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会造反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还是因忠于大魏而谋求与司马氏的最后一搏？
首先，我们得承认，钟会的确是一位极具才干的人物。他不仅文武双全，更在军事谋略上有着过人的天赋。在灭蜀之战中，他一人承担了主要的战略规划和执行，可以说，蜀汉的灭亡，钟会的功劳居功至伟。然而，也正是这份耀眼的功勋，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政治舞台，甚至，是那至高无上的权力巅峰。
从个人野心的角度来看，钟会身上有着明显的“功高震主”的影子。自古以来，能够达到他这种位高权重、手握重兵的臣子，若无十足的城府和隐忍，很容易就会被猜忌和打压。而钟会，在灭蜀之后，似乎并没有像以往许多功臣那样，急流勇退，安分守己。相反，他开始展现出某种程度的自负和野心勃勃。
他一方面极力拉拢蜀地的名士，例如与张华、裴秀等人唱和，显示出他希望在新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他在蜀地招揽人才，甚至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这无疑已经触碰了司马氏的底线。更重要的是，他后来能够毫不犹豫地发动兵变，并迅速组织起一支军队，这表明他心中早已有了谋反的念头，并且对此有所准备。
史书上记载，钟会曾私下对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的墓碑上的文章加以赞赏，称其“情志有可思者”，并下令修葺。这看似是出于对英才的爱惜，但放在当时敏感的政治氛围下，未尝不是在为自己日后的“效法”埋下伏笔——他是否也在效仿诸葛亮，试图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秩序？
而从忠于大魏，与司马氏做最后一搏的角度来分析，情况也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彼时的曹魏，早已名存实亡。司马炎（晋武帝）已经取代曹氏，建立了晋朝。钟会作为一个老牌的曹魏重臣，他内心深处可能还保有对曹氏皇室的“忠诚”。
在钟会看来，司马氏篡夺曹魏江山，是对汉室正统的背叛，是对他所效忠的“大魏”的背叛。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他可能认为自己有责任为曹魏讨回公道，即使这代价是反抗已经掌握实权的司马氏。而且，他与邓艾在灭蜀后的分歧，以及他借司马昭之命对邓艾进行打压，都显示出他对于权力格局的敏锐洞察和不满。
更为关键的是，钟会造反的借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为了“讨伐”司马氏的篡位行为。他能够迅速团结起一部分愿意跟随他的人，也说明他能够抓住当时一部分人对于司马氏专权的不满情绪。尤其是在边陲之地，远离朝廷的权力中心，一些人可能更容易被这种“恢复汉室”或“讨伐篡逆”的口号所打动。
他甚至想把镇压蜀汉的将士们拉到自己一边，宣称“今日之事，乃是为国家扫除奸臣”。这其中的“国家”，在当时的语境下，很难说不包含他对曹魏“正统”的怀念。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个人野心和所谓的“忠诚”往往不是截然分开的。很多时候，野心会披上“大义”的外衣。钟会真的只是为了“忠于大魏”而反抗司马氏吗？很可能并非如此简单。
他深知，司马氏已是大势所趋，而他自己虽然有才干，但要凭一己之力颠覆司马氏的统治，简直是痴人说梦。如果仅仅是“忠诚”，他完全可以凭借灭蜀的功劳，在朝中谋求更高的地位，或者选择隐退，为曹氏保留最后的尊严。
他的行动，更像是一个聪明人，在看到一个似乎有机会改变格局的“窗口期”时，利用自己的才华和手中的兵权，孤注一掷地去抓住这个机会。这个机会，或许是他认为司马氏内部也存在矛盾，或许是他觉得蜀地刚被平定，人心不稳，正是他可以利用的契机。
所以，我认为，钟会的造反，更准确地说，是个人野心与对现有权力格局不满情绪的结合，并以“忠于大魏”作为其行动的号召和掩饰。
他或许真的对曹魏的覆灭感到悲哀，对司马氏的篡权感到不齿。但是，如果没有他内心深处那份想要登上权力巅峰的欲望，他不会选择在灭蜀后立即行动，冒着巨大的风险去发动一场几乎没有胜算的兵变。他所看到的，与其说是“大魏”的希望，不如说是他自己能够成为那个“取而代之”的人物。
换句话说，他对“大魏”的忠诚，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怀旧和情怀，而他的行动，则是基于对现实政治的判断，以及对个人前途的规划。他试图利用“恢复大魏”的旗号，来实现自己“取而代之”的野心。他所谓的“最后一搏”，与其说是为了大魏，不如说是为了他自己在乱世中能够把握住的，那份似乎触手可及的权力和荣耀。
最终，这场以“忠诚”为名，实为野心驱动的悲剧，随着钟会的死而落下帷幕。历史的评价，也往往倾向于将他的行为归结于不自量力的野心，而他所标榜的“忠诚”，则显得苍白而无力，成为这场历史剧中最令人唏嘘的注脚。
网友意见
谢 @杨威 邀，数数是个好习惯，第5次被邀请。
首先，钟会谋反这事，在我看来一点儿也不奇怪。
其次，我觉得他既不是为了自己的野心，也不是为了大魏，只是为了活命。
咱们先来捋一下，他造反的这个时间表。
公元249年，高平陵之变，司马懿赚曹爽。
同一时期，钟会进入司马氏幕僚。
五年后，
公元254年，高贵乡公即尊位，赐钟会关内侯。
六年后，
公元260年，高贵乡公为贾充所弑。
两年后，
公元262年，钟会获封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军事。
次年，
公元263年，钟会伐蜀。
次年，
公元264年，钟会反、卒，享年39岁。
这里涉及到以下几个问题：
1.钟会进入司马氏的幕僚，就一定得到司马家的信任了么？
首先，司马家的铁杆走狗，肯定是贾充。
“近日贾护军问我，言：‘颇疑钟会乎？’”——《三国志·钟会传》
其次，司马昭的内妻王元姬，又言
“钟会见利忘义，好为事端，宠过必乱，不可大任。”——《晋书·后妃传》
基本上，以司马昭为核心的权力中心，对钟会是颇为不信任的。
2.司马氏派钟会伐蜀的目的是什么？
这里应该按一个集团算，也许司马昭的目的真的是荡平蜀国，但其下属则未必。
贾充在司马氏手下当差做大的时候，先后和司马氏的两个幕僚有过矛盾。
一是，钟会；二是，羊祜。
前者，官至司徒；后者，官至左仆射。
前者，伐蜀；后者，伐吴。
前者，灭蜀，造反；后者，僵持，病逝。
两个人都是以文见长，在中央位高权重后，而领兵出征。
换言之，两人与其说是出征，倒不如说是被踢出了中央的权力中心。
至于钟会最后伐蜀成功，立下不世之功，应该是洛阳里许多人都没能料到的一个意外。
3.钟会对司马氏的态度是什么？
看看高贵乡公对钟会的评价：
“会典综军事，参同计策，料敌制胜，有谋谟之勋，而推宠固让，辞指款实，前后累重，志不可夺。”——《三国志·钟会传》
高贵乡公终究没把钟会归类于司马氏一族中人。
钟会自己，应该也是没把自己放于司马氏一族内看的。
钟会伐蜀，与姜维相交甚厚之后，对自己身边人讲：
“以伯约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胜也。”——《三国志·姜维传》
公休、太初是谁？前者为诸葛诞，后者为夏侯玄，皆为司马昭所杀。
钟会绝对是在夸赞姜维，而他举的这两个例子，怕就是自己内心深处，对自己的归类了。
而且远在千里之外，立下不世之功，钟会偏偏提了这两个“罪臣”干什么。
想来多半是一种恐惧，和对自己回洛阳后，人生的不确定。
4.压倒钟会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
司马昭给钟会的信。
“恐邓艾或不就征，今遣中护军贾充将步骑万人径入斜谷，屯乐城，吾自将十万屯长安，相见在近。”——《三国志·钟会传》
司马昭这里给出的理由是标准的屁话，可以参见他自己后来的说法。
“钟会所统，五六倍于邓艾，但可敕会取艾，不足自行。”——《三国志·钟会传》
司马昭明知，钟会收拾邓艾是手到擒来，为何还要派大军前来？
钟会自己的判断没有错，司马昭行军就是冲他而来的。
故而，钟会决定起兵。
所以，钟会的起兵造反，是很仓促的一件事。以至于，很多方面都没有安排妥当，最后才死得莫名其妙。甚至说，在军中散布谣言的胡烈，我也认为是司马昭提前布的后手，自己大军压境，逼反钟会，最后胡烈以谣言策反魏军，以最小的代价杀掉钟会。
5.司马昭要杀掉钟会的理由是什么？
我觉得原因有以下几个：
首先是身份问题，曹魏重臣钟繇之子。
其次是立场问题，我强烈怀疑，钟会与羊祜一样，都是被魏朝的名士集团推到前台对抗司马氏及其门阀走狗的一个体制内代表，并且立场暴露。否则，我实在无法理解，他一个在司马氏幕僚中飞速蹿升的文臣，怎么就被从洛阳扔出去挡麒麟儿去了，然后还派其伐蜀。
最后是年龄问题，钟会伐蜀赢了，立下不世之功，领兵重臣，正直壮年。司马昭当年已经五十余岁，钟会不到四十，司马炎刚27。
综上，你是前朝重臣之子，且立场不稳定，带兵，功高震主，正值壮年。
司马昭有充分的理由来除掉钟会。
而从司马昭信件和行军速度，我猜测，司马昭应是在钟会奏报邓艾谋反的一刻，对钟会起的杀心。
他对胡烈的指示应该是和给钟会的信一起到的，而他领兵出征，也是以防胡烈办事不利，加个保险，以确保付出再大的代价也要提前扼杀掉钟会这个隐患。
综上。
1.钟会谋反这事，一点儿也不奇怪。
2.他既不是为了自己的野心，也不是为了大魏，只是为了活命，被司马昭逼到了死角。他在立场上的问题前科，也决定了他难以用别的方式明哲保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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