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的新闻是如何传播的？
一、 口耳相传：最古老也是最普遍的方式
这是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新闻传播方式。无论是在村落里，还是在市集上，人们互相交流信息。
街头巷尾的闲谈： 这是最日常的传播场景。农忙时节，农民在地头劳作，互相聊聊收成、天气；集市上，商贩们聚集，谈论生意、行情，顺便也会分享一些外面的消息。这些闲谈就像无数个细小的水滴，汇聚着当地的动态。
酒馆茶肆的议论： 这些地方是信息汇聚和发酵的中心。人们在这里放松警惕，畅所欲言。官员、士人、商人、百姓，各色人等在此交流，消息的真伪在这里碰撞，经过各种解读和添油加醋，变得更加“生动”。一则重要的官方消息，可能从驿站出来，最先被传到酒馆，然后被层层解读，最后以讹传讹，变得面目全非。
亲友间的口信： 如果有人要去远方，总会托付一两件代为传递的消息。这种方式相对可靠一些，但效率不高，而且信息量有限。想想看，一个人如何记住并准确转述大量信息？
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传播范围广，尤其是地方性新闻。但缺点也非常明显：信息失真率高，速度慢，而且很容易被过滤或篡改。你想想，一个口信在传递过程中被一个人漏掉一句，或者一个字加错，整个意思就可能改变。
二、 官方的公告与布告：正式的信息发布
对于重要的国家大事、法律政令、战争动员等，官方需要一种更正式、更权威的传播方式。
榜文与公告张贴： 这是最常见的官方发布形式。在城门口、街市的显眼位置，或者衙门门口，会张贴各种布告。内容包括皇帝诏令、法律条文、税收规定、甚至是征兵告示等等。这些公告由专人书写或刻印，然后由官府组织张贴。
传令与宣讲： 对于一些需要更广泛理解的内容，比如新的赋税政策，官员会组织专门的传令官或地方官吏进行宣讲。他们会聚集民众，朗读布告，并进行解释。这就相当于古代的“新闻发布会”。
钟鼓传播： 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例如发布重大诏令或预警消息，会伴随钟鼓声。这是一种醒目的方式，吸引人们的注意，让他们知道有重要的信息要公布。
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信息权威、准确，能够快速覆盖一定范围。但缺点是传播范围受官方控制，而且形式比较呆板，不一定能引起底层民众的兴趣。对于一些敏感信息，官方也可能选择性地传播或压制。
三、 驿站系统：远距离信息传递的骨干
古代虽然没有邮政局，但有一套高效的驿站系统，这是国家信息传递的重要动脉。
官方文书的传递： 皇帝的诏令、朝廷的指令、官员的奏章，都是通过驿站系统来传递的。专门的驿卒骑着快马，在各个驿站之间接力，确保信息能够快速抵达目的地。这种速度在当时是相当快的，可以想象，一封来自京城的急件，可以在几天内送到遥远的地方。
信息节点的功能： 每个驿站本身也可能成为一个信息集散地。经过驿站的人员，包括信使、官员、士人，他们会在这里休息、补充给养，自然也会交流信息。一些边远地区的消息，或者经过驿站传递的官方信息，可能最先在这里被传递出去。
驿站系统是官方新闻传播的生命线，它的效率直接关系到国家机器的运转。但它主要服务于官方，普通民众很难通过它获取信息。
四、 书籍与抄本：知识与消息的载体
书籍作为知识的载体，也承担了部分信息传播的功能。
官方史书与记录： 朝廷会命史官记录重大事件，这些史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官方的版本叙述，也是一种重要的信息记录。当然，这些书籍的流传和阅读受限于识字率和印刷技术。
私人抄写与传播： 在印刷术不发达的时代，很多重要的著作、诗歌、甚至新闻性质的记录，都是通过人工抄写来传播的。文人墨客之间，可能会互相抄录，然后传阅。一首新词，一篇时评，就这样在小范围内流传开来。
邸报与新闻纸的雏形： 在一些时期，尤其是宋朝以后，出现了类似邸报的东西。朝廷会把每天发生的比较重要的事件，例如皇帝的活动、官员的任免、重要的奏折内容等，编成小报，发放给官员阅读。这可以说是古代新闻纸的雏形。但这种信息主要还是面向统治阶层。
这种方式传播的信息相对比较深入和完整，但传播范围有限，而且获取成本较高。
五、 游方僧侣、江湖人士与商旅：非官方的信息传播者
这些人是流动的，他们没有固定的地点，但却走南闯北，见多识广。
僧侣的传播： 僧侣常年游历各地，传播佛法的同时，也带来了外地的消息。尤其是一些名寺大观，常常是信息交流的中心。
江湖人士的传闻： 侠客、游侠、甚至一些不法之徒，他们的活动范围广，也常常会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焦点，他们的经历和见闻，也以传闻的形式传播出去。
商旅的见闻： 商队往来于不同城市、不同地区，他们不仅带来了货物，也带来了各地的新鲜事。一条关于遥远国度的奇闻异事，或者一个地方的物价变动，都可能通过商旅之口传到你的耳边。
这些人就像是古代的“自媒体”，虽然他们的信息来源和准确性都难以保证，但他们是信息传播的重要补充，尤其是在官方信息难以触及的地方。
总结一下，古代新闻的传播是一个多层次、多渠道、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
信息来源多样： 有官方发布的、有民间传说的、有个人见闻的。
传播方式各异： 口头传递、张贴公告、快马加鞭、手抄流传。
信息特点模糊： 真假难辨，添油加醋是常态，效率低，范围有限。
信息受众差异： 官方信息主要面向官员，民间传闻则更广泛但不可靠。
可以说，古代人获取信息是一场“寻宝”的旅程，需要耐心，需要辨别，还需要一点点运气。我们今日习以为常的信息洪流，在他们看来，是无法想象的奇迹。
网友意见
传统媒体现在日薄西山了，连《华盛顿邮报》都被低价收购了，真是报业的黄昏。
报纸，大众媒体的代表，它的诞生完全出于人类信息流通的需要。它的发展史，不仅记录着信息对受众的帮助和影响，也记录着从业者对信息传播的热爱与奋斗。对有些人来说，传播信息，是一种近似于本能的需要，是为之献身都不惜的事业。
中国最早的报纸出现于唐代。唐代“朝廷与藩镇共天下”，地方政权都操控在藩镇将领手中。各藩镇为了与中央联络，都在首都建有进奏院。进奏院任务的一项，就是收集关于朝廷的各种信息，抄写成集，定期送回所属藩镇，好让藩镇随时掌握朝廷动向。这东西当时叫“进奏院状”，也名为“邸报”，到后世有过很多不同的名字，但都是同一种东西。
到宋代，大权都集中到中央手中，进奏院失去了往日的作用。朝廷就成立了都进奏院，专门负责编辑传送邸报，送往各地方机构和官员，同时允许人们传抄和复制并在社会上公开发售。邸报从此时起，成为真正的大众新闻媒介。
刊载皇帝诏令谕旨、臣僚的奏章以及官吏的升迁贬黜等朝廷政令信息，一直是邸报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内容的采集，除了靠进奏官们从门下省抄录公文外，中书省的起居舍人、门下省的起居郎、宫内的女官都会给他们提供皇帝起居言行等动态信息。自宋至清，各级政府官员和士人是邸报的主要读者。
邸报由于是官媒，维护王朝利益、巩固统治秩序也就成了它的义务。因此，历朝历代都对一些不利于朝廷的传报活动加以限制。对于水灾、旱灾、蝗灾、日蚀、地震等灾害和异常天象，邸报一般很少报道，因为这些都被认为是上天对天子的不满和警告，有损皇帝的威望。对涉及军事行动，特别是兵变、镇压农民起义等，一般也是不准邸报报道的，因为这些消息会扰乱民心，对政权构成威胁。与朝廷观点相左的臣僚上疏，一般也是不登的。为了保证内容控制，宋代从真宗时起，建立了“定本”制度，规定邸报在发稿前送枢密院做最后审核。明代控制了邸报的传抄环节，天启以后，禁止传抄邸报上涉及军事、刑狱和朝廷机密等方面的材料，尤以涉及军事方面的文件限制最多，“满城人皆以边事为讳”。清代皇权高度集中，邸报哪些可以发，哪些不能发，往往都由皇帝做最后的决定。大臣们呈递上来的奏章，最后能发出去的不到三分之一。
新闻审核使信息的流通受到了限制，出版时间也受到了拖延，而人们对于信息的渴求却是客观存在的。于是从北宋后期，就出现了假冒朝报的形式，私自发行的“小报”，“京城印行,绕街叫卖”。编辑出版小报的人员，其实大多就是邸报的采编人员，他们有渠道、有出版能力，但限于审核制度，传播愿望得不到满足，同时大众又对信息有需求，于是暗地出版小报。而他们的消息来源，就是宫廷和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 “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私衷小报,率有漏泄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这是“新闻”一词在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出现。
不愿被人知道的信息泄露出去，朝廷很恼火。从小报出现的那天起，政府就将其视作非法出版物，始终在查禁之中。宋孝宗淳熙十五年诏令：“近闻不逞之徒，撰造无根之语，名曰小报，传播中外，骇惑听闻。今后除进奏院合行关报已施行事外，如有似此之人，当重决配。”宁宗嘉泰三年诏令：“诸听探传报漏泄朝廷机密事者，若差除，流二千五百里。主行人有犯加一等，并配千里。即传报实封申奏应密之文书，并撰造事端誊报惑众者，并以违制论。”朝廷还禁止进奏官私下向小报提供信息，并命进奏官以五人为一组作连环保，互相监督。此外还加强了宫廷和政府机关的门禁，加强文书保管，禁止近侍人员和省、部、寺、监等官署当差人员泄露朝廷机事，以堵塞小报的新闻来源。
尽管政府严厉查禁，小报却越来越繁盛。南宋一朝时局纷纭，人们都急于了解局势的发展、政府的对策，官报上消息闭塞，人们就更需要小报。即使是在清代言论管理那样严厉的时代，小报也始终存在，康熙五十一年, 左都御史揆叙上疏:“近闻外省塘报,故摭拾大小事件,名曰‘小报’，骇人耳目。请饬严禁。”乾隆十五年“京报传抄伪稿案”,凡抄写、传阅和查案不力者均受到牵连,杀的杀,关的关。
传播信息的后果如此危险，依然有人前赴后继，就是因为人民有要求、传播者有收获。可见信息是人们的“刚需”，而没有什么“刚需”的满足不会成为职业的。时局越动荡，需求越高涨；控制越严厉，人们越好奇。不管传播介质变成什么，不管改成什么样的传播形式，“新闻”这个行业，不会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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