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应对夷陵之战承担怎样的责任？
诸葛亮在夷陵之战中承担的责任是一个复杂且备受争议的话题。尽管他并未亲临前线指挥，但作为蜀汉丞相，他负有战略规划、资源调配以及最终决策的重大责任。要详细讲述诸葛亮的责任，需要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分析：
一、 战略决策层面
1. 对吴国战略意图的判断失误：
“联吴抗曹”政策的过时与僵化： 诸葛亮一生奉行“联吴抗曹”的国策，这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下的正确选择。然而，在刘备亲自伐吴之前，孙权已经对蜀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诸葛亮未能及时察觉到孙权从“盟友”转变为“敌人”的根本性转变，对吴国的战略意图判断存在迟滞。
误判吴国不会主动进攻： 在刘备出兵伐吴的决策过程中，虽然有史料记载诸葛亮曾提出异议，但其核心意见似乎更多是担忧蜀汉国力不足以同时对抗曹魏和东吴，而不是直接劝阻刘备伐吴。这反映了他可能低估了孙权的决心和吴军的实力，认为吴国在遭受曹操进攻时，不会主动对蜀汉发起大规模攻势。然而，事实证明，孙权抓住刘备亲征的空档，派兵占据了蜀汉的许多要地，并最终发动了夷陵之战的反击。
2. 对刘备伐吴策略的间接影响：
未能有效制衡刘备的个人意愿： 夷陵之战的直接导火索是关羽失荆州，刘备因此勃然大怒，决心御驾亲征，一雪前耻。作为丞相，诸葛亮肩负着辅佐君主的责任。尽管他可能理解刘备的情绪，但他未能有效运用其政治智慧和影响力，去说服刘备采取更稳妥、更具战略性的方式来应对吴国，例如通过外交手段、暂避锋芒或集中力量对付曹魏等。
对“攻取东吴”战略的默认或不坚决反对： 虽然正史中关于诸葛亮是否直接参与了伐吴战略的制定存疑，但作为丞相，对于国家重大军事行动，他不可能完全不知情。如果他认为刘备的伐吴策略是错误的，他应当以更坚决的态度提出反对意见，甚至通过其他方式来影响决策。在一些史料（如《三国志·诸葛亮传》引《魏略》等）中提到诸葛亮曾对刘备伐吴表达过“吴，虎狼之国，不可信也”的担忧，但似乎未能完全阻止刘备的行动。这可能说明他在劝谏时不够强硬，或者被刘备的决心压倒。
二、 资源调配与后勤保障层面
1. 后方稳定与防御的责任：
未能为刘备的远征提供足够有力的后盾： 诸葛亮坐镇后方，负责蜀汉的内政和后勤。刘备亲征，相当于将国家的最精锐力量几乎全部带走。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后方的稳定，并为前线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援。然而，夷陵之战的失利，在很大程度上也暴露了蜀汉后方支持的不足。
对后方防御的重视程度： 在刘备亲征期间，留守后方的重要任务是防御，尤其是防备可能来自曹魏的进攻。诸葛亮在后方留有部分兵力，并进行了防御部署。但鉴于蜀汉兵力单薄的现实，以及他未能预见到吴国会如此猛烈地反攻，后方的防御力量和准备可能存在不足。
2. 战争资源的调动与管理：
未能提供充足的补给： 夷陵之战是一场耗时较长且消耗巨大的战役。诸葛亮作为后方总管，对前线物资的调动负有责任。如果前线缺粮、缺器械等，那么诸葛亮的后勤保障工作就存在问题。虽然他尽力维持，但蜀汉本身的国力和经济基础有限，在长期作战中难以与东吴抗衡。
对前线部队状况的掌握： 诸葛亮作为丞相，也需要对前线部队的整体状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包括士气、装备、补给线等。虽然前线指挥官是刘备和各级将领，但诸葛亮作为战略层面的人物，也有责任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情况，并为刘备提供建议。
三、 战后重建与善后责任
1. 迅速收拾残局，稳定局势：
承担战败后的政治与军事责任： 夷陵之战的惨败对蜀汉是毁灭性的打击，不仅损失了大量兵力和人才，也严重削弱了蜀汉的国力。诸葛亮作为丞相，必须承担起收拾残局的重任，稳定朝野人心，重新部署防御，并评估战败的后果。
实施有效的补救措施： 在战败后，诸葛亮迅速赶往永安，稳定了刘备临终前的局面，并得到了刘禅的托孤。随后，他开始着手恢复蜀汉的国力，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
调整与东吴的关系： 诸葛亮立即派遣使者邓芝出使东吴，修补与孙权的盟约，重新确立了“联吴抗曹”的战略方向。这为蜀汉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避免了腹背受敌的危险。
加强内部建设： 他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发展生产，整顿吏治，增强军队实力，为后来的北伐奠定了基础。
吸取教训，调整战略： 夷陵之战的惨败使诸葛亮深刻认识到蜀汉国力的局限性，以及与东吴、曹魏作战的复杂性。这促使他更加谨慎地制定战略，更加注重稳固后方和积蓄力量。
总结诸葛亮的责任：
诸葛亮在夷陵之战中并非直接的决策者或指挥者，但作为蜀汉的二号人物和实际的政治军事领袖之一，他负有以下几方面的责任：
1. 战略判断的失误： 未能准确预判孙权的战略意图，对吴国实力和决心存在低估。
2. 对君主劝谏的不足： 可能未能用更强硬或更有效的方式劝阻刘备亲征，或者对伐吴的错误性认识不够深刻，导致无法改变刘备的最终决定。
3. 后方支持的责任： 虽然尽力而为，但后勤和兵力支持上的不足，也是战役失利的原因之一。
4. 战后的弥补与担当： 在战役失利后，他迅速承担起责任，采取了有效的措施稳定了蜀汉的局势，并成功地调整了国家战略，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
重要提示：
史料的局限性： 关于诸葛亮在刘备伐吴决策过程中的具体言行，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有些是间接的推测。例如，《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中记载，刘备“初，备欲发兵伐吴，亮谏曰：‘吴，虎狼之国，不可信也。且君意已决，臣不敢违命，但恐有损无益。’”这段记载表明诸葛亮是表达了担忧的，但其担忧的程度以及是否足以阻止刘备，则可以讨论。
君臣关系与权力结构： 即使诸葛亮有异议，刘备作为皇帝，拥有最终的决策权。在君主制的政治体制下，臣子的责任是在进谏之后，执行君主的命令。诸葛亮对刘备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他最终还是支持了刘备的决定。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定位： 诸葛亮一生的奉献精神是他最重要的标签。即使在夷陵之战中存在可以商榷之处，其在战后迅速恢复蜀汉国力并为北伐事业付出的巨大努力，也充分展现了他的卓越才能和责任担当。
总而言之，诸葛亮在夷陵之战中的责任并非孤立的，而是与刘备的决策、蜀汉的国情以及当时的国际关系紧密相连。他作为丞相，既承担了战略规划上的失误，也承担了后方支持的责任，更在战后展现了卓越的领导力和挽回危局的能力。
一、 战略决策层面
1. 对吴国战略意图的判断失误：
“联吴抗曹”政策的过时与僵化： 诸葛亮一生奉行“联吴抗曹”的国策，这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下的正确选择。然而，在刘备亲自伐吴之前，孙权已经对蜀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诸葛亮未能及时察觉到孙权从“盟友”转变为“敌人”的根本性转变，对吴国的战略意图判断存在迟滞。
误判吴国不会主动进攻： 在刘备出兵伐吴的决策过程中，虽然有史料记载诸葛亮曾提出异议，但其核心意见似乎更多是担忧蜀汉国力不足以同时对抗曹魏和东吴，而不是直接劝阻刘备伐吴。这反映了他可能低估了孙权的决心和吴军的实力，认为吴国在遭受曹操进攻时，不会主动对蜀汉发起大规模攻势。然而，事实证明，孙权抓住刘备亲征的空档，派兵占据了蜀汉的许多要地，并最终发动了夷陵之战的反击。
2. 对刘备伐吴策略的间接影响：
未能有效制衡刘备的个人意愿： 夷陵之战的直接导火索是关羽失荆州，刘备因此勃然大怒，决心御驾亲征，一雪前耻。作为丞相，诸葛亮肩负着辅佐君主的责任。尽管他可能理解刘备的情绪，但他未能有效运用其政治智慧和影响力，去说服刘备采取更稳妥、更具战略性的方式来应对吴国，例如通过外交手段、暂避锋芒或集中力量对付曹魏等。
对“攻取东吴”战略的默认或不坚决反对： 虽然正史中关于诸葛亮是否直接参与了伐吴战略的制定存疑，但作为丞相，对于国家重大军事行动，他不可能完全不知情。如果他认为刘备的伐吴策略是错误的，他应当以更坚决的态度提出反对意见，甚至通过其他方式来影响决策。在一些史料（如《三国志·诸葛亮传》引《魏略》等）中提到诸葛亮曾对刘备伐吴表达过“吴，虎狼之国，不可信也”的担忧，但似乎未能完全阻止刘备的行动。这可能说明他在劝谏时不够强硬，或者被刘备的决心压倒。
二、 资源调配与后勤保障层面
1. 后方稳定与防御的责任：
未能为刘备的远征提供足够有力的后盾： 诸葛亮坐镇后方，负责蜀汉的内政和后勤。刘备亲征，相当于将国家的最精锐力量几乎全部带走。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后方的稳定，并为前线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援。然而，夷陵之战的失利，在很大程度上也暴露了蜀汉后方支持的不足。
对后方防御的重视程度： 在刘备亲征期间，留守后方的重要任务是防御，尤其是防备可能来自曹魏的进攻。诸葛亮在后方留有部分兵力，并进行了防御部署。但鉴于蜀汉兵力单薄的现实，以及他未能预见到吴国会如此猛烈地反攻，后方的防御力量和准备可能存在不足。
2. 战争资源的调动与管理：
未能提供充足的补给： 夷陵之战是一场耗时较长且消耗巨大的战役。诸葛亮作为后方总管，对前线物资的调动负有责任。如果前线缺粮、缺器械等，那么诸葛亮的后勤保障工作就存在问题。虽然他尽力维持，但蜀汉本身的国力和经济基础有限，在长期作战中难以与东吴抗衡。
对前线部队状况的掌握： 诸葛亮作为丞相，也需要对前线部队的整体状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包括士气、装备、补给线等。虽然前线指挥官是刘备和各级将领，但诸葛亮作为战略层面的人物，也有责任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情况，并为刘备提供建议。
三、 战后重建与善后责任
1. 迅速收拾残局，稳定局势：
承担战败后的政治与军事责任： 夷陵之战的惨败对蜀汉是毁灭性的打击，不仅损失了大量兵力和人才，也严重削弱了蜀汉的国力。诸葛亮作为丞相，必须承担起收拾残局的重任，稳定朝野人心，重新部署防御，并评估战败的后果。
实施有效的补救措施： 在战败后，诸葛亮迅速赶往永安，稳定了刘备临终前的局面，并得到了刘禅的托孤。随后，他开始着手恢复蜀汉的国力，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
调整与东吴的关系： 诸葛亮立即派遣使者邓芝出使东吴，修补与孙权的盟约，重新确立了“联吴抗曹”的战略方向。这为蜀汉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避免了腹背受敌的危险。
加强内部建设： 他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发展生产，整顿吏治，增强军队实力，为后来的北伐奠定了基础。
吸取教训，调整战略： 夷陵之战的惨败使诸葛亮深刻认识到蜀汉国力的局限性，以及与东吴、曹魏作战的复杂性。这促使他更加谨慎地制定战略，更加注重稳固后方和积蓄力量。
总结诸葛亮的责任：
诸葛亮在夷陵之战中并非直接的决策者或指挥者，但作为蜀汉的二号人物和实际的政治军事领袖之一，他负有以下几方面的责任：
1. 战略判断的失误： 未能准确预判孙权的战略意图，对吴国实力和决心存在低估。
2. 对君主劝谏的不足： 可能未能用更强硬或更有效的方式劝阻刘备亲征，或者对伐吴的错误性认识不够深刻，导致无法改变刘备的最终决定。
3. 后方支持的责任： 虽然尽力而为，但后勤和兵力支持上的不足，也是战役失利的原因之一。
4. 战后的弥补与担当： 在战役失利后，他迅速承担起责任，采取了有效的措施稳定了蜀汉的局势，并成功地调整了国家战略，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
重要提示：
史料的局限性： 关于诸葛亮在刘备伐吴决策过程中的具体言行，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有些是间接的推测。例如，《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中记载，刘备“初，备欲发兵伐吴，亮谏曰：‘吴，虎狼之国，不可信也。且君意已决，臣不敢违命，但恐有损无益。’”这段记载表明诸葛亮是表达了担忧的，但其担忧的程度以及是否足以阻止刘备，则可以讨论。
君臣关系与权力结构： 即使诸葛亮有异议，刘备作为皇帝，拥有最终的决策权。在君主制的政治体制下，臣子的责任是在进谏之后，执行君主的命令。诸葛亮对刘备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他最终还是支持了刘备的决定。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定位： 诸葛亮一生的奉献精神是他最重要的标签。即使在夷陵之战中存在可以商榷之处，其在战后迅速恢复蜀汉国力并为北伐事业付出的巨大努力，也充分展现了他的卓越才能和责任担当。
总而言之，诸葛亮在夷陵之战中的责任并非孤立的，而是与刘备的决策、蜀汉的国情以及当时的国际关系紧密相连。他作为丞相，既承担了战略规划上的失误，也承担了后方支持的责任，更在战后展现了卓越的领导力和挽回危局的能力。
网友意见
我觉得没劝住刘备去打孙权，算是武侯职业生涯的一个遗憾吧。
问题1，劝了吗？劝了，这是一定的。尽管史料没有明确记载，但是季汉以隆中对为纲领，这种违背战略纲领的事情，在诸葛亮这样的战略家看来是要不得的，所以一定会劝。 ”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这句话也从侧面说明，他劝了，但力不从心。
问题2，劝住了吗？没有，事实在那里。
问题3，力劝了吗？没有，这也是一定的。
没有的原因1，孙权不想和刘备大动干戈，派出的外交官是诸葛瑾。直接牵扯到家事，不好劝。劝过了是僭越，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品格清高的人，国事家事必须分的很清。刘备对诸葛瑾的劝说很愤怒，那么你是帮主公说话还是帮哥哥说话？本身就很难办。
没有的原因2，如果真是要死要活的那种力劝，主公不听我的我就死给你看，正史一定有记载，没记载肯定就是没这样。况且武侯这种人，理智当先，肯定不是这样的冲动分子。
没有的原因3，诸葛亮当时的职位是，总政负责人，军事参谋。军事上你可以给意见，但是做决策的是刘备，刘备打孙权，除了给关羽报仇，也有想抢回荆州的意思。当时诸葛亮的位置，即使力劝，也不一定能拦住刘备。诸葛亮觉得打孙权不是时机，违反战略，但是从刘备的发兵意图，道义上劝不住，目的上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此没有足够的理由让他力劝。
没有的原因4，刘备此前打下了荆州3郡，打下了益州，汉中打跑了曹操，信心爆棚，可不是隆中对的时候了。一个武将信心爆棚的时候，一个文官想劝住是很难的，诸葛亮很明白。
没有的原因5，他没想到会输的这么惨。武侯的战略眼光，肯定知道是打不动的，即使能局部获胜，刘备那2把刷子能把东吴灭了？开玩笑。最可能的结果是，打1-2年战略相持，无利益放弃。如果可以开天眼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他一定会死劝。
没有的原因6，个人猜测， ”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这句话的意思本身就不是说法正在了就能劝住刘备，后面也说了，劝不住也不至于输这么惨。这句话的意思，我个人理解是，法正要在，他和法正可以一起劝。作为刘备集团的2个最高军事参谋，一起劝有可能劝住的，他自己结合上面多种原因，基本劝不住。所以某些网文理解，这句话是刘备重视法正不重视诸葛亮，或者法正地位比诸葛亮高，纯心扯淡。
最后，结论，没有力劝的动机，劝住很难，劝不住正常，没劝住略有遗憾。至于打了败仗，武侯表示，这锅俺不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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