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也曾多次爆发鼠疫，却没有留下像欧洲对黑死病那样的深刻历史记忆？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触及到历史记忆、文化传承以及社会结构等多个层面。中国确实经历过多次鼠疫，但与欧洲对黑死病的刻骨铭心相比，似乎留下的印记要淡一些。这并非说中国人民不在乎生命，而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下的结果。
首先，我们得承认，鼠疫在中国的历史书中是存在的，而且记录得相当详尽。从史书的记载来看，比如《史记》中就有关于“疫气”的零星记载，到明清时期，关于瘟疫的描述则更为具体，许多地方志都会详细记录某年某地爆发鼠疫，病人数量、症状，以及朝廷采取的措施等等。例如，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有关于鼠疫的描述，并提及了治疗方法。清朝康熙年间，北京曾爆发过严重鼠疫，史书中也有详细记载。
那么，为什么这种“深刻的历史记忆”体现在不同文化中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1. 鼠疫的性质与传播特点在中国与欧洲的不同表现
欧洲的黑死病是毁灭性的全球性灾难： 欧洲在14世纪中期爆发的黑死病，其传播速度之快、死亡率之高，以及它对欧洲社会结构造成的颠覆性冲击，是前所未有的。根据估计，欧洲大约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口因此丧生。这不仅仅是人口数量的锐减，更带来了劳动力的枯竭、社会秩序的崩溃、宗教信仰的动摇，以及艺术、文学上的深远影响（比如对死亡的着迷和描绘）。这种全方位的、毁灭性的打击，自然会在人们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中国的鼠疫更多是区域性或周期性爆发： 虽然中国历史上多次爆发过鼠疫，但很多时候，这些爆发并非像黑死病那样席卷整个欧洲大陆，而是以区域性或周期性的形式出现。即使规模很大，有时也会局限于某些地区或城市。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就“不痛苦”，而是说它可能没有达到那种让整个欧洲社会都感到“文明终结”的程度。当瘟疫过去后，其他地区的生活可以相对快速地恢复，信息传播的相对缓慢也使得远方的灾难感不那么强烈。
2. 历史叙事与文化记忆的形成机制
欧洲的“黑死病叙事”与集体创伤： 欧洲的黑死病不仅仅是一场医学上的灾难，更是一场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浩劫。当时的欧洲正处于中世纪晚期，社会结构相对松散，信息的传播也主要依赖口头和有限的书面记录。每一次大规模的爆发都伴随着巨大的恐慌、宗教上的解释（比如认为是上帝的惩罚），以及社会制度的应对（如隔离措施的出现）。这种集体创伤被广泛记录在文学、艺术、宗教文献中，代代相传。人们将黑死病视为一个时代的分水岭，一个对整个欧洲民族认同和世界观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
中国的历史叙事模式与“治世”观念： 中国的传统史学更注重“治乱兴衰”的宏观叙事，以及对朝代更迭、政治得失的关注。瘟疫通常被视为“天灾”，是统治者德行不足的表现，或者是一种周期性的自然现象。虽然史书会记录瘟疫的发生和朝廷的救灾措施，但更侧重于通过这些事件来评价当朝政府的“仁政”或“失政”。民众的个体痛苦和情感体验，虽然在一些文学作品（如笔记小说、戏曲）中有所体现，但往往没有被纳入主流的、具有国家叙事性质的历史记忆中。此外，中国历史更强调“延续性”和“韧性”，即便经历灾难，也往往强调恢复和重建，强调“家国同构”的社会模式。
3. 社会结构与信息传播的差异
欧洲的封建分散与地方主义： 中世纪晚期的欧洲，社会结构相对分散，各地拥有较高的自治权。当黑死病爆发时，不同地区采取的应对措施和信息传播方式也各不相同。这种地方性的、分散的经验积累，反而可能使得不同地区对这场灾难有更具体、更深刻的体验，并将其以地方性的记忆形式保留下来。
中国的中央集权与官僚体系：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得朝廷对地方具有更强的控制力。当瘟疫发生时，朝廷会派遣官员、颁布法令、组织救助。虽然这有助于统一应对，但也可能将地方性的恐慌和痛苦，更多地转化为官方记载中的“灾情数据”和“政令执行情况”。信息从中央到地方的传递，虽然相对有效，但有时候也可能为了维持稳定而有所“过滤”。
4. 文化语境对死亡与苦难的态度
欧洲的宗教色彩与末世情结： 欧洲黑死病的爆发，恰逢基督教信仰在欧洲影响力巨大的时代。瘟疫的恐怖很容易与宗教意义上的“末日审判”联系起来，加剧了人们的恐慌和对救赎的渴望。这种宗教性的解读，使得黑死病被赋予了超越物质层面的意义，从而更容易被铭记。
中国的儒家思想与现世关怀： 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在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更强调现世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虽然佛教等宗教也提供了来世的慰藉，但整体上，中国文化对死亡的解读更多是从家族延续、人生无常的角度来看待。当遭遇瘟疫时，人们更多地关注的是如何生存下去，如何照顾家人，而不是对其进行形而上的、末世论的解读。
5. 文学艺术的表达差异
欧洲对黑死病的艺术化表达： 欧洲在黑死病之后涌现了大量以死亡、骷髅、舞者为主题的艺术作品，比如“死神之舞”（Danse Macabre）。这些作品以非常具象、直观的方式展现了瘟疫带来的恐怖和死亡的普遍性，极大地加深了人们的印象。
中国的文学艺术表达方式： 中国的文学艺术虽然也会描绘苦难，但更倾向于通过写实的笔触、隐晦的表达，或者寄情于山水来抒发情感。直接以瘟疫为主题、进行艺术化表现的作品相对较少，更多的是在社会新闻、地方志、笔记小说中零散地提及。
总结来说，中国对鼠疫的记忆之所以不如欧洲对黑死病的记忆那样“深刻”，并非是中国人民对苦难不敏感，而是因为：
欧洲的黑死病具有前所未有的毁灭性和全球性冲击，动摇了其社会根基。
中国历史叙事更侧重宏观政治和国家延续，地方性或个体性的痛苦记忆较难被纳入主流。
社会结构、信息传播方式以及文化对死亡和苦难的解读都存在差异。
欧洲在艺术和文学上对黑死病进行了更具冲击力的表达。
当然，随着现代历史研究的发展，我们对中国历史上几次重大鼠疫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其中不乏对当时社会影响的细致分析。只不过，在大众层面的集体文化记忆里，这种“烙印”的深浅程度，确实存在着不同。这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不同文明在面对类似灾难时，所选择的记录方式、解读角度和情感共鸣的差异。
首先，我们得承认，鼠疫在中国的历史书中是存在的，而且记录得相当详尽。从史书的记载来看，比如《史记》中就有关于“疫气”的零星记载，到明清时期，关于瘟疫的描述则更为具体，许多地方志都会详细记录某年某地爆发鼠疫，病人数量、症状，以及朝廷采取的措施等等。例如，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有关于鼠疫的描述，并提及了治疗方法。清朝康熙年间，北京曾爆发过严重鼠疫，史书中也有详细记载。
那么，为什么这种“深刻的历史记忆”体现在不同文化中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1. 鼠疫的性质与传播特点在中国与欧洲的不同表现
欧洲的黑死病是毁灭性的全球性灾难： 欧洲在14世纪中期爆发的黑死病，其传播速度之快、死亡率之高，以及它对欧洲社会结构造成的颠覆性冲击，是前所未有的。根据估计，欧洲大约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口因此丧生。这不仅仅是人口数量的锐减，更带来了劳动力的枯竭、社会秩序的崩溃、宗教信仰的动摇，以及艺术、文学上的深远影响（比如对死亡的着迷和描绘）。这种全方位的、毁灭性的打击，自然会在人们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中国的鼠疫更多是区域性或周期性爆发： 虽然中国历史上多次爆发过鼠疫，但很多时候，这些爆发并非像黑死病那样席卷整个欧洲大陆，而是以区域性或周期性的形式出现。即使规模很大，有时也会局限于某些地区或城市。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就“不痛苦”，而是说它可能没有达到那种让整个欧洲社会都感到“文明终结”的程度。当瘟疫过去后，其他地区的生活可以相对快速地恢复，信息传播的相对缓慢也使得远方的灾难感不那么强烈。
2. 历史叙事与文化记忆的形成机制
欧洲的“黑死病叙事”与集体创伤： 欧洲的黑死病不仅仅是一场医学上的灾难，更是一场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浩劫。当时的欧洲正处于中世纪晚期，社会结构相对松散，信息的传播也主要依赖口头和有限的书面记录。每一次大规模的爆发都伴随着巨大的恐慌、宗教上的解释（比如认为是上帝的惩罚），以及社会制度的应对（如隔离措施的出现）。这种集体创伤被广泛记录在文学、艺术、宗教文献中，代代相传。人们将黑死病视为一个时代的分水岭，一个对整个欧洲民族认同和世界观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
中国的历史叙事模式与“治世”观念： 中国的传统史学更注重“治乱兴衰”的宏观叙事，以及对朝代更迭、政治得失的关注。瘟疫通常被视为“天灾”，是统治者德行不足的表现，或者是一种周期性的自然现象。虽然史书会记录瘟疫的发生和朝廷的救灾措施，但更侧重于通过这些事件来评价当朝政府的“仁政”或“失政”。民众的个体痛苦和情感体验，虽然在一些文学作品（如笔记小说、戏曲）中有所体现，但往往没有被纳入主流的、具有国家叙事性质的历史记忆中。此外，中国历史更强调“延续性”和“韧性”，即便经历灾难，也往往强调恢复和重建，强调“家国同构”的社会模式。
3. 社会结构与信息传播的差异
欧洲的封建分散与地方主义： 中世纪晚期的欧洲，社会结构相对分散，各地拥有较高的自治权。当黑死病爆发时，不同地区采取的应对措施和信息传播方式也各不相同。这种地方性的、分散的经验积累，反而可能使得不同地区对这场灾难有更具体、更深刻的体验，并将其以地方性的记忆形式保留下来。
中国的中央集权与官僚体系：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得朝廷对地方具有更强的控制力。当瘟疫发生时，朝廷会派遣官员、颁布法令、组织救助。虽然这有助于统一应对，但也可能将地方性的恐慌和痛苦，更多地转化为官方记载中的“灾情数据”和“政令执行情况”。信息从中央到地方的传递，虽然相对有效，但有时候也可能为了维持稳定而有所“过滤”。
4. 文化语境对死亡与苦难的态度
欧洲的宗教色彩与末世情结： 欧洲黑死病的爆发，恰逢基督教信仰在欧洲影响力巨大的时代。瘟疫的恐怖很容易与宗教意义上的“末日审判”联系起来，加剧了人们的恐慌和对救赎的渴望。这种宗教性的解读，使得黑死病被赋予了超越物质层面的意义，从而更容易被铭记。
中国的儒家思想与现世关怀： 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在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更强调现世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虽然佛教等宗教也提供了来世的慰藉，但整体上，中国文化对死亡的解读更多是从家族延续、人生无常的角度来看待。当遭遇瘟疫时，人们更多地关注的是如何生存下去，如何照顾家人，而不是对其进行形而上的、末世论的解读。
5. 文学艺术的表达差异
欧洲对黑死病的艺术化表达： 欧洲在黑死病之后涌现了大量以死亡、骷髅、舞者为主题的艺术作品，比如“死神之舞”（Danse Macabre）。这些作品以非常具象、直观的方式展现了瘟疫带来的恐怖和死亡的普遍性，极大地加深了人们的印象。
中国的文学艺术表达方式： 中国的文学艺术虽然也会描绘苦难，但更倾向于通过写实的笔触、隐晦的表达，或者寄情于山水来抒发情感。直接以瘟疫为主题、进行艺术化表现的作品相对较少，更多的是在社会新闻、地方志、笔记小说中零散地提及。
总结来说，中国对鼠疫的记忆之所以不如欧洲对黑死病的记忆那样“深刻”，并非是中国人民对苦难不敏感，而是因为：
欧洲的黑死病具有前所未有的毁灭性和全球性冲击，动摇了其社会根基。
中国历史叙事更侧重宏观政治和国家延续，地方性或个体性的痛苦记忆较难被纳入主流。
社会结构、信息传播方式以及文化对死亡和苦难的解读都存在差异。
欧洲在艺术和文学上对黑死病进行了更具冲击力的表达。
当然，随着现代历史研究的发展，我们对中国历史上几次重大鼠疫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其中不乏对当时社会影响的细致分析。只不过，在大众层面的集体文化记忆里，这种“烙印”的深浅程度，确实存在着不同。这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不同文明在面对类似灾难时，所选择的记录方式、解读角度和情感共鸣的差异。
网友意见
前方多图预警！
前方多图预警！
前方多图预警！
可以说这与宣传淡化有很大一部分关系。不过，尽管教科书、通俗历史读物很少提及，但我们还是应该看看详细的历史资料是怎么说的。
回到正题：实际上，中国古代的疫病记载可谓史不绝书，张志斌撰的《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了解一下。我贴出的还只是从1344年元朝晚期（约在欧洲“黑死病”爆发同期）到1644年明朝灭亡时的情况——
另外，在结尾我要实名反对某高票答案
我很奇怪：为什么都8102年了，还有这种诸如“中世纪欧洲人不洗澡”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流行喝热水”的神论存在。
至于那个答案的结尾引用了一个拿神话故事强行抒情的段子，就更是不值一驳了。
这种论调极可笑。
什么中国的神话都是补天啦、治水啊、移山啦、射日啦……
好像就中国的神话就很人定胜天似的。
问题是:
补天的女娲并不是人，人类不过是缩在角落里等死罢了，人定胜天在哪里呢？
治水的大禹貌似是人，但治水靠的貌似还是禹爸爸从天上偷来的息壤，人定胜天在哪里？
移山的愚公貌似也是人，但真正移动了山的貌似是夸娥氏的儿子，人定胜天体现在什么地方？
当然了，射日的羿貌似也是人，射下了九个太阳，很牛逼。但问题是，这么牛逼的人物，怎么还要去跪舔西王母，讨要长生不老药，人定胜天跑到哪里去了？
发布于 2018-04-02
鸣谢 @乘桴浮于海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8271924/answer/356467272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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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于神话之上的自豪感，终究跟神话一样经不起推敲。中国的强大一方面是由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不畏艰险的精神，另一方面也与中国人海纳百川的气度有关——通过学习其他国家先进的科技并推陈出新，通过吸收马克思主义等先进的思想并加以发展，最终使中国成功地由一个古老的封建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我们应当从近代中国固步自封导致落后挨打的历史中吸取教训，拒绝过度膨胀，拒绝歪曲史实，拒绝盲目的捧一踩一。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这才是更加合理的讨论方式。
关于中世纪洗澡问题（鸣谢 @酷酷KS猫 @Irisdina @弗兰德斯 @lbq ）：
关于喝热水问题（鸣谢 @张佳玮 @Meow Demi @Dr.X ）：
正如题主自己提到的，时代转折点不同。
欧洲摆脱中古时代的转折点是中世纪的终结，黑死病是中世纪衰落的一个重要导因。欧洲人研究的重点不是鼠疫，而是顽固的中世纪怎么就没了。
与之对应，中国进入近代的转折点是鸦片战争，我们对此有深刻的历史记忆。同样的，我们研究的重点也不是鸦片，而是顽固的皇朝时代怎么就没了。
欧洲同样经历过鸦片滥用，但不重要。同样一个鸦片战争，于英国历史无足轻重，于中国历史就是天翻地覆。归根到底，被记忆的里程碑事件是因为其引发的社会变革，而不是鸦片、鼠疫、黑船、或者被倒掉的茶叶本身。
那么，为什么中国鼠疫就没有造成颠覆时代的效应呢？其实例外的不是中国，而是欧洲。
大规模瘟疫，在古代世界实在是常见之事，文明可以自我修复。常规模式是：迅速损失很多人口，城乡凋落文明衰退但是种地技能还在，人均耕地增加余粮更多，人口慢慢恢复，经济重新繁荣，又回到起点。最多造成一些波动影响，引发朝代变迁，皇帝换个姓，也就到此为止，不会根本性改变社会秩序。
但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不一样，那是一个教权与政权处在强烈矛盾中不稳定的社会。一方面，教会具有过度的权势，到了令其他阶层都感到窒息的程度。另一方面，这一权势并没有特别实际的军事或组织保障，依托于封建政权的分散和教民盲目崇拜。前仆后继的“异端”急需迫使教会革新的突破口，正如一个安静的火药桶，等待着一颗火星。然后黑死病来了，嘭！天主教改革高峰期紧随黑死病发生是有原因的，而这正是近代欧洲崛起的起点。
反观同时期的中国是世俗政权绝对专制，社会结构稳定。朝廷虽然也有皇权天授的责任，但没有救世义务。发生瘟疫时，皇帝不需要假装代表上帝拯救世人，自然也不会因为救不了而削弱权威。他只需要表示下自己德行不够没能感动天爸爸收了神通，不好意思愿意悔改，已经算明君了。
别说鼠疫了，就是让建安七子几乎死光光、张仲景全族十不剩一的汉末大瘟疫，现在不也没什么人记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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