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为何而亡?

这个问题要是细说起来没有几百万字都拿不下来，所以我只能简单给你提供几个角度吧。

一、从秦法的角度：

关于秦亡的原因柳宗元有一句经典概括：“秦亡于政而非制”。秦法是相对静态的，归类为“制”。

可以说从商鞅到李斯，秦法的制定者都是很专业的法家人物，他们制定出来的法律虽然繁密，但是很少见到有荒唐的法条。从目前出土的各种法律条文来看，秦法在具体的实行操作上，逻辑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失期当斩”这样的法条其实是存疑的，因为目前并没有看到秦法有出现过这样不考虑任何实际情况变化而僵硬执行的法条。因此说“秦朝亡于严密秦法”这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秦法的立法根源在于富国强兵，加强中央集权。法家的立法精神中对百姓是极端蔑视的，完全不考虑普通百姓的利益。这样一来，就算秦法在执行层上逻辑没有问题，但是与广大百姓的切身利益相违背。一旦，秦庭高层在“依法行政”上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那百姓就会以各种方式来“违法”。在秦律中“违法”的惩罚极其严厉，这个时候社会运转就趋于僵硬。法家思想下的“依法治国”其实是一个缺乏泄压阀的军国主义体制，当外部环境不适合军事扩张时，国家机器内部的各种零件就缺了润滑油。但是，已经建立起来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又在强迫这台机器运转，最终这台机器自爆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看《史记 陈涉世家》里的一段文字：（陈胜）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里陈胜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其实从目前所看到的秦法条文里，秦法对各种例外的规定是有明确说明的，在立法的过程中不可能出现这样不考虑实际情况而强制执行的逻辑漏洞。商鞅、李斯等法家人物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如果只有这样的水平，那秦国不要谈一统天下了，这种“一刀切”的水准估计自己都能把自己玩儿死在西部边陲。

再来说说，陈胜、吴广为何能够通过“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这样明显不符合事实的法条来鼓动起义。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当时秦统一天下不久，山东六国的普通百姓对秦法的认识程度也不高（识字率也很低）。其二、就算秦法在实际执行层面没有逻辑问题，那也不能代表秦法就是合理的，因为这里的根源还是法家的立法精神。透过《商君书》，可以明确地看到法家人物极端蔑视百姓：“辱民、弱民、贫民。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这样的立法精神，其实际上是在“依法害民、残民”。

秦庭统治者高高在上，运用手中的法律条文不断征发徭役、兵役，即便秦政府手段合法，但是目的不正义。他们肆意地暴民、虐民这才是天下反秦的根源。

二、从帝国行政角度：

前221年，嬴政称帝，史称“秦始皇”。秦朝在中央设三公九卿，管理国家大事；地方上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对外北击匈奴，南征百越，筑长城以拒外敌，凿灵渠以通水系。

按照秦朝的雷厉风行的行政风格，刚刚经历战乱的华夏大地并没有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而是立即按照秦庭高层的意志，开始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广大黔首并没有享受到帝国一统之后的胜利果实，而是迅速转入了堪比战乱还惨的徭役、戍边之中。

既然是讲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就不得不考虑投资与回报。今天的我们不是为了建设而建设，是为了获得基础设施的收益而建设。秦朝的工程建设，远远超出了那个时代民力所能承受的极限，与此同时老百姓的收益少得可怜。

我们简单地来看看他所主导的几大工程建设：

一、修建秦始皇陵。这个工程除了对嬴政本人有收益之外，实在很难想象对秦朝的老百姓有什么好处。

二、修建万里长城。这个巨大的防御系统对防止游牧民族的入侵有一定的用处，但是效果不大。从长远的历史来看，长城屡屡被草原骑兵轻松突破。真正能够对草原势力形成有效威慑的，只有中原政权保持强大的戍边军团，汉、唐、明莫不如此。一个相对静态的防御工事，不可能对机动性极其强的骑兵军团有很大防御作用。 更为关键的是，这样的工程量要征发的徭役是个天文数字。当巨大的人口量被由南到北调动时，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人的环境适应问题、路途上以及徭役地的医疗保障问题、后勤补给问题、生产组织问题等等。

三、修建驰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修建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高速公路网。这个高速公路网本身如果能被很好利用的话，那当然是十分有利于国家和百姓的。可惜这一套高速公路网是皇帝的专用道，一般老百姓或者商人根本没权利走。修路有义务，使用起来没权利。悲哀！！！

简单地总结一下：对于广大黔首劳工而言，他们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劳累过度、埋骨他乡。在他们心中这些建设应该都是王八蛋工程，心中默默地骂着嬴政这个独夫民贼，也聚集着反秦的怒火。陈胜、吴广也都是这个黔首劳工中的一员。

可以合理地想象一个画面：吴老二是一个楚国人，当秦朝刚建立时他还是很开心的，起码他认为再也不用长时间服兵役，去战场送死了。但没想到没过多久，秦朝的皇帝老儿强迫他去北边修长城，强迫他老爹去广西戍边，强迫他弟弟去南京挖秦淮河。他离开家的时候他儿子才两岁，他老娘也卧病在床。他好想念他的家人，也开始怀念曾经楚国的生活了。他感叹曾经楚国没有那么多徭役，没有那么多吃人的法律，更没有以文害人的刀笔吏。现在他一点都不爱秦朝，他也不想多说什么了，于是他跟着已经起义的屯长去找项羽了！！！

一个民族锤凿下来的石头，大多数都用在了坟墓上，活埋了 它自己。至于金字塔，它们本身算不上什么奇迹，奇迹在于成千上万的人竟然可以如 此忍辱负重、虚掷他们的生命，为某个狂妄自大的笨蛋建造坟墓，这种笨蛋还不如在尼罗河里淹死。

亨利·大卫·梭罗

三、从上帝的角度：

改革之源动力在于秦庭高层要认识到问题之所在，但是秦以法家思想为灵魂，以军国主义为利剑，终至横扫六国，天下归一。这一路的高歌猛进，同时也将非秦之治国思想踩在脚下。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让秦庭高层有充足的理由认为秦之国策有问题？秦之大一统乃创世之举，无先例可循更无经验可借鉴。吾等后人是开了上帝视角才有“战时"与”守成“之说。 帝国之政事犹如人之成长，秦帝国乃是我华夏帝国的幼年时期，幼年人犯错不可避免。

看了高票答案关于扶苏的讨论，我也想就此说明一下。我的结论是就算扶苏顺位继承，秦汉大致走势不变，秦帝国依然会灭亡。理由如下：

第一，扶苏是嬴政的长子，在一个以法家思想为核心的军国主义国家里，其受教育的内容应该不会超出法家和军国主义这两个基本框架。也就是说，他当了皇帝之后，不会改变秦帝国治理天下的基本方针。山东六国人民之所以会造反，这跟秦国的严刑峻法有很大关系。

第二，扶苏成长的过程，也正是秦国不断剪灭六国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秦国以法家思想为核心，以军国主义为武器，在政治和军事上不断取得巨大成功。扶苏和秦国高层完全没有必要在一个经过实践检验的治国方式上改弦更张，他们没有任何可见的改革必要。换句话说，扶苏上台后不可能去想改革的必要性。因为秦帝国建立本身，就标志着所有的对手和各种治国思想流派都是失败者。秦帝国的灭亡就灭在军国主义无法治理天下，一旦帝国停止扩张，帝国必然瓦解；也亡于法家思想本身具有极强的刚性上。

第三，我们今天之所以对扶苏抱有一丝幻想，是因为太史公的《史记》对扶苏零星式的记载，让我们觉得他有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其实我更倾向于这是太史公的一厢情愿罢了。首先扶苏是长子，太史公以儒家所提倡的嫡长子继承原则来做文章。其次，零星式地把扶苏描绘成儒家思想的同情者，让后来读者有所幻想。最后，添油加醋的把焚书坑儒扩大化，然后凸显扶苏对嬴政的不满。这些记载在我看来不足为信，我更倾向于太史公是在讲故事，发感叹。

秦始皇嬴政去世后不久，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关东六国旧王族纷纷复国，而秦朝竟连将势力收缩回关中，保住八百里秦川故土亦不可得，仅仅三年后便二世而则亡，这是什么缘故？

首先，自然是昏君胡亥、奸臣赵高等人紊乱朝纲，杀害忠良，自毁柱石，如大将蒙恬、上卿蒙毅、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左丞相李斯相继被杀，大将章邯被逼率二十万大军倒戈降敌。

而另一个关键要素，便在于秦始皇施政一方面急于求成，滥用民力，不止是原六国百姓，甚至秦国关中本土百姓，也同样不堪忍受；另一方面又过于超前，特别是郡县制的普遍推行，将原关东六国精英，全推到了反秦阵营。

秦始皇承六世先君之余烈，择能者而委之以责，遣大军攻灭六国，而后始建帝制。他登基后修筑长城、驱逐匈奴，开拓南岭，对后世中国的意义和贡献何等重大，但同时也令天下百姓负担极其沉重。

秦始皇大兴土木，图绘六国宫室，依其样建宫室一百四十五处，又建造了规模更加庞大的阿房宫，到他死前共营造宫室七百余所（关中三百余所，关外四百余所），蓄藏美女万人以上。

秦始皇一边幻想长生不老，召集方士求神寻仙，为此浪费大量财物，一方面征发超过70万的民众到骊山，为自己营造富丽堂皇、遍布各类机关的陵墓，墓中以人鱼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珠玉珍宝，不可计数。

秦始皇的宫室和陵墓，在中国历史上规模宏大，空前未有，天下各地的石料木材，都通过人力运输到关中，以备其宫室、陵墓之用。秦始皇死后，这些从征服各国搜罗的后宫美女皆惨遭殉葬，而且营造坟墓的工匠也被尽数活埋。

【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 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馀。】
【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馀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二世曰：“先帝後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

诸如此类大兴宫室和陵墓的行为，更连“祸在当代、功在千秋”都谈不上，于国家于民族毫无裨益，而仅仅是为着秦始皇自己的奢侈享乐。

当时全中国人口约二千万，被秦始皇征发造宫室和坟墓的，约150万人，加上修筑长城的50万民夫，防御北疆的30万士卒，南征岭南的士卒和移民50万人，以及其他各类苦工杂役，总数不下三百万人，竟占了全国总人口的15%以上。

加上秦法严苛残酷，许多平民因小事便沦为罪人，被征发去服各种苦役。而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与工程建设，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生活，秦始皇更徵敛无度，对百姓课以重税，举国大地出现「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的严重状况，天下苍生百姓更「衣牛马之衣，食犬口之食」。

因此，不止是新被征服的关东六国【苦秦久矣】，就连秦国统治了六百年的关中本土同样【苦秦久矣】。

秦始皇的各种征发，将天下民力透支到了极致，其统治令当时绝大多数民众都早已不堪忍受。终于将秦襄公、秦穆公、秦献公、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等多位明君英主苦心孤诣积蓄六百年之久的国力和民心，在短短十几年时间便尽数丢弃。

所以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后天下纷纷响应，刘邦约法三章便收得关中父老民心，秦朝短暂统一二世而亡后，竟无一个半个故秦子民，更有复秦之念。这点甚至远远不及此前被秦国攻灭的六国。

【 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

而且，关东六国，齐楚燕赵魏韩，他们不是王世充窦建德，不是五代十国、不是张士诚陈友谅那种军阀政权，而是有几百年历史、有自己统治精英集团，形成了自己独立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真正“国家”。

所以战国七雄才能动辄动员超过十分之一人口，出兵数十万鏖战，类似于近代国家的总体战，远非后世那种一战即亡的割据政权所能比。因此，要吞并与消化这样的国家，也是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

秦始皇承令天下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单位，整顿交通，在全国修建驰道，将天下混同为一。同时在天下广立郡县，县下设乡，乡下设里，每十里设亭，各有官员管理治安、监察民众，使中枢命令可迅速传达到帝国每个角落。

秦始皇这种种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终于将原来彼此隔阂的列国民众，重新捏合成一个统一民族国家的雏形，建立起中国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把中国推向大一统时代，奠定中国之后两千余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固然是彪炳千秋、功冠万古的伟大业绩，远远超过后世王朝那种平定乱世、削平割据的统一。

然而，秦朝统一后的仅仅十余年时间，绝不足以真正泯灭原来六国精英和百姓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

比如赵国贵族集团在秦末汉初时的表现，就证明了他们其实并不十分在乎，坐在赵王位置上的，究竟是赵歇这样的故赵国王室，还是乱世豪强如武臣、陈余、张耳张敖父子，甚至是刘邦的儿子刘如意。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统一王朝之下，赵国作为半独立王国的国家体系依然存在，他们作为赵国统治精英的地位依然存在。

秦始皇不行分封制，不分封自己子孙为王去统治六国旧地，等于是让本可以通过效忠于被分封各地的秦朝皇族，从而间接效忠于大秦天子的六国精英集团，都彻底被砸了饭碗。砸人饭碗如杀人全家，他们怎能不潜藏反心？

反过来说，如果分封了一个秦国皇子做韩王，另有一个秦国皇子做楚王，那么韩国旧臣张良也好，楚地隐者范增也罢，未必就不会是他们的得力臣属，因此间接效忠于大秦王朝，又怎会决然投入到九死一生的造反事业中去？

秦朝短暂统一即灭亡，便证明了没有同姓宗王分封来过渡，想在广大的关东大地，一步到位到郡县制，是不可能的。

后来统一天下的汉高祖刘邦，他比秦始皇更高明的地方，恰恰就在于他的妥协与顺应时势，“开历史倒车”，一边以继续郡县制治理秦国故地，一边通过战争和谋算双管齐下，削平了彭越、英布这样的异姓诸侯王，同时昭告天下，"白马之盟"，非刘不王，分封自己的刘氏子弟为王，君临六国故地。

这种郡县和封国并行的“郡国制“，就有效地将原来六国的精英集团，容纳进新王朝的统治中枢，通过近百年时间，消化各国的精英人才。等到汉武帝时，各诸侯国的国家意识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齐赵楚国的民众们，都有了身为新的大汉王朝国民的身份共识了，自然就有推恩令来削弱诸侯国，实现真正大一统了。

两汉王朝故得四百年天下，这正体现了当年开国皇帝刘邦的远见卓识，是“上善如水”的大智慧。

退一步海阔天空，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不止是一个王朝如此，小到一个家族，甚至一个人的人生，也是同样这般。

刘邦称帝后，不忘“约法三章”之初心，继续他的种种轻徭减赋、与民休息举措，将之推广到全国：

将那些因躲避战乱而逃亡山泽之百姓，尽数召还安抚，并归还他们良田宅邸；解放那些因饥荒沦为奴婢的百姓为平民；告诫地方官吏当以律法训导教化百姓，不可随意鞭笞污辱；将秦制极重的“泰半税”改为极轻的“十五税一”（秦税：1/2=50%，汉税1/15=6.66%），废止了自秦朝以来沉重的徭役，曾因宫室修得稍显壮丽而训诫大臣，连大汉王朝的都城长安城，都是他儿子汉惠帝时期才修好的。

刘邦：【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军吏卒会赦，甚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

也正是刘邦这种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和秦始皇完全南辕北辙的政治方略，经历了几百年战乱后，一个“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的太平盛世终于降临到华夏神州。

从几千年之后的后人的角度，称颂秦始皇的功绩对后世中国何等伟大，这当然毫无疑问。然而这功盖八荒、声雄千载的功业，纯粹是建立在当时亿万普通百姓的累累尸骨之上。

在骊山、在长城、在天下各地，劳累下惨死的百姓，严刑酷法下惨死的百姓，会感念这样的文治武功么？

刻石诅咒“始皇帝死而地分”的人，心心念念"伐无道，诛暴秦"的人，会感念这样的文治武功么？

所以秦王朝只存在短短15年，便引发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各郡县云集响应，刘邦项羽等众多草莽英豪纷纷起兵，攻杀秦朝官吏，令“暴秦”一众独夫民贼，在天下民众的群起讨伐中，落得个“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的下场。

秦始皇驱御天下之万民为其仆役，靠着人民血肉成就的那些历史贡献，再如何意义重大，也绝不是他的过失，因此就可以不被批判的理由。

成就秦始皇赫赫功业的真正英雄，是万千个无名无姓以血肉之躯去筑就长城、筚路蓝缕去开拓五岭的人民！

雄才大略如秦始皇，气吞六合的辉煌功业，仅传二世及身而灭，反而是刘邦这位起自平民的布衣天子，万众归心如百川汇流，开创了令每个汉人为之骄傲的煌煌四百年大汉王朝。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只有人民创造了历史，也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人。

• 有多少帝王天子恋繁华，到头来兴亡盛衰不由他。只看那始皇大业千秋梦，转眼秦砖换汉瓦。
• 莫道是沧海桑田多变化，到头来楚河汉界由谁划。只看那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守天涯。
• 成也罢,败也罢，千古英雄浪淘沙。水能载舟亦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

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必然是生产力不足以支撑上层建筑。

从组织管理的术而言，可以归根到秦政权从外向发展型组织管理向内部建设型管理组织过渡的一次失败的尝试。汉朝则在反思中汲取秦朝的失败教训，并有效的在自身的组织中进行校整。

看了一些关于里耶简的信息，有一些人认为秦朝统一后存在大量的秦人逃亡到六国的现象，说明秦朝内部管理出现了致命问题，这一点要存疑。一个，里耶是边陲小镇，可以对比目前的云南边陲小镇，生存环境状态完全可以类比；还有柬埔寨的租赁贸易区，以及前段时间发生的男女青年殒命的事件；边境地区不是核心区，存在一定的人口流失以及人口构成的差异，是符合任何一个政权的理性表现的，比如几百年前的北美与澳大利亚流放地，估计没人说那个时期的大英帝国行将就木吧？再个，这样的边陲小镇，教育，医疗，生产肯定无法跟核心区比，所以会出现贫穷，犯罪率高，死亡率高的问题，但是瑕不掩瑜，秦国的管理思路肯定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现代水平，也因此得到了汉朝的继承和发展，作为社会大变革时期的经验传承与革新。

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大一统朝代史上有非常清晰的脉络，秦为之汉，隋为之唐，后周为之宋，元为之明，清民为之PRC。说得大历史观一点，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主要任务和主要矛盾。因此，这里就有两个比较有意思的推论话题：

1，脉络中的标志性现象是什么？

2，组织管理如何选择合适的最高长官？

第一个推论，应该说比较容易概括。

秦到汉，是国家政权管理形式的一次变革，贵族分封制到长官任命制的演进，对内部起到了较好的竞争力维持作用，以及实现多文化的统一管理。

隋到唐，是多民族接受先进文化后形成统一认可的过程，维持文化的先进，成为立国之本，但是受限于生产力限制，地方自治权力过大带来的内部管理风险日益突出。

五代十国为代表的后周到宋，是社会寻找如何抑制军阀的过程，最后大家看到的是文职行政长官平衡制的不断完善，同时伴随手工业与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副作用就是游牧bug的诞生，先进文化缺乏足够的军事安全能力，这里要强调军阀不是解决bug的方案，生产力发展才是。

元到明，是解决游牧bug的过程，方案有三个：海权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内阁管理模式的雏形，以制造业和国际贸易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萌芽与科学应用；很可惜明朝未能履行好自己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从社会管理来说滞后了。

清民到PRC，社会充分认识了生产力的决定性力量，以及以海权为基础的对外交流开放的重要性，当然民主作为社会生活的主流模式也是核心点。

以上几个A为之B，有一个共性的外部问题，敌人真的在本能寺吗？堡垒真的是从内部垮掉的吗？随着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核心区以及核心利益集团在如何解决内部矛盾上是越发成熟的，反而影响大一统格局的都是外部因素占主导原因。这就为第二个推论起了一个引子。

第二个推论，最高长官的合适人选要素。

首先，要排除仅有核心区管理履历的人。为什么？因为目前全球而言，外部竞争才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或者叫跨文化竞争是最大的威胁。而核心区往往对外部竞争的基层情况不了解，尤其是下三滥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如同前面提到的边境区管理，现代社会它演化成以虚拟的势力边界冲突为表象的竞争，核心区人员很难锻炼出敏感性以及给予适当应对政策。

其次，要排除单纯的经济管理履历的人。这些人员倾向将问题看成交易，认为交易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同时缺少社会底层实体运行的多维度理解，其中一个短板就是认为个体都是趋利理性人，但是趋利群体有两个因素：多大的群体利益，以及多长时间的利益，不是那么容易把握的。

按照生产力决定论，最高长官必须要能代表中长周期生产力发展主要方向，且理解边界竞争细节和操刀经验。

貌似从秦灭衍生了好多内容，兹为闲暇笑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