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诸葛亮在历史上有无战胜曹魏的可能?

回答
诸葛亮能否战胜曹魏,这个问题,就像是在问一场未曾上演的戏剧,充满了“如果”和“假设”。历史的洪流,是无数偶然与必然交织的结果,我们作为后人,只能站在岸边,看着他留下的残迹,试图拼凑出那未曾实现的画面。

首先,我们得承认,从整体国力上看,曹魏在诸葛亮活跃的那个时期,确实占据着绝对优势。 曹操统一北方后,其统治下的中原地区,人口基数、经济基础、军事力量,都远非疲敝不堪、四分五裂的蜀汉所能比拟。曹魏政权稳定,兵员充足,粮草供应相对充沛,整体国力犹如一头蓄势待发的巨龙。

而蜀汉呢?诸葛亮接手的,是一个“危乎其危”的烂摊子。汉室宗亲刘备,虽然有仁德之名,但其势力起初 apenas 寄居在荆州,后来又经历了长坂坡之败、夷陵之战的惨痛损失,地盘狭小,人口稀少,经济凋敝。诸葛亮苦心经营,北定南中,开发益州,才勉强支撑起一个能够与曹魏抗衡的“偏安一隅”的国家。

那么,在这样的先天劣势下,诸葛亮有没有可能战胜曹魏呢?这需要从几个关键的方面来审视:

一、 诸葛亮的战略设想与实施:

诸葛亮北伐的战略核心,是“隆中对”中提出的“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治军旅,然后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出子午,命一上将将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顺命,则霸王之道可成也。”

这个战略的精髓在于:

两路并进,以期牵制。 荆州和益州,作为战略支点,如果能够同时出兵,就能在战略上对曹魏形成两面夹击的态势,迫使曹魏分兵应对,从而增加其防守的难度。
利用地理优势。 荆州的子午谷,秦川的关中,都是天然的军事要地,能够为蜀汉的进攻提供便利。
抓住时机。 战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天下有变”。

问题就出在“荆州”这条线上。 随着关羽大意失荆州,蜀汉失去了战略纵深,也失去了与东吴合作的基石。这使得诸葛亮的北伐,不得不集中于益州一地,变成了“孤军深入”的局面。

二、 军事才能与战场胜负:

在军事上,诸葛亮无疑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他擅长谋略,精于治军,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他指挥的诸次北伐,虽然最终未能达成战略目标,但在战场上,他多次取得了局部胜利,例如:

祁山之战的初捷: 诸葛亮首次北伐,利用司马懿的轻敌,大败魏军,斩杀其将领,一度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街亭之战的失利及其影响: 虽然街亭之战因马谡的刚愎自用而失利,导致了第一次北伐的失败,但诸葛亮迅速调整策略,从容撤兵,保全了蜀汉的主力。
五丈原的对峙: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次北伐中,诸葛亮与司马懿在五丈原长期对峙。尽管蜀汉在后勤上处于劣势,但诸葛亮以其高超的防御能力和对魏军的心理战,成功地抵挡住了司马懿的进攻,甚至一度逼得司马懿不敢出战。

从局部战役来看,诸葛亮并非没有战胜曹魏军队的可能。 如果能够克服后勤瓶颈,或者在某些关键时刻抓住魏军的破绽,理论上是存在赢得决定性战役的缝隙的。

三、 关键的制约因素:

然而,制约诸葛亮战胜曹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且这些因素往往是相互关联、相互强化的:

后勤补给的巨大压力: 益州地处偏僻,山川阻隔,出川作战,后勤补给是最大的难题。蜀军的粮草、兵员、装备,都必须从蜀地千里迢迢运送,一旦遭遇天气、地形或敌人阻碍,后果不堪设想。诸葛亮每次北伐,都面临着“粮尽则退”的尴尬境地。这不仅仅是运力问题,更是整个蜀汉国力不足的体现。
兵力上的悬殊差距: 即使诸葛亮能打败魏军的一部分,但曹魏拥有源源不断的兵力补充。而蜀汉每次北伐,都几乎是倾全国之力,一旦损耗过大,就难以恢复。这种此消彼长的态势,使得蜀汉的每次反击都显得尤为艰难。
地理上的限制: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句诗并非虚言。无论是出兵还是退兵,蜀军都必须经过艰险的栈道和山路,这无疑增加了军事行动的难度和风险。
人才的匮乏: 尽管诸葛亮有“卧龙”、“凤雏”等名将,但与曹魏相比,蜀汉的人才储备终究是有限的。特别是在大将方面,随着关羽、张飞、黄忠、马超等人的离世,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将越来越少,诸葛亮也因此需要亲临一线,事必躬亲,这也进一步消耗了他的精力。
东吴的态度: “孙刘联盟”是诸葛亮“隆中对”战略的重要一环。但东吴自守有余,进攻不足,而且其战略利益与蜀汉并不完全一致。一旦东吴在关键时刻未能配合,甚至与魏国有所勾结,都会使得诸葛亮的战略部署大受影响。夷陵之战后,孙刘联盟名存实亡,诸葛亮的北伐便失去了东吴的战略配合,更是孤立无援。
内部的稳定: 蜀汉虽然相对稳定,但其经济和人口的基数决定了其战略承受能力非常有限。任何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可能对国内造成巨大的压力,影响社会稳定。

四、 历史的“如果”: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诸葛亮才有可能战胜曹魏呢?

关羽未失荆州: 如果关羽能够守住荆州,并且孙刘联盟能够维持,诸葛亮就可以实现“隆中对”的战略构想,从荆州和益州同时出兵,对曹魏形成战略合围。
魏延的子午谷奇谋成功: 尽管史书对魏延的子午谷奇谋评价不一,但如果当时能够采纳,并且执行得当,在魏国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有可能出奇制胜,直捣关中,那样对整个战局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魏国发生大的内乱或天灾: 如果曹魏内部发生严重的政治动荡,或者出现大规模的饥荒、瘟疫,导致其国力大幅削弱,这将会给诸葛亮提供绝佳的北伐机会。
诸葛亮能够获得更充足的资源: 如果能够有更强大的经济和人口基础作为支撑,诸葛亮在后勤和兵员上的劣势将会大大缓解,从而能够进行更持久、更大规模的作战。

结论:

综合来看,诸葛亮在历史上的确不具备“战胜”曹魏的明显优势。 他的北伐,更像是一场以弱胜强的绝地反击,是一种在国力极度悬殊下的战略突围。他尽其所能,利用自己超凡的智慧和坚韧的毅力,在艰难的条件下,数次对曹魏发起挑战,并取得了部分胜利,给曹魏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甚至一度令其统治者寝食难安。

然而,“战胜”的定义,往往是指颠覆其政权,统一天下。 从这个意义上说,诸葛亮在历史的局限下,是未能实现这一目标的。他的功绩,更多地体现在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以及其卓越的治国理政能力,为蜀汉维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并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传奇。

要说诸葛亮是否“有可能”战胜曹魏,我们只能说,历史的齿轮没有给他足够的机会,也没有让他遇到最完美的条件。他所能做到的,是在绝望中创造希望,在劣势中争取尊严,这本身,已经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他就像一个站在悬崖边的战士,用尽全力挥舞手中的长剑,虽然最终未能将对手推下深渊,但他的勇猛和不屈,已经足以让后人铭记。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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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老师 全篇写的都很野鸡了,底下贴的唐长孺,万绳楠,很严重怀疑不会就贴个名字吧。

首先就是基本的治史素养,历史有推断是很正常的,但在推断上再做的推断基本就是空中楼阁,很基本的治史常识还是希望曲老师先去了解下。隐匿人口叫隐匿人口,就是因为户籍不载。据此还能推断出甚么隐匿人口比例最大更是笑话中的笑话了。事实上三国人口乃至整个魏晋南北朝户籍都很难推断了。

异族编户是与汉族同籍么?杂户与编户同籍么?士家在曹魏分籍,其他国家的有确切可证么?屯田客数量如何?“注籍家”的依附民是计算进国家人口里的么?甚至都未必是政府对户籍的控制复杂,有学者提出仅仅是不同史籍的统计方法不同,不知道曲老师有没有什么大作考证了,曲老师麻烦来解惑解惑了。

“蜀汉亡国时所显示的94万口,并没有包括之前被曹魏攻占的汉中的账面户口,拥有近百万人口的南中(云南及贵州一部)的户口也并不纳入统计。”这句话也很神奇了,为什么不包括汉中人口?南中人口不纳入统计又是出自什么书?

“曹操所谓的打击豪强,不过是站在庶族地主的立场上对士族进行了一定的打压。”

这句话也很神奇了,打击豪强就打击豪强了,还站什么立场对什么进行了一定的打压?客观讲不管什么立场,按诸传的“抑强扶弱”中的强也只是指当地富室豪强,弱也很明确是指“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的底层了。政治是政治,经济归经济,曲老师不会是压根不懂其中区别吧。至于曹丕九品这种问题也是老掉牙的问题了。曹丕是集权皇帝,很简单的道理。

“更接近基层的寒族拥有庞大的数量,比起士族要掌握更多的土地和田地,是最广泛的土地兼并者。”

这句话就更神奇了,汉末大乱后“皆为公田”“土广民稀,中地未垦”,人都死得差不多了,硬要说还有啥土地兼并问题?

其实普遍学者观点都认为土地兼并在三国时期是次要矛盾了。甚至在我眼里看来都未必是三国社会严重弊端之一,按整本三国志,除去袁氏于河北汝南等地纵容豪强造成“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更相扇动,往往棋跱”类似的情形,在整本三国志唯一提到的土地兼并仅在仓慈传有“旧大族田地有馀,而小民无立锥之土”的说法,还是因为“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至仓慈到任后就得到改善。跟两汉从汉文帝时贾谊就陈疏兼并问题一直喊到汉末大约几十上百处提到土地兼并还是对比挺鲜明的。

还有一证就是根据《临泽晋简》,按晋初一家非官非豪富的争讼内容,一户有田一百二十亩以上,亦可证魏晋时期土地兼并并不严重。跟汉简出土普遍贫民大约仅有田数十亩普遍不满百亩差别很大的。

当然不可能说不存在这种情况,只能说是和两汉这种现象级的社会问题差距依旧很大。所以我也不是太懂曲老师花式写了一堆莫名其妙的来了句土地兼并是什么情况。曹魏土地兼并很严重么?

之后晋朝部分就更神奇了,事实上根据晋简的描述“会皆民盛,论列黄籍”的时间远早于平吴后制的课田制。说晋人口暴增因为课田本身就很奇怪。就像我之前说的,完全有可能就是不同史书统计人口方式不同吧。甚至占田本身究竟是限田还是授田或是非授非限,本身受限于史料根本得不出结论,学界争议本身就很大。就仅以限田论而言,唐长孺先生已经指出西晋限田的效果相当不佳。

话说曲老师到底想表达占田本身到底是限田还是授田呀?怎么一会儿又来个“交给底层百姓”?

客观来说,在学界普遍认为占田制是鼓励农民开荒,而不是将已经开垦过的熟田授予吧?很明显的一个论据就是傅玄上疏:“自顷以来,日增田顷亩之课”问问曲老师看不看得懂这句话?

以此得出:“西晋王朝得以将大量被兼并的土地清查出来,交给底层百姓”这种神奇论点也很佩服了。

之后曲老师写的一大堆更令我佩服了。要讲屯田,可很遗憾不知道为啥不讲讲民屯,毕竟按统计民屯在各地的数量明显比军屯比重高。又很神奇地从民屯跳到士家了。

首先必须要强调下了,唐长孺先生以数千字揭露士家制的残酷,这很体现前辈的史学功底和素养,比知乎er到处寻章摘句的本事如萤烛比皓月了。但是,先生写的终究稍有疏漏,略加辨析。

第一.如高敏先生所说,魏晋士家地位的低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而非自曹操建立之初地位便很低。

自曹操建立之初的军队集团核心为曹氏宗亲的援助以及招募所得以及青州黄巾这类为主干,此时不会也不可能兵士地位极低,否则豪强也不可能将亲戚部曲迁至曹操控制之下质任,除非他们有m倾向。

此后由于曹操军队组成多由豪强宾客,部曲及降虏,这些由豪强依附民转化为的兵士,自然不可能地位高,所以士家地位开始低落,但要提到的是,这里无论是从法律等多角度,都无法说明兵士地位已经接近残酷的地步。按建安七年令:“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从抚恤的角度来讲不算刻薄,既有“授土田”之语,那此时的兵士家庭也显然是不从事屯田的。(屯田耕种的是国有土地,授土田显然是封建土地私有制的范畴)

在曹操之后,士家地位的低落显然加速,此处不再叙述。但还有几点值得探讨,一是是否所有军士地位都很低?我持否认态度。

论据其一为青州兵在建安、延康之交“擅击鼓相引去”,贾逵尚采取“为作长檄,告所在给其廪食。”

其二按魏略:“司马宣王在长安立军市,而军中吏士多侵侮县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发怒召军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时长安典农与斐共坐,以为斐宜谢,乃私推筑斐。斐不肯谢,良久乃曰:"斐意观明公受分陕之任,乃欲一齐众庶,必非有所左右也。”颜斐提到要“齐众庶”,显然军士侵犯县民不属于“齐众庶”,而是地位有差,亦可证一部分军士确实地位并不底下。考此两处军士之跋扈,或许是曹操早年从自由民招募所得世代沿袭下来,与其他大部分由依附民转化而来的不同。

另外士籍是否是只能与士籍同婚?史无明文。“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乃上书谏曰:“臣伏见诏书,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录夺,以配战士,斯诚权时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这一段有“听以生口自赎”“听得以生口年纪、颜色与妻相当者自代”的说法,倒更像是临时之诏采取的补救措施。即明帝此时方下诏书要求士籍不得与士籍之外通婚。

另外相反的例子倒是不少,“琰女亦有才淑, 为求贤夫。时有兵家子甚俊,济欲妻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见之。」”从这一段看,钟琰并未直接拒绝,相反表示要考虑考虑兵家子。如若法律规定士家不得与编户通婚,显然并不可能。

之后继续看曲老师发挥,曲老师又来了个实际全是农奴的操作,还是很强悍的,搞得好像曹魏军队全是种田的一样。另外曹操施行世兵制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世兵制能有效提高军队的素质与战斗力,这点中国军事通史等军事史权威著作也都明确过结论。曲老师还特地莫名其妙举了个诸葛恪的例子,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先不说军队胜败都很正常,目送吴军离去是什么情况

“帝乃敕钦督锐卒趋合榆,要其归路,俭帅诸将以为后继。恪惧而遁,钦逆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

至于坐视攻城什么的,客观讲合肥对于魏后期是属于可以战略放弃的存在,这点在宋杰的书里有提到,甚至已经放弃了几次了。

另外客观讲,曹魏纵容豪强没啥史料的,倒是诸葛亮有以羸弱配南中大姓,朱绍侯先生认为这是此后南中屡叛的原因,周一良,黎虎等学者也对此进行过剖析,认为是诸葛亮拉拢,妥协的一面。唐长孺先生认为诸葛亮纵容法正是妥协豪强的一面。(当然其实我不是太赞同)

很期待曲老师的户籍大作了,客观讲看过几本人口史写的我觉得都挺糟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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