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家抵制 H&M 却不抵制 Nike、Adidas、优衣库等？
1. 导火索事件：H&M 关于新疆棉花的声明
这是最直接和最关键的原因。2021年3月，一家瑞典人权组织（BCI， चांगले棉花倡议）发布报告，声称在中国新疆地区存在强迫劳动，并呼吁其成员停止采购新疆棉花。H&M 作为BCI的成员，随后发布了一份声明，表示其“不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的任何服装制造工厂开展合作，也不从新疆采购产品或原材料”。
性质的敏感性： 这份声明触及了中国内政中最敏感的“新疆问题”。中国政府将此视为干涉内政，并认为西方国家在捏造关于新疆的“谎言”。
公开性和直接性： H&M 的声明是公开的，并且直接表达了与新疆棉花脱钩的立场，这被中国公众和官方解读为对其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侮辱。
连锁反应： 这份声明引发了中国官媒的强烈批评，随后多个中国明星宣布与H&M解约，电商平台下架H&M商品，线下门店也受到影响。公众舆论迅速被点燃，形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抵制运动。
2. 其他品牌与新疆棉花的关联度不同
相比之下，Nike、Adidas、优衣库等品牌虽然也可能存在于BCI等组织中，但其公开声明或实际操作中，并未像H&M那样明确且公开地表达“不与新疆供应商合作”的立场。
Nike 和 Adidas： 这两个品牌确实也曾因新疆棉花问题受到批评，并有相关的声明。然而，它们的声明相对模糊，或者侧重于“基于事实和证据进行评估”，而非直接指责。公众舆论和官媒对它们的批评声虽然也有，但强度和集中度不如对H&M。
优衣库（Uniqlo）： 优衣库的母公司迅销集团曾表示，“确认所有合作伙伴均遵循集团的道德规范，包括不使用强制劳动”，但并未直接点名新疆。迅销集团也强调供应链的透明度，并会进行尽职调查。与H&M的直接切割相比，优衣库的态度显得更加谨慎和侧重于自身供应链的管理。
3. 历史背景和地缘政治因素
虽然H&M声明是直接导火索，但背后也可能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影响了公众的反应强度：
“颜色革命”的警惕： 在中国，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有时会被视为一种试图干涉中国内政、推广西方价值观，甚至煽动“颜色革命”的企图。H&M 的声明被一些人联系到这种更广泛的担忧中。
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情绪：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民族主义情绪也在上升。当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受到挑战时，公众的反应往往会更加强烈和团结。
4. 品牌形象和市场份额的差异
H&M 的品牌定位： H&M 主要定位为快时尚品牌，其产品价格相对亲民，面向年轻消费者。在中国市场，H&M 拥有大量的门店和忠实的用户群体。因此，当其出现负面新闻时，其潜在的品牌损失以及用户群体的反应也会更显著。
Nike 和 Adidas 的市场定位： Nike 和 Adidas 在运动服装领域拥有强大的品牌号召力和技术优势。它们在中国市场也占据了很大的份额，但其核心受众可能更注重产品性能和品牌文化，对社会议题的关注度可能与快时尚品牌有所不同。
优衣库的品牌定位： 优衣库以其基础款、高性价比和舒适性著称，在中国积累了庞大的用户基础，尤其是在注重日常穿着的消费者群体中。它的品牌形象相对更偏向实用和生活化。
5. 公众舆论的传播机制和情绪渲染
官媒的引导作用： 在中国，官方媒体在引导公众舆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H&M的批评得到了官媒的集中报道和强烈谴责，迅速将负面情绪传递给公众。
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 社交媒体平台极大地放大了事件的影响力。一则声明、一个明星的解约信息，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病毒式传播，激发公众的共鸣和愤怒。
“杀鸡儆猴”效应： 也有观点认为，对H&M的严厉抵制，一部分也是为了给其他可能采取类似立场的西方企业一个警示。
6. 抵制的“成本”与“收益”评估
对消费者而言： 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说，抵制一个品牌并不意味着他们从此就完全不能购买任何类似的商品。市场上还有其他替代品。当一个品牌被贴上“不爱国”或“伤害民族感情”的标签时，即使其产品本身没有问题，消费者也会因舆论压力或自身情感而选择放弃。
对企业而言： 对于H&M这样的品牌，中国市场对其全球营收至关重要。一旦失去中国市场份额，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而对于Nike、Adidas等品牌，虽然中国市场也很重要，但它们在全球其他地区也拥有强大的市场地位，抵制的影响可能相对“可承受”。
总结来说，抵制H&M比抵制Nike、Adidas、优衣库等品牌更为强烈，主要原因在于H&M关于新疆棉花的声明触及了中国最敏感的政治和民族情感神经，引发了官方媒体的强力介入和公众的普遍愤怒。而其他品牌虽然也曾面临类似质疑，但在公开表态和处理方式上，未能达到H&M那样直接和公开的程度，因此未能引发同等规模的抵制浪潮。此外，国家主义情绪、地缘政治背景以及不同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和定位，也共同促成了这种差异化的反应。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意味着所有消费者都对所有西方品牌持相同态度。舆论的焦点和情绪是动态变化的，并且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上述分析是基于2021年H&M事件发生后中国主流舆论的普遍认知和反应。
网友意见
我一直认为，把决策权放在少部分资本家手中是很危险的事情。
经济学总喜欢把布尔乔亚当成是信息充分的理性的存在，你看看这HM吧，每年在中国挣这么多钱，明明如此依赖中国，却脑子发疯发一个禁用新疆棉的申明。
如果说HM总部的人脑子是理智的，并且知道新疆和中国市场的情况，那么显然他们可以预料到这样搞的后果，一开始就不会配合BCI出这档子事。
我可不觉得HM是出于纯属不想在中国市场挣钱而发出如此声明，而是认为HM的高层纯粹低估了中国人对这件事的敏感度和抵制它的能力，并且，对自己会被中国人从n家企业中挑出来当软柿子捏这件事毫无预判。
HM最开始的打算肯定是我配合BCI搞一波，拉高一下我在欧美的人气，而且中国人肯定没那么在乎新疆问题，再说，BCI拉这么多厂同时搞声明，中国人难道还能这么多厂给全部抵制了？HM就是没想到自己会被专门挑出来当软柿子捏死。
事后HM发的关于“政治不影响它的材料供应”的阴阳怪气的声明就是他们信息不充分，决策误判的证明。
市场在中国，决策却依靠在瑞典的一小撮人，脑臀分离很容易产生误判。
无数的事例表明把决策权掌握在一小部分布尔乔亚手中的制度是过时的，腐朽反动的。一群只是花钱买了股票，既没有从事生产的经验又不具备在市场上销售商品的经验的人，竟然可以决定谁是公司的经理，公司的业务和发展的方向，一群在瑞典拍脑子的家伙竟然要让中国的生产销售链为他们的决策负责。
更荒唐的是，除了抵制他们整个品牌之外，中国群众完全没有别的制裁的方法，而一旦抵制了整个品牌，不仅是那些罪有因得的股东为他们的脑残决策负了责，下面的，与这种脑残操作毫无关系的工人也要承担失业的风险。对于这种风险的害怕导致了我们只敢对HM这种软柿子下手，只敢双标操作。
而如果我们像列宁斯大林那样，把生产决策权放在在被领导任命空降一群官僚手中，脑臀分离的现象可能比起放在这帮在资本市场上投机的布尔乔亚更甚。因而，换掉经理和高管的权利应当掌握在下面的劳动者手里。劳动者，必须要有一种把投机者逐出决策层的办法，这样HM的中国支部至少有机会争夺股份宣布他们独立于瑞典总部来挽救中国的生产销售供应链。
即便一个公司不是采取民主投票的方式来决策，至少也不能让投机分子来帮他们决策。
原料、生产、市场三头在内，哪一头都牵扯着大量中国企业，哪一头都庞大的不行。不像某些奢侈品牌，只有市场一头在内。也不像HM，虽三头在内但每一头都很小。耐克阿迪品牌商，供应商，制造商，消费者，四方利益一致，一方撂挑子不干，三方利益受损。若要抵制，国内要死一大片。战果之大，恐怕是现阶段发动一场对华战争都达不到的。
HM说在中国有350家合作企业，那个组织里的其他大品牌在中国的合作商只会更多，恐怕零头都比350大。HM的声明发了快一年了国家才出手，说明已经研究好如何应对连锁反应了。比如安踏退出那个组织就是连锁反应的一部分，想必集团和国家早就做了预案，后果可控，才会出手。打个比方，如果退了那组织的后果是无法经营，那退了是死，不退也要被骂死，安踏直接就倒了。这个后果就很严重，是不可控的，国家就不会出手了。再比如宝洁联合利华，波音空客，如果发生同样的事，国家的出手反应期只会更长，甚至可预见的时间里不会做声。既然选择出手，就说明各方都是有退路的。相比于HM，耐克阿迪的连锁反应只会更大，不研究好是不会出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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