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算儒家吗？
一、 诸葛亮的思想体系深受儒家影响，但并非单一的儒家学者。
尽管诸葛亮一生都在践行儒家思想，但他的思想体系是多维度、综合性的。他既是儒家的信徒和实践者，也吸收了其他思想流派的精华，以适应治国理政的实际需要。
儒家思想的核心体现：
“仁、义、礼、智、信”：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反复强调“忠”、“孝”、“仁”、“信”，这是儒家最核心的道德准则。他一生以报答刘备知遇之恩为己任，忠心耿耿，即便在逆境中也未曾动摇，这正是“忠”的极致体现。他对百姓怀有仁爱之心，关心民生疾苦，致力于安定社会，符合“仁”的理念。他对百姓和士兵的承诺，说到做到，体现了“信”。
“德治”与“礼治”： 诸葛亮在治理蜀汉时，极其重视道德教化和礼仪制度的建设。他注重选拔贤能，赏罚分明，以德服人。他强调遵守国家法度，推行礼制，以规范社会秩序。这都是儒家“德治”、“礼治”思想的直接体现。
“君臣之道”： 诸葛亮严格遵守臣子的本分，对刘备和刘禅忠心耿耿，辅佐有方。他事必躬亲，将国家大事放在首位，即使刘禅昏庸，他也尽心竭力，毫不懈怠。这种对君主的忠诚和对职守的担当，是儒家“君臣之道”的核心。
教育与自我修养： 诸葛亮重视教育，提倡学习， himself 是一个终身学习的典范。他通过《诫子书》等著作，教导后代注重个人修养和道德品质的培养，这与儒家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相契合。
吸收其他思想流派的痕迹：
法家思想： 在治国理政方面，诸葛亮也借鉴了法家的思想。他制定严明的法律，推行有效的行政制度，赏罚分明，以确保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他深知“德主刑辅”，在强调德治的同时，也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本人也说过：“为治之道，犹临深渊，履薄冰。”这显示了他谨慎务实的治国理念，其中包含了对规则和制度的尊重。
道家思想（可能性较小，但不可完全排除）： 尽管诸葛亮公开场合以儒家形象示人，但一些学者认为，他隐居隆中时，可能也接触过道家思想。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表现出的战略眼光和深谋远虑，以及在《出师表》中流露出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淡泊名利的情怀，都带有一些隐逸和超脱的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道家思想的某些方面有所契合。然而，他的主流思想和行为仍然是儒家主导的。
二、 诸葛亮是儒家思想的杰出实践者和传播者。
诸葛亮的一生，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在政治实践中的一个典范。他将儒家的道德伦理和社会理想，融入到治国理政的具体工作中，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出师表》是最佳证明： 《出师表》是诸葛亮留下的最著名的文献之一，其中字里行间无不流淌着深厚的儒家情怀。他表达的对先帝的感恩、对国家的忠诚、对百姓的关怀、对自身的严格要求，都是儒家核心价值的生动体现。他以“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来提醒后主，正是对儒家“继承父志”的重视。
治理蜀汉的成果： 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汉一度呈现出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民生相对安定的局面。这与他推行的以德为先、法制严明的治国方略密不可分，而这些方略的根基正是儒家思想。
对后世的影响： 诸葛亮的形象和事迹，对后世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被视为忠臣的典范，智慧的象征，许多人以他为榜样，学习他的品德和才干。这本身也说明了他的思想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而这种力量很大程度上源于儒家思想。
三、 总结：诸葛亮是儒家思想的杰出代表和践行者，但其思想并非完全排他。
从更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诸葛亮可以被视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最杰出的践行者之一。他的政治抱负、道德情操、治国理念，都深深地打上了儒家的烙印。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古代中国，思想的界限往往不像现代这样清晰。诸葛亮所处的时代，是百家争鸣后的融合时期，各种思想互相影响。诸葛亮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智慧在于能够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以达到治国安邦的根本目标。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诸葛亮定义为“一个纯粹的儒家学者”。他更像是一位融合了儒家为主体，并吸收了其他思想流派精华的卓越政治家和战略家。他的核心思想是儒家的，但他的实践是灵活的、务实的、全方位的。
总而言之，诸葛亮绝对是儒家思想在政治实践中的一个光辉典范。他的言行举止，思想深度，都与儒家精神高度契合。我们可以说，他是“儒家”思想最忠实、最杰出的拥护者和实践者。
网友意见
诸葛亮算不算儒家，得看你怎么定义儒家。《三国演义》里倒是有一段“舌战群儒”。其中有这么一段对话：
忽又一人大声曰：“公好为大言，未必真有实学，恐适为儒者所笑耳。”孔明视其人，乃汝阳程德枢也。孔明答曰：“儒有小人君子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扬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
很显然，诸葛亮对自己的定位是君子之儒，而那些只知道舞文弄墨却对国家无益的人，被他称为小人之儒。诸葛亮显然是不想当这种人的。
当然，《三国演义》是小说家之言，跟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是两回事。但是“君子儒”和“小人儒”的划分，却是在孔子时代就已经有了的。孔子也教育弟子要做“君子儒”、“真儒”而不是“小人儒”。
其实从儒家的发展历程来看，早期的儒家本身就是包含了从政治、军事到文化的完整的思想体系。所谓“学而优则仕”，如果你要抬杠说中国人都是官迷，那你随便。但至少将这句话放在孔子的时代，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孔子的时代教育并不普及，而且当时的人“学”的内容也不单单是某一个具体的学科（因为当时并没有今天的分科体系）而是一整套治国理政的技巧。让其中学得好的人去当官，从逻辑上说也没什么问题——虽然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能当好官。
汉代的儒术与先秦时期比当然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并且成为了武帝以后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但是，汉代的儒家已经对先秦儒家有了严重的扭曲。这种扭曲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孔子不谈怪力乱神，但汉代儒家谶纬之说非常盛行；第二，孔子要“学而优则仕”，但汉代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个人才选拔体系，反而是举孝廉、门阀等成为了入仕的主要方式，进而形成了世家大族垄断政治的情况。
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虽然我们讲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但这“百家”不是同时争鸣的，而是由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儒道两家最早获得了比较大的影响力，之后的很多思想其实是儒道的延伸或者变异。比如，孔子、孟子、荀子被认为是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但荀子却教出了李斯、韩非。早期儒家的思想到了后期已经有了不同的发展和变化，并融入到了很多学派之中。所以，严格来说，百家争鸣的“争鸣”实际上是一个思想在演化中不断变化的过程。
把这个跟诸葛亮的一生一对照，显然诸葛亮也的确是想当管仲、乐毅那样的“君子之儒”。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虽然孔子也称赞过管仲，但大多数人并不会把管仲、乐毅当作儒家体系内的人物。因为管仲、乐毅这样的人物虽然认同一部分儒家的治国理念，但在具体的治国中，也还有一些其他的手段，这些手段往往为后来的儒家所不齿。
总的来说，我觉得诸葛亮算儒家，但他的“儒”与汉代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是两回事，也不完全等同于孔子所说的“儒”。诸葛亮治国的“儒”与古典儒学和两汉儒学的关系，更类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关系。你不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无关，但也不能说这两个就是一回事。而诸葛亮作为当时被各方势力推崇的贤相，显然也是因为他的理念能够治理好国家。而考虑到从先秦到三国整个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说古典时代的儒学能治理好三国时代的国家，当然也是靠不住的。
儒家
琅琊诸葛氏，再怎么也算个中等士族，不治儒家经典，难道还治道德经？诸葛家祖上诸葛丰就是汉元帝时的大儒，通晓经学，名动一时，为喜好儒学的汉元帝所重视，他家藏书必不在少。
当然，后世的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是把他打扮成道士了，可惜，在汉元帝以后道家、法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没有宗派可言，也因此在两汉之际才又形成了道教，可东汉的道教和后世的道教完全不同，主流是五斗米道。
现在需要探讨的应该是诸葛亮更信今文经还是古文经，这个才是东汉学术讨论的主流。至于道家、道教、佛教还上不得名士大夫的眼里。
历朝知识分子，把蜀汉政权捧为正统的，骨子里都是因为诸葛亮。因为诸葛亮实现了儒生最大的理想：一个书生，奉诏，名正言顺地，架空皇帝，控制整个政权，一直到死。------------ 谁敢说他不算儒家，今天晚上，很多大儒，要踢开棺材板来找他了。
这个问题吧，其实没有看上去那么无厘头。
我先概括下我个人的看法：从历史记载和存留著作来看，诸葛亮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在施政理念上兼具法家思想，在道德修养上兼有道家思想。
但是这个结论，得来实在是不容易。我一项一项地说。
先说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这个“百”，出自《汉书·艺文志》，所谓“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不过这里的家，和我们习惯说的“儒家”“道家”“墨家”的这个“家”，其实不是一个意思。
简单来说，《汉书·艺文志》沿袭刘歆《七略》的要旨，将天下图书分为七个大类，分别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
这其中，六艺略包含了六经、论语、孝经和小学，一共9类图书，都是儒家的经典。而诸子略，则包含了现在所谓的“九流十家”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部分中，又列举了每一家的不同著作和分支，所以这189家，指的其实是这十个“大家”所囊括的189个“小家”。
但是《汉书》的成书时间，已经是东汉时期了，距离“诸子”的主要活动时间，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很远。“诸子百家”这个概念，也不能真实的反应先秦的诸子们的思想流派和学者们形成的组织。《汉书》将冠名为诸子的著作，划分为十个大类，实际上反映的是两汉学者对先秦思想流派的一种认知，这种认知和真实的历史是有差距的。
尤其是先秦和秦汉之时，学术界普遍“尊古而卑今”，在人们的固有印象中，古时候的思想要比当代的更有价值，导致了很多学者“托古传道”，将自己的著作伪装成古人的著作传世，制造了大量“伪书”，客观上为诸子学的研究制造了非常大的障碍。这些著作的真伪问题，已经折腾了几千年，至今仍是困扰学术界的巨大难题。
先秦时代对诸子学说的归纳，一般不将其区分为学派，而是以每种学说的代表人物来区分。比如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后世都归入道家范畴，但《庄子·天下》中，就将其分开陈述，老子和关尹被列在一起，庄周单独列为一类。（很麻烦的是，《庄子》各篇的真伪辨别也是问题，《天下》的创作时间应当在战国时期，但其原作者很难确认。）
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所在的秦汉时期，才第一次提出了“家”的概念，并在《论六家要旨》中，将诸子的学说划分为六个学派，分别为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阴阳家。我个人认为这个划分还是有其根据的，其中儒家、墨家在历史上都有各自的学派组织，道家、法家、阴阳家则在西汉建立之初保留了各自的思想传承。唯独名家，缺乏标志性的著作，其思想传承也不清晰，难以确认其在先秦的存在形式。
《汉书·艺文志》对比《论六家要旨》，新增了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并认为每一家的学说都出自古时的某种官职，这个说法未必准确。新增加的这四家，本身也缺乏作为学派的属性，所以梁启超就认为“分诸子为十家，不过目录学之便利”，换而言之，这个划分是目录学上为了分类图书而设立的，并不意味着真的有过这么十个学派。
综上，我的观点是，在先秦时代，儒、墨两家是客观存在的，道、法、阴阳三家，是有代表人物、重要著作和学术传承的，但是未必形成了严密的组织，而名家难以考证。以下涉及到诸子百家时，也主要指代儒、墨、道、法、阴阳五家。
第二个问题，是两汉和三国时期的经学传承。
我们都知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但汉武帝时期是否真的奉行过这样的政策，也是有争议的。即便这个政策真的存在，历史上也并未留下西汉禁止民间研究儒家之外的诸子学说的记载。所谓的“独尊儒术”，只不过是将儒家学说作为进学、入仕的基础，鼓励各地的贤能之才学习儒家思想来获得更大的发展。
而西汉开国之时，儒家也确实是生命力最为旺盛的思想流派。在官方的支持和民间学者们的努力之下，两汉兴起了被称为“经学”的学术主体。所谓“经学”，乃是以儒家的“十三经”为主体，对经典进行解释和阐述的学说。官方为十三经设立“博士”，并且不断提升“博士”的职权，使得“博士”成为参与朝政的重要官僚。与此同时，还将经学和政治紧密结合，大量提拔经学名家为高级官员，并用十三经作为行政时的重要参考。
而在西汉之时，经学分为了“今文经”“古文经”两个系统。在西汉末期，随着社会动乱，又有谶纬之学快速兴起。这三者共同组成了两汉经学。其中，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间的纷争甚为激烈，两派虽然有学术上的争执，但更多的是政治上的斗争。
今文经长期是官方认可的官学，不过随着时间推移，今文经逐渐衰弱，而古文经愈发兴起。到了汉章帝之时，两者逐渐并驾齐驱，很多学者也开始兼修今、古文经。
而三国时期，因为战争的缘故，魏蜀吴三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变少，导致三国的经学各自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相对而言，蜀汉的经学是较为落后的。
从目前可见的材料来看，蜀地本地的学者较为重视今文经和谶纬。而自董卓之乱开始，中原地区饱经战乱，蜀地则在刘焉父子的治理下保持了较为安定的环境，大量流民为了躲避战火入蜀，其中包含一批经学家；这之后，刘备入蜀之时，又带来了一批侨寓人士，其中也有不少学者。这两次流民入蜀，导致了众多古文经学学者的涌入。而蜀汉的著名经学家、投降主义者、诸葛亮狂热粉谯周，则是今文、古文、谶纬皆通，可见蜀汉和其他地区一样，有今古合流的趋势。
接下来说第三个问题，刘备和诸葛亮的思想。
汉代虽然以儒家思想作为入学、取士的标准，但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并不把儒家思想作为唯一的精神养料。对此，汉宣帝有精彩的论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足见身为最高统治者的汉代皇帝，在行政中并不单纯依仗儒家思想，而是要汲取众家之长。
而刘备、诸葛亮两人，所学都较为驳杂。刘备去世前留给刘禅的诏书中，有“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之句，可见二人的思想倾向。
具体说说诸葛亮。诸葛亮出身于琅邪诸葛氏，其祖先之中，就有西汉时期的著名官员诸葛丰。诸葛丰确实以“明经”的缘故被举荐，成为一代名臣。但他被载于史册的主要原因，是“诸葛、刘、郑虽云狂瞽，有异志焉。孔子曰：“吾未见刚者。””诸葛丰为人刚正，能贯彻法律，但在经学上并未有突出的表现。陈寅恪因此认为“诸葛亮为诸葛丰之后,乃亦家世相传之法家,故两国施政之道正复相同”。陈寅恪的这个看法，现在看来有些缺乏根据。但诸葛丰之后，一直到诸葛亮这一代，诸葛氏也未再出现过知名的学者，这也是实情。
诸葛瑾、诸葛亮、诸葛均三兄弟之父，诸葛珪，官职是泰山郡丞，不算是很高的职位。诸葛珪早亡之后，诸葛亮和诸葛均被叔父诸葛玄带往南方，最后投靠了荆州的刘表。而诸葛瑾则是和他们分开，投奔了孙权。相较之下，和他们同族的诸葛诞却一直留在北方。比较合理的推测是，诸葛亮兄弟和诸葛诞虽然同属琅邪诸葛，但是属于不同的分支。诸葛玄带着诸葛亮兄弟离开徐州是为了躲避战乱，似乎在战乱中他们并未受到宗族的照顾，因此有学者认为诸葛亮兄弟并非出身于世家，而是寒门子弟。
诸葛亮早年在徐州时期应该接受过一些经学教育，其兄诸葛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因此早年诸葛亮学习的应是古文经学。另外，诸葛亮喜好的《梁父吟》，可能是一首齐地土风的诗歌，大概也和诸葛亮早年在山东一带的生活经历有关。而他自比于管仲、乐毅，管仲是齐国的名相，乐毅领军攻下齐国七十余座城，都是在齐地鼎鼎有名的历史人物。
后来诸葛亮到了刘表处，又受到当地的名士庞德公、司马德操的青睐。此外，“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再加上他的岳父黄承彦在荆州关系网非常发达，与刘表和蔡氏都有亲戚关系，诸葛亮在荆州也算是站稳了脚跟。
从诸葛亮留下的文章来看，他在经学上并没有很高的成就，而且他读书的时候“独观其大略”，而并不“务於精熟”，由此来看，他年少时就不以研究经学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而是立志于做管仲、乐毅这样的政治家。
前文已经提到，诸葛亮为刘禅准备了《申》、《韩》、《管子》、《六韬》，这些书籍也得到了刘备的认可，显然这二人在对刘禅的教育问题上，并没有特别地侧重于儒家经典，而是兼取各家之所长。
而诸葛亮在治蜀过程中，“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於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於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可见诸葛亮施政时期，颇为重视法律的贯彻实施。
在《答法正书》中，诸葛亮是这么说的：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
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着矣。
过去有一段时期，诸葛亮被视为“儒法斗争”之中法家的代表人物，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说法是不合理的。不过他重视法术刑名之类的实用之学，施政方针受到儒家和法家两种思想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
而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上，诸葛亮受到道家的思想影响。诸葛亮本人有很深的隐士情结，《出师表》中他说“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他本人一贯的简朴，也表现出对名利的极度淡薄。
而在《诫子书》中，他则嘱咐儿子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薄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另，他还为《阴符经》作序，说“所谓命者，性也。性能命通，故圣人尊之以天命，愚其人而智其圣，故曰，天机张而不死，地机弛而不生。观乎《阴符》，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故圣人藏之于心，所以陶甄天地，聚散天下，而不见其迹者，天机也。”其中的用词和思想有显著的道家思想的特征。
其实本来还有非常多可以写的内容，但我今天实在是没力气了，就先写这些吧。我本人的史学功底比较差，欢迎各位多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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