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死后，刘备求好曹丕是不是昏招？
曹操死后，刘备向曹丕“求好”这一事件，在历史上确有记载，但其性质和影响的解读，历来存在争议。要判断这是否是“昏招”，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详细分析：
一、 事件背景：
曹操的去世（公元220年）： 曹操的去世是三国时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作为魏国（虽然当时是汉丞相，但掌握实际权力）的奠基人和绝对核心，其离世无疑给曹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给其他势力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
刘备的处境： 当时刘备刚刚建立了蜀汉政权（公元221年称帝），虽然在汉中取得了战略性胜利，并拥有一定的地盘和军事实力，但他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对孤立，北有强大的曹魏，东有孙吴。与曹魏的对抗是他政权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外部挑战。
曹丕的继位： 曹操死后，曹丕迅速继承了魏国的权力，并很快逼迫汉献帝禅位，建立了曹魏。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政治斗争，曹丕虽然上位，但其统治基础和威望尚未完全稳固。
二、 刘备向曹丕“求好”的可能含义与目的：
“求好”这个词语比较笼统，在不同的语境下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1. 表示臣服或归顺： 这是一种可能性，即刘备向新的魏国统治者表达效忠之意，希望缓和与曹魏的关系，甚至寻求某种形式的政治承认。
2. 缓兵之计或策略性接触： 另一种更可能的情况是，刘备并非真心臣服，而是以此作为一种外交策略，旨在为自己争取时间和空间，以便更好地巩固蜀汉政权。他可能想通过这种姿态来麻痹曹魏，或者观察曹丕的态度和能力。
3. 希望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北方边界： 即使是竞争对手，偶尔的休战或外交接触也是可能的。刘备可能希望在曹魏新旧交替之际，避免一场全面战争，让自己的国家能够积蓄力量。
4. 试探性沟通： 刘备可能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了解曹丕的态度和对蜀汉的政策，为后续的战略决策提供信息。
三、 将此举视为“昏招”的理由（反对观点）：
1. 违背了刘备的“汉贼不两立”的政治宗旨： 刘备以“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为号召，占据了“匡扶汉室”的道德制高点。向曹丕“求好”，尤其是如果带有臣服的意味，将严重损害他作为汉室正统继承者的形象，有损其政治合法性。
2. 向强大的曹魏示弱： 在刚刚建立蜀汉、立足未稳的情况下，向已经强大且拥有中原稳定统治的曹魏示好，容易被视为软弱和胆怯，可能会在其他势力（如孙吴）眼中降低蜀汉的威望。
3. 可能被曹丕利用和嘲讽： 曹丕作为一代雄主，如果看出刘备的意图，可能会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打击刘备的声誉，甚至在政治上进行反击。
4. 无法改变曹魏的战略目标： 曹魏的根本战略目标就是统一天下，消灭蜀汉是迟早的事情。刘备的“求好”并不能根本性地改变这一战略态势，反而可能耽误了自己的战略准备。
5. 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蜀汉的生存危机： 蜀汉地处西南，资源相对匮乏，人口较少，长期来看与曹魏的实力差距较大。仅仅通过外交手段难以改变这种长期的劣势。
四、 将此举视为“明招”或“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支持观点）：
1. 现实主义的战略考量： 刘备深知蜀汉的实力，在曹操去世、曹丕刚刚继位这个关键时期，与强大的曹魏立即开战，尤其是在汉中之战后，对蜀汉并非有利。曹丕继位可能存在不稳因素，而刘备也需要时间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暂时缓和关系，避免全面冲突，是现实的战略选择。
2. 为北伐争取时间和积累实力： 表面上的“求好”可能只是一个缓兵之计，目的是为了争取宝贵的发展时间。刘备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整顿内政，发展经济，训练军队，为日后的北伐积蓄力量。
3. 观察和等待时机： 曹操的去世给了刘备一个观察曹丕执政能力和曹魏内部动态的机会。通过接触，刘备可以更好地评估曹魏的实力和动向，从而制定更有效的应对策略。
4. 避免两线作战的风险： 蜀汉夹在曹魏和东吴之间，如果与曹魏关系恶化，可能面临来自北方的强大压力，同时东吴也可能趁机南下。保持与曹魏的相对和平，可以使刘备将主要精力放在巩固内部和对东吴的战略上（虽然后来刘备攻吴导致夷陵之败，但这又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5. 政治姿态的灵活性： “求好”并不一定意味着彻底放弃“兴复汉室”的理想。在某些情况下，灵活的外交姿态可以为政治理想的实现创造更好的条件。就像孙子所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五、 史料记载与解释的模糊性：
需要指出的是，“求好”的具体内容和刘备的真实意图，史料记载并不完全清晰。《三国志》等史书中对此事的描述较为简略，更多的是后世的解读和推测。例如，如果“求好”仅仅是象征性的遣使问候，表达对新君的礼节性问候，那么将其定性为“昏招”可能过于严苛。
六、 结合刘备后来的行动来看：
刘备在曹操死后，特别是曹丕称帝后，并没有放弃北伐的战略。他仍然致力于统一大业，并对曹魏保持警惕。如果“求好”是真的投降或彻底示弱，那么他后续的北伐行为就难以解释了。这进一步支持了“求好”是一种策略性接触的观点。
结论：
将刘备死后向曹丕“求好”直接定性为“昏招”，可能 过于简单化和片面化。
从 现实主义的政治和军事角度 来看，在蜀汉刚刚建立、实力尚不如曹魏的情况下，利用曹操去世、曹丕继位的时机，采取一种 策略性的、缓和关系 的外交姿态，以换取时间和空间，为日后发展和北伐做准备， 并非不可理解的愚蠢之举。这更像是一种 务实而灵活的战略选择。
然而，如果“求好”触及了刘备政治宗旨的核心，例如向曹魏 表示彻底的臣服和放弃兴复汉室的理想，那么无疑会是一个 巨大的政治错误，是典型的“昏招”。但从刘备后来的行动来看，这种极端的情况可能性不大。
因此，更合理的解释是，刘备的“求好”是一次 有目的、有策略的政治试探和外交手段，其目的是为了规避眼前的风险，争取宝贵的战略机遇。其是否成功，以及其是否“昏”，需要根据其具体实施的策略、达到的效果以及刘备的真实意图来综合判断。在缺乏更详尽史料的情况下，将其视为一个 充满权衡和风险的政治决策 更为恰当。
一、 事件背景：
曹操的去世（公元220年）： 曹操的去世是三国时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作为魏国（虽然当时是汉丞相，但掌握实际权力）的奠基人和绝对核心，其离世无疑给曹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给其他势力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
刘备的处境： 当时刘备刚刚建立了蜀汉政权（公元221年称帝），虽然在汉中取得了战略性胜利，并拥有一定的地盘和军事实力，但他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对孤立，北有强大的曹魏，东有孙吴。与曹魏的对抗是他政权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外部挑战。
曹丕的继位： 曹操死后，曹丕迅速继承了魏国的权力，并很快逼迫汉献帝禅位，建立了曹魏。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政治斗争，曹丕虽然上位，但其统治基础和威望尚未完全稳固。
二、 刘备向曹丕“求好”的可能含义与目的：
“求好”这个词语比较笼统，在不同的语境下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1. 表示臣服或归顺： 这是一种可能性，即刘备向新的魏国统治者表达效忠之意，希望缓和与曹魏的关系，甚至寻求某种形式的政治承认。
2. 缓兵之计或策略性接触： 另一种更可能的情况是，刘备并非真心臣服，而是以此作为一种外交策略，旨在为自己争取时间和空间，以便更好地巩固蜀汉政权。他可能想通过这种姿态来麻痹曹魏，或者观察曹丕的态度和能力。
3. 希望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北方边界： 即使是竞争对手，偶尔的休战或外交接触也是可能的。刘备可能希望在曹魏新旧交替之际，避免一场全面战争，让自己的国家能够积蓄力量。
4. 试探性沟通： 刘备可能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了解曹丕的态度和对蜀汉的政策，为后续的战略决策提供信息。
三、 将此举视为“昏招”的理由（反对观点）：
1. 违背了刘备的“汉贼不两立”的政治宗旨： 刘备以“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为号召，占据了“匡扶汉室”的道德制高点。向曹丕“求好”，尤其是如果带有臣服的意味，将严重损害他作为汉室正统继承者的形象，有损其政治合法性。
2. 向强大的曹魏示弱： 在刚刚建立蜀汉、立足未稳的情况下，向已经强大且拥有中原稳定统治的曹魏示好，容易被视为软弱和胆怯，可能会在其他势力（如孙吴）眼中降低蜀汉的威望。
3. 可能被曹丕利用和嘲讽： 曹丕作为一代雄主，如果看出刘备的意图，可能会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打击刘备的声誉，甚至在政治上进行反击。
4. 无法改变曹魏的战略目标： 曹魏的根本战略目标就是统一天下，消灭蜀汉是迟早的事情。刘备的“求好”并不能根本性地改变这一战略态势，反而可能耽误了自己的战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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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实主义的战略考量： 刘备深知蜀汉的实力，在曹操去世、曹丕刚刚继位这个关键时期，与强大的曹魏立即开战，尤其是在汉中之战后，对蜀汉并非有利。曹丕继位可能存在不稳因素，而刘备也需要时间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暂时缓和关系，避免全面冲突，是现实的战略选择。
2. 为北伐争取时间和积累实力： 表面上的“求好”可能只是一个缓兵之计，目的是为了争取宝贵的发展时间。刘备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整顿内政，发展经济，训练军队，为日后的北伐积蓄力量。
3. 观察和等待时机： 曹操的去世给了刘备一个观察曹丕执政能力和曹魏内部动态的机会。通过接触，刘备可以更好地评估曹魏的实力和动向，从而制定更有效的应对策略。
4. 避免两线作战的风险： 蜀汉夹在曹魏和东吴之间，如果与曹魏关系恶化，可能面临来自北方的强大压力，同时东吴也可能趁机南下。保持与曹魏的相对和平，可以使刘备将主要精力放在巩固内部和对东吴的战略上（虽然后来刘备攻吴导致夷陵之败，但这又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5. 政治姿态的灵活性： “求好”并不一定意味着彻底放弃“兴复汉室”的理想。在某些情况下，灵活的外交姿态可以为政治理想的实现创造更好的条件。就像孙子所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五、 史料记载与解释的模糊性：
需要指出的是，“求好”的具体内容和刘备的真实意图，史料记载并不完全清晰。《三国志》等史书中对此事的描述较为简略，更多的是后世的解读和推测。例如，如果“求好”仅仅是象征性的遣使问候，表达对新君的礼节性问候，那么将其定性为“昏招”可能过于严苛。
六、 结合刘备后来的行动来看：
刘备在曹操死后，特别是曹丕称帝后，并没有放弃北伐的战略。他仍然致力于统一大业，并对曹魏保持警惕。如果“求好”是真的投降或彻底示弱，那么他后续的北伐行为就难以解释了。这进一步支持了“求好”是一种策略性接触的观点。
结论：
将刘备死后向曹丕“求好”直接定性为“昏招”，可能 过于简单化和片面化。
从 现实主义的政治和军事角度 来看，在蜀汉刚刚建立、实力尚不如曹魏的情况下，利用曹操去世、曹丕继位的时机，采取一种 策略性的、缓和关系 的外交姿态，以换取时间和空间，为日后发展和北伐做准备， 并非不可理解的愚蠢之举。这更像是一种 务实而灵活的战略选择。
然而，如果“求好”触及了刘备政治宗旨的核心，例如向曹魏 表示彻底的臣服和放弃兴复汉室的理想，那么无疑会是一个 巨大的政治错误，是典型的“昏招”。但从刘备后来的行动来看，这种极端的情况可能性不大。
因此，更合理的解释是，刘备的“求好”是一次 有目的、有策略的政治试探和外交手段，其目的是为了规避眼前的风险，争取宝贵的战略机遇。其是否成功，以及其是否“昏”，需要根据其具体实施的策略、达到的效果以及刘备的真实意图来综合判断。在缺乏更详尽史料的情况下，将其视为一个 充满权衡和风险的政治决策 更为恰当。
网友意见
这件事其实很简单清楚，没必要做多余的想象。
典略曰：备遣军谋掾韩冉赍书吊，并贡锦布。冉称疾，住上庸。上庸致其书，適会受终，有诏报答以引致之。备得报书，遂称制。
由《典略》的记载可知，上庸送诣刘备集团使者韩冉的书信给曹丕时，正赶上曹丕称帝。曹丕称帝的时间是黄初元年十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公元220年12月10日。上庸郡与益州邻近，由此可推测刘备集团派韩冉出使吊唁曹操的时间，大概率是当年的十月初或九月末。
曹操于正月去世，八九个月后刘备方派使者吊唁，显然不会是因为消息阻塞，其用心一望即知：
- 正月：曹操去世
- 六月：曹丕南征
- 七月：孙权献降，孟达投降
- 十月：刘备遣使，曹丕称帝
在曹操一命呜呼后，孙权复叛擅取襄阳。六月左右曹仁、徐晃攻克襄阳，曹休破历阳、芜湖，曹丕更亲自南征，于是孙权集团献降称臣。换而言之，待刘备遣使时，孙权名义上仍是臣服于曹丕，除非刘备要投降曹丕，不然他有啥可求好于曹丕的？
若是行谄媚讨好之举，使者韩冉又何必在上庸停滞，称疾不前？若视韩冉于上庸称疾为有意避祸之举，其出使之目的则难谈友善，遑论求好。
魏书曰：备闻曹公薨，遣掾韩冉奉书吊，并致赙赠之礼。文帝恶其因丧求好，敕荆州刺史斩冉，绝使命。
换个角度讲，曹丕在称帝前后，即同一时间且知利用孙权装点门面，壮大声势，若刘备方有结好之意，有可利用之处，如法炮制又有何难，于己何损呢。何至于心生厌恶，乃至斩使者，绝使命如此决绝？
刘备使团的外交目的能令韩冉生惧，曹丕厌恶，这与《魏书》所描述的是因丧求好而来云云扦格难通。况且孙权已经臣服于曹丕，刘备断无可能想步孙权后尘，在名义上帮助曹氏集团达成一统。
此行既是吊唁为名，书信中想必不会羞辱曹操父子，能令曹丕深感厌恶的怕是政治立场的问题。曹操欲废汉自立这件事天下皆知，曹丕又子承父业，刘备申明大义时，大概率有劝喻，试探曹丕的政治意图的部分。恰好曹丕这边已经走完禅让程序，坐上帝位，此时刘备的“姗姗来迟”书信就特别的不合时宜。刚篡汉完毕的曹丕对这种言论的态度只有决绝和严厉，这已经不是双方可以商榷的部分。
当然，刘备派出使者也有观察曹丕与孙权关系的用意，毕竟孙权在曹操去世后立即翻脸，二者的关系并不牢固。其实刘备集团是拿不出什么好处给曹丕，让曹丕去放弃孙权的，但若二者貌合神离有可利用之处，对于接下来东征孙权战略计划的制定还是有好处的。
综上所述，因丧求好这条记载并不可取，可取得只是曹丕强硬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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