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曹操有生之年未能一统天下,是由于决策的失误还是时运不济?

回答
要说曹操生前为何未能一统天下,这绝非一朝一夕的简单原因能概括,其中“决策失误”和“时运不济”两者皆有,并且常常交织在一起,形成复杂而难以打破的局面。与其说哪个是主因,不如说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才让这千古一帝的宏图留下了最后的遗憾。

咱们得先从曹操的伟大说起,这样才能理解他未能统一的“不易”。曹操此人,可谓是三国时期最具争议也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雄才大略,军事上运筹帷幄,政治上善于用人,文学上也成就斐然。他统一了北方,结束了中原数十年来的战乱,为后来的晋朝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他已经站在了成功的近乎触手可及的位置上。

决策失误方面,最常被提及的,无疑是赤壁之战的惨败。

战略上的轻敌与冒进: 北方统一后,曹操的兵力达到顶峰,士气高昂。此时,他急于乘胜追击,南下消灭孙权和刘备的联合势力,实现一统。从军事角度看,这是合乎情理的。但问题在于,他对于南方势力——尤其是孙吴的水军——的实力,以及这片土地的水土气候,都存在着严重的低估。他的北方军队,尤其是那些被裹挟南下的步兵,不习惯水战,也难以适应南方的湿热环境。
舟船联锁的战略缺陷: 为了解决北方士兵不习水战的问题,曹操采取了“连环船”的策略,将战船用铁索连接起来,以求稳定。这个想法本身是为了提高士兵的稳定性和信心,但却恰恰成为了火攻的最佳目标。一旦被火攻,整个战船集群就会瞬间陷入火海,无法逃脱。
黄盖诈降的策略: 孙吴方面,周瑜深谙此道。利用黄盖的资历和对曹操的“不满”,设计了诈降之计。这本身是军事上的精妙布局,而曹操方面,在经历了连串胜利后,警惕性可能有所下降,对于黄盖这样一个老臣的“投诚”,或许也抱着一丝“招降纳叛”的心理,没有做足最坏的打算。
关键人物的判断失误: 如果说赤壁是决策的“一次性”重大失误,那么之前在任命某些关键岗位上,也并非总是完美无缺。例如,在赤壁之战前夕,他曾经想拉拢刘备,但最终却因为刘备的崛起,而未能有效分化刘孙联盟。而对于一些性格复杂、野心勃勃的将领,例如马腾、韩遂,曹操虽然最终将其剪除,但过程中也暴露了他处理边远地区势力时的策略风险。

当然,时运不济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对手的崛起与联结: 如果没有刘备的出现和孙权集团的成熟,曹操统一北方的过程或许会更加顺利。但恰恰是刘备,在颠沛流离中聚集了一批忠诚且有能力的部下,并与孙权形成了政治和军事上的联盟。这个联盟,并非曹操一己之力能够轻易瓦解。刘备集团虽然实力相对较弱,但其在赤壁之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孙刘联盟的形成上。
天时与地利: 赤壁之战的“天时”无疑站在了孙刘联盟一边。连环船被大火吞噬,那是“天时”的残酷玩笑。而南方的水战,也天然地偏向了熟悉水性的孙吴水军,这是“地利”的优势。曹操虽然试图克服这些不利因素,但最终还是未能成功。
身体状况: 到了晚年,曹操的身体状况开始出现问题。虽然他依然雄心勃勃,但决策的精力、身体的支撑,都可能受到影响。毕竟,统一天下需要的是一个精力充沛的领导者,长时间的征战和对全局的掌控,对任何人都考验巨大。
人心的向背: 统一天下,不单单是军事上的征服,更重要的是人心。虽然曹操在北方赢得了民心,但南方的士族和百姓对他这个“外来者”,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形象,总有一种天然的距离感。虽然这并非决定性的因素,但却增加了统一的难度。他提出的很多改革措施,比如屯田制,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北方,但并非所有人都欢迎。

我们再深入分析一下这些决策失误和时运不济之间的相互作用。

比如赤壁之战,如果曹操不是那么急于求成,而是先稳定住北方,再徐图南进,或者在进军前充分调研南方水军的实力,并采取更加稳妥的战术,或许就不会遭遇那样的惨败。他的“连环船”策略,就是对“不熟悉水战”这一不利“时运”的一种“决策失误”的应对,但应对错了。

再比如,如果刘备没有得到诸葛亮的辅佐,或者孙权没有周瑜这样的杰出将领,那么曹操统一的道路或许会平坦许多。但他所面对的,恰恰是当时三国中最具能力和智慧的对手。这是“时运不济”,但也反过来要求曹操在决策上必须更加谨慎和精准。

总结来看,曹操生前未能一统天下,是多种复杂因素交织的结果。

他并非没有犯过错误,赤壁之战的惨败是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无疑是“决策失误”的集中体现。但同时,他也受到了“时运不济”的制约,对手的强大与联盟,以及地理环境的天然限制,都增加了他统一的难度。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只是因为运气不好”或者“只是因为犯了错”。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所做的绝大多数决策都是基于他所掌握的信息和当时的判断,试图将局势导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但历史的洪流,有时候并非个人意志能够完全左右。

最终,他为后来的晋朝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不容抹杀的功绩。他未能完成的“一统天下”,更多的是一个时代的局限和对手的顽强,以及历史进程中偶然性的体现。这使得他的人生,即使带着一丝遗憾,也依然充满了壮丽和传奇。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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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说那句话只是装个逼,或者是随口一说。

讲真,你从曹操统一天下失败的结果去反推曹操的缺点,这缺点永远不会少,曹操失败的原因我可以举例一百个。但这都不过是事后诸葛亮。很多人看历史有一种结果论的错误思想,喜欢从一个失败的结果去倒推其失败的原因,这原因不要太多。

失败的原因固然有,但这并不意味着谁不如谁。这个世界并没有一种品质一种方法或者一种绝对的理性可以让人必然成功,更多的时候是冒险和运气。

有些统一天下的皇帝论才具都比不得曹操,但是他们可能有最大的优点——统一了天下。

历史永远不是强者胜,而是胜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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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错字多,论据不全,数据有错,只有观点颇有新意。这个观点含有一些我的思考,但并不清晰也不够有条理。

承蒙各位厚爱,我决定进一步深入研究,补充材料,矫正文章。因为每天时间有限,所以整个过程会比较漫长,因此我决定在此文后面先一点一点地补充材料,等到材料补充完备后,再组织语言,最后在把最终版本置顶。整个过程少则几个月,多则一两年,欢迎各位积极讨论,并提供材料,我也将把各位知友提供的有价值的材料和观点加入文章并表明提供者。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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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局上来看,晋朝的统一非常短暂。而后就是300年的大分裂,大乱世。所以自三国到隋唐这三百多年的历史可以看作是分裂为主题的时代。

这个时代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了东周战国,事实上那也是三百多年的大分裂。

我们不仅要问,这两者到底有何相似?

一个很重要的相似之处就在于,战乱结束后,帝国都在制度上有了极大的创新。中华帝制的两根支柱就是在乱世终结时被建立起来的。

一根叫郡县制,一根叫科举制。

这两个制度不是一拍脑袋就出现的,制度的改变,牵一发而动全身。利益受损者必然拼死抵抗,不惜玉石俱焚。但如果制度确实能够起到作用,那么国家就会再次安定下来,大家都忙着发财生娃,没功夫打打杀杀。

郡县制打压的是世袭贵族,科举制打压的是所谓士族。士族得以存在的基础是查举制。

回顾三国时代,东汉的灭亡有多方面因素,但士族持朝政,国家收不上税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三国中国总人口是五百万左右,相比汉代鼎盛时期的将近三千万人口差了很多,但这个数字并不准确,事实上士族的家丁,农户甚至私人武装都是不计入这个数字的。南北朝的皇帝经常会杀,本质原因就是皇帝掌握的力量极为有限。

查举制的重大漏洞已经凸现,但当时的人并不这样认为。三国早期,战事频发,各方势力急需人才,而人才在生死存亡的战争中能够非常容易就辨别出来。这个时候,士族(当时只具备雏形)势力不得不让出一定权益。等到三足鼎立,各方谁都奈何不了谁。士族又重新上场。

蜀国依然通过北伐来施行军政体系。也即是为才是用不论出身。但魏国为了尽快统一,开始了收买士族。创立了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彻底让承认了士族的权益。

这一制度对于国家统一作用极大,吴蜀的大地主和潜在士族都翘首以待,等待王师。可以说吴蜀的灭亡跟九品中正制大有关系。从逻辑上讲就是谁争取到了更多的有钱人,谁出让给有钱人更多的利益,谁就能最终得到更多的支持而统一全国。

但问题在于,东汉的灭亡本质上就是政府给这些有钱人利益太多导致的。如今再次出让更多不就是抱薪救火吗?火虽然一时被压下去,而后就会以更大的形势烧起来。

事实证明,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这样看待问题。乱世的本质是制度和实际不符,也就是制度腐朽落后。旧制度虽然腐朽,可新制度却不那么容易被建立,乱世就是新制度的试错阶段。仅当新制度被探索出来,乱世才会被结束。否则就算短期统一,也会快速再分裂。

中华帝制一直都在进步,从秦汉只能支持两千多万人口,到清朝可以统御三四亿人口,制度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上,在通讯落后的时代,没有电报机,连纸张都稀缺的时代,能够统御上亿人口几百年,全世界也仅此一家。中国帝制中的很多东西的优势和作用其实是被长期低估的,因此中国近些年所谓的崛起不仅仅是学习西方那么简单,还有很多内在的深层的东西。

回到问题上来,曹操的时代,旧制度尚未彻底被摧毁,新制度也还未被探索出来。因此无论曹操多么雄才大略,他也不可能终结乱世。

我必须再指出一个问题,科举制度的建立并不是一拍脑袋就能成的。就算你穿越到曹操身边,让他相信科举制度是未来的必然,他也不可能在三国时代将其推行下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士族(潜在)并未经历三百年的乱世,并未经历五胡乱华,君臣相害。他们不会轻易出让世袭的权益。我们今天所习以为常的每个共识都是鲜血凝结而成,没有流过血泪,不会有人愿意出让自己的权益。

事实上,我们可以类比晚清的政局,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倘若富者济贫,军者辅政,政者为民,自然不至于三十多年兵荒马乱。但囚徒困境下,各方相互碾压,不断自戕,导致整个国家非但不进反而倒退,各方利益都受极大损害。到了一定时候,各阶层都损失巨大,人心才能思定,国家才能再次统一。这时候如果政策得当,那么国祚绵长,反之则乱世再起。大家了解一下太平天国运动,这场运动也是“打土豪,分田地”为何不能最终胜利?太平天国后来内部的腐朽是一方面原因,但最根本的在于,旧制度的活力还未耗尽。大部分的人依然站在清庭那一边。也即是,最终有效的手段若时机不对,无法取得好的效果。


所以三国就是一个乱世的开端,刘,草,孙,司马都无法终结乱世,他们也不过是历史的大潮拍岸的浪花,潮涨时“卷起千堆雪”,潮落时“江平未有风”


最后吐槽一下,

美国最近在减税,大规模给富人让利。是不是跟曹丕的九品中正制类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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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中国历代人口峰值出自(中国人口史--wiki):

秦:3,000万

西汉:5770万

(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12,366,470户,57,671,401人)

东汉:5650万

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10,677,960户,56,486,856人)

三国:790万

(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263年),灭蜀之前,663,423户,4,432,881人。灭蜀之后,纳税户943,423户,5,372,881人。+ 吴后主孙皓天纪四年(280年),民户523,000户,2,300,000人。此外,带甲将士230,000,吏32,000人,总计2,567,000人。)

西晋:2260万

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载于史籍的户口数据为全国3,770,000户,约22,620,000人,此为晋朝户口最多时期。

南朝:1200万

南朝梁武帝大同五年(539年)有11,000,000人;到太清二年时(548年)有200万户,约12,000,000人,达到南朝人口峰值。

北朝:3000万

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实行均田制后到北魏孝明帝神龟三年时(520年)达到北魏人口峰值5,000,000户,约30,000,000人。

隋:4600万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8,907,546户,46,019,956人。

唐:8000万

根据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发展史》,唐朝的人口峰值应该是在唐玄宗天宝年间,人口数量大约在8,000至9,000万之间。

五代十国:1800万

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3,090,504户(主户) (约3,090,504*6=1800万)

北宋:9200万

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20,882,258户,男口46,734,784人。(约46,734,784*2=9200万)

一说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有户2088万户,人口一亿1275万人。

南宋:6600万

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11,139,850户,男口33,112,327人。(约33,112,327*2=6600万)

元:8750万

元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年),无户口数据记载,有部分现代学者认为1351年为元代的实际人口峰值。现代学者赵文林、谢淑君认为1351年为元代的实际人口峰值。根据他们的估计,1351年实际人口有大约87,587,000人

明:9990万

关于明朝户口的峰值,学者们普遍认为在明朝后期,但具体时间则分歧很大,人口具体数据也分歧很大。现代学者赵文林、谢淑君认为,1626年明朝人口峰值,实际人口有大约99,873,000人[83]

现代学者王育民认为,万历年间明朝人口峰值,实际人口在130,000,000人至150,000,000人之间[85]

现代学者葛剑雄认为,1600年明朝实际人口大约197,000,000人,明朝人口峰值接近2亿[86]

现代学者曹树基认为,1630年明朝人口峰值,实际人口大约192,510,000人,1644年实际人口大约有152,470,000人[84]

现代学者,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观点是,明神宗中期的1580-1590年间,明朝人口达到峰值,实际人口大约162,000,000人,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1640年实际人口大约130,000,000人。1650年实际人口大约123,000,000人。1660年实际人口大约135,000,000人

清:43220万

清文宗咸丰元年(1851年):432,160,000


评注:清代后半段世界已经开始工业化,受到工业化影响,清代人口与之前朝代缺乏了可比性,所以以雍正“摊丁入亩”施政贯彻后为参考点

清高宗乾隆六年(1741年):143,41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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