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主要是伦理学，经过伦理学教育后，科举考试选出的进士们为什么就可以治国?
这的确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道出了很多人对儒家学说与古代中国政治体制之间关系的一个核心疑惑。简单来说，儒家学说的“伦理学”并非狭隘的个人道德修养，而是包含了一整套关于社会秩序、君臣关系、家国一体的政治哲学思想。经过这种教育洗礼的进士们，被认为具备了统治和治理国家的“德性”与“能力”。
下面我来详细梳理一下这个逻辑链条：
一、 儒家伦理学为何成为治国之本？
首先，要理解儒家思想的核心，并不是单纯的“人怎么做个好人”，而是“如何建立一个有序、和谐、稳定的社会”。孔子和孟子等先贤的思想，虽然以“仁”、“义”、“礼”、“智”、“信”等个人品德为出发点，但这些品德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
1. 人伦是社会秩序的基石： 儒家认为，社会是由无数个“家”组成的。家庭中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伦理关系，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和秩序。如果家庭内部能够和谐，那么这种和谐的精神就能推己及人，扩展到国家层面，形成君仁臣忠、民敬官爱等更广泛的社会关系。所以，从“孝”和“悌”出发，可以推导出“忠”和“敬”。
2. “德治”理念： 儒家强调“德治”，认为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是治国的根本。一个君主如果能“修身”以德服人，那么他的臣民就会心悦诚服地追随，国家自然就能安定。科举考试选拔的进士，正是被认为具备了较高的道德修养和对儒家伦理的深刻理解，他们被寄予了成为“仁君”或“贤臣”的希望，能够以身作则，感化民众。
3. 礼仪制度与社会规范： 儒家学说中的“礼”不仅仅是餐桌上的礼节，更是一整套社会规范、政治制度和道德准则。它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妻、兄弟等各种社会关系的行为模式和责任义务。懂得“礼”的人，才能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辨明是非，遵守规矩，维持秩序。科举考试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些“礼”的考核，确保选拔出来的人能够理解并维护现有的社会政治架构。
4. “道统”的传承： 儒家学说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道统”的传承。通过教育，将先贤的思想、政治智慧、治国理念传递给下一代。成为进士，意味着成为了这个“道统”的继承者，被认为能够理解国家的根本大法和长远发展方向。
二、 科举考试如何确保进士能治国？
科举考试的设计，正是为了从亿万读书人中挑选出最符合“治国”标准的人才。虽然考的是“伦理学”为核心的儒家经典，但这背后蕴含着对治国能力的层层考察：
1. 经典研读是“案例分析”： 儒家经典，如《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合称“五经”），以及后来的“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并非只是枯燥的道德说教。它们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事件、人物评价、政治制度、外交策略、经济政策等内容。读书人需要通过对这些经典的深入研读和理解，掌握“古之圣贤”是如何处理国家大事的。这本质上是一种对历史经验和政治智慧的“案例分析”。
2. 策论是“施政方案”： 科举考试后期逐渐成熟的“策论”（或称“时务策”），是进士们展示治国能力最直接的环节。考生需要针对当时国家面临的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等具体问题，运用儒家思想和经典所阐释的道理，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例如，如何赈济灾民、如何整顿吏治、如何应对边患、如何发展农业等等。出色的策论，需要展现出考生对国情的了解、对儒家原则的运用能力，以及逻辑清晰、条理分明的论述能力。这与现代社会选拔人才需要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相通的。
3. 对“人”的理解与选择： 儒家强调“选贤与能”。科举考试通过考察士人的学识和见解，也在一定程度上考察他们的品德和性情。虽然不能绝对保证，但经过长期系统儒家教育的人，通常被认为更懂得“忠君”、“爱民”、“体恤民情”等道理。一旦他们进入仕途，更容易被引导去践行这些理念。
4. “天下为公”的价值取向： 儒家思想强调“天下为公”，鼓励士人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下。虽然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许多变数，但这种价值导向是古代统治者希望通过教育来培养的。被选拔出来的进士，被认为是认同并愿意为“公”而奋斗的人。
三、 进士的治国路径与局限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模式的局限性：
重文轻武的倾向： 儒家学说更侧重于政治、伦理和文化，对军事、科技、经济等领域的关注相对较少。这导致古代中国在某些时期出现了“重文轻武”的情况，对国家在军事和科技发展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儒家思想是高度理想化的，而实际治国则充满了复杂性和矛盾。一些进士可能在理论上头头是道，但在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时，却显得力不从心。
僵化与保守的风险： 如果对儒家经典的解读过于刻板，而缺乏创新和批判精神，那么整个政治体系就可能变得僵化和保守，难以适应时代的变化。
总结来说：
古代中国通过科举考试选拔进士，并不是因为他们仅仅是“伦理学”的学习者，而是因为儒家学说本身就包含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哲学和治理理念。这种教育被认为是培养了士人成为有道德、懂规矩、有见识的统治者和管理者。科举考试通过对儒家经典的深入理解和策论的考察，旨在选拔出那些能够将“修身”所得应用于“治国”实践的人才。他们被视为国家政治肌体的“神经系统”和“大脑”，依靠对这套思想体系的掌握来维持国家的运转和发展。
下面我来详细梳理一下这个逻辑链条：
一、 儒家伦理学为何成为治国之本？
首先，要理解儒家思想的核心，并不是单纯的“人怎么做个好人”，而是“如何建立一个有序、和谐、稳定的社会”。孔子和孟子等先贤的思想，虽然以“仁”、“义”、“礼”、“智”、“信”等个人品德为出发点，但这些品德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
1. 人伦是社会秩序的基石： 儒家认为，社会是由无数个“家”组成的。家庭中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伦理关系，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和秩序。如果家庭内部能够和谐，那么这种和谐的精神就能推己及人，扩展到国家层面，形成君仁臣忠、民敬官爱等更广泛的社会关系。所以，从“孝”和“悌”出发，可以推导出“忠”和“敬”。
2. “德治”理念： 儒家强调“德治”，认为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是治国的根本。一个君主如果能“修身”以德服人，那么他的臣民就会心悦诚服地追随，国家自然就能安定。科举考试选拔的进士，正是被认为具备了较高的道德修养和对儒家伦理的深刻理解，他们被寄予了成为“仁君”或“贤臣”的希望，能够以身作则，感化民众。
3. 礼仪制度与社会规范： 儒家学说中的“礼”不仅仅是餐桌上的礼节，更是一整套社会规范、政治制度和道德准则。它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妻、兄弟等各种社会关系的行为模式和责任义务。懂得“礼”的人，才能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辨明是非，遵守规矩，维持秩序。科举考试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些“礼”的考核，确保选拔出来的人能够理解并维护现有的社会政治架构。
4. “道统”的传承： 儒家学说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道统”的传承。通过教育，将先贤的思想、政治智慧、治国理念传递给下一代。成为进士，意味着成为了这个“道统”的继承者，被认为能够理解国家的根本大法和长远发展方向。
二、 科举考试如何确保进士能治国？
科举考试的设计，正是为了从亿万读书人中挑选出最符合“治国”标准的人才。虽然考的是“伦理学”为核心的儒家经典，但这背后蕴含着对治国能力的层层考察：
1. 经典研读是“案例分析”： 儒家经典，如《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合称“五经”），以及后来的“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并非只是枯燥的道德说教。它们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事件、人物评价、政治制度、外交策略、经济政策等内容。读书人需要通过对这些经典的深入研读和理解，掌握“古之圣贤”是如何处理国家大事的。这本质上是一种对历史经验和政治智慧的“案例分析”。
2. 策论是“施政方案”： 科举考试后期逐渐成熟的“策论”（或称“时务策”），是进士们展示治国能力最直接的环节。考生需要针对当时国家面临的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等具体问题，运用儒家思想和经典所阐释的道理，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例如，如何赈济灾民、如何整顿吏治、如何应对边患、如何发展农业等等。出色的策论，需要展现出考生对国情的了解、对儒家原则的运用能力，以及逻辑清晰、条理分明的论述能力。这与现代社会选拔人才需要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相通的。
3. 对“人”的理解与选择： 儒家强调“选贤与能”。科举考试通过考察士人的学识和见解，也在一定程度上考察他们的品德和性情。虽然不能绝对保证，但经过长期系统儒家教育的人，通常被认为更懂得“忠君”、“爱民”、“体恤民情”等道理。一旦他们进入仕途，更容易被引导去践行这些理念。
4. “天下为公”的价值取向： 儒家思想强调“天下为公”，鼓励士人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下。虽然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许多变数，但这种价值导向是古代统治者希望通过教育来培养的。被选拔出来的进士，被认为是认同并愿意为“公”而奋斗的人。
三、 进士的治国路径与局限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模式的局限性：
重文轻武的倾向： 儒家学说更侧重于政治、伦理和文化，对军事、科技、经济等领域的关注相对较少。这导致古代中国在某些时期出现了“重文轻武”的情况，对国家在军事和科技发展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儒家思想是高度理想化的，而实际治国则充满了复杂性和矛盾。一些进士可能在理论上头头是道，但在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时，却显得力不从心。
僵化与保守的风险： 如果对儒家经典的解读过于刻板，而缺乏创新和批判精神，那么整个政治体系就可能变得僵化和保守，难以适应时代的变化。
总结来说：
古代中国通过科举考试选拔进士，并不是因为他们仅仅是“伦理学”的学习者，而是因为儒家学说本身就包含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哲学和治理理念。这种教育被认为是培养了士人成为有道德、懂规矩、有见识的统治者和管理者。科举考试通过对儒家经典的深入理解和策论的考察，旨在选拔出那些能够将“修身”所得应用于“治国”实践的人才。他们被视为国家政治肌体的“神经系统”和“大脑”，依靠对这套思想体系的掌握来维持国家的运转和发展。
网友意见
一个有坚定党性的文盲和一个精明的反动派，你觉得谁危害更大？
文盲可以学文化，蒋介石可以投身革命吗?
更何况考进士有策论科目的，学子们也会关注国事。另外基本上能考上进士的都是有家学渊源的，要么就是百年难遇的天才。最后进士是学历不是官职，有职场实习考核期。
所以中国两千年进步不大啊。
儒家学说浪费了中国两千年来的天才的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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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的确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道出了很多人对儒家学说与古代中国政治体制之间关系的一个核心疑惑。简单来说，儒家学说的“伦理学”并非狭隘的个人道德修养，而是包含了一整套关于社会秩序、君臣关系、家国一体的政治哲学思想。经过这种教育洗礼的进士们，被认为具备了统治和治理国家的“德性”与“能力”。下面我来详细梳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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