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曹丕耍赖被称赞普通人耍赖就叫无赖？
这问题问得很有意思，触及了历史评价的复杂性以及“耍赖”这个词背后隐藏的价值判断。 简单来说，曹丕之所以“耍赖”还能被后人相对正面地看待，甚至被称赞，而普通人“耍赖”则招致鄙夷，这背后是 历史视角、权力地位、时代背景以及评价标准 四个关键因素在起作用。
咱们这就一点点掰开了聊。
一、 曹丕的“耍赖”：为什么不叫“无赖”？
首先，得明确曹丕“耍赖”指的是什么。这里最常被提及的，也是最能体现他“手段”的，主要有两个方面：
1. 逼汉献帝禅让： 这是最经典也最常被拿来讨论的例子。曹操生前虽然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始终没有篡位。而曹丕，在曹操去世后，巧妙地利用了汉献帝在政治上的孤立无援和人心尽失的局面，通过一系列政治操作和威逼利诱，最终让汉献帝“主动”禅让了皇位。从结果上看，这是“抢班夺权”，而且手段并不光彩。
2. 废黜贵人、杀戮嫔妃： 曹丕继位后，虽然登基为帝，但也有一些行为被认为是“耍赖”。比如他废了郭女王为贵人，后来又改封她为皇后；更有甚者，他在对待前朝宫人时，手段残酷，比如活埋部分嫔妃，以防止她们改嫁或泄露宫廷秘事。这些行为在后世看来，也有些“不近人情”和“出格”。
那么，为什么这些行为在很多人那里没有直接等同于“无赖”呢？
历史的“必要之恶”与“功绩”光环：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曹丕所处的时代是汉末三国，一个群雄逐鹿、礼崩乐坏的时代。曹操父子最大的“功绩”是什么？是统一北方，结束了汉朝末年长期的分裂和战乱，为后来的魏晋南北朝奠定了政治格局。从这个角度看，曹丕的“上位”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结束了汉朝名存实亡的尴尬局面，也算是为国家带来了新的秩序。
在那个时代，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是常态。如果曹丕是一位平庸之辈，或者他的上位反而导致了更大的混乱，那他可能就真的会被贴上“无赖”的标签。但恰恰相反，他通过这些“耍赖”的手段，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并且在他短暂的统治时期，确实推行了一些改革，比如实行九品中正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社会秩序。这种“结果导向”的评价，使得他的“手段”在很多人看来，是为了达成更大的“功绩”而不得不采取的“非常规手段”，甚至被解读为一种政治智慧和胆略。
权力的天然合法性与“历史书写权”： 谁来评价一个人是“无赖”？掌握话语权和书写历史的，通常是胜利者或者当时的主流势力。曹丕是魏国的开国皇帝，他的史书是由魏国官方或者后来承袭魏朝的晋朝来编撰的。在这些史书里，他自然会被塑造成为一位雄才大略、顺应天命的君主。
官方的史书会选择性地记录和解释事件。对于“禅让”，会被描绘成汉献帝“自觉自愿”的退位，是天下大势所趋，是曹丕“顺天应人”的体现。而那些被认为“不光彩”的细节，可能会被淡化、模糊，或者用更委婉的词语来描述。比如，对于废黜贵人，可能会说是因为“不合礼法”；对于活埋嫔妃，可能会说是因为“国家律令”或者“宫廷规矩”。这种权力赋予的合法性和对历史书写的控制，使得曹丕的“耍赖”并没有被冠以负面评价。
“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不同： 古代社会对统治者和普通人的评价标准是截然不同的。对于普通人，“耍赖”通常指的是违背契约、欺骗、不守信用，这是对社会基本道德秩序的破坏，所以会被认为是“无赖”，是道德败坏的。
而对于君主，人们更看重的是其“治国安邦”的能力和“为民造福”的功绩。只要君主能够维持国家稳定，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甚至开疆拓土，他的某些“非常规”手段，比如政治上的权谋、对手腕的运用，反而会被视为一种“君王之道”或“帝王心术”。人们对统治者可以容忍更多的道德模糊地带，因为他们承担的是整个国家的命运。
时代背景下的“常态”：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政治斗争本就是你死我活。禅让、逼宫、篡位，在历史上并非孤例。曹丕的“耍赖”只是那个时代众多政治博弈中的一个案例，而且其结果相对而言是“好”的，即带来了统一和稳定。
普通人的“耍赖”，则是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下发生的，触犯的是公认的道德和法律底线。一个普通人如果为了蝇头小利而欺骗他人，这毫无疑问是“无赖”行为，因为它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基础。
二、 普通人“耍赖”为何是“无赖”？
相较于曹丕，普通人“耍赖”之所以被称为“无赖”，原因就很直接也很现实：
触犯社会公德与法律： 普通人的“耍赖”行为，通常是基于个人私利，违背了基本的社会契约和道德准则。比如欠债不还、言而无信、欺诈拐骗等。这些行为直接损害了他人的利益，破坏了社会交往的基本信任。
缺乏正当性与合法性： 普通人的“耍赖”行为，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历史使命或者“国家利益”的包装。它们纯粹是基于个人的不良动机，因此从一开始就缺乏任何正当性或合法性。
损人不利己或损人利己： 很多时候，普通人的“耍赖”行为，即使能够短暂获利，也往往会付出长期的信誉成本，甚至面临法律制裁。它更多的是一种短视、自私的行为，对社会整体而言是一种负面影响。
缺乏改变历史进程的“能力”： 普通人的行为，哪怕是“耍赖”，也无法撼动历史的大趋势。他们的行为更像是社会肌体上的一些“病灶”，不被认同、不被赞扬。而曹丕的“耍赖”，虽然手段不光彩，但他的行为最终却改变了历史进程，结束了一个朝代，开启了另一个朝代，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力的巨大差异”，也使得评价标准不同。
总结来说，
曹丕的“耍赖”被称赞（或者说，被允许用更宽容甚至带有赞赏的眼光看待），是因为他的行为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与他承担的“统一天下、结束乱世”的宏大叙事紧密相连。他掌握着权力，拥有书写历史的权力，而且他的行为最终带来了相对积极的政治后果。这种“大义”的包装，使得他的“小节”问题被忽略或合理化了。
而普通人的“耍赖”，因为缺乏这些，直接触犯了社会的基本规则和道德底线，没有正当性，也无法带来任何积极的社会意义，因此被直接定义为“无赖”，受到鄙视和谴责。
这就好比一个医生，为了救病人可能需要进行痛苦的手术，虽然手术过程很“残忍”，但结果却是救命。而一个普通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伤害他人，这自然是罪恶的。 评价一个行为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行为的“目的”、“后果”以及“行为者所处的地位和拥有的权力”。
所以，这不是因为曹丕“耍赖”本身有多么值得赞扬，而是因为历史的洪流、权力的塑造以及人们对“伟人”与“凡人”评价标准的双重标准，让他的“耍赖”披上了一层复杂而又别样的色彩。
咱们这就一点点掰开了聊。
一、 曹丕的“耍赖”：为什么不叫“无赖”？
首先，得明确曹丕“耍赖”指的是什么。这里最常被提及的，也是最能体现他“手段”的，主要有两个方面：
1. 逼汉献帝禅让： 这是最经典也最常被拿来讨论的例子。曹操生前虽然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始终没有篡位。而曹丕，在曹操去世后，巧妙地利用了汉献帝在政治上的孤立无援和人心尽失的局面，通过一系列政治操作和威逼利诱，最终让汉献帝“主动”禅让了皇位。从结果上看，这是“抢班夺权”，而且手段并不光彩。
2. 废黜贵人、杀戮嫔妃： 曹丕继位后，虽然登基为帝，但也有一些行为被认为是“耍赖”。比如他废了郭女王为贵人，后来又改封她为皇后；更有甚者，他在对待前朝宫人时，手段残酷，比如活埋部分嫔妃，以防止她们改嫁或泄露宫廷秘事。这些行为在后世看来，也有些“不近人情”和“出格”。
那么，为什么这些行为在很多人那里没有直接等同于“无赖”呢？
历史的“必要之恶”与“功绩”光环：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曹丕所处的时代是汉末三国，一个群雄逐鹿、礼崩乐坏的时代。曹操父子最大的“功绩”是什么？是统一北方，结束了汉朝末年长期的分裂和战乱，为后来的魏晋南北朝奠定了政治格局。从这个角度看，曹丕的“上位”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结束了汉朝名存实亡的尴尬局面，也算是为国家带来了新的秩序。
在那个时代，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是常态。如果曹丕是一位平庸之辈，或者他的上位反而导致了更大的混乱，那他可能就真的会被贴上“无赖”的标签。但恰恰相反，他通过这些“耍赖”的手段，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并且在他短暂的统治时期，确实推行了一些改革，比如实行九品中正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社会秩序。这种“结果导向”的评价，使得他的“手段”在很多人看来，是为了达成更大的“功绩”而不得不采取的“非常规手段”，甚至被解读为一种政治智慧和胆略。
权力的天然合法性与“历史书写权”： 谁来评价一个人是“无赖”？掌握话语权和书写历史的，通常是胜利者或者当时的主流势力。曹丕是魏国的开国皇帝，他的史书是由魏国官方或者后来承袭魏朝的晋朝来编撰的。在这些史书里，他自然会被塑造成为一位雄才大略、顺应天命的君主。
官方的史书会选择性地记录和解释事件。对于“禅让”，会被描绘成汉献帝“自觉自愿”的退位，是天下大势所趋，是曹丕“顺天应人”的体现。而那些被认为“不光彩”的细节，可能会被淡化、模糊，或者用更委婉的词语来描述。比如，对于废黜贵人，可能会说是因为“不合礼法”；对于活埋嫔妃，可能会说是因为“国家律令”或者“宫廷规矩”。这种权力赋予的合法性和对历史书写的控制，使得曹丕的“耍赖”并没有被冠以负面评价。
“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不同： 古代社会对统治者和普通人的评价标准是截然不同的。对于普通人，“耍赖”通常指的是违背契约、欺骗、不守信用，这是对社会基本道德秩序的破坏，所以会被认为是“无赖”，是道德败坏的。
而对于君主，人们更看重的是其“治国安邦”的能力和“为民造福”的功绩。只要君主能够维持国家稳定，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甚至开疆拓土，他的某些“非常规”手段，比如政治上的权谋、对手腕的运用，反而会被视为一种“君王之道”或“帝王心术”。人们对统治者可以容忍更多的道德模糊地带，因为他们承担的是整个国家的命运。
时代背景下的“常态”：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政治斗争本就是你死我活。禅让、逼宫、篡位，在历史上并非孤例。曹丕的“耍赖”只是那个时代众多政治博弈中的一个案例，而且其结果相对而言是“好”的，即带来了统一和稳定。
普通人的“耍赖”，则是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下发生的，触犯的是公认的道德和法律底线。一个普通人如果为了蝇头小利而欺骗他人，这毫无疑问是“无赖”行为，因为它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基础。
二、 普通人“耍赖”为何是“无赖”？
相较于曹丕，普通人“耍赖”之所以被称为“无赖”，原因就很直接也很现实：
触犯社会公德与法律： 普通人的“耍赖”行为，通常是基于个人私利，违背了基本的社会契约和道德准则。比如欠债不还、言而无信、欺诈拐骗等。这些行为直接损害了他人的利益，破坏了社会交往的基本信任。
缺乏正当性与合法性： 普通人的“耍赖”行为，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历史使命或者“国家利益”的包装。它们纯粹是基于个人的不良动机，因此从一开始就缺乏任何正当性或合法性。
损人不利己或损人利己： 很多时候，普通人的“耍赖”行为，即使能够短暂获利，也往往会付出长期的信誉成本，甚至面临法律制裁。它更多的是一种短视、自私的行为，对社会整体而言是一种负面影响。
缺乏改变历史进程的“能力”： 普通人的行为，哪怕是“耍赖”，也无法撼动历史的大趋势。他们的行为更像是社会肌体上的一些“病灶”，不被认同、不被赞扬。而曹丕的“耍赖”，虽然手段不光彩，但他的行为最终却改变了历史进程，结束了一个朝代，开启了另一个朝代，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力的巨大差异”，也使得评价标准不同。
总结来说，
曹丕的“耍赖”被称赞（或者说，被允许用更宽容甚至带有赞赏的眼光看待），是因为他的行为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与他承担的“统一天下、结束乱世”的宏大叙事紧密相连。他掌握着权力，拥有书写历史的权力，而且他的行为最终带来了相对积极的政治后果。这种“大义”的包装，使得他的“小节”问题被忽略或合理化了。
而普通人的“耍赖”，因为缺乏这些，直接触犯了社会的基本规则和道德底线，没有正当性，也无法带来任何积极的社会意义，因此被直接定义为“无赖”，受到鄙视和谴责。
这就好比一个医生，为了救病人可能需要进行痛苦的手术，虽然手术过程很“残忍”，但结果却是救命。而一个普通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伤害他人，这自然是罪恶的。 评价一个行为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行为的“目的”、“后果”以及“行为者所处的地位和拥有的权力”。
所以，这不是因为曹丕“耍赖”本身有多么值得赞扬，而是因为历史的洪流、权力的塑造以及人们对“伟人”与“凡人”评价标准的双重标准，让他的“耍赖”披上了一层复杂而又别样的色彩。
网友意见
因为曹丕不是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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