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之战后，刘备给陆逊的书信中为何自称“吾”而不自称“朕”？
夷陵之战后，刘备给陆逊写信时自称“吾”而不是“朕”，这背后有几个深层的原因，绝非简单的称谓习惯差异那么简单。这涉及到当时政治格局的微妙变化、刘备的个人情感、以及他对陆逊这个人以及双方关系的考量。
首先，我们得明白“朕”这个称谓的特殊性。“朕”在古代并非皇帝专属的自称，最早可以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相当于“我”。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并建立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之后，“朕”逐渐演变成了皇帝的专属自称，用来彰显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在汉朝，尽管有臣子偶尔会模仿皇帝自称“朕”，但终究是少数，并且会被视为僭越。因此，在刘备自称“朕”与否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审视。
那么，刘备为何在战败后向陆逊写信时，选择使用“吾”而不是“朕”呢？
第一，政治上的自我定位与现实的考量。
夷陵之战是刘备一生中最大的军事失败之一。他倾尽全力，结果却被年轻的陆逊一把火烧毁了大部分军队，自身也险些丧命，仓皇逃往白帝城。这场惨败不仅让蜀汉元气大伤，更直接打破了刘备“匡扶汉室，一统天下”的宏大愿景。
在这种情况下，刘备并非没有资格自称“朕”。毕竟，他是汉室宗亲，是蜀汉政权的最高统治者，理论上他拥有皇帝的尊号，理应使用“朕”。然而，他选择“吾”，可能包含着一种深刻的自省和对现实的清醒认知。
战败的挫败感和谦卑姿态： 一场惨败，让刘备的军事才能和判断力遭受了巨大的质疑，也让他看到了自己并非不可战胜。在与曾击败自己的对手通信时，若仍以“朕”自居，显得傲慢且不合时宜。使用“吾”，更像是一种低姿态，一种承认失败，甚至是一种请求对方理解和合作的姿态。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收敛”，不希望因为自己的称谓问题，进一步激化与东吴的矛盾，或者显得自己输不起。
“兴复汉室”的口号与“汉室正统”的模糊： 刘备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但他的蜀汉政权在曹魏看来，不过是割据一方的势力。而东吴孙权，虽然名义上是汉臣，但实际上已是独立王国。在这种微妙的政治关系下，刘备对“汉室正统”的宣传并非完全没有顾虑。当他面对陆逊时，他可能更希望以“先帝托孤”的身份，以一种更具说服力的方式沟通，而不是简单地以一个称帝者的身份施压。他更需要的是陆逊的理解，而非仅仅臣服。
对陆逊的重视和尊重： 陆逊是夷陵之战的胜利者，也是当时东吴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材。刘备不可能不认识到陆逊的才华和能力。在战败后，他写信给陆逊，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挽回关系，为日后蜀吴联盟（虽然已出现裂痕）留下余地。称“朕”可能会让陆逊觉得是在接受施压，而“吾”则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姿态，是在向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是一种策略，用谦逊换取对方的尊重和合作的可能性。
第二，情感上的宣泄与个人认同。
刘备一生坎坷，少年时ก็饱经沧桑，虽然在称帝后成为了蜀汉的统治者，但他内心深处可能仍然保留着“桃园结义”时那种兄弟情谊的影子。尤其是在经历夷陵之战的惨痛之后，他个人的情感波动会更加复杂。
对关羽之死的悲痛与愤怒： 夷陵之战的起因，很大程度上是刘备为关羽报仇。这场战争失败，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他未能成功替关羽讨回公道的失败。在给陆逊的信中，刘备的心情必然是沉重的，充满了对逝去兄弟的思念和对这场战争结果的感慨。在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下，使用“吾”可能更符合他当时的心境，更能表达他内心深处的情感，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君王口吻。
对人生的反思： 战败和垂暮之年，很容易让人产生对过往的回顾和对人生的反思。刘备可能在想，自己一生都在追求复兴汉室，但最终还是栽在了自己过于冲动和轻信的判断上。这种反思，或许让他觉得，在陆逊面前，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一个落寞的老人，用“吾”来称呼自己，更能反映出真实的状态，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
第三，历史记载的侧重点与可能的解释。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刘备写给陆逊的信，是经过《三国志》等史书记载和转述的。史书的作者在选择记载文字时，往往有自己的考量和侧重点。
强调刘备的求和姿态： 史家为了体现刘备在战败后求和的策略，可能会选择性地记录下他使用“吾”来强调其低姿态的细节。
突出陆逊的才能： 记录下刘备以“吾”相称，也间接凸显了陆逊的非凡才能，能够让蜀汉的君主放下身段来与之对话。
避免不必要的争议： 如果记载了刘备自称“朕”，可能会引发关于蜀汉政权合法性、刘备是否僭越等方面的讨论，而使用“吾”则能更平稳地处理这段历史事件。
总结来说，刘备在夷陵之战后给陆逊的书信中自称“吾”而非“朕”，并非偶然。这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情境下，融合了政治策略、个人情感以及对对手尊重等多重考量的结果。 他以一种更谦逊、更真诚的姿态与陆逊对话，既是为了维护蜀吴关系，也是为了在人生最后时刻，展现出一位曾经辉煌的英雄，在经历重大挫折后的深刻反思和情感宣泄。这封信，与其说是一位皇帝写给一位臣子，不如说是一位老者，一位饱经沧桑的英雄，写给一位让他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年轻对手。
首先，我们得明白“朕”这个称谓的特殊性。“朕”在古代并非皇帝专属的自称，最早可以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相当于“我”。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并建立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之后，“朕”逐渐演变成了皇帝的专属自称，用来彰显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在汉朝，尽管有臣子偶尔会模仿皇帝自称“朕”，但终究是少数，并且会被视为僭越。因此，在刘备自称“朕”与否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审视。
那么，刘备为何在战败后向陆逊写信时，选择使用“吾”而不是“朕”呢？
第一，政治上的自我定位与现实的考量。
夷陵之战是刘备一生中最大的军事失败之一。他倾尽全力，结果却被年轻的陆逊一把火烧毁了大部分军队，自身也险些丧命，仓皇逃往白帝城。这场惨败不仅让蜀汉元气大伤，更直接打破了刘备“匡扶汉室，一统天下”的宏大愿景。
在这种情况下，刘备并非没有资格自称“朕”。毕竟，他是汉室宗亲，是蜀汉政权的最高统治者，理论上他拥有皇帝的尊号，理应使用“朕”。然而，他选择“吾”，可能包含着一种深刻的自省和对现实的清醒认知。
战败的挫败感和谦卑姿态： 一场惨败，让刘备的军事才能和判断力遭受了巨大的质疑，也让他看到了自己并非不可战胜。在与曾击败自己的对手通信时，若仍以“朕”自居，显得傲慢且不合时宜。使用“吾”，更像是一种低姿态，一种承认失败，甚至是一种请求对方理解和合作的姿态。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收敛”，不希望因为自己的称谓问题，进一步激化与东吴的矛盾，或者显得自己输不起。
“兴复汉室”的口号与“汉室正统”的模糊： 刘备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但他的蜀汉政权在曹魏看来，不过是割据一方的势力。而东吴孙权，虽然名义上是汉臣，但实际上已是独立王国。在这种微妙的政治关系下，刘备对“汉室正统”的宣传并非完全没有顾虑。当他面对陆逊时，他可能更希望以“先帝托孤”的身份，以一种更具说服力的方式沟通，而不是简单地以一个称帝者的身份施压。他更需要的是陆逊的理解，而非仅仅臣服。
对陆逊的重视和尊重： 陆逊是夷陵之战的胜利者，也是当时东吴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材。刘备不可能不认识到陆逊的才华和能力。在战败后，他写信给陆逊，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挽回关系，为日后蜀吴联盟（虽然已出现裂痕）留下余地。称“朕”可能会让陆逊觉得是在接受施压，而“吾”则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姿态，是在向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是一种策略，用谦逊换取对方的尊重和合作的可能性。
第二，情感上的宣泄与个人认同。
刘备一生坎坷，少年时ก็饱经沧桑，虽然在称帝后成为了蜀汉的统治者，但他内心深处可能仍然保留着“桃园结义”时那种兄弟情谊的影子。尤其是在经历夷陵之战的惨痛之后，他个人的情感波动会更加复杂。
对关羽之死的悲痛与愤怒： 夷陵之战的起因，很大程度上是刘备为关羽报仇。这场战争失败，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他未能成功替关羽讨回公道的失败。在给陆逊的信中，刘备的心情必然是沉重的，充满了对逝去兄弟的思念和对这场战争结果的感慨。在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下，使用“吾”可能更符合他当时的心境，更能表达他内心深处的情感，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君王口吻。
对人生的反思： 战败和垂暮之年，很容易让人产生对过往的回顾和对人生的反思。刘备可能在想，自己一生都在追求复兴汉室，但最终还是栽在了自己过于冲动和轻信的判断上。这种反思，或许让他觉得，在陆逊面前，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一个落寞的老人，用“吾”来称呼自己，更能反映出真实的状态，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
第三，历史记载的侧重点与可能的解释。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刘备写给陆逊的信，是经过《三国志》等史书记载和转述的。史书的作者在选择记载文字时，往往有自己的考量和侧重点。
强调刘备的求和姿态： 史家为了体现刘备在战败后求和的策略，可能会选择性地记录下他使用“吾”来强调其低姿态的细节。
突出陆逊的才能： 记录下刘备以“吾”相称，也间接凸显了陆逊的非凡才能，能够让蜀汉的君主放下身段来与之对话。
避免不必要的争议： 如果记载了刘备自称“朕”，可能会引发关于蜀汉政权合法性、刘备是否僭越等方面的讨论，而使用“吾”则能更平稳地处理这段历史事件。
总结来说，刘备在夷陵之战后给陆逊的书信中自称“吾”而非“朕”，并非偶然。这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情境下，融合了政治策略、个人情感以及对对手尊重等多重考量的结果。 他以一种更谦逊、更真诚的姿态与陆逊对话，既是为了维护蜀吴关系，也是为了在人生最后时刻，展现出一位曾经辉煌的英雄，在经历重大挫折后的深刻反思和情感宣泄。这封信，与其说是一位皇帝写给一位臣子，不如说是一位老者，一位饱经沧桑的英雄，写给一位让他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年轻对手。
网友意见
其实这种半路出家的皇帝怎么自称并不是很重要。
比如刘秀在建武七年三月，因为日食的缘故，所以在诏书自称“吾”，而且要求上书的人不得言圣。
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诏曰：吾德薄致灾，谪见日月，战栗恐惧，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职任，奉遵法度，惠兹元元。百僚各上封事，无有所讳。其上书者，不得言圣。”
到了四月份就光速换成朕了，还多了一个“予”的自称。
夏四月壬午，诏曰：比阴阳错谬，日月薄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隶、州牧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遣诣公车，朕将览试焉。
如果硬要说三月份自称“吾”多少还带点罪己诏的性质，那这个“吾”总没什么特别的意思了。
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闻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他们这种半路起家打天下的皇帝又不是从小就受的帝王教育，言谈举止必须合乎礼法。活了大半辈子，突然告诉你，你以后不能这样必须得这样，谁能很快的适应？写这封信的时候刘备才称帝多长时间？
在《后汉书》中很直观的表现就是，刘秀称帝后无论是诏书还是对话，很多地方自称用的都是“吾”，到了明章二帝的时候，只有《章帝纪》中一次诏书自称“吾”，数量大幅度降低。自行检索一下一看便知。
@贝蒙斯坦 列举了曹丕的自称，我再简单补点孙吴的。
权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无所负之，何以致此？
选大将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为之将帅。亮曰："吾立此军，欲与之俱长。"
病差当还，权涕泣与别，谓曰："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
我觉得这是只要有时间，简单检索一下史书就能有答案的问题。通过自称来论证这是刘备对自己皇帝身份的降格乃至于影响云云，我感觉多少沾点离谱。
看到了不太通顺的回答，凑个热闹。
如 @贝蒙斯坦 所举，三国时期的皇帝本就不专一称朕，吾、我、孤各种称呼都有，很灵活。
如曹丕的《报吴王孙权书》：
将军其亢厉威武，勉蹈奇功，以称吾意。
如曹叡的《拒蒋济请议封禅诏》：
济之所言，华则华矣，非助我者也。
孙权的《诏责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
今孤自省无桓公之德。而诸君谏诤未出于口，乃执嫌难。
如果自称代词的变化，就意味着相对低位的高下变化，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孙权“政治声望和地位坐低”了？可发一笑。
事实上，一般在诏书策命这样非常正式的文书中，用朕较多，但也不是绝对的。平时交流中，用吾这样的代称更多一些。
刘备《遗诏敕后主》：
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
刘备临终与鲁王语：
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
自称的代词，初衷不是为了搞什么阶级称呼特权，反而是一种谦辞：
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邪?
正因为孤、寡这类的词本是卑贱之词，所以反而被王侯贵族用以自称，便是“贵以贱为本”。结果有人说刘备“与敌国大将对话正常情况下确实应该称孤道寡”，这理解，大概电视剧看多了，以为称孤道寡是故意装*端架子的。
更谦卑的自称，当然是直呼自己的名了，瞅瞅孙权《上魏王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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