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曜为什么输给了石勒？ 第1页

前面有答主提到石勒号胡为国人，而刘曜则始终将五部屠各作为统治核心。其实这一点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往更深层次的方面去分析，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汉赵国所构筑的身份认同已经不符合当时北中国的社会需求了。

汉赵国的身份认同：屠各非胡

匈奴汉赵政权建立后，采取了胡汉分治的统治模式，除了用尚书台管理汉人之外，还设置了单于台来管理国内的胡人“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置单于台于渭城，拜大单于，置左右贤王已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桀为之”。单于台的职能是“主六夷”，那么胡、羯、鲜卑、氐、羌显然都属于六夷。

在早期学者的研究中，如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都认为匈奴屠各本部也属于“胡”的一部分。但是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中提出五部屠各并不属于六夷，而是归属左右司隶所管辖的民户，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中也认为六夷并不包括屠各本族。陈勇《汉赵史论稿》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明确指出六夷并不包括匈奴，并且汉赵国在胡汉分治的基础之上，还有一个将五部屠各与其他诸胡分隔开来的所谓胡胡分治。

“置单于台于渭城，拜大单于，置左右贤王已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桀为之”出自《晋书·刘曜载记》，而在《魏书·刘曜传》中则记为“置左右贤王已下，皆以杂种为之”；《晋书·刘元海载记》中有“告宣等召集五部，引会宜阳诸胡”两句，在《资治通鉴》中作“告宣等使召集五部及杂胡”。魏收眼中的杂种与司马光说的杂胡应该都是指胡、羯、鲜卑、氐、羌等六夷，并且“五部”与“宜阳诸胡”、“杂胡”对举，则说明五部屠各似乎并不属于胡。

《晋书·刘曜载记》还有“俄而洛水候者与勒前锋交战，擒羯，送之。曜问曰：’大胡自来邪？其众大小复如何？’羯曰：’大胡自来，军盛不可当也。’曜色变，使摄金墉之围，陈于洛西，南北十余里。”的记载，此处刘曜所言“大胡”当为石勒。刘曜既然称石勒为胡，那必定不会自认为胡，再结合谭其骧在《羯考》中提到的一个现象：“勒、虎诸载记辄称其种人曰胡，而前赵……诸主之载记则不然”。可以得知汉赵屠各刘氏并不自认为胡。

《晋书·北狄匈奴传》载“太康八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复率种落大小万一千五百口,牛二万二千头,羊十万五千口,车庐什物不可胜纪,来降”；《晋书·刘曜载记》载：“初，靳准之乱，曜世子胤没于黑匿郁鞠部，至是，胤自言，郁鞠大惊，资给衣马，遣子送之。曜对胤悲恸，嘉郁鞠忠款，署使持节、散骑常侍、忠义大将军、左贤王”。“育鞠”也就是“郁鞠”，大豆得一育鞠与黑匿郁鞠极有可能是同族，而大豆得一育鞠降晋时获封匈奴都督，也就是说当时的西晋政府认为他是匈奴人，但黑匿郁鞠却被刘曜封为左贤王，前文中我们已经提过，汉赵国单于台的官员是用来管理六夷的，但屠各并不在六夷之中，换句话说就是南匈奴五部之外的匈奴人，也被划分在“胡”当中。

同理，《北狄匈奴传》中“武帝践阼后，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的塞外匈奴到了刘渊起兵时已经变成了“宜阳诸胡”，这一从匈奴异化为杂胡的现象表明那些汉化程度不高的匈奴人在五部屠各形成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之后连自己的族属都失去了。

后赵的身份认同：号胡为国人与并州之思

羯族是一个非常弱小的民族，之前我在这个问题下写过十八骑的族属考证：

石勒起兵之初的十八骑中不但没有同姓之人，连同族都不多，如果与屠各刘氏起兵时做一下对比就更为明显了，《资治通鉴》载刘宣等人语“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两万”。石勒永安元年（304）加入公师籓的队伍，石虎在永嘉五年（312）才由刘琨送还给石勒，而除石虎外的其他石姓人物要到太兴元年（318）年才见于史册“勒将石越要之于盐山，大败之，匹磾退保幽州。越中流矢死，勒为之屏乐三月，赠平南将军。”自此以后石氏族人开始大量增加，见于史册者约三十人，但这些人中，除了石勒与石虎的诸子外，与石勒有亲缘关系的恐怕不多，例如石会、石瞻、石闵不是赐姓就是养子，从弟石挺以及石他等人估计也并非真正的石勒族人。

而石勒在汉赵政权中发家，主要也是依靠张背（勹里面一个背，同音，字打不出来）督以及张伏利度两个部落，《晋书·石勒载记》：“时胡部大张背督、冯莫突等拥众数千，壁于上党，勒往从之，深为所昵，因说背督曰：’刘单于举兵诛晋，部大距而不从，岂能独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马当有所属。今部落皆已被单于赏募，往往聚议欲叛部大而归单于矣，宜早为之计。’背督等素无智略，惧部众之贰己也，乃潜随勒单骑归元海。元海署背督亲汉王，莫突为都督部大，以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以统之。勒于是命背督为兄，赐姓石氏，名之曰会，言其遇己也。”

张背督降汉后归石勒所统，并且被赐姓名石会。上党张氏与石勒族人一样来自羌渠（康居），谭其骧认为羯人当时依附于羌渠人，而张氏则是羌渠本土人，唐长孺在《魏晋杂胡考》中也指出羯胡与西域胡“决不能相等同”。所以张背督需要改名石会来“加入”羯族。

《晋书·石勒载记》还有“乌丸张伏利度亦有众二千，壁于乐平，元海屡招而不能致。勒伪获罪于元海，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悦，结为兄弟，使勒率诸胡寇掠，所向无前，诸胡畏服。勒知众心之附己也，乃因会执伏利度，告诸胡曰：’今起大事，我与伏利度孰堪为主？’诸胡咸以推勒。勒于是释伏利度，率其部众归元海。元海加勒督山东征讨诸军事，以伏利度众配之。”乌丸在此时当为杂胡无疑，文中所用“诸胡”也表明了张伏利度部落的属性，其中可能有混杂的羯人，但是主体必然是杂胡。张伏利度此后有没有改姓石氏不可知，但是部落受被石勒兼并已成事实。

在这个阶段，石勒已经从汉赵政权得到了官位组建了军团，形成了自己的势力，但此时他的基本盘仍然是并州地区的杂胡。朱凤本《晋书》中有“前后徙河北诸郡县，居山间，谓之羯胡。”的记载，这条史料给出了一个很关键的线索，就是将羯胡与河北诸郡县联系了起来，而河北诸郡县的羯胡正是从并州地区被卖过来的“会建威将军阎粹说并州刺史、东嬴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腾使将军郭阳、张隆虏群胡将诣冀州，两胡一枷”。此处山东指的是崤山以东，主要就是河北地区，石勒作为部落小率之子也不可幸免，说明这次的人口贩卖规模必然不小，石勒十八骑来自各个民族，能够汇聚在一起恐怕也是因为他们都是被“卖充军实”到冀州地区的并州胡人。

所以说在石勒的基本盘中，除了杂胡以外，并州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晋书·石苞传》载“苞曾孙朴字玄真，为人谨厚，无他材艺，没于胡。石勒以与朴同姓，俱出河北，引朴为宗室，特加优宠，位至司徒。”这条记载非常的耐人寻味，石勒与石朴种族不同（羯与汉）、门第不同（羯族部落小率与西晋贵族）甚至本籍也不相同（并州上党武乡与冀州渤海南皮），却能靠“俱出河北”而“特加优宠”甚至引为宗室，也就是说河北这一全新的地域认同，在石勒阵营中已经成为了非常重要的纽带。

所谓“并州之思”语出张宾，”宾曰：’观王公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乐，明公独无并州之思乎？”石勒占据并州后立即设立了武乡郡，可知其确有并州之思。石勒起家并不依赖本族羯人，所以他“号胡为国人”，创造一种政治身份认同，经营并州之后又凭借这一地域纽带打造新的地域身份认同，通过多重的身份认同来构建一个强大、牢固的政权。

最后再回到汉赵政权身上，汉赵国是匈奴屠各与六夷联盟所组成的政权，然而在这个政权中不但存在胡汉分治，同时还存在胡胡分治的现象，六夷与屠各并没有共同的身份认同，本质上仍然是被统治者，增加了这一共同体的不可靠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二者的矛盾不断发展并最终导致了联盟的瓦解。失去了氐、羌系统的支援，屠各本部又不断被削弱，面对基本盘更加庞大、身份认同更加牢固的后赵政权，失败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