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司马迁有哪些地方开了后门，或者使用了春秋笔法？
《史记》作为中国史学史上的里程碑，其严谨与宏大毋庸置疑，但要说司马迁完全没有“开后门”或者运用“春秋笔法”，那也未免失之偏颇。事实上，即便在司马迁这样的伟大学者身上，我们也能窥见一些微妙之处，这些地方往往体现了作者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考量、个人情感的投射，乃至是出于对史书整体叙事和价值判断的权衡。
要理解司马迁的“开后门”或“春秋笔法”，首先要明确这两者的含义。
“开后门” 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一种更为宽松或有利的叙事安排，例如对某些人物或事件的记载，在处理上可能更加宽容，或者选择性地突出某些方面，弱化另一些方面，从而达到某种预设的目的。这不一定是赤裸裸的谄媚，但可能是一种有倾向性的解读。
“春秋笔法” 则是一种更为精妙的表达技巧，通过字词的斟酌、语气的转换、细节的取舍，来暗示作者的褒贬态度，而不会直接点明。这种笔法往往含蓄蕴藉，留给读者自行体会，但也可能让事实的真相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在《史记》中，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探寻这些痕迹呢？
1. 对汉朝统治者及其祖先的“美化”与“合理化”
这是最常见也最容易被提及的一种倾向。司马迁身处汉武帝时代，他的创作本身就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尽管后来也因此受刑）。因此，在叙述汉朝建立的功臣和汉朝统治者的历史时，难免会受到时代和自身境遇的影响。
刘邦的“出身”处理： 《史记》中对刘邦早年的记载，虽然也描述了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游手好闲”，但整体上却将他塑造成一个具有天命所归的形象。例如，描述其出生时“母常梦日‘大蛟龙’”，以及“其父名媪”等神话色彩的叙述，这些都隐约暗示了他与众不同，是注定要成就一番事业的人物。相比于项羽那种贵族出身的铺垫，刘邦的早期形象更多地带有“平民天子”的传奇色彩，这对于巩固汉朝统治的合法性是有益的。虽然司马迁也记录了刘邦的一些粗鄙之处，但这些细节似乎更像是为了衬托其最终的成功，而不是为了贬低。他并没有过于深入地挖掘刘邦那些可能引起统治者不安的早期行为，或者说，对那些行为的描述是带着一种“英雄不问出处”的宽容。
功臣的评价与收尾： 像萧何、张良、韩信、曹参等汉初的功臣，司马迁在给予他们极高的评价和详细的传记的同时，也对他们的结局进行了梳理。对于一些在刘邦晚年乃至吕后时期受到猜忌或遭遇不幸的人物，如韩信，司马迁的笔触虽然也记录了他们的悲惨结局，但对于刘邦和吕后的猜忌和残酷，其叙述的语气和侧重点则显得尤为微妙。例如，对于韩信的冤案，司马迁会引用“且校尉斩杀将军，非所宜也”等言论来暗示不公，但并没有直接指责刘邦的残忍，更多的是陈述事实，让历史本身来发声。对于那些有功但最终被“狡兔死，走狗烹”的将领，司马迁往往会通过记录他们之前的功绩来反衬后来的不幸，这种“突出贡献，稍带同情”的处理方式，既表达了对功臣的敬意，又没有直接挑战皇权。
2. 对一些历史人物评价的含蓄与留白
司马迁并非总是直抒胸臆，很多时候，他会通过人物的言行、他人的评价，甚至是细微的场景描写，来传递自己的判断。这种含蓄的笔法，既是一种艺术追求，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对秦始皇的复杂评价：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既记录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修建长城、统一文字等巨大功绩，也毫不避讳地描述了他焚书坑儒、严刑峻法、好大喜功等暴政。然而，对于这些负面行为，司马迁的描述方式很有讲究。例如，关于焚书坑儒，他写道：“法令既更，信令天下，禁‘非孔子之言’而欲烁学者腹中之书，具悉为史官所藏。非秦内史、王子孙在者，辄焚之。时天下书籍，咸与灭之。名曰‘收拾ようになって，只剩下秦朝的史书了。’”这种描述，通过“欲烁学者腹中之书”，暗示了焚书的愚蠢和对文化的摧残，但并没有直接用“残暴”、“愚昧”等词语来定性。对于坑儒，他写到：“赭衣塞路，徒隶如城。相与俯仰而救，不知其所当也。于是始皇遂尽坑杀咸阳狱中诸生。”将“赭衣塞路”、“徒隶如城”这样的景象细致描绘，已经足够令人触目惊心，但司马迁并没有直接评价“残酷”或“血腥”，而是让读者自己去感受那份压抑和恐怖。这种方式，既客观地呈现了史实，又通过细节和场景渲染，让读者体会到作者的负面评价，是一种典型的“春秋笔法”。
对匈奴人的描写： 在《史记》中，匈奴人的形象并非全然的野蛮人。司马迁在描述匈奴的社会结构、军事制度、甚至一些生活习惯时，都展现出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例如，他会记录匈奴的首领被称为“单于”，并且有自己的官制和管理方式。在《匈奴列传》的结尾，他写道：“予尝论司马季主曰：‘匈奴者，其言语不通，而其性不仁，人而鸟兽，此亦可耳。’然予知匈奴之情，不如司马季主之善言也。” 这种略带自嘲的结尾，或许也暗示了司马迁在认识异族时，也并非完全预设了偏见，而是试图去理解和描述，哪怕这种理解是有限的。当然，在与汉朝的冲突描写上，他仍然会突出汉朝的“仁义”与匈奴的“强盗”，但整体而言，他并未将匈奴完全脸谱化为纯粹的敌人，而是在“敌国”的框架下，尽可能地展现其作为“国家”的侧面。
3. 作者个人情感与人生际遇的投射
司马迁作为受宫刑的太史令，他的个人遭遇无疑深刻影响了他的创作。他对那些遭受不公、身处逆境的人物，往往抱有更多的同情和理解。
对遭受冤屈者的同情： 除了韩信，像商鞅、伍子胥这样因变法或复仇而遭受不幸的人物，司马迁在记述他们一生时，明显流露出一种敬佩和同情。例如，对商鞅的死，他写道：“商君，卫之遇也。其为人能明赏罚，禁奸邪，行法而身死，其罪何追？”这种带有反问的语气，是在为商鞅辩护，暗示了商鞅之死是因改革触犯了既得利益者，而非其本身有过错。他并没有将商鞅的死完全归咎于商鞅自身的失误，而是更侧重于对改革者悲惨命运的叹息。
对“匹夫之勇”的赞赏与局限性： 司马迁在记述一些虽然功勋卓著但最终结局不佳的将领时，也表现出一种复杂的态度。例如，项羽，司马迁并没有回避他“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勇武和其所带来的震慑力，也承认他“非能长者也”，但对于他最终的失败，司马迁的描述中似乎也包含了一种对其人格魅力的惋惜。然而，他又不能完全忽略刘邦作为胜利者的合法性，因此在评价项羽时，往往会在赞美其勇武的同时，强调其“仁而不能用人”等缺点，这种平衡的评价，既肯定了项羽的英雄气概，又解释了其失败的原因，并最终将历史的“胜利者”归于刘邦。
4. 对史料取舍与叙事结构的运用
“开后门”和“春秋笔法”也体现在司马迁对史料的取舍以及叙事结构的安排上。
详略得当的取舍： 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司马迁必然要进行取舍。某些他不认同的观点、不利于他所要传达的价值的史料，可能会被淡化或忽略。而一些能够烘托他所推崇的人物或事件的史料，则会被放大。例如，关于某些史实的记录，他可能会引用不同的说法，但最终以他倾向的说法为主导，或者将不同的说法并列，但通过叙事语气的引导，让读者自然倾向于某种解读。
传记与本纪的配合： 司马迁的“传”与“本纪”结合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叙事策略。通过在“本纪”中勾勒帝王的统治，再在“传”中细致描写臣下的事迹和命运，他能够更全面地展现历史的面貌。但这种方式也可能使得臣下的命运，与帝王的评价和历史走向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些能够衬托君王威严或君王仁爱的臣子，其事迹可能会被详细记载；而那些不便于被君王“承认”的臣子，其记载可能会相对简略。
总结
“开后门”和“春秋笔法”并非简单的“撒谎”或“造假”，而是一种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史官运用其专业知识和艺术技巧，在忠实于史实的前提下，进行选择、组合、推敲和评价的过程。司马迁作为一位有血有肉的史学家，他的《史记》既有对历史真相的不懈追求，也无法完全摆脱个人情感、时代背景和叙事策略的影响。
正是这些微妙之处，使得《史记》更加生动、立体，也更具有解读的价值。我们を読む《史记》，不应只看到表面的史实，更要体察司马迁字里行间的思考和情感，去理解他如何在一个充满政治风险的时代，用一种看似客观实则蕴含深意的笔触，为后世留下了这部不朽的史学巨著。这些“后门”和“春秋笔法”，恰恰证明了《史记》作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和史学著作的复杂性与魅力所在。
要理解司马迁的“开后门”或“春秋笔法”，首先要明确这两者的含义。
“开后门” 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一种更为宽松或有利的叙事安排，例如对某些人物或事件的记载，在处理上可能更加宽容，或者选择性地突出某些方面，弱化另一些方面，从而达到某种预设的目的。这不一定是赤裸裸的谄媚，但可能是一种有倾向性的解读。
“春秋笔法” 则是一种更为精妙的表达技巧，通过字词的斟酌、语气的转换、细节的取舍，来暗示作者的褒贬态度，而不会直接点明。这种笔法往往含蓄蕴藉，留给读者自行体会，但也可能让事实的真相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在《史记》中，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探寻这些痕迹呢？
1. 对汉朝统治者及其祖先的“美化”与“合理化”
这是最常见也最容易被提及的一种倾向。司马迁身处汉武帝时代，他的创作本身就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尽管后来也因此受刑）。因此，在叙述汉朝建立的功臣和汉朝统治者的历史时，难免会受到时代和自身境遇的影响。
刘邦的“出身”处理： 《史记》中对刘邦早年的记载，虽然也描述了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游手好闲”，但整体上却将他塑造成一个具有天命所归的形象。例如，描述其出生时“母常梦日‘大蛟龙’”，以及“其父名媪”等神话色彩的叙述，这些都隐约暗示了他与众不同，是注定要成就一番事业的人物。相比于项羽那种贵族出身的铺垫，刘邦的早期形象更多地带有“平民天子”的传奇色彩，这对于巩固汉朝统治的合法性是有益的。虽然司马迁也记录了刘邦的一些粗鄙之处，但这些细节似乎更像是为了衬托其最终的成功，而不是为了贬低。他并没有过于深入地挖掘刘邦那些可能引起统治者不安的早期行为，或者说，对那些行为的描述是带着一种“英雄不问出处”的宽容。
功臣的评价与收尾： 像萧何、张良、韩信、曹参等汉初的功臣，司马迁在给予他们极高的评价和详细的传记的同时，也对他们的结局进行了梳理。对于一些在刘邦晚年乃至吕后时期受到猜忌或遭遇不幸的人物，如韩信，司马迁的笔触虽然也记录了他们的悲惨结局，但对于刘邦和吕后的猜忌和残酷，其叙述的语气和侧重点则显得尤为微妙。例如，对于韩信的冤案，司马迁会引用“且校尉斩杀将军，非所宜也”等言论来暗示不公，但并没有直接指责刘邦的残忍，更多的是陈述事实，让历史本身来发声。对于那些有功但最终被“狡兔死，走狗烹”的将领，司马迁往往会通过记录他们之前的功绩来反衬后来的不幸，这种“突出贡献，稍带同情”的处理方式，既表达了对功臣的敬意，又没有直接挑战皇权。
2. 对一些历史人物评价的含蓄与留白
司马迁并非总是直抒胸臆，很多时候，他会通过人物的言行、他人的评价，甚至是细微的场景描写，来传递自己的判断。这种含蓄的笔法，既是一种艺术追求，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对秦始皇的复杂评价：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既记录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修建长城、统一文字等巨大功绩，也毫不避讳地描述了他焚书坑儒、严刑峻法、好大喜功等暴政。然而，对于这些负面行为，司马迁的描述方式很有讲究。例如，关于焚书坑儒，他写道：“法令既更，信令天下，禁‘非孔子之言’而欲烁学者腹中之书，具悉为史官所藏。非秦内史、王子孙在者，辄焚之。时天下书籍，咸与灭之。名曰‘收拾ようになって，只剩下秦朝的史书了。’”这种描述，通过“欲烁学者腹中之书”，暗示了焚书的愚蠢和对文化的摧残，但并没有直接用“残暴”、“愚昧”等词语来定性。对于坑儒，他写到：“赭衣塞路，徒隶如城。相与俯仰而救，不知其所当也。于是始皇遂尽坑杀咸阳狱中诸生。”将“赭衣塞路”、“徒隶如城”这样的景象细致描绘，已经足够令人触目惊心，但司马迁并没有直接评价“残酷”或“血腥”，而是让读者自己去感受那份压抑和恐怖。这种方式，既客观地呈现了史实，又通过细节和场景渲染，让读者体会到作者的负面评价，是一种典型的“春秋笔法”。
对匈奴人的描写： 在《史记》中，匈奴人的形象并非全然的野蛮人。司马迁在描述匈奴的社会结构、军事制度、甚至一些生活习惯时，都展现出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例如，他会记录匈奴的首领被称为“单于”，并且有自己的官制和管理方式。在《匈奴列传》的结尾，他写道：“予尝论司马季主曰：‘匈奴者，其言语不通，而其性不仁，人而鸟兽，此亦可耳。’然予知匈奴之情，不如司马季主之善言也。” 这种略带自嘲的结尾，或许也暗示了司马迁在认识异族时，也并非完全预设了偏见，而是试图去理解和描述，哪怕这种理解是有限的。当然，在与汉朝的冲突描写上，他仍然会突出汉朝的“仁义”与匈奴的“强盗”，但整体而言，他并未将匈奴完全脸谱化为纯粹的敌人，而是在“敌国”的框架下，尽可能地展现其作为“国家”的侧面。
3. 作者个人情感与人生际遇的投射
司马迁作为受宫刑的太史令，他的个人遭遇无疑深刻影响了他的创作。他对那些遭受不公、身处逆境的人物，往往抱有更多的同情和理解。
对遭受冤屈者的同情： 除了韩信，像商鞅、伍子胥这样因变法或复仇而遭受不幸的人物，司马迁在记述他们一生时，明显流露出一种敬佩和同情。例如，对商鞅的死，他写道：“商君，卫之遇也。其为人能明赏罚，禁奸邪，行法而身死，其罪何追？”这种带有反问的语气，是在为商鞅辩护，暗示了商鞅之死是因改革触犯了既得利益者，而非其本身有过错。他并没有将商鞅的死完全归咎于商鞅自身的失误，而是更侧重于对改革者悲惨命运的叹息。
对“匹夫之勇”的赞赏与局限性： 司马迁在记述一些虽然功勋卓著但最终结局不佳的将领时，也表现出一种复杂的态度。例如，项羽，司马迁并没有回避他“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勇武和其所带来的震慑力，也承认他“非能长者也”，但对于他最终的失败，司马迁的描述中似乎也包含了一种对其人格魅力的惋惜。然而，他又不能完全忽略刘邦作为胜利者的合法性，因此在评价项羽时，往往会在赞美其勇武的同时，强调其“仁而不能用人”等缺点，这种平衡的评价，既肯定了项羽的英雄气概，又解释了其失败的原因，并最终将历史的“胜利者”归于刘邦。
4. 对史料取舍与叙事结构的运用
“开后门”和“春秋笔法”也体现在司马迁对史料的取舍以及叙事结构的安排上。
详略得当的取舍： 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司马迁必然要进行取舍。某些他不认同的观点、不利于他所要传达的价值的史料，可能会被淡化或忽略。而一些能够烘托他所推崇的人物或事件的史料，则会被放大。例如，关于某些史实的记录，他可能会引用不同的说法，但最终以他倾向的说法为主导，或者将不同的说法并列，但通过叙事语气的引导，让读者自然倾向于某种解读。
传记与本纪的配合： 司马迁的“传”与“本纪”结合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叙事策略。通过在“本纪”中勾勒帝王的统治，再在“传”中细致描写臣下的事迹和命运，他能够更全面地展现历史的面貌。但这种方式也可能使得臣下的命运，与帝王的评价和历史走向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些能够衬托君王威严或君王仁爱的臣子，其事迹可能会被详细记载；而那些不便于被君王“承认”的臣子，其记载可能会相对简略。
总结
“开后门”和“春秋笔法”并非简单的“撒谎”或“造假”，而是一种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史官运用其专业知识和艺术技巧，在忠实于史实的前提下，进行选择、组合、推敲和评价的过程。司马迁作为一位有血有肉的史学家，他的《史记》既有对历史真相的不懈追求，也无法完全摆脱个人情感、时代背景和叙事策略的影响。
正是这些微妙之处，使得《史记》更加生动、立体，也更具有解读的价值。我们を読む《史记》，不应只看到表面的史实，更要体察司马迁字里行间的思考和情感，去理解他如何在一个充满政治风险的时代，用一种看似客观实则蕴含深意的笔触，为后世留下了这部不朽的史学巨著。这些“后门”和“春秋笔法”，恰恰证明了《史记》作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和史学著作的复杂性与魅力所在。
网友意见
貌似看过的，就是关于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是被政变干掉的，其他的还有哪些？最近读《史记》，想知道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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