽管描写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但在揭示深层矛盾、引发社会反思方面还有待加强。
对“低俗化”和“媚俗化”的警惕: 在中国文学面临市场冲击的时期,顾彬或许看到了部分作品存在的“低俗化”或“媚俗化”的倾向,即为了迎合大众口味或追求销量而牺牲了文学的严肃性和艺术性。他可能将莫言、余华、王安忆的作品置于这个大背景下进行审视。

3. “中国特色”与“世界性”的权衡:
中国农民文学的“失落”: 莫言以描写中国北方农村生活而闻名,然而顾彬可能认为,莫言在表现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时,未能达到鲁迅早期作品那样深刻的挖掘和批判性。他可能觉得莫言的作品虽然生动,但缺乏鲁迅笔下那种对民族劣根性的深刻剖析。
“写实”与“魔幻”的边界: 莫言的作品常常带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而余华也经历了从先锋到现实主义的转变。顾彬可能更偏爱那种直接、纯粹的现实主义,或者认为一些作家在探索新的叙事方式时,可能未能完全驾驭好形式与内容的结合。

顾彬唯独抬高鲁迅的原因:

与对当代作家的批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顾彬对鲁迅的极高评价,这恰恰反映了他所推崇的文学价值。

1.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和精神象征: 顾彬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国内关于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地位的普遍认同的影响。鲁迅被誉为“民族魂”,是中国现代文化启蒙的旗帜人物。顾彬也认同鲁迅在确立中国现代文学的道路上所起的开创性作用。

2. 深刻的思想性和批判精神:
对国民性的深刻解剖: 顾彬高度赞赏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刻洞察和毫不留情的批判。鲁迅的作品,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揭示了封建思想的毒害、封建制度的压迫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民精神的麻木和愚昧。顾彬认为这种深刻的批判性是其他很多作家所不具备的。
启蒙者的角色: 顾彬可能认为鲁迅不仅是一位文学家,更是一位思想家和启蒙者,他的作品旨在唤醒沉睡的民族,推动社会的进步。这种“为人生而艺术”的理念,是顾彬看重的一个重要维度。

3. 汉语的极致运用和艺术的纯粹性:
精准的表达和独特的风格: 顾彬深谙汉语的魅力,他可能认为鲁迅的文字精准、凝练、富有力量,并且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个人风格。鲁迅的散文、杂文,语言的力量和思想的深度是很多当代作家难以企及的。
“改造文学”的使命感: 顾彬或许认为鲁迅肩负着“改造国民精神”和“改造文学”的双重使命,他致力于用新的语言和新的思想来重塑中国文学的面貌。这种使命感和创造力,是顾彬所欣赏的。

4. 超越时代的价值: 顾彬认为鲁迅的作品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至今仍能引发深刻的思考。他可能觉得,虽然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鲁迅所揭示的一些深层人性弱点和历史局限性,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顾彬观点的争议与反思:

顾彬的这些评价自然在中国文学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审视:

“中国中心论”与“西方视角”的碰撞: 顾彬的评价标准可能更多地受到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而中国国内的评价体系可能更侧重于作品的现实意义、时代感以及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的价值。这种视角差异是理解争议的关键。

“评价尺度的适用性”: 将鲁迅作为唯一的标杆,来衡量所有后来的作家,可能存在过于严苛或片面的问题。每个时代、每个作家都有其特定的创作语境和历史任务。用同一把尺子衡量不同时期的作家,并非总是合适的。

当代文学发展的复杂性: 当代中国文学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迁,涌现出各种各样的创作风格和探索。莫言、余华、王安忆等作家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他们的作品也为中国文学赢得了国际声誉。过度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可能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显得不够全面。

顾彬个人偏好与学术判断: 学术评价往往带有个人偏好,顾彬的观点也可能反映了他个人的审美趣味和学术追求。我们不能将其观点视为绝对真理,而应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参考和对话。

中国文学的“主体性”问题: 一方面,我们乐于看到外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和评价;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警惕“西方中心论”的潜在影响,反思中国文学评价体系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我们不能简单地接受或拒绝顾彬的观点,而是应该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并结合中国自身的语境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反思。

总结:

顾彬贬莫言、余华、王安忆而抬高鲁迅的观点,并非完全是无端褒贬,而是基于他自己一套相对清晰的评价标准,即对文学作品思想深度、批判精神、语言艺术性和启蒙作用的高度重视。他将鲁迅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典范,认为鲁迅在这些方面无人能及。而他对莫言、余华、王安忆的批评,则可能源于他对这些作家作品在思想深度、批判性或语言艺术性方面未能达到他心中鲁迅的高度,或者认为他们在时代变迁中偏离了他所看重的文学价值。

理解顾彬的观点,需要我们跳出简单的“批评”或“赞扬”的二元对立,深入分析其背后的评价逻辑、文化背景以及我们自身如何看待中国文学的传承与发展。这本身也是一次关于中国文学价值和评价标准的有益探讨。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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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得明白一件事,那就是莫言、王安忆等人在国内的确算是非常优秀的作家,放到世界上也不比大多数国家的知名作家差,而且还获过一堆国际奖项,但是从本质上说,中国当代作家基本上都是现代西文学的话语体系之下进行言说和表达的。这就是我之前说“莫言的确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实力,但在很多外国人看来,莫言只能说是一个好学生”的原因。作为一个德国人,顾彬是吃过见过的主儿,看不上莫言、王安忆等人很正常。

用中国人熟悉的例子打个比方,美国人学写古诗,也许可以写出一些还算不错的诗。可是,对于已经看惯了李杜的中国学者来说,那些诗也就是还能看而已。要说好,真没多好。

至于推崇鲁迅,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一方面,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本身就是承前启后的地位,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奠基者;另一方面,鲁迅对后来几十年里的中国几乎所有的当代作家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的成名作家无一不活在鲁迅的“阴影”之下。

总结来说,莫言、王安忆等人既受鲁迅影响又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并未让中国文学显现出太多独创性的东西,这就是顾彬看不上中国当代文学的原因。

外国人看重的中国作家,其实大多是中国的古代作家和诗人,而且他们从中能找到很多不一样的灵感。比如说埃兹拉·庞德,就是借鉴了中国古诗和日本俳句的写作特点,革新了自己的诗歌主张。要是中国人也照着庞德的诗去模仿,庞德肯定瞧不上眼——你写得再好,能有我自己写得好?

但是我们也不要因此妄自菲薄。文学形式和观念的革新从来都是以十年甚至百年为单位度量的。所以,有些事情急不得,慢慢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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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作为一个没有什么利益牵扯的外国学者,不存在恶意贬低某位作家,他只是在做文学批评、提出观点。他也并没有抬高鲁迅,鲁迅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本来就很高,在现代文学史更是无出其右。这不是因为我们的宣传导致的,而是事实。

国内文学批评这一块,比较冷清,大家也不关注。事实上,顾彬的许多观点,并不特别新颖,对余华、莫言等人的相关批评,一直都有。

网络上的很多文学评论近乎吹捧,其实许多评论家也越来越如此,只捡好听的说。以至于,久而久之,大家看文学评论时,看的都是这部作品如何如何好,却很少看见有人指出作品的缺陷。随后就形成了一种不能批评的风气,你刚说一句问题,一顶“那是你不懂”的大帽子就扣过来了。

比如王小波的门下走狗们,动不动就说什么“有趣的灵魂”之类的话。不好意思,您那叫读后感,不叫文学批评或评论。

所以,这个时候,像顾彬这样的外国人说了一句“不中听”的话,大家多少有点不适应,其实这在批评界太正常了。

鲁迅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从实际创作、整理古籍、梳理文学史、翻译作品到引介理论,可以说,凡事跟文学沾边的事儿,鲁迅都做过,而且在每一项中都是佼佼者,都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不是套话。

国内当代文学,八十年代这一波,像余华、莫言基本上都有点“高开低走”的架势。最后都回到“讲故事”上来,而故事模式其实并不多,基本离不开乔治·普罗帝的《三十六剧》中的36种剧情模式。但是,在信息媒体时代,人们最不缺的就是故事。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学发展遇到了瓶颈。于是,文学开始从“讲什么”转变成“怎么讲”。作家们也开始更关注结构、语言、叙述方式;侧重点开始转向人物内在、梦境、心灵、记忆等。

余华堪称当代作家“高开低走”的典型。

虽然他早期作品的叙述可能不像后来那样纯熟、自然,但在气势上锐意尽显。直到现在,我还对《现实一种》记忆尤深,虽然有评论说这部作品过于“刻意”,但从文学角度而言,它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后来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固然感人,但以文学角度而言,除了语言简洁这一鲜明的标志以外,无甚新意。可你说它们是好作品么,我觉得是,我也爱看,但这显然入不了专业学者的法眼,因为他们看的不仅仅是故事。等到《兄弟》、《第七天》,可以看出余华在试图突破自我,但效果好像并不是很理想。

关于莫言,曾有一个很刻薄的讽刺,说他的作品是“屎尿屁文学”。这种说法虽然有些过了,但绝不是空穴来风,看过莫言作品的人自然有这种印象。当然,不是说屎尿屁不能写,但过度使用,其实是想象力的匮乏。这里说的想象力不是指故事编排的能力,而是对文学本身的想象力不足。旧时代的农民,的确过着掺杂着“屎尿屁”、鲜血与苦难的生活,然而,乡土作家们费尽心思写了那么多,仍不如鲁迅笔下孤零零的祥林嫂来得印象深刻,这很能说明问题。

中国当代作家们的作品放在世界文学里,真的就像阎连科所说的,“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差距是相当大的。刻薄一点说,真的是无足轻重,不值一提。

反对者会说莫言有诺贝尔文学奖。但得诺奖的作家中,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诺奖很多时候靠谱,可也有很多时候瞎眼。退一步说,你真的觉得一帮瑞典老头在一起商讨出的结论就代表世界文学的最高评价标准吗?

我也没把诺奖作家都看过,但就说我看过的,远的不说,新世纪以来,莫言前前后后的得奖作家中,把莫言的作品与06年的奥尔罕·帕慕克、10年的略萨、14年的莫迪亚诺、17年的石黑一雄的作品放在一起,莫言的份量肯定轻一些的。

莫言有时候也想玩结构,比如《酒国》,但他玩结构的时候,感觉有点刻意,而且也不是很新颖。莫言的语言也是泥沙俱下、堆砌似的。

缺乏节制、枝节蔓延是莫言小说的又一个缺点。如果说这是他的风格特色的话,建议看一看他早期的中篇小说,那时候莫言的作品很凝练,他的这种转变,我觉得是进入作协后对自我要求的标准放宽后的结果。

我并没有在刻意贬低莫言,这些确实是他作品中的问题,无法回避。莫言已经是中国当代作家中的集大成者了,但顾彬显然是以世界文学这一更大的视角在评价莫言。他说的很直接,但并不怎么偏颇。

鲁迅的地位不需要顾彬来抬高,可以看看世界上所有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有人不肯定鲁迅的地位吗?鲁迅不是完美的,文艺也不存在绝对完美这一说,但鲁迅确实是中国为数不多的能拿得出手的现代作家。

鲁迅受过不少文学流派的影响,但他做到了化为己用,他对白描手法的运用无疑是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学。

莫言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但模仿的痕迹还是很重。还有说莫言受到了福克纳的影响,但恕我眼拙,除了专注于“邮票大小的地方”以外,我真没看出来莫言与福克纳有什么相近的地方。

中国当代文学受影响最深的是苏俄的现实主义历史长河小说和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莫言、陈忠实等就是如此,在家族恩怨、历史与乡土之间夹杂点魔幻,用以反映时代命运、个人史。

毫无疑问,莫言是有天赋的,但他缺乏底蕴,而且,成为职业作家,进入作协后似乎也并没有尽力提升自己这方面的不足。鲁迅文学院设立的初衷是给这些没什么学历的作家颁发一个学历,与那种正经八百接受过系统文学训练的作家在底蕴方面比不了。当然,鲁迅也是自学,但你可以看出他下了多少苦功。

我在其他回答里也提到过,中国当代作家太爱模仿了,而且抓住一个就不撒手。学习和模仿是两个概念,当代大部分作家都还停留在模仿阶段,没学透彻,没融会贯通是一个问题,而更大的问题是,学了一圈,把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学特色丢弃了。

日本为什么被称为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从文学领域就能看出来,他们学习西方的创作方法和理念,但并没有丧失日本文学中的美感和味道。不是说你用别人的创作手法来写中国就叫中西结合、融会贯通了。

鲁迅借鉴那么多创作理论,但《狂人日记》、《孔乙己》等还是能与传统文学的艺术性有交相辉映的地方,这一点,在余华莫言等人的作品里不太能看到。

纯粹是我个人的愚见:我觉得,魔幻现实主义早已不再是中国文学的曙光,而是已经变成一片笼罩在中国当代作家头上的乌云,挥之不去,走不出来。

所以,我个人是认同顾彬的观点的。



个人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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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他是有真才实学的汉学家,想给他寄点五粮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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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上自称“当代鲁迅”的基本上都不是好人,比如“知乎上的鲁迅”。这些人借着针砭时弊的名义,貌似为民说话,实则包藏祸心,推行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力图解构民族、国家意识,很有可能受到西方NGO组织资助,不能说这些人全部都是,但是十有八九肯定没问题。

回忆一下,公知横行的年代,是不是有很多境外境内的在吹捧“鲁迅”?以致于“鲁迅说过”都成为了一个梗。 鲁迅没问题,是民族的优秀知识分子,有问题的是那帮借着吹捧“鲁迅”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反贼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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