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张学良坚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首先，得说说当时那个“西安事变”的背景。张学良年轻气盛，痛恨日本人侵略中国，眼瞅着国家山河破碎，却看到国民党内部还在搞“剿共”不抗日，他心里那个憋屈劲儿就别提了。他跟杨虎城将军一合计，觉得得给蒋介石来点猛药，逼着他放下内战，一致对外。
于是，就有了那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把蒋介石“请”到了临潼，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甚至软硬兼施，就是要他下决心抗日。蒋介石毕竟是委员长，这事儿要是传出去，说他被部下“软禁”了，这颜面何存？而且，万一处理不好，对国民党内部的统治根基也会造成动摇。
那么，为什么事变解决后，张学良不惜冒着被蒋介石清算的风险，坚持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呢？这事儿，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关键点：
第一，是责任感，也是一种“告慰”。
张学良虽然是“兵谏”，但毕竟把最高统帅给“控制”了，这事儿说到底，是对蒋介石个人，也是对整个国民政府的“大不敬”。事变结束后，虽然达成了“联共抗日”的协议，但这件事的性质太恶劣了。张学良心里也清楚，他这么做，是将自己置于了非常危险的境地。
他坚持亲自送蒋介石，更像是一种“亲自交代”，也是一种“告慰”。他想亲自跟蒋介石讲清楚，这件事的出发点是为了抗日救国，不是为了个人私利，更不是为了反蒋。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蒋介石看到他的诚意，能够理解他的苦衷，甚至能稍微减轻对他的惩罚。这是一种“君子之约”，也是一种“最后的沟通”。他希望蒋介石能念及他一心为国的这份情，给他留一条后路。
第二，是想稳定局势，避免更大的混乱。
“西安事变”一发生，全国上下都炸开了锅。如果蒋介石回南京的过程中出了什么意外，那后果不堪设想。国民党内部可能会因为失去最高领导人而群龙无首，分裂成不同派系，争夺权力；日本侵略者更是会趁虚而入，加剧中国的战乱。
张学良当时作为东北军的领导者，他肩负着稳定东北军，以及整个抗日大局的责任。他亲自送蒋介石，也是想确保蒋介石能够安全回到南京，让国民政府能够迅速恢复运作，继续抗日。这就像打了一剂“强心针”，虽然是出乎意料的，但最终还是要让这艘“大船”重新回到航道上，继续前行。
第三，是向全国人民，尤其是东北军和杨虎城部，展现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他这么做，也是在向他的部下，以及当时的民心，表明他并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冲动派。他有他的政治理想，也有他对国家民族的承诺。通过亲自护送，他也是在做一个“收尾”工作，向大家证明，这件事已经告一段落，他已经尽力了。
第四，也可能是一种“送死”的决心。
说句不好听的，张学良可能早就预料到了自己会是什么下场。他以“兵谏”的方式逼宫，即使蒋介石暂时妥协，事后也一定会追究他的责任。他亲自送蒋介石，说不定也是抱着一种“生死置之度外”的心态。他可能觉得，既然已经做了，就要承担后果，与其躲躲藏藏，不如光明磊落。
而且，他可能也想在最后一次与蒋介石的相处中，争取一些“赦免”或“宽大处理”的可能性。他希望通过这种近距离的接触，能够打动蒋介石，让他看到自己的“忠诚”和“情义”，即使这份“情义”是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最后，我个人觉得，这里面还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情感。
虽然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抗日态度不满，但他毕竟也是在蒋介石的领导下行事。某种程度上，蒋介石也给了他一些机会和信任（尽管这有些复杂）。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后，可能也经历过内心的挣扎。他并非想要颠覆蒋介石的统治，他只是想让他“醒悟”。
他亲自送蒋介石，就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想要亲自把错误“汇报”给父亲，并且希望得到父亲的“谅解”。这份坚持，是基于他对国家、对领袖、甚至是对自己人生选择的一种负责。
总而言之，张学良坚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绝不仅仅是“送客”那么简单。里面包含了他的责任感、对国家局势的考量、对部下的交代，甚至可能还有一种赴死的决心和复杂的情感。这是一种深沉的，夹杂着忠诚、反抗、无奈和期望的复杂心理，只有深入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内心，才能体会其中的万千滋味。
网友意见
我了解张学良还是从小学课本上知道的。不抵抗事件本身就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武器，人心，队伍，不放一枪一弹就放弃了东三省？后来我看到是蒋介石下的命令，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必须言听计从的关系吗？
长大之后，我看了我最爱的导演张黎拍的《少帅》，从电视剧的角度，重新认识了张学良这个人，不失为一种全新的看法。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坚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做法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巨大争议，即使到目前为止，史学界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也是莫衷一是。
有些人认为，此举是张学良个人英雄主义和封建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有一些人认为，西安事变已经解决，张学良这种行为实属一时冲动、心血来潮的多此一举。
还有一些人认为，张学良此举得不偿失，“导致了东北军和‘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瓦解。”
针对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一事，笔者认为，它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要想对这一历史事件做出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首先要做的就是对“西安事变”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
西安事变的爆发为实现国共合作提供了一个机会，但与此同时，它也曾让中国一度处于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的危险边缘。
可以说，西安事变的爆发只是一个开始，一旦处理不好，哪怕行差踏错一步，中国的革命史都有可能要改写。
为了使事变的结果与发动事变的初衷保持一致，张学良此举是非常有必要的。
所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是实现国共合作以及全民族抗战的契机。
笔者认为，很多人之所以对张学良此举的认识有失偏颇，与他们对这两个概念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张学良此举并不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采取的“多此一举”，而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所以，我们在对张学良此举进行评价的时候，不仅要把“西安事变”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还要避免把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之举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割裂开来。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的行为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必要环节，对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
一、 避免蒋介石回宁再生反复，见证承诺落实首先，虽然蒋介石同意了周恩来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达成的六项条件，但是蒋介石拒绝在谈判结果上签字，只是口头承诺：“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
对蒋介石来说，虽然这种城下之盟并不容易接受，但是蒋介石的处理方式无异于是给自己返回南京之后再生反复提供了契机。“达成的协议，还是纸上的东西。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况且，蒋介石连协议都不曾签字，更别说将其变为现实的可能性会有多大。
其次，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实质上就是在苦劝蒋介石“联共抗日”无果的情况下发动的“兵谏”。
“兵谏”在中国古代也被称为“逼宫”。不管是杨广逼宫“弑父杀兄”，还是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尊李渊为太上皇，政变的对象不是被取而代之，就是成为受制于人的傀儡。
因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中，被政变一方如果能再重获自由和权力，绝不会轻易放过政变发动者。
但是从抗战大局出发，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最后决定放蒋介石返回南京。
诚如上面所说，蒋介石作为“被政变一方”一旦被释放回南京，我们根本无法保证其口头答应的承诺是否会履行，也无法预知其是否会对西安事变的发动势力和参与势力进行疯狂报复。“我们逼蒋下命令，如结果无效怎么办？即使生效了，他不是心甘情愿的，要存心报复或反悔重来，怎么办？”
正是因为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张学良决定，“亲自送他回去，使他保持威信和尊严，不致使他感到难堪，不致对我们再存怨恨和戒心，这样他所答应的条件就不致反悔。”
二、帮助蒋介石重建领袖权威，领导全国抗战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
至此，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1930年6月21日，年仅31岁的张学良就被时任全国海陆空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封为全国海陆空军副司令员，成为仅次于蒋介石的中国第二号军事强人。
同时，张学良也不负蒋介石所望。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大举入关之后，整个战局发生逆转。
原本处于劣势且险些被阎锡山和冯玉祥给活捉的蒋介石转而占了上风。
蒋介石曾致函张学良，称“得友如兄，死无憾矣。”可以说，张学良在蒋介石“落魄”之时，如及时雨一般给予了莫大的帮助。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不仅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真正实现了排除异己、一家独大的局面。
然而，西安事变的爆发却使他的威信遭受严重打击。
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我栽了个大跟头，名誉地位统统完了。统帅走上这条末路，在人们心目中还有什么份量?”张学良在设计委员会上也曾说：“他是领袖，有领袖的人格，有可靠的信条，有崇高的尊严......我们说抓就把他抓起来，说放就放！他一走了事，他还成什么领袖？这还成什么体统?这叫他以后怎么见人，怎么办事？”
西安事变对蒋介石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背负国仇家恨的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逼蒋抗日，而不是杀害领袖、抢班夺位。
所以，“我打算亲自送他到南京。我这一着是抓他的心，比你们想得高。这次事变，给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
张学良此举，就是要把蒋介石这尊被自己扳倒的“泥菩萨”再亲手扶起来，使得西安事变的结果和初衷能够一致，以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
三、澄清国内外舆论，亲证自身清白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国际舆论波涛汹涌般涌向西安。
张学良在一片谴责声中备受压力。
在国内，“事变”发生后，国内舆论并没有出现张学良和杨虎城之前所预想的那样，都是支持的态度。
与之相反，更多的则是一片谴责、谩骂之声。
《大公报》刊文，将“西安事变”定性为“叛变”；北平各大学校长、教授纷纷联名谴责、讨伐张学良，称张学良此举“名为抗敌，实则自毁长城。”
南京方面，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封闭消息、隐瞒真相，企图进逼西安。
这时的张学良对来自于国内的误解与指责感到非常苦恼。
他需要一个机会澄清事实，进而“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怪话”。
在国际上，虽然各国都有自己小算盘要打，但出乎意料的是，国际舆论竟与国内舆论如出一辙。
美、英、苏等国都从自身利益出发，谴责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蒋介石的行为。
而这其中，最令张学良意想不到的却是苏联的态度。
出于民族利己主义的考虑，苏联竭力拉拢蒋介石，以确保其在远东的利益。
在不清楚事实的情况下，指责张学良与杨虎城扣押蒋介石的这一行为“其目的乃是阻止中国之统一，破坏日益高涨的人民抗日运动，助日本使中国分裂”。
与此同时，斯大林也认为，虽然蒋介石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却是中国唯一一个有能力可以领导全国抗日的领袖。不仅如此，苏联还违背事实的将张学良与“亲日派”大汉奸汪精卫捆绑在一起。
据张学良的秘书高崇民回忆：“这是当时张学良最恼火的一件事情。”背负多年“不抵抗将军”之污名的张学良决没有桓温那样“不能流芳百世，亦必遗臭万年”的想法，被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
宋美玲曾对蒋介石说道：“他（张学良）不要钱，不要地盘，要的是牺牲。”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采访时曾说：“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闹到何种地步......”
可见，亲送蒋介石回南京一事是张学良从大局出发，综合国际、国内各种因素而做出的重要决定，并非一时的意气用事，也非多此一举。
虽然，张学良此举在当时为很多人不解，但事实证明，它作为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必要环节，为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请大家多多点赞谢谢大家了！
因为张学良搞西安事变就是“兵谏”，既然是“谏”而不是意图造反割据，自然就需要送 蒋公回京，让 蒋公有台阶可下。而张也做好了被严惩的初步心理准备。不过张还是认为一旦全面抗战爆发， 蒋公作为领袖会让他参与到抗战洪流之中；同时，为了自保，张学良扣留了一些 蒋公的“公私函件”。而 蒋公耍手段将张手上掌握的“黑料”骗到手，即翻脸无限期扣押，张学良颇受打击，中秋节酒后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并吐真言：【你们不要以西安事变责我，西安事变是我要领袖成为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人物。假使没有我张学良，领袖是不能平安返京】。
七七前后，各方都在呼吁释放张学良，团结御外。在7月初，戴笠奉 蒋公之命来讨还“被扣材料”。张学良以为这是将其释放的信号，配合将材料交出，然后上亲笔信。不料 蒋公之后就翻脸了，拘押更紧，张感到为 蒋公所骗，颇为失望，随后重病。
7月8日，戴笠给负责看守张学良的刘乙光发电，让其转呈张学良，内称：
晚于东日（【按】1日）抵牯岭寓柏林路卅一号。奉委座谕转达副座速将前扣留取去之重要文件如数检还，特电奉呈，如何乞即示复。晚戴笠叩。
可见，戴笠奉 蒋公命令，要求张学良交出其在西安事变中扣留的“重要文件”。
7月16日，戴笠再次给负责看守张学良的刘乙光发电，让其转呈张学良，内称：
佳（【按】9日）电早已奉悉。因华北情势紧张，昼夜纷忙，致迟奉复，甚歉。兹遵派郑介民同志送四小姐前来面商查取委座文件事宜。因《对日作战计划》、《国防部组织草案》及其它公私函电等均为委座急须取回之件也。晚戴笠叩。铣。
注意和上一封电报比，戴笠很巧妙的把要张交回的材料从“重要文件”扩大到“公私函电”，不知道传说中的“铣电”原件是否也在这一次被收缴。
7月18日，张学良在交出材料后，给 蒋公写亲笔信，要求参加抗日，“任何职务、任何阶级，皆所不辞”。
不过在张学良交出材料后， 蒋公非但没有释放张学良，反而在９月初下令除负责者外，不许卫兵及监视人员接近张学良，对张学良的监视反而加码。
9月27日，戴笠向 蒋公报告了张学良中秋节酒后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情况：
顷接溪口刘乙光函称，旧历中秋节张汉卿在妙高台饮酒大醉，兴奋异常。于回招待所途中高歌《义勇军进行曲》，狂呼“打倒法西斯蒂帝国主义！拥护领袖抗战到底！国民党万岁！领袖万岁！”等口号，并说“你们不要以西安事变责我，西安事变是我要领袖成为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人物。假使没有我张学良，领袖是不能平安返京”等语。查张氏近似深感苦闷，修养工夫仍殊欠缺。日前宋部长于崑山回沪之途中，曾语生云，委座已允汉卿回京，并予以位置等情。谨闻。生笠叩。感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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