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为何东罗马帝国会存活那么久？

拜占庭建国之初，处于四面皆敌的恶劣环境之中，其统治者以自保为第一优先，在战略上是完全采取守势。直到查士丁尼（Justinian，527–565）即帝位后，始企图收复失地，重振帝国雄风。于是在贝里沙流斯（Belisarius）和纳尔西斯（Narses）等名将率领之下，拜占庭部队曾经收复意大利南部和中部，并远征北非。此种胜利并非由于拜占庭享有数量优势，而是武器、战术和将道都比敌人高明，尤其是现在已经不太为人知道的贝里沙流斯，其事迹和思想都值得研究。

根据李德哈特的记述，贝里沙流斯的思想的确与孙子非常近似，尽管他不可能读过《孙子》。他曾经说过：“良将应能从战争中获致和平”，“真正的胜利是能迫使对方放弃其目的，并使我方损失减到最低”，“不让敌人有退路，则必然激起其困兽犹斗的勇气”。这些话几乎好像是出于孙子之口。李德哈特认为贝里沙流斯所发展出来的攻势防御战略（defensive–offensive strategy）以后也就变成拜占庭的传统思想。当西欧正陷于黑暗期时，此种思想在拜占庭仍能发扬光大，持久不衰。

不过从大战略的观点来看，裘斯提尼安的胜利和征服不仅只是昙花一现，而且甚至于得不偿失。长期战争使国力受到巨大消耗，在其死后遂使其继承人在军事和经济上都面临难以收拾的残局。接着毛里斯皇帝（Maurice，582–602）遂决心改革，重新确立国家战略的基本观念，而此种观念在此后五个世纪中大致都能维持不变。

毛里斯的基本观念简单而易于了解。以当时的拜占庭而言，其国力是攻则不足而守则有余。国内工商业发达，人民安享高水准生活，对侵略和征服早已丧失兴趣。领土的扩张不仅要付出重大成本，而且在管理上和防守上也会增加无穷的烦恼。所以，拜占庭对于不能消化的领土实无寻求之必要。拜占庭的惟一目的即为确保其现有的领土和财富，并永远过着富强康乐的生活。所以，其战略构想为企图使用各种手段以避免战争，最好是能使敌人知难而退，不敢进犯。此即所谓守势的吓阻战略，换言之，就是用防御手段来达到吓阻目的。大致说来，与现代的瑞士颇为类似。

毛里斯基于此种构想，遂着手建立一套完整的国防体系，其主要目的即所谓“长治久安”：一方面企图用最小的成本来维护最大的安全；另一方面又可预防国内军阀叛乱的危险。概括言之，可分下述四点：（1）健全人事制度，使军事人员的升迁调动之权都直属中央，部队指挥官不得擅专；（2）减少佣兵人数，并对其任务加以严格限制，只用来组成中央战略预备队和充任边防部队的骨干；（3）建立民兵制，并依赖他们来防守边疆，同时建筑要塞网来增强防御；（4）对于民兵采取免税和授田的措施，在边区逐步推行兵农合一的制度。此种制度又与中国唐代府兵制颇为类似。

当然，任何制度的建立都非一蹴可致，以后拜占庭的国防组织又有更进一步的改进，那就是把重要边疆地带划分为若干“军区”（theme）。因为这个帝国几乎可能从任何方向上受到奇袭，假使敌军穿透了帝国的外围，则不设防的内地省区就会受到无情的蹂躏，而中央预备队也可能来不及救援，于是国家元气必将受到严重伤害。设立军区的目的即为保持一种区域性的高度戒备。

7世纪时，拜占庭共设立13个军区，到10世纪时，又增加到30个军区，这也许可以暗示边患有日益严重的趋势。但在此300年间，拜占庭的军队总数并未成比例增加，所以增设军区的真正原因也就似乎很难理解，不过有一种可能，即故意虚张声势以炫耀兵力的强大，借以对异族产生威慑作用。

军区设有司令（strategos）一人，不仅指挥军事，而且兼理民政。通常每个军区的常备兵力都是一个军（thema），每个军下辖两到三个师（turma）。基本战术单位为营（humerus），员额为 300到400人。一个师所辖的营数为5到8个，可见其编制相当具有弹性。在其正常状况时，拜占庭的常备陆军兵总数约在 12万人到15万人之间。以如此少量兵力防守那样辽阔的边区实非易事，其常能完成任务似应归于下述两点理由：（1）有设计极佳的战略防御体系；（2）常备兵力虽少但素质极佳，而且又有民兵的支援。

每个军区都有若干战略据点（要塞），其间有良好的道路交通和相当有效的通信联络（例如烽火台）。另有高度机动化兵力（通常为重骑兵，相当于现代装甲部队）供紧急救援之用。通常入侵的异族都无法攻陷那些据点，因为他们缺乏攻城的能力。同时，由于缺乏适当的后动组织，他们又必须分散兵力去抢夺给养。于是拜占庭的机动兵力就会乘机反击，并把他们逐出界外。因为有要塞的掩护，再加上高速的行动，遂常能以寡敌众，以少胜多。

拜占庭的陆军在组织上完全像一支现代部队，与当时其他民族比较真是进步得太多了。概括地说，其组织分为战斗和后勤两方面。战斗兵力分为骑、步、炮三兵种，而其精兵则为重骑兵，相当于现代装甲部队，经常构成打击敌人的主力。其人马都曾受过严格训练，能适应各种不同战略情况。又有一特点必须说明：他们并非靠冲击（shock）取胜，而是凭借火力（弓箭）来击败敌人。其射技极佳，几乎百发百中。虽名为重骑兵，但装甲很轻，不准备与敌人作白刃战，遂更能提高其机动性。这一点与蒙古骑兵的战术颇为类似。

步兵分为轻重两类：重步兵在战斗时构成战术基础，其队形兼有希腊方阵和罗马兵团之优点；轻步兵则担负某些次要任务，例如要塞的防守。炮兵使用各种投射武器（弹射机），所发射物体有石块、矢箭、火球等。不过，拜占庭人似乎尚无使用火器的记录。民兵均为轻步兵，除支援常备军以外，也可从事游击战。

后勤方面则更有超时代的高度组织和效率，包括补给、工程、运输、通信、医护等单位在内。尤其值得强调的，古代西方陆军中有编制以内的军医单位者，可能这是惟一的记录。拜占庭陆军的每一个营都配属有军医一人，担架手若干人。因为人是该国最宝贵的资源，所以对于伤患的救护特别重视。这又与蒙古军有其类似之处。

拜占庭虽有如此完善的军事组织，但其本国籍兵员的召募又始终为一经常存在的难题。拜占庭未能恢复罗马早期的征兵制，实为国家安全领域中的根本弱点。最初，由于边远地区，例如安纳托利亚（Anatolia）、伊苏里亚（Isauria）、亚美尼亚（Armenia）等地，民风强悍，常能发挥保乡卫国的精神，所以也就成为最重要的军事人力来源。至于大都市和内部富庶地区则很少有人愿意当兵。到其历史后期，由于亚洲省区逐渐丧失，兵源遂日益缺乏，而只好尽量雇用外籍佣兵，其结果即为国势随之而日益衰颓。

拜占庭有相当良好的军事教育，其军官的培育也已制度化，足以使优秀人才出头。各军区司令定期轮调，其目的不仅为防止军阀割据，而也可以养成朝气。为提高军官的学识水准和应变能力，拜占庭又有非常优秀的军事教科书。其中最著名者为毛里斯皇帝所著的Strategicon和利奥六世（Leo Ⅵ）所著的 Tactica。前者大约成书于公元580年，后者则约为公元900年。毛里斯著书的目的为造就其国家的将才。将军（即军区司令）的头衔为“strategos”，其书遂定名为“Strategicon”其意义就是“将军之学。”

利奥六世又有“智者”（Leo the Wise）之称，在思想方面不仅继承毛里斯而更能发扬光大。他认为为将者智重于勇，不可轻敌冒险，这与中世纪西欧武士们只知重视匹夫之勇，真乃不可同日而语。他的书对于战争已经作了相当科学化的研究，对各种不同的情况，各种不同的敌人，以及应采取何种战法，都曾作精密的分析。此种规律或范式，遂定名为Tactica，此一名词的来源出于希腊字“Taxis”，其意义为战斗单位，所以利奥之书也就是战斗单位的教范。

这两部书成为拜占庭的军事经典。富勒将军在其《西方世界军事史》中曾指出：“直到19世纪为止，西欧都不曾产生过如此优秀的军事教范，这绝非夸大的评论。” 事实上，直到1770年，这两部书始由梅齐乐（Paul de Maizeroy）译成法文，而他又根据其书名创造出“strategy”和“tactics”两个新名词，并于1777年在其自己所著的《战争理论》（Theorie de la guerre）一书中首次使用。此即为“战略”和“战术”两个现代军语的起源。

拜占庭虽有非常优秀的国防组织和军事思想，但其国家安全的第一线又非军事权力，而是在大战略领域中对于各种权力因素的综合运用，包括外交和情报等都在内。由于此种运用的成功，拜占庭始能维持其千年的寿命。拜占庭的基本目的为避免战争，维持和平，所以遂尽可能使用非军事手段。这些手段种类繁多，必须有高度的智慧，在运用时始能得心应手，并产生一种近似神奇的“协力”（synergistic）效果。

拜占庭人可以算是孙子的信徒，他们不仅完全了解“四知”的重要（知彼、知己、知天、知地），而且对于情报也确有高效率的组织和运作。其情报网遍布当时世界各国，其间谍也常在他国政府内活动，并幕后影响其政策。除秘密活动之外，拜占庭在外交领域中也非常活跃，由于拥有巨大财富，遂又能灵活运用“黄金外交”；不仅与他国缔结同盟，并向其提供经济援助，甚至于还可能使用贿赂手段以驱使他国采取有利于拜占庭的行动。此种“以夷制夷”的战略常能获致成功，而让拜占庭坐收其利。例如在5世纪中期，艾铁拉（Attila）因接受拜占庭的贿赂，遂率领其匈奴大军入侵西欧，而不侵犯拜占庭在巴尔干的领土。在6世纪和7世纪，拜占庭为安抚波斯起见，也曾对其输纳“岁币”黄金3万块。

拜占庭人不仅经常使用非军事手段，而且更擅长孙子所谓的“诡道”，从笃信基督教义的西方人眼中看来，这似乎是不合乎道德的原则。但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观点来评估，则他们的思想与所谓现实学派的观念若合符节。著名史学家波齐曼（Adda B．Bozeman）曾指出：
拜占庭统治者认为国家至上，国家的行动不受任何法律和道德的限制。在拜占庭的政治传统中并无善恶之分，而只有利害之别。

从战略的观点来看，拜占庭人对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所采取的基本态度实无可非议，而其现实、认真和机警也许还值得称赞。事实上，拜占庭政府在其国际行为上还是自有其规范，例如：对已签订的条约必认真履行，绝不反悔；对使节或谈判代表给予应有的尊重和周密的保护；对于战俘和非战斗人员绝不虐待；在击败勇敢的敌人之后，尽量采取宽大的态度以期化敌为友。凡此种种都表现出高度的智谋，而绝非见利忘义。

拜占庭在大战略层面上的最大成就是对海权和陆权的整合运用，使二者互相补益，相得益彰。罗马在布匿克战争中虽曾凭借海权来获致胜利，但罗马始终还不算是海洋国家。拜占庭则不一样，海权对于这个帝国的兴衰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拜占庭之所以能繁荣强盛，历久不衰，海权的灵活运用实为主因之一。甚至于在裘斯提尼安的时代，拜占庭之所以能远征意大利和北非，收复失地，也都是有赖于海权的支持；否则即令有贝里沙流斯那样的名将，也还是不能立功异域。所以，后世史学家常认为“制海权”实为拜占庭的“国宝”（the most valuable asset）。

拜占庭很像18和19两个世纪中的英国，君士坦丁堡也像伦敦一样成为世界商业中心。所以，其海军不仅要保障其国家的安全，而更重要的任务则为确保其财富来源，即工业与贸易。早在7世纪，拜占庭即已在地中海内的战略要害上建立海军基地。到8世纪时，海军也采取军区制，组织更趋完善。平时维持五支舰队：主力为帝国舰队（Imperial Fleet），以君士坦丁堡为基地，负有拱卫首都和支援全局的任务；其他四个省区舰队（Provincial Fleet）则分别以小亚细亚南岸、拉芬纳（Ravenna）、西西里，以及爱琴海中若干岛屿为基地，其维持费用和补给也都由各省区负责提供。此种颇具弹性的组织不仅使兵力可相互支援，而也容许拜占庭在当时的地中海世界中长期保持相当完整的制海权。

海权不仅对国家经济有重大贡献，而且又能与陆权相辅相成，合作无间，构成其国家战略的第二根支柱。由于有海军配合，陆军的战略机动性也随之而更为增强，于是整个帝国的防卫遂能发挥高度的韧性。拜占庭的敌人，例如柔然人（Avars）、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都逐渐认清除非他们也有一支第一流的海军，否则在战略上即无法和拜占庭竞争。因此，在千余年的历史中，曾一再出现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和制海权争夺战。

早在6世纪，拜占庭即已建立海军使其得以向北非、意大利、西班牙投射权力。7和8两世纪时，拜占庭又大建海军以来应付柔然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的进攻。9和10两世纪时，拜占庭又收复塞浦路斯、克里特、罗德斯、西西里等曾经一度丧失的岛屿，并用它们来作为保护海洋贸易的基地。甚至于到 11和12两世纪时，拜占庭国势已日益衰颓，但其海军仍能同时应付东西两面的威胁，使这个老大帝国尚能苟延残喘达相当长久时间，足以证明海权为拜占庭国宝之说信而有征。 [ 注：Archibald R．Lewis and Timothy J．Runyan，European Naval and Maritime Histor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5）．第二章对于拜占庭的海权史有详细的论述。 ]

拜占庭不仅有完整的海军基地网，强大的舰队，优秀的海员，而且还控制着建立大海权所必需的工业和材料，而其他国家对这些资源则常感缺乏，所以在竞赛中自非其对手。此外，拜占庭还有一种秘密武器，即具有神秘意味的“希腊火”（Greek fire），通常也称为“海火”（Sea fire）或“湿火”（Wet fire）。其成分在当时是一种高度机密，今天更无人知道。据现代专家推测，可能是一种易燃的流质物，用喷射方式洒在海面上，引起燃烧以焚毁敌船。公元673年，当阿拉伯舰队企图通过鞑靼尼尔海峡时，拜占庭人即曾使用此种防御武器而使其受到重创。虽然“希腊火”的真相还是一个谜，但至少可以暗示拜占庭在那个时代享有战术优势。

拜占庭与阿拉伯之间的战争起自7世纪初期，终于8世纪中期，在此长期战争中，海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战后，拜占庭恢复和平与繁荣，仍继续成为地中海的贸易中心。其政府对贸易采取管制政策，其设计当然是对其经济有利，但后来却产生反作用，甚至于加速帝国的衰颓。拜占庭以意大利城市为主要贸易伙伴，结果使那些城市的财力也日益成长，并自建商船来和拜占庭竞争。到10世纪，拜占庭的海运业已出现显著的衰落现象，而这又对海军产生严重的影响，因为海军必须从讨海为生的人口中抽调有经验的人力。所以，海洋商业的不振常导致海军实力的减弱，而这又会形成恶性循环：海军的减弱会使海洋商业由于缺乏保护之故而难有蓬勃发展。结果是军事与经济俱受其害，于是当新的回教（土耳其）海权兴起时，拜占庭也就感到难以自保。

------《西方战略思想史》第三章　拜占庭

简单比拟一下，西罗马是发育不完全的美帝，而东罗马是东亚帝国的缩小版。

西罗马农业是殖民地农业，即通过向高卢西班牙等存在农业开发潜能的区域进行殖民开拓为先遣，后继以奴隶制作为农业生产的基础。

以千年以后的美洲殖民地农业做对照，这种农业模式在三世纪危机以后就趋于瓦解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缺乏持续的奴隶输入——在以奴隶制作为基础的殖民地农业中，这是根本性的问题。

在三世纪的时间节点上，能挽救西罗马农业的出路就在于：从殖民地农业向小农经济的转化。而西罗马是罗马帝国殖民扩张过程中着力最多的区域，贵族和大地产主们的扩张红利大多集中在意大利、北非、西班牙和高卢。他们在这些区域的zz经济权利也是最大的。在意大利，当他们面对中央政府的征税压力，会进一步地转嫁赋税，造成残余的小农经济成分的破产和消亡。

西罗马殖民地农业因缺乏奴隶输入而无法进行扩大再生产，这也是造成西罗马行省经济衰退的根源。行省的城市，是罗马人在行省殖民地建立的核心财富区，其作用就是作为军事中心和经济中心，吸纳殖民地财富汇集，再向罗马转移。而行省的政治权利也是属于罗马上层的扩张红利的一部分，他们同样在城市进行经济掠夺和赋税转嫁，这就造成了行省城市的有产阶级的衰亡。他们在行省对自由民的压榨——根源也是劳动力的匮乏——造成行省严重的动荡，最终使他们成了蛮族入侵的带路党。

而且，罗马帝国因财政危机而滥伐货币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也摧毁了行省城市作为地中海贸易的桩脚的基础。西罗马行省的殖民地农业，具有单一性和外向型，类似于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当地中海贸易解体，它对殖民地农业的打击是巨大的、根本性的。

最终，西罗马的殖民地农业退化成了西罗马各行省的散居农村的庄园经济。这种政治上独立（不承担赋税）、军事上独立（有自己专属的庄园护卫）、经济上独立（自给自足，不再参与地中海贸易圈）的生产形态，对一个中央帝国而言，也就不在具备财政价值，反而具有强烈的地方主义倾向。

反观东罗马，小亚细亚、叙利亚具有长久的原住民小农经济色彩。他们在历史中自然地发展出相互间的商业联系，互通有无。不论是“整村整村的隶农”，还是农村公社，还是小自耕农，他们天然的具备作为集权政府底层基础的能力。可以以农业赋税供养庞大的食利阶层。

所以，当西罗马帝国的殖民开拓模式在遭遇到奴隶输入的瓶颈制约后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而东部原住民的小农经济则具备稳态结构，可以在宏观经济结构的大颠覆时期仍能够保持生存。

东西罗马同属于一个文明，罗马的先民虽然（往脸上贴金）自吹来自灭亡的特洛伊，但其实更有可能就是来自希腊的难民。

所以文明、人种、制度、信仰……东西罗马区别并不会太大，至少在狄奥多西分罗马时，两者并没有后世那么大的差别。那么是什么造就了两者截然不同的命运呢？我私下认为是———————————地理位置。

希腊能够成为西欧文明的摇篮绝不是靠碰巧的狗屎运能够造就，而是优良的地理位置。巴尔干半岛三面环海，且正好位于亚欧非三大陆的要冲。这样四通八达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极其发达的海上商业文明——即使希腊城邦国灭亡，这一片地区仍然是帝国境内仅次于意大利半岛（本家）之外最发达的地区。类比中国的话希腊就是“上海广州”，意大利只是“河北京津”罢了。

而这使得当支撑罗马帝国的奴隶制经济全面崩溃时，希腊（东罗马帝国）这边仍然可以凭借“海上贸易”和“商业税收”充盈国库，壮大陆海军并继续垄断地中海上和亚欧非之间的陆地贸易往来，从而赚更多的钱的良性循环。

说白了本质区别就是东罗马更有钱！

罗马分家后，有商业头脑的“东罗马”赚了更多的钱，然后武装到牙齿。另一边的“西罗马”则在吃老本中一次次因为是“罗马本家”的招牌一直在吸引仇恨！匈人揍、日耳曼人揍、哥特人揍、汪达尔人揍。罗马城被洗劫三四次之多……东罗马这边，“诏安”哥特蛮子和斯拉夫蛮子，并收复了西罗马失地一度回复罗马元气……这些都需要很多很多钱！

不过东罗马这块风水宝地自然也就在之后的历史中成了几乎所有强盗的眼中肉，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反而让东罗马四面受敌，当然……这是后话。

一个真实，一个虚幻。

所谓“西罗马史”是意大利教廷为了摆脱东罗马帝国的基督教组织（东方正教）的宗教和世俗的宗主权和话语权而与诺曼人合作编写的。其创作的历史蓝本是选择了被东罗马帝国一直在刻意抹去的前世来源——“大秦人罗马”和“东欧人罗马”的这段历史。

在东罗马帝国灭亡后，以意大利教廷编写的罗马史（西东罗马）就成为了主流论述。而与教廷分道扬镳后的诺曼人则建立起来“神圣罗马谱系”（西东罗马—法兰克+东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