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是不是权臣？

从行为上讲诸葛亮当然是权臣，诸葛亮主政时期，蜀汉的政治、军事均执掌于丞相府，权力肯定是集中在诸葛亮手里。不过诸葛亮这个权臣，是力挽狂澜的权臣；就其个人而言，即是践行理想，也是无奈之举；关键在于刘备留下的摊子实在是太烂了。

蜀汉政权一直有三组矛盾，一是土客矛盾，刘备、诸葛亮都是外地人，甚至刘焉都不是益州本地人；他们都带来了外来的利益集团（荆州集团、东州集团），瓜分了本地人的利益，不受当地豪族喜欢。二是道统的冲突（学术矛盾），刘备是郑玄一派，诸葛亮是荆州学派，都是古文经学，主张“兴复汉室”；益州学派属于今文学派，主张“代汉当涂高”，从根子上反对继续当大汉的臣子了。三是阶级矛盾，三国始于黄巾起义，本质上是底层百姓和下层士人活不下去了，对豪门、学阀的抗争；刘备的元从基本上都是游侠（关羽）、小豪强（张飞、赵云）、底层士人（简雍）以及刘备从底层提拔上来的（陈到、魏延、黄忠）；其他包括诸葛亮在内的无论是荆州人还是益州人，都是豪门、学阀，二者之间的斗争是历史的大势。

刘备生前，可以用它高超的政治手腕，非凡的人格魅力，把这几组矛盾摆平。但核心还是因为他亲自执掌的元从掌握了军权，汉中王所有的军队都掌握在元从手里。政府里面重用荆州人（诸葛亮）和东洲人（李严），用土客矛盾来压制益州人；学术上也是用荆州人来压制益州学派。形成了元从笑看荆州人、东洲人、益州人在土客、学派两个矛盾上斗出狗脑子的平衡局面。

然后从关羽失荆州到夷陵之战，刘备的元从近乎全灭。蜀汉的平衡手没有了，上面那三组矛盾一起炸裂。

这里面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学术矛盾。益州这个地方山水隔绝，在东汉末年一直流行今文经学，就是董仲舒那一派，讲“天人感应”，谶纬迷信；而当时中原地区已经是古文学派的郑学一统天下了，讲的是章句之学，在古文里面寻找微言大义。

东汉末年益州有个大学者杨厚，号称“蜀中孔子”，有学徒三千人，三国时期益州的学者基本都可以看做是他的徒子徒孙。他的著名言论是“汉三百五十年之厄”，汉朝只有三百五十年，之后就要灭亡。之后是谁呢？他的弟子周舒“代汉当涂高，当涂高者，魏也”，这个周舒说这话的时候，黄巾起义还没发生呢。杨厚的另一个弟子董扶，是劝刘焉入蜀的那个，“益州有天子气”就是他说的。刘备时期，蜀中最有名的士人是杜琼、杜微、秦宓、周群等人，前三人都师从于杨厚的弟子任安，周群是周舒的儿子。三人在具体观点上略有不同，但根本观点都一样，不折腾。刘备北伐汉中，周群反对；刘备伐吴，秦宓反对；这两个人算是支持刘备的。杜琼、杜微就根本不想和刘备政权有瓜葛，杜薇是坚决不在蜀汉任职，哪怕诸葛亮亲自去请也不来；杜琼的官方观点是“始自汉已来，名官尽言曹，使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就是说“魏代汉”是天意，那魏是谁？魏就是曹，所以曹魏就是天命、天意。

杜琼的学生谯周就更厉害了，谯周也号称蜀中孔子，甚至比他的祖师杨厚更厉害；同时他也是刘禅太子的老师。他的学术观点和他的师承一致，甚至更赤裸裸，公开宣传“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这是说因为刘备叫备，是完成的意思；刘禅叫禅，是禅让的意思，从名字上就知道，蜀汉二世而亡。然后在要不要北伐的国策上，公开在朝堂的柱子上写“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众大都是说曹魏，意思是曹魏有天命，刘禅注定是亡国之君，复兴汉室？复个毛线。（陈寿是谯周的弟子，上面这些都载于三国志）。

最后劝刘禅投降的，就是这个谯周，是益州人的旗帜。

所以咱们能很清楚的看出来，益州学派的政治观点一直很清楚。汉当灭，魏当兴；复兴汉室是没有前途的，不可能成功的。所以最关键的就是不要折腾，等天命来了之后，默默接受就可以了。你想想以复兴汉室为己任的刘备、诸葛亮，看到益州学派是这个鸟样子，心中是一个什么心态；那是相当的爆炸。

可除了心态爆炸外，益州人还有个特征，就是有钱、实力强。益州有金石之利，就是矿产资源多，是以关中、洛阳为中心的两汉政权最重要的矿产资源补充地；西汉的邓通就是靠垄断益州的铜矿，成了有钱的象征。《后汉书》对于蜀地的描述是“ 蜀地肥饶，人吏富实，掾史家赀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以财货自达”。东汉末年，蜀地遭了灾，成都豪族赵温“遭岁大饥,散家粮以振穷饿,所活万余人。”当地的豪族实力强劲，随随便赈个灾，就能“活”万余人，比朝廷还有钱。

两汉的中原人一直认为益州是边缘地区，对当地的政治干预较少，益州的豪族垄断当地经济、政治地位的时间相当的早，西汉末年的公孙述，可以看做是当地豪族推出来的代表。而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在益州并不剧烈，益州的豪族恰好躲过了这波打击。于此同时，益州人的学阀和豪族合流的时间早，门阀的影响力非常强，豪族提供经济和武力支撑，学阀提供政治保护伞；他们一起垄断了益州的官场、商业、农业甚至人口。这点甚至早在东汉中期就完成了；杨厚那三千弟子就是这一成果的体现。

到了刘备时期，他的敌人就是政治上不支持兴复汉室、经济上不愿意分享的益州豪强。刘备手里有兵，还可以用刀子说话，就像东洲人也是用刀子讲话的。诸葛亮时期，手里已经没有兵了，益州的豪强其实已经无人可制了。

诸葛亮怎么办？怎么挽救危如累卵的蜀汉政权？他先干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办学、团结士人。诸葛亮除了是政治家外，还是“名士”，是荆州士人的代表。由此他执政的第一件大事是办教育，目的有二，一是确认自己的基本盘，亲近士人，二是推广古文经学，蜀汉办学教的都是古文经学，不教益州学；用这个来冲淡益州学派对本地豪强的影响。古文经学崇尚复古，天然就有复兴汉室的学术倾向。只有古文经学压倒益州学派，蜀汉在思想上才能统一，然后才有可能聊复兴汉室、北伐；如果任由益州学派继续掌握话语权，复兴汉室、北伐根本不可能，而诸葛亮和荆州派这些外地人，也没有理由执掌蜀汉的政权。

这个政策早在刘备时期就在做的，“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慈、潜并为学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闻。”这里面的许慈、胡潜、孟光是郑玄学派，来敏和刘禅第一任老师尹默是荆州学派，可见主管蜀汉教育的，一水的古文经学，今文经学一个都没有。当时蜀汉的高官许靖、刘巴也都是古文学派（这两个货是名士，名满天下的那种，但是对刘备也是若即若离，但人家有名，在刘备当汉中王的诏书里面许靖是司徒排第二，刘巴是这一时期的尚书令，都比诸葛亮官大）。诸葛亮延续了这个政策，一直用荆州学派来压制益州学派。

确认了基本盘之后，诸葛亮就开始建设政治班底。诸葛亮的用人倾向是士人，除了士人以外，诸葛亮很少用其他出身的人。他的策略就是对士人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凡是投靠了荆州学派的士人，都能够获得提拔。在他的丞相府里面，全部都是士人，经学家；甚至姜维，都是郑学家。包括之前明确反对蜀汉政权的杜微，诸葛亮也屡次去请，就是通过团结士人，在蜀汉内部统一思想。

诸葛亮用官位把当时的士人绑在了他的利益集团里面；但是要当官，就要换思想，不能学益州学，只能学荆州学，实在不行郑学也行，不换思想就换人。通过这个，诸葛亮的团队是当时颇具有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队伍。在诸葛亮的治下，他用两汉的办学、察举的旧制度，实现了类似科举的选拔制度；打破了原本被益州门阀垄断的人才选拔体系。维系了较为公平的人事制度，这在当时是很厉害的。

第二件是政治改革，搞宫中府中一体化。这个咱们都学过，《出师表》明确提出“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这是个很厉害的改革政策，是在团结士人的基础上，搞复古改革，给士人集团一个政治理想。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基本上垄断了政府（府中）；但是宫里面一直插不了手，而皇帝也历来喜欢用宫中来制衡府中，直到明朝、清朝都是如此，明朝的东西厂、司礼监都是宫中；清朝的八旗，名义上都是皇帝的奴隶，是部落制和宫廷制度的诡异组合。

而在士人看来，东汉的问题就在于皇帝总拿内廷来制衡外朝，宦官和外戚都是内廷的一部分；这两个都是坏人，总是坑害士人，他们是东汉衰退的根源。（我们从发展的角度看，其实士人自己才是东汉衰退的原因，但是他们不可能反对自己）。

宫中府中一体化，就是士人掌握内廷，皇帝身边全都是“士人”，这是多么牛逼的事情！！！哪怕崇祯年间的“众正盈朝”，宫里面也还是有掌权太监的。诸葛亮时期就是没有，“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你看诸葛亮连宫里的事情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哪有太监、外戚什么事。诸葛亮完美实现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历史上也是独一份。

三是集权。上面两个政策，团结了当时还比较相信儒学的“士人”，实现了士人的政治抱负（士人掌权）和政治理想（宫府一体）。还有个作用是试图分化益州的豪强和学阀的结合，接下里就是要从他们那里榨取利益，来养活新的利益集团了。当时益州的情况就是门阀垄断了经济、教育、权利，每个郡县都有自己的豪族，那么为了打破这个利益集团，就需要集权。

诸葛亮最难的就是在这里。前面两个政策，都是从皇权上割肉，士人不心疼，豪族也不心痛；集权这个就是利益之争了，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甚至蜀汉高层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比如托孤大臣李严就不同意。按照刘备的设计，诸葛亮执掌政府，军权其实在李严这里；我们前面提到，刘备的军队就两块：元从和东州降人，元从基本上灭了，李严就是东州人的代表，东州人在历史上帮助刘璋破灭过益州人的造反，还是有一定实力的。因此在诸葛亮-李严时期，诸葛亮手里面是没有军队的。

但李严这个人，对“兴复汉室”的兴趣没那么大，他实际上想做一个武装豪族。当时诸葛亮是益州牧，执掌中央；李严长期不在成都混，带着部队在江州一代驻留，要求把周围几个郡划给他，新成立一个巴州，他要当巴州刺史此时，益州的核心一共就是巴郡和蜀郡两个地方，合着这是要分家的节奏。然后暗搓搓希望诸葛亮受“九赐”，诸葛亮接受了，他也可以跟上；诸葛亮答复如果能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别说“九赐”，“十赐”都没问题，给他怼回去了。

李严这个人是有野心的，他的同乡陈震对诸葛亮说李严“腹有鳞甲”，心中有武装割据、当土皇帝的想法。李严是过分了一点，但他的倾向性，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甚至符合当时的道德观。两汉宣传“孝”，那就必须要为家族考虑。那怎么才能叫孝呢？就要找地方广置田地，多生孩子，然后扶持宗族，把子孙都送去当官，门第兴旺；不然怎么称作“孝”呢。那作为高级公务员，就得为家族考虑，选拔的时候照顾一下，也是人之常情；就是当时的官僚现状。

益州豪族的经济利益，也都是在“孝”的基础上一代一代“孝”来的；在当时是没毛病的。要对抗这个趋势，就得把郡县的权利收到中央来，把一些陋习先堵住，斩断地方势力一直占国家便宜的手；这就得集权。

集权之后，利益全部归到了蜀汉中央政府；这个时候，执掌朝政的人也要“孝”啊，也要光大门楣啊，比如李严。诸葛亮干掉了李严，可他身边的其他人也会有类似的想法。诸葛亮能怎么办，妥协了，他之前搞得那些士人理想，就全是假的。在本地人看来，搞集权就变成了外地人打压本地人，利益被外地人哪去了，本地人根本不会买账；不妥协，内部的压力巨大。诸葛亮只能事必躬亲，同时保证核心团队的廉洁高效。他自己只有十五顷地，他的继任者蒋琬、费祎、姜维都不富裕。搞集权的利益，全部给了国家；这样才能维持蜀汉中央的正常运转。蜀汉就是靠着这一口理想主义吊着命呢。

通过上面这三个政策保，诸葛亮集中了权力，对国家是否有利却还不一定。之后的历史中，诸葛亮交出了非常漂亮的答卷。

在团结了士人、给士人构建了政治理想、分化了益州豪族之后；诸葛亮把改革的刀就切在了那些下层豪强身上。比如诸葛亮伐南中，就没有改变当地的政治格局，上层的豪族、蛮王都没有变，只是要求他们提供兵员和资金，以至于“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对益州北部也是一样，以北伐为名，要求豪族们提供兵员和资金。通过这个方式，诸葛亮重建了直属于蜀汉政权的中央军队；而且这个“征收人口”的政策成了蜀汉的制度；通过北伐，一次又一次从当地豪强那里榨取人力，补强中央直属的力量。后期的姜维也是用同样的政策，这也是当地势力反对北伐的重要原因。

在这一点上，魏蜀吴三家的面对的问题很像，有个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东晋时期，蜀国灭国的时候民23万户，94万口人，兵10万人，吏有近4万人；吴国灭国的时候民52万户，230万人，兵23万人；魏国灭国时期443万人，估计也有50万左右的兵。各国都有近10%的常备军，这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根本不可能。而全国总共不到800万的人口数量，也非常诡异，东汉末年，兼并已经很剧烈了，尚且还有5000多万人口。三国末期，实际上距离最混乱的军阀割据时期已经有几十年了，三国国家都已经建立了秩序，人口反而更少了。这非常反逻辑，那么可信的解释就是绝大部分人口被门阀们给吃掉了，是隐户，不用纳税也不归中央管。而真正归中央管的就是兵，屯田兵；这样才能解释那个诡异的动员比。

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三家，全部都在搞屯田。只有屯田兵，才是中央政府真正能够掌握的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而蜀汉的屯田难度更大一点，魏国是占据了精华地区，有大量可耕种的土地，只要搞到人力，就可以屯田；因此魏国每次打仗都要迁人口。吴国也是有土地，没人力，吴国屡次向山越和南蛮出手，就是要征收人力。蜀汉这里，是即没有土地，也没有人力；益州的土地都是有主的，汉中到是有，但是少。

诸葛亮从豪强那里弄来了人口，可还有个养活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诸葛亮破天荒的搞起了工商业，在中国历史上这也是独一份。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诸葛亮擅长搞技术，搞出了诸葛连弩、木流牛马之类的。这背后的含义是诸葛亮在扶持工商业，诸葛亮通过扶持蜀汉的冶铁、蜀锦等工商业，来补充中央财政先天不足的情况。从对工商业的重视程度来看，诸葛亮是个划时代的人才，蜀汉政权的经济性质，已经有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萌芽呢。

这一切都搞定了，有钱、有兵、思想也统一了；诸葛亮才有北伐的可能。因此诸葛亮能出祁山、能压制住住魏国，已经是牛到不行了，不得不说他干的真实漂亮。哪怕是陈寿（和诸葛亮有私怨），也得这么评价“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诸葛亮的出身决定了他的立场是士人立场，也只能站在士人的角度解决问题。因此他只能缓和当时日益剧烈的阶级矛盾，而不是解决，他也解决不了。而从士人角度的看，诸葛亮是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改革派；这也是他能够收到这么多赞誉的重要原因。魏晋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郑学一统天下也代表着儒家学术僵化，传统的路子被证明失败了，新的方向谁也找不到，魏晋的士人信仰崩溃了，忙着嗑药、放浪形骸。在这个时候，诸葛亮提出了一套新的政治理念，并且执行的还不错；可以说当时的人低估了诸葛亮的价值。古人老是提诸葛亮的忠贞，直到李德胜同志点评诸葛亮才说了真话“诸葛亮的理政和品德我是推崇的。”诸葛亮强就强在理政。我在这个回答中提到过

文化传统决定了人的共识，国家、民族之类的政治实体恰好就是由人的共识决定的。中国在这个方面非常特殊，我们历来都相信“万物归一”“一贯之”；先秦各学派都有这种倾向。我们的传统文化决定了我们喜欢构建“虚拟”的统一。道家讲“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儒家讲“天人感应”都是把一切归因于一个虚拟的统一上面。“统一”这种思维倾向是咱们的文化传统。
同时，咱们又不怎么信鬼神，鬼神在咱们这里不是这个虚拟的统一，而是虚拟统一之下的一个“不可知”的实体；天生就具有人本主义的特质。比如孟子时期，天下学问“非杨即墨”，这两位的分歧就是杨朱主张“无君论”，君王不重要，“贵我轻物”，只要每个人做好自己同时不损害别人，“天下治矣”。而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具有原始的共产主义倾向。无论杨墨，其思想都有一个前提，就是社会秩序、人类命运的共同体的概念，只不过实现路径不一样。而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也是基于这个。
这两种倾向，实际上必然导向大一统。既然君王为了自己的利益互相征伐是有害的，那么干脆只留一个君王不是正合适。那么政治体制就只能集权、大一统，所有权利都集中在帝王手里；“不让中间商赚差价”。集权之后，再架空他，“虚君”，整个社会都清净了。中国古代所有的治国思想，都超不过这个路径。本质就是文化上我们有“天人体系”和民本主义的二元，因为天人体系，所以得有君王、皇帝；因为有民本主义，君王皇帝也必须服从“虚拟的一统”。

中央集权和虚君是儒家知识分子对国家制度的最高追求，这是儒家不能说但是必须要做的微言大义。诸葛亮搞成了，士大夫治国在蜀汉不是政治理想，而是真实践行的治国政策；极大地提高了蜀汉的国力。在这个政治理想下，哪怕诸葛亮极大的压榨了益州豪族的利益，行的都是“苛法”，但“无怨者”；大家都知道诸葛亮是在践行士人的政治理想，不是为了他自己，“畏而爱之”。那是佩服的不要不要的。在这个角度来说，说诸葛亮是权臣，那是说的太小了，太贬低诸葛亮了。

也有人说了，诸葛亮就不能像辅佐刘备那样，辅佐刘禅么？刘禅再搞中央集权就不行么？

可历史证明刘禅是真的不行。刘禅活了64岁，当了56年的皇帝，其中至少有20-30年是他亲自执掌国家政权的。他的执政手段并不是没有展现，他的行为表明，他是真的搞不定。

首先他的政治智慧就很低。刘禅执政后，立刻就抛弃了诸葛亮宫府一体的路子，走了回头路，还是用东汉那一套宦官、外戚执政；黄皓、陈祇是宫中的要人、诸葛瞻、张遵是外戚、镇守南中的霍弋是他太子府的要人。刘禅试图用这些人来玩权力平衡术，制衡府中。姜维和诸葛瞻原本都是诸葛亮的继承者，没有理念上的差异，却因为刘禅拙劣的权力平衡术，成了朝敌，两人争斗不休，蜀汉最后的灭亡和这有直接关系。总的来说，他在用非常平庸的办法来执掌政权。我们前面说了，这已经是被证明失败的政治路径，却成了刘禅执政的主要手段。因此会招致士人的普遍反对。士人集中火力攻击黄皓、陈祇，就是基于刘禅的政治倾向。

在具体的执政手段上，刘禅也犯了几个致命错误，一个是滥用名器，蜀汉后期的高级将领有大将军姜维、辅国大将军董厥、右大将军阎宇、左车骑将军张翼、右车骑将军廖化；下面的重号将军应该还有一大堆，这些人不知道都有什么功绩，给了比开国元从们更厉害的名爵。这种行为的后果是，主动分散中央的权利，妄图用利益来赎买高级官僚，我们前面提过，这就是在挖他自己的根。第二个是不辩经，放任了对蜀汉政权非常重要的学术管理，让谯周，这个政治倾向明确反对蜀汉法统的益州学派人士，统一了蜀汉的学术思想。而刘禅不仅没有意识到这种事情的风险，他让谯周当他太子的老师，而且颇为重用。邓艾兵临城下，益州人集体拒绝抵抗，刘禅落了一个被谯周逼迫投降的下场。

你看，刘禅根本就搞不定。蜀汉政权留给刘禅的是一个可以依靠政治理想就能动员的核心班子。哪怕内部有政治斗争，但无论是姜维、张翼、诸葛瞻、张遵（张飞之孙）、黄崇（黄权之子）、李球（李恢侄子）、傅佥（傅彤之子），乃至于霍弋、罗宪、柳隐等等，他们都用生命和行动证明，他们对蜀汉政权的忠诚，哪怕形势再危机也不会放弃。刘禅不仅不能团结这些人，反而让他们之间争斗不休，最后蠢到和他们谈利益。

这些人可惜了，蜀汉也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