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的演化过程是从屈折语到孤立语的吗？它的语法演变过程是怎样的？ 第1页

这个问题迄今为止没有定论，或者说，存在这种可能，但尚没有足够而可靠的证据来证实这种说法，它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也许正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所强调的，汉语最初的屈折语性质在大量的上古文献产生之前就已经大幅度地消磨掉了。

“孤立语性质在今天可以看成是汉语的主要特征，而汉语最初的性质并不同于孤立语，不过，在能构拟出汉语的古代音韵之前，这个理论却始终是个猜想。”——高本汉

1.高本汉的贡献

有人提到了高本汉的《汉语的本质与历史》一书，我们就从高本汉的观点开始说起，这和问题密切相关。

高本汉有一篇重要论文，叫《原始汉语屈折语考》（Le Proto-chinois，langue flexionnelle，Journal Asiatique，1920），本篇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观点：汉语在原始阶段并不是像现在那样的孤立语，而是具有形态变化的屈折语。

高本汉主要是从两方面入手的：一方面是考察屈折语语法特征的残留（比如格、时态等）；另一方面是利用其所构拟的上古汉语读音系统，来探讨上古汉语派生新词的手段（通过改变词根里的个别音素派生新词）。

我们知道，对于第一方面而言，即使在现存最早的文献中，汉语的名词也没有主格、宾格之类的变格，动词也没有时态、语态的变位。高本汉想证明汉语是屈折语，就必须假定那是汉字产生之前的原始汉语的情形（此点非常重要），这样，他一旦能在稍晚些的先秦文献里找到变格、变位的一点痕迹，哪怕只鳞片爪，不成系统，都可以解释为原始汉语屈折语系统的残留。

接下来，就是高本汉所发现的一个非常重要和典型的例子：上古的人称代词“吾”和“汝”一般只用于主格和属格，“我”和“尔”一般只用于与格和宾格，而且，同一人称的主格和属格仅仅表现为词尾元音不同。这个发现后来被学术界认为是原始汉语屈折语性质最重要的证据之一。

对于第二方面，高本汉列出了一大串字表，试图尽可能全面总结上古词语派生的模式，包括同部位声母间的音变，介音间的音变，以及同部位韵尾间的音变。他的例字大多数是从此前中国学者的训诂学著作里转引的，应该相对可靠，所以得到了学术界的一定认同，此不赘述。

需要指出一点，高本汉做上面这项工作的基础是他本人所构拟的上古语读音系统。而上古语音的构拟一直是个非常大的难题，和中古语音还不一样。高本汉的构拟固然有其贡献，但也有其争议。他自己也承认：语音简化得太厉害了。

而且，要证明汉语曾经是屈折语，那么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要证明汉语中存在有形态的词类，亦即必须找到一些成对的词，其中每个词的读音和意义都相近，只是用个别音素的转换来表示哪个是名词，哪个是动词，哪个是形容词等等。

显然，它不是是“吾”和“汝”，“我”和“尔”等少数例子所能涵盖的，这也从某个方面说明证据的不足。故此高本汉只能说“至少可以确认在一个词类（人称代词）里是有屈折的”。

2.问题相关的一些思考

要想证明这种说法，我们需要证据。但是现存的汉语资料不能提供的话，可以从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面入手。我的一位研究贝叶经的老师曾提到过，大体的思路是：假如汉语和X语是兄弟语言，X语中的某种方言还保留屈折变化，而它又与汉语中某种方言比较相似，通过研究语言演变，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进行语言对比，也许可能找到汉语曾经作为屈折语的残留证据，不过这是比较理想的情况，实际上有些东西消磨的太厉害了；

为什么证据会被消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和文字不是同步产生、发展的。在二者并轨之前，原始汉语是个什么样子，不可考，完全有可能是屈折语，故此高本汉才假定了汉字产生之前的原始汉语。

而关于语言演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像有人提出：“决定一种语言是屈折语（或黏着语）还是孤立语，决定性的因素是基本语序。如果一种语言基本语序是主宾谓，那么这种语言不可能是孤立语。如果一种语言基本语序是主谓宾而且使用主宾谓（此处疑误）语序的时间比较长，那么不可能是屈折语或黏着语。而且一种语言可以从屈折语变成孤立语，但不能从孤立语变成屈折语。除非有强力的外部因素（比如临夏话的例子），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

不过，也有学者比如澳大利亚的迪克森在《语言兴衰论》（2010）中说：它们（语言）处于某个类型变化的轮回之中：从孤立语到黏着语，再到融合语，又回到孤立语，周而复始。……今天的孤立语可能祖语是融合语，其截搭语素在音法/词法演变中逐渐失落；那么即使是勾勒祖语的大致面貌也是不可能的。今天的黏着语其祖语可能孤立特征很多。原本可以独立成词的，后来变成了语法词缀（例如，由后置词发展为格）。

也就是说，迪克森认为语言类型的演变是一种“轮回”，这让人想起萨丕尔《语言论》中的“沿流”，究竟最终流向何方，现在又处于哪里，我们还懵懂不知。

3.迪克森的“表盘模型”

“轮回”这个说法未必妥当，但很有意思。毕竟相较于漫长的历史长河而言，我们观察到的语言的历史只是极其有限的一段。《语言兴衰论》中的表盘模型是这样的：

“如果语言类型像一只表盘，4点钟位置是孤立语，8点钟位置是黏着语，12点钟位置是融合语，这样就可以对不同语系中现在正发生的变化进行描述。原始印欧语大概处于12点钟的位置，它的子语以不同的速度向孤立语的位置移动（有的语言到了1点或2点钟的位置，有的朝3点钟移动）。

一般认为上古汉语处于3点钟位置，中古汉语处于4点钟位置，是典型的孤立语，而现代汉语正逐渐向5点钟方向移动，开始有些黏着语特征出现。原始达罗毗荼语处于7点钟位置，即偏向于孤立语的黏着语。现代达罗毗荼语转过了典型黏着语的8点钟而向九点钟位置移动。

原始芬兰-乌戈尔语Finno-Ugric本来处于9点钟位置，而现代语言向10点或11点位置移动（Dixon 1994：183-185）。Hodge（1970）曾经描述历史悠久的埃及语如何使用三千年的时间在表盘上整整转了一周，从融合语转回到融合语。”【注：Matisoff（1976）和Delancey（1985）也有过类似讨论。】

这个表盘模型简化如下：屈折语⇒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如果承认这个模型，那么不仅从屈折语到孤立语不可逆，而且从孤立语到黏着语不可逆，而黏着语到屈折语同样不可逆，才构成这样一个理想中的简单循环，表盘里的语言是不断在演变的。

史蒂芬·平克在《语言本能》在第七章第一节《语言的共性与差异》中提到：“从超过100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语言的发展历史和语言的类型特征并不能完全对应。语言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从一种语法类型转变为另一种语法类型，而且可以在几种类型之间来回变换。除了词语之外，语言之间的差异不会日复一日地扩大下去。”

萨丕尔在《语言论》的第六章《语言结构的类型》中说到了自己的观点：“语言的历史研究已经无疑地证明，语言不但是逐渐的改变，也是一贯地改变的；它不自觉地从一种类型变向另一种类型，在世界上相隔很远的地区可以看到类似的趋势”。

我们完全可以把语言演变的过程设想得更有趣一些，比如做出如下假设：语言演变不断发生，我们承认从屈折语变为孤立语这一个过程不可逆，而假设孤立语与黏着语、黏着语与屈折语这两个演变的过程可逆，那么相应可推出，屈折语会演变为孤立语或黏着语；孤立语的演变只可能是黏着语；而黏着语的演变，可能是孤立语或者屈折语。

所以看来就成了这样的局面：假设A，B，C三种语言类型，即使其中有一种语言类型（比如A）演变成另一种语言类型（比如B）的过程不可逆，但在语言类型不断演变的前提下，会构成循环；

如果是两个不可逆呢？还是会出现循环；

如果是三个不可逆呢？——那就是迪克森的表盘模型。“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依照表盘模型的话，我们若是承认现有的语言类型在不断演变，那就会出现语言类型的循环。如果不存在循环的话，则意味着语言类型在经历了极其漫长的演变期后，达到某一特定类型就中止了。

主要参考文献

[1]（瑞典）高本汉 著，聂鸿飞 译.汉语的本质和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澳）罗伯特·迪克森 著，朱晓农 等译.语言兴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美）爱德华·萨丕尔 著，陆卓元 译.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4]（美）史蒂芬·平克 著，欧阳明亮 译.语言本能[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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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北京话在奉天府（沈阳）、锦州府 取代了原本一直通行到明末的昌黎话（由满文《三国志》对音可证）。

奉天府的北京话，是现代东北话（哈阜片~大碴子味）的正源，当时的沈阳话是大碴子味（饿=ne），跟近代闯关东之后受胶辽官话强烈影响的“曲么菜味”沈阳话不同。

锦州府的北京话，是现代锦州、葫芦岛、秦皇岛几个区县（秦锦片）的正源。秦锦话从锦州府扩张，在卢龙（永平府城）取代昌黎话的时间应该晚于锦州，具体时间不明，可能是19世纪。秦皇岛由于形成市区的时间已经是近代，一开始就是说秦锦话。

18世纪的北京话另有两个分支：顺天府（北京）& 承德府。朝阳、赤峰的建置虽源自承德府，但近代受移民（主要是汴宋官话）影响形成的单元音化“干面子味”跟承德已明显不同。

了解了昌黎话之后，越来越发现，现代东北话虽然音系在17~18世纪被北京话洗掉了，但是词汇却可能有相当大的数量，是从明代辽宁（昌黎话）继承下来了。几个最基本的例子：

A、“没”的两个声调—— mei4来 vs mei2钱；

B、嗯呐，来自上古燕国【诺】（na:k），昌黎话最大特征；

C、唠嗑；；；D、屯里、屯下、老屯、XX屯 等等“屯”相关词汇；；

E、扔=leng，这个词原本以为是胶东话影响，现在看来是明代辽宁继承而来。

F、朝鲜朴氏=piao，这个很可能说明，丹东在明代并不说胶东话。

等等等，还有很多很多。

现在觉得，东北话的历史纵深一下就不一样了，

他全面融合了 幽州（北京）、平州/营州（卢龙/昌黎）、登州（牟平/蓬莱）的文化厚度，

近代在黑土地上，迎来了空前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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