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之战，刘备为什么不带诸葛亮？

夷陵之战刘备为何不带诸葛亮？这是一个让很多人感到疑惑，甚至是大书特书的问题。毕竟，诸葛亮是刘备最倚重的谋士，是蜀汉的丞相，是“国之栋梁”。在他精心谋划下，蜀汉才得以三分天下，诸葛亮在内政、外交、军事方面的才能都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为什么在如此关键的战役中，刘备却选择将他留在了后方呢？

这其中，原因并非单一，而是多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剖析：

一、 战略分工与职责划分的必然性

首先要明确的是，夷陵之战是蜀汉倾全国之力进行的一场大战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诸葛亮作为丞相，他的职责远不止于一个前线将领。

稳定后方，巩固政权： 蜀汉地小人少，实力相对魏、吴两国都处于劣势。在国内，仍然需要一个稳定而有能力的领导者来处理政务、安抚民心、管理后勤，确保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诸葛亮不仅是军事家，更是杰出的政治家和管理者。他需要留在成都，处理诸如户籍、赋税、军需供应、地方治安、以及可能出现的内部动荡等一系列复杂而繁重的工作。一旦后方不稳，即使前线取得胜利，也可能功亏一篑。
持续性战略规划： 诸葛亮在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是长远的，他不仅要考虑眼前的战事，更要着眼于蜀汉未来的发展。他在后方，可以审时度势，随时根据前线战况的变化，为刘备提供战略建议，并调整整个国家的资源分配。比如，当战事不利时，他可以及时调集援军，或者做好应对失败的准备。
“空国”远征的顾虑： 刘备此次亲征，目标是为关羽报仇，同时也是为了收复荆州，扩大蜀汉的疆域。这意味着他将从蜀地出发，远离本土，深入敌境。如果将诸葛亮也带走，那么成都将处于一种“空国”的状态，一旦前线发生意外，或者后方出现突发事件，蜀汉将可能陷入无人负责、群龙无首的危境。将诸葛亮留在后方，就如同为蜀汉保留了一颗“定心丸”。

二、 刘备的个人性格与“亲征”的考量

刘备性格中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有仇必报”以及在关键时刻“亲自出马”的魄力。

为关羽报仇的决心： 关羽是刘备早年就开始倚重的核心战将，也是刘备的结义兄弟。关羽的死，对刘备来说是巨大的打击，更是对其领导威望和蜀汉士气的沉重打击。刘备要亲率大军，直捣东吴，一方面是为了替关羽报仇雪恨，另一方面也是要向天下展示蜀汉不是好惹的，是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利益的。这种复仇的情绪，往往会驱使君主做出一些更具个人色彩的决策。
树立个人威信，鼓舞士气： 作为君主，刘备亲自率兵出征，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号召力和鼓舞士气的方式。他希望通过这次亲征，向全军将士展示自己与士兵同甘共苦的决心，激发他们的斗志，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君主为了兄弟和国家，也愿意身先士卒。
对战术的掌控自信： 虽然诸葛亮是军事天才，但刘备本人在早期也曾参与过许多战役，对军事有着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他可能认为，在具体的战术执行上，他有能力掌控局面，尤其是在初期的进攻阶段。他或许低估了东吴的抵抗决心和陆逊的军事才能，认为可以凭借优势兵力和初期的锐气一举克敌。

三、 诸葛亮与刘备在战略理念上的潜在差异（非绝对，但有迹可循）

虽然刘备对诸葛亮极为信任，但并非所有事情上都完全采纳他的意见。在对待东吴的问题上，两人可能存在一些细微的理念差异。

“隆中对”的局限性： 诸葛亮提出的“隆中对”战略，核心是“联吴抗曹”，以图三分天下。在曹操强大的压力下，联合东吴是蜀汉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然而，随着曹操的去世和天下局势的变化，尤其是魏、吴双方的实力对比和各自的政策调整，这种联盟关系变得不稳定。
诸葛亮对东吴的顾虑： 从诸葛亮后来的言论和表现来看，他对伐吴的态度是谨慎的，甚至可以说有些犹豫。他在刘备决定伐吴时，曾提出了“攻取汉中，观衅而动”的建议，希望能通过牵制魏国来达成战略目标，而非直接与东吴开战。诸葛亮深知蜀汉国力与东吴的差距，也明白战争对民生的影响，他更倾向于稳扎稳打，避免不必要的消耗。
刘备的“意气之争”与诸葛亮的“理性分析”： 刘备的伐吴更多是出于一种情感和政治上的需要，是为了维护“汉室正统”的口号和兄弟情谊。而诸葛亮则更多是基于对整体国力、敌我双方优劣势的理性分析。他可能预见到，在没有充分准备和对吴国力量进行充分评估的情况下，强行开战风险极大。因此，他希望将精力放在更侧重后勤、战略准备和等待时机上，而非立即参与这场可能损失巨大的战争。

四、 对陆逊及其东吴军事实力的低估

这是导致夷陵之战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是刘备未能带诸葛亮的一个重要背景。

“前朝老臣”的傲慢？ 当时诸葛亮作为丞相，虽然在蜀汉地位崇高，但从军时间不长，且主要负责内政。而以黄忠、赵云、马超（已故）等为代表的蜀汉老将，他们跟随刘备征战多年，经验丰富，战功卓著。刘备可能更倾向于听取这些老将的意见，或者认为由他们来指挥足以应对东吴的挑战。特别是当他认为关羽之死是东吴将领轻慢所致时，他可能也倾向于认为东吴的年轻将领不堪一击。
诸葛亮未能在战前有效制止： 虽然我们不能直接说诸葛亮当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他未能成功说服刘备，也是一个事实。这可能也与他缺乏对东吴具体作战部署的了解，以及刘备当时“意气用事”的心态有关。

总结一下，刘备不带诸葛亮去夷陵，并非完全是“遗弃”或者“不用”，而是基于当时蜀汉复杂的政治、军事局面以及刘备个人的决策考量。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诸葛亮必须稳定后方，确保国家运转，并进行长远的战略规划。 这是一个丞相的职责，也是整个蜀汉政权的稳定基石。
其次，刘备亲征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既有为关羽报仇的决心，也有树立个人威信、鼓舞士气的需要。
同时，我们也不能排除刘备在战略策略上，特别是对东吴的态度上，可能与诸葛亮存在一定的分歧，或者说，刘备当时认为自己能够掌控战局，并不需要诸葛亮在前线进行“辅助”。
最后，对东吴将领的低估，特别是对陆逊的认识不足，也导致了刘备在战前决策时，未能充分考虑引入诸葛亮的全面军事谋略。

夷陵之战的失败，固然与刘备的冒进、诸葛亮未能有效制止有关，但将诸葛亮留在后方，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当时局势和职责划分的“无奈”与“必然”。这恰恰也反映了蜀汉政权内部，君臣之间在战略选择和职责分工上所面临的复杂性。

网友意见

事实上，诸葛亮的角色并不是大众印象中的那个演义里的所谓“军师”，反而更像是楚汉相争时期的萧何，运筹帷幄才是诸葛亮从政前期的基本定位，在刘备在世之时，除了出使江东联合孙权，诸葛亮主要是在负责刘备集团的大后方，是一个类似于“总后勤”的“后方首席军政长官”的角色。

在刘备初定荆南、刘备入蜀初期、汉中争夺战、刘备东征等四个时期，诸葛亮都是坐镇后方调度督理后方资源的角色。

先主遂收江南^[1]，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 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遣法正迎先主，使击张鲁。亮与关羽镇荆州。
成都平，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
（章武）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

具体而言，刘备初定荆南时，刘备坐镇公安，诸葛亮则负责总督零陵、桂阳、长沙等三郡；刘备入蜀初期，诸葛亮与关羽、张飞、赵云三员大将坐镇荆州；刘备北上鏖战汉中时，诸葛亮坐镇成都调度战略物资；刘备东征孙权时，诸葛亮依然坐镇后方调度资源。

由此可见，在公元208年到公元223年之间，一旦刘备集团拥有了超过一郡、超过一州的地盘，刘备便会任用诸葛亮作为“大后方军政长官”，发挥其“萧何”式运筹帷幄的技能。刘备东征为什么不带上诸葛亮，与楚汉战争刘邦为什么不带上萧何，是一个道理，大本营要交给靠谱的人看护，军需要交给靠谱的人运输。

至于行军之中的出谋划策，入蜀前后有法正、庞统等人，东征之时也有久经阵仗的诸将，而刘备也是一个“老兵油子”了，自然是人才济济的。

比起刘备帐下诸将，诸葛亮当时有且只有庞统死后与赵云、张飞一同入蜀的行军统兵经验，刘备犯不着放着诸葛亮更擅长且长期负责的坐镇后方事务，去让他做相对不是那么经验丰富的行军统兵事务。

刘备从黄河到长江的军政生涯，已经为他自己以及他帐下的武将，磨练出了足够的军事经验值，怎么去行军打仗，公元221年刘备可能远比公元221年的诸葛亮更加强悍。刘备需要诸葛亮去做的，绝不是在行军打仗中出谋划策，而是坐镇后方、调度资源。

任何一场战争，本质上打得其实不是两军阵前的兵力，而是一个集团背后的后勤支援与保障能力。古人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今人言“战争打得就是后勤”，都是在说战争中后勤保障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看刘备的前半生与后半生，也能看出一个重要的区别，这种区别正是“后勤保障能力”。在刘备的前半生中，之所以无法稳定占据一块地盘，一方面是时势不允许，周边总有像曹操、袁绍、吕布这样发展较快的势力或胡乱霍霍的势力干扰，一方面则是缺乏诸葛亮这种后勤保障人才所致，刘备上一次弄丢地盘，不就是因为徐州时期的张飞、曹豹不济事么？

刘备之所以把诸葛亮比作“水”，把自己比作“鱼”，把自己遇到诸葛亮比作“如鱼得水”，其实就是在说自己终于遇到一个可以站在集团总体战略的高度提供充足战争后勤保障的人才，而且这个人才还善于外交。

质言之，刘备这条鱼，并不需要诸葛亮像另一条鱼一样跟在他身边（军中），而是更需要诸葛亮像“水”一样，为他刘备源源不断地提供自在游动的“战略空间”，这种“战略空间”既包括集团外部的关系处理，也包括集团内部的后勤保障。

那么，诸葛亮需要跟在刘备身边，像张良、陈平那样出谋划策么？显然不需要。除了诸葛亮，刘备集团还有其他能够坐镇后方、调度资源的人才么？显然没有。即便有，也远远没有十多年来长期负责总后勤的诸葛亮更加熟悉。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刘备更需要诸葛亮坐镇后方、提供战争需要的总后勤保障，至于随军出征，有别的人选可以启用，大不了他老兵油子刘备也能亲子实操，也犯不着非要诸葛亮随军。

参考

1. ^ 此处的江南，是指汉末荆州境内长江以南的部分，大致相当于今日之湖南省及湖北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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