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执政时期是真的人人平等，贤能任用还是派系之间斗争严重导致的荆州派只能任用降将?
诸葛亮执政时期的荆州，是否真如传说中那般“人人平等，贤能任用”，还是深受派系斗争影响，导致荆州派只能任用降将？这绝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而是错综复杂地交织着理想、现实、政治考量以及历史的惯性。要深入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剥离那些过于光鲜或过于阴暗的标签，回到那个烽火连绵、人才辈出的时代，去审视诸葛亮作为一位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运作。
首先，我们得承认诸葛亮确实是一位极力推崇“贤能任用”的政治家。这一点在他治蜀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体现。
打破出身论，唯才是举的标杆： 诸葛亮接收的蜀汉，是一个以荆州集团为核心，但内部派系林立，人才基础相对薄弱的政权。他深知人才对于一个新生政权的存亡至关重要。因此，他并不拘泥于出身、籍贯，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所有有能力为蜀汉效力的人。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魏延。魏延本是长沙人，在刘备夺取荆州后才归降。在当时，一个出身、背景都与荆州集团不尽相同的人，能在诸葛亮手中获得重用，甚至担任军中要职（如镇北将军、汉中太守），这本身就说明了诸葛亮选贤用能的开放态度。李严也是一个例子，虽然其归降的过程有些波折，但诸葛亮依旧委以重任，将其作为制衡东吴的重要棋子，并委派其镇守江州，督率诸军。
严明法度，赏罚分明： 诸葛亮治蜀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严明的法度。他上任伊始就整顿吏治，惩治贪腐，确保了政令的畅通。无论是出身显赫的世家大族，还是普通士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这种公正的执法环境，客观上为那些真正有才干、有操守的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也让那些靠裙带关系或投机取巧之辈难以立足。他的“法令至明，赏罚必信”，确实为蜀汉创造了一个相对公平的政治生态。
倾心培养人才： 诸葛亮不仅用人，更注重培养人。他麾下的姜维，就是他晚年精心培养出来的接班人。诸葛亮在世时，就让姜维参与军政大事，传授治军和战略经验，甚至在北伐前，还将不少具体事务交由姜维处理。这种“传帮带”的做法，体现了他对蜀汉长远发展的考虑，以及对人才梯队的建设的重视。
然而，说诸葛亮执政时期“人人平等”未免过于理想化。派系之间的斗争和影响力，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对人才的任用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荆州派的根基与传承： 诸葛亮本人虽然是徐州琅琊人，但他成为刘备阵营的核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得到了荆州集团的首肯和支持。以关羽、张飞、赵云为代表的早期追随者，以及后来庞统、黄忠、马超等人的加入，构成了蜀汉的核心武将集团。诸葛亮作为刘备托孤重臣，自然需要平衡和安抚这些根深蒂固的势力。很多时候，诸葛亮会考虑到荆州集团内部的利益和平衡，尤其是在早期，他需要依靠这些老臣的经验和威望来稳定局势。
降将的“非我族类”困境： 说荆州派“只能任用降将”是一种极端的说法，但派系的影响确实体现在了对人才的任用上。这里的“降将”通常指的是刘备南征北战过程中收服的荆州本地士人或名士，以及来自其他割据势力的人才，例如原刘表旧部，还有马超集团等。这些人虽然有才干，但与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集团在资历、关系网、以及对刘备集团的忠诚度（早期而言）上存在天然的距离。
诸葛亮如何“化解”派系影响？ 诸葛亮非常清楚这种派系的存在及其潜在的负面影响。他所采取的策略，并非是简单地压制或排斥，而是通过自身的威望和能力，将这些不同背景的人才整合到蜀汉的国家机器中来，让他们为共同的目标服务。
信任与放权： 对于关羽、张飞、赵云这些早期追随者，诸葛亮更多的是尊重他们的经验和能力，在战略上进行指导，并在实际操作中给予相当的自主权。虽然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不如诸葛亮，但其军事上的地位是稳固的。
重用与平衡： 对于像马超、黄忠这样的后加入者，虽然他们名气很大，但往往在战略决策和政治影响力上处于诸葛亮的下风。诸葛亮会根据他们的特长进行安排，例如马超作为骑兵将领，黄忠作为弓箭专家。同时，他也可能通过将这些“降将”与核心荆州派系成员进行搭配，来达到一种内部的制衡和稳定。比如，让魏延镇守汉中，这既是对魏延能力的认可，也是因为汉中地处战略要冲，需要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将领，而魏延恰好具备了这个条件。
“降将”的定义模糊化： 很多时候，我们所说的“降将”也并非完全是“外来户”。例如，庞统虽然是隐士，但也是早期就加入刘备阵营的。刘备平定益州后，收纳了大量原刘璋的旧部，这些人才的任用，诸葛亮也需要进行考量和安排。
具体案例的解读：
魏延： 魏延的例子恰恰说明了诸葛亮“破格任用”的能力。他并非是荆州派的早期成员，但诸葛亮却能信任他，并将其视为“良将”。关于魏延后期被认为有反骨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三国演义》的文学加工，在正史中，诸葛亮对魏延的评价是“勇猛过人”，虽然也提醒过他“吾事君，君亦Likewise”。但诸葛亮将其视为重要的军事将领，是无可置疑的。
李严： 李严作为江陵人，本是刘璋麾下的重要人物，后归降刘备。他拥有雄厚的家底和一定的政治资本。诸葛亮将他安排在巴西太守、江州都督等要职，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才能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是在东线战略上，需要有他这样的人来制衡东吴，同时他也需要来自江州方面的物资支持。李严的出现，也说明了诸葛亮对于收纳和利用有实力的地方豪强和官员的策略。
关羽、张飞、赵云等： 这些是刘备的早期核心班底，他们的地位相对稳固，诸葛亮更多的是与他们协同作战，在战略层面进行沟通和协调。他们之间更多的是“战友”关系，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派系压制”。
总结来看，诸葛亮执政时期的荆州，其人才任用呈现出一种复杂而又务实的景象：
“贤能任用”是核心原则，也是诸葛亮努力的方向。 他在打破门第、地域限制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为蜀汉吸纳了大量各方面的人才。
派系斗争的存在是客观现实，但诸葛亮以其卓越的政治手腕，将其影响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并致力于将不同派系的力量整合为蜀汉服务。 他并没有简单地因为某个将领是“降将”就对其进行排斥，而是根据其才能、忠诚度、以及对大局的贡献来进行任用。
“荆州派”虽然是蜀汉的骨干力量，但诸葛亮并非完全依赖他们，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人才领域。 像魏延、李严这样的“降将”，能在诸葛亮的手下获得重用，正是他“唯才是举”理念的体现，同时也是其高超政治手腕的证明。他巧妙地平衡了各方势力，将人才的利用最大化，从而维系了蜀汉政权的稳定和发展。
所以，与其说“荆州派只能任用降将”，不如说是在以荆州派为核心的政治格局下，诸葛亮展现了他非凡的政治智慧，能够包容、吸纳、并有效利用那些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才，包括那些初来乍到的“降将”，来为蜀汉的复兴大业服务。 他的执政，是将理想的“贤能任用”与现实的政治平衡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典范。
首先，我们得承认诸葛亮确实是一位极力推崇“贤能任用”的政治家。这一点在他治蜀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体现。
打破出身论，唯才是举的标杆： 诸葛亮接收的蜀汉，是一个以荆州集团为核心，但内部派系林立，人才基础相对薄弱的政权。他深知人才对于一个新生政权的存亡至关重要。因此，他并不拘泥于出身、籍贯，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所有有能力为蜀汉效力的人。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魏延。魏延本是长沙人，在刘备夺取荆州后才归降。在当时，一个出身、背景都与荆州集团不尽相同的人，能在诸葛亮手中获得重用，甚至担任军中要职（如镇北将军、汉中太守），这本身就说明了诸葛亮选贤用能的开放态度。李严也是一个例子，虽然其归降的过程有些波折，但诸葛亮依旧委以重任，将其作为制衡东吴的重要棋子，并委派其镇守江州，督率诸军。
严明法度，赏罚分明： 诸葛亮治蜀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严明的法度。他上任伊始就整顿吏治，惩治贪腐，确保了政令的畅通。无论是出身显赫的世家大族，还是普通士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这种公正的执法环境，客观上为那些真正有才干、有操守的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也让那些靠裙带关系或投机取巧之辈难以立足。他的“法令至明，赏罚必信”，确实为蜀汉创造了一个相对公平的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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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如何“化解”派系影响？ 诸葛亮非常清楚这种派系的存在及其潜在的负面影响。他所采取的策略，并非是简单地压制或排斥，而是通过自身的威望和能力，将这些不同背景的人才整合到蜀汉的国家机器中来，让他们为共同的目标服务。
信任与放权： 对于关羽、张飞、赵云这些早期追随者，诸葛亮更多的是尊重他们的经验和能力，在战略上进行指导，并在实际操作中给予相当的自主权。虽然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不如诸葛亮，但其军事上的地位是稳固的。
重用与平衡： 对于像马超、黄忠这样的后加入者，虽然他们名气很大，但往往在战略决策和政治影响力上处于诸葛亮的下风。诸葛亮会根据他们的特长进行安排，例如马超作为骑兵将领，黄忠作为弓箭专家。同时，他也可能通过将这些“降将”与核心荆州派系成员进行搭配，来达到一种内部的制衡和稳定。比如，让魏延镇守汉中，这既是对魏延能力的认可，也是因为汉中地处战略要冲，需要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将领，而魏延恰好具备了这个条件。
“降将”的定义模糊化： 很多时候，我们所说的“降将”也并非完全是“外来户”。例如，庞统虽然是隐士，但也是早期就加入刘备阵营的。刘备平定益州后，收纳了大量原刘璋的旧部，这些人才的任用，诸葛亮也需要进行考量和安排。
具体案例的解读：
魏延： 魏延的例子恰恰说明了诸葛亮“破格任用”的能力。他并非是荆州派的早期成员，但诸葛亮却能信任他，并将其视为“良将”。关于魏延后期被认为有反骨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三国演义》的文学加工，在正史中，诸葛亮对魏延的评价是“勇猛过人”，虽然也提醒过他“吾事君，君亦Likewise”。但诸葛亮将其视为重要的军事将领，是无可置疑的。
李严： 李严作为江陵人，本是刘璋麾下的重要人物，后归降刘备。他拥有雄厚的家底和一定的政治资本。诸葛亮将他安排在巴西太守、江州都督等要职，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才能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是在东线战略上，需要有他这样的人来制衡东吴，同时他也需要来自江州方面的物资支持。李严的出现，也说明了诸葛亮对于收纳和利用有实力的地方豪强和官员的策略。
关羽、张飞、赵云等： 这些是刘备的早期核心班底，他们的地位相对稳固，诸葛亮更多的是与他们协同作战，在战略层面进行沟通和协调。他们之间更多的是“战友”关系，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派系压制”。
总结来看，诸葛亮执政时期的荆州，其人才任用呈现出一种复杂而又务实的景象：
“贤能任用”是核心原则，也是诸葛亮努力的方向。 他在打破门第、地域限制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为蜀汉吸纳了大量各方面的人才。
派系斗争的存在是客观现实，但诸葛亮以其卓越的政治手腕，将其影响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并致力于将不同派系的力量整合为蜀汉服务。 他并没有简单地因为某个将领是“降将”就对其进行排斥，而是根据其才能、忠诚度、以及对大局的贡献来进行任用。
“荆州派”虽然是蜀汉的骨干力量，但诸葛亮并非完全依赖他们，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人才领域。 像魏延、李严这样的“降将”，能在诸葛亮的手下获得重用，正是他“唯才是举”理念的体现，同时也是其高超政治手腕的证明。他巧妙地平衡了各方势力，将人才的利用最大化，从而维系了蜀汉政权的稳定和发展。
所以，与其说“荆州派只能任用降将”，不如说是在以荆州派为核心的政治格局下，诸葛亮展现了他非凡的政治智慧，能够包容、吸纳、并有效利用那些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才，包括那些初来乍到的“降将”，来为蜀汉的复兴大业服务。 他的执政，是将理想的“贤能任用”与现实的政治平衡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典范。
网友意见
是不是政治清明且不说，我一直不明白东州派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政治人物会因为权力产生政治斗争本身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这个政治斗争一定以地缘关系为纽带么？关联性不等于必然性。北伐转移政治矛盾这种奇葩理论我也一直没弄懂其核心逻辑：
- 矛盾的起因与北伐有何逻辑关系？
- 北伐会产生什么利益去填补、解决这种利益空缺，故而转移矛盾？
所谓政治派系矛盾说来说去无非是为了仕途，北伐对于巴蜀人和所谓东州人来说能产生大于常态的仕途优势么？并不能，本身都是被人打烂了的“旧时代的残党”而已，真有那个本事也不至于被张鲁侵入三巴，逼得刘璋不得不硬着头皮找外援以至于引虎自卫。
既然不能产生仕途上的优势，不能解决问题，那也就不存在转化矛盾。而且如果内部都处理不好，还怎么北伐？袁绍前车之鉴摆在那里，诸葛亮做为后来人再怎么样也不至于脑子不如袁绍清醒。这与曹魏九品法并没什么相同之处，似是而非的地方都没有，九品法是一种选士法，本质上是把非官方掌握的序评舆论能力援引向中央，让“朝”面对“野”时具有主动权，仅此而已。
再说所谓「刘备占领一个新的地方就会重用当地派系」这个问题，因为地方治理只能依赖于更了解家乡的本地人，本地人远比外人更了解本地，且拉拢当地具有一定士林地位的士人以及具有一定才力的地方强族有助于更加有效的治理地方、选拔人才、纠合资源。袁绍立足冀州，重用沮授、田丰、审配、辛评等人；刘表盘踞荆楚，重用蒯越、蔡瑁、刘先、邓羲等人；曹操入兖州则用程昱、毕谌，定冀州则用崔琰、韩宣，收青州则用国渊、邴原，还有诸如陶谦、孙策、刘璋、吕布等人，重用本地人士，多不胜举，其实都是这个道理。
最后，不可能人人平等，今天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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