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界如何评价陈景润？ 第1页

首先声明我不是搞数论的，我对陈景润的评价不一定全对。

要说陈景润的历史地位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一般，和张益唐差不多，至少应该在华罗庚之下，和丘成桐、陈省身那就根本不要比了。毕竟第一他没有真的证出哥德巴赫猜想，只是从“1+3”改进到“1+2”，结果的重要程度不如张益唐；第二他的工作还是在用筛法去估计质数密度，是在改进前人的方法，性质和张益唐类似；第三整个过程中他没有开创出什么新的方向。但是和同行比起来，他的水平还是很高的，比如如果陈景润是美国人，凭他那个”1+2”在美国大部分学校拿个正教授绝无问题。菲尔兹不好说有没有戏，小一点的奖拿一堆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想说的是，陈景润是在像老鼠一样的生存状态下，在33岁抱着病体完成的那个“1+2"的证明；文革开始以后他的生存环境恐怕连老鼠都不如；到了80年代徐迟的那个报告出来以后又被政治潮流卷着到处去作报告给演讲，天天逢场作戏，也没精力去做什么研究了。真要是让他有比如说陶哲轩那样的成长环境，从小有各路牛人提携指点，有一个能够和全世界同行交流的学术环境，没有人知道他这一辈子能够达到什么高度。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刘慈欣的小说《朝闻道》，其实在学术圈子里面，那种殉道者一样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是很少很少的，但是陈景润绝对应该算一个。和他比起来，今天的我们都应该感到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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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补充

人们总有一种“帝王将相历史观”，倾向于对着历史人物指点江山，却觉得身边的平凡人可望而不可及。就好像看历史书的时候觉得朝廷里一帮子中央委员级别的御史、尚书什么的都是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现实生活中要是有亲戚朋友做到正厅级那就算“当大官”了。

我觉得“历史地位一般”对一位科学工作者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评价，这意味着千年以后的后辈们书写数学史的时候，会在歌颂高斯、欧拉、黎曼的丰功伟绩之余，为他写一段话或者至少提一下他的名字。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本科生成绩好一点毕业去个top X名校就算“学霸”了；等到当上教授拿上点研究经费带出几个学生，这个fellow那个member评一下，在我们眼中那就是呼风唤雨的“大人物”了。然而在稍微大一点的时间尺度上，比如一百年以后，去讨论这些人的“历史地位”，那简直跟开玩笑一样。而陈景润的历史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永远是一件可讨论的事情。

丘成桐张益唐评价陈景润

1.丘成桐评价陈景润

澎湃新闻：有人说近三十年来中国数学没有大的发展，但过去有过辉煌，我们有华罗庚、苏步青、陈景润……

丘成桐：相对于欧美的数学水平，中国数学界没有辉煌过。中国数学界最伟大的大师只有陈省身、华罗庚和周炜良，应用数学家则有林家翘和冯康，周、林两位学者长期在美国，不能够代表中国。我在伯克利读书时，大师甚多，包括陈省身和Stephen Smale 。一间大学就比得上中国数学最辉煌的时候。

这样说也许会伤很多人的心。中国数学与欧洲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一味地往脸上贴金是没有用的。

澎湃新闻：改革开放之初，在邓重新提出重视科技人才的背景之下，中国曾有过“陈景润现象”。作家徐迟刊登在《人民文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文使得数学成为全国上下的热门话题。当时国际数学界对于陈景润先生的研究是如何评价的？

丘成桐：陈景润做的工作很好，但谈不上伟大，对于整个数学潮流的影响有限。徐迟的报告文学是夸张的。但“文革”期间能做出工作不容易。

最近美国有位华人学者张益唐（证明弱化版孪生素数猜想），他的工作比陈景润的工作重要得多。张益唐做的是让人吃惊的工作。

注：丘成桐，美国哈佛大学数学系教授，菲尔兹奖、沃尔夫数学奖得主，证明了卡拉比猜想、正质量猜想等，是几何分析学科的奠基人

2.张益唐评价陈景润

记者：你刚才提到丘成桐，我好像觉得他把中国人对数学的一点自信都打掉了。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指他对陈景润的研究成果的评价。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那是在天上的一个数学成果。记得徐迟那篇报导文学中，说陈是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人。但陈的研究成果在丘成桐看来并不怎么样。他在国内接受采访时说：国内“以为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是全世界最伟大的问题，事实上不是，在美国没有人在乎哥德巴赫猜想，你问做数论的人。是媒体误导成功的。”　　

记者：究竟中国人能拿出什么样的数学成绩呢？这个时候，你的研究成果出来了，问一个比较外行问题：如果用小学、中学和大学层次来简单对比的话，你的研究成果与陈景润的研究成果相比，究竟如何呢？

张益唐：这两个研究有点不一样。客观地讲，我的研究应该比陈景润好，但陈景润应该也是第一流的，我们的研究成果都是第一流的。

记者：既然都是第一流的，第一流中是不是有超一流的呢？

张益唐：我的研究似乎更有突破性。陈景润是从1＋3进展到1＋2，我的研究是从无限变成了有限，这个跨越应该比他那个更大。

记者：再回头看，丘成桐先生对陈景润的研究成果评价不高，他对你的研究成果评价如何呢？现在似乎还没有看到他对你的研究的评价，只是知道他邀请你去哈佛做演讲。

网络上有人因此分析说，“显然他不会说张的坏话，因为就是他邀请张去哈佛给报告（而且还要张去得越早越好），讲他的研究结果的。丘成桐如果认为这个结果不重要，自然不可能邀请张去哈佛做报告，更不可能催他越早给报告越好。丘成桐的行动已经可以说明一切了。”

张益唐：他对我的这个研究的评价高得不得了。他带我出去的时候，都提到我的这个研究成果，说比陈景润要好得多。

记者：这些评价好像都没有报导出来？

张益唐：真正像他这类人，他反而不能在网上随便乱说话了。

注：张益唐，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数学系教授， 2013年5月，张益唐在孪生素数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他证明了孪生素数猜想的一个弱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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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导师曾是陈景润同事，听导师讲过陈老的一些八卦，不过没有学术方面的，主要是生活小事。其中有一点是陈先生喜欢买黄金，有钱都会换成金子。当年知识分子改造住牛棚的时候，陈老也被分去扫地。陈老要求自己单独住在一个楼梯间的小黑屋里。听到这，大家问老师，他是要自己一个人好思考问题吗？导师说，当然他也想问题，不过最主要是怕金子丢了。

听了这个故事，丝毫没有降低我对陈先生的崇敬。相反，对他在如此艰苦的历史背景下还能做出这种成绩我感觉十分钦佩。我们之间产生了英雄人物，而我们不能了解，也不知道尊重，是我们自己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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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有从事纯数的，和陈景润有过交集。据说，陈景润一旦决定做一个方向了，那其他数学家都不用再做这个方向了，即使你一个组有三四个专业数学家，也基本上做不过陈景润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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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活无规律，形象邋遢，没有情趣，连婚姻也是包办的，这严重扭曲了数学工作者的形象，甚至还提醒了我40年前是一个多么糟糕的时代：女性依然被当做物品一样随便赏赐给一个满身污秽的病秧子，这是多么的恶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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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李吟（李归农）的评论。

可以说这完全偏离正常的讨论，完全是一种恶毒的人身攻击啊。

陈景润先生虽然身体较差，但在1984年之前（1980年结婚），并没有对生活有太大影响。“赏赐给一个满身污秽的病秧子”这结论怎么得出来的？估计李吟大师一见到躺在病床上的人，就认为该人从出生一直到去世都要人照顾拉屎拉尿擦身喂饭。李大师是不是有类似的经历，否则为何如此这样揣测陈景润先生？

我觉得吧，陈景润先生比李吟大师形象好，陈更符合数学工作者的形象。

各位可以自行对比。

陈景润

李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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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真正"的科学家，只有被低估的，没有被过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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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gg 网友的相关建议: 
      

以女真人和原辽东军为主的重甲步兵（包括各种工程兵，像推盾车的）、重甲骑兵。

以蒙古人为主的冷兵器轻骑兵。

以三顺王（孔、尚、耿）军队、佟氏武装为主的汉军重炮兵。

以原辽东军火器兵为主的火器营。

全员重甲，全员骑马机动。

1、后金军的甲胄、装束、武器，与大明辽东军基本一样，这个之前我科普过，这里不再赘述。

后金、清军在关外推行剃发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战场识别。不然两边打起来，都不知道该砍谁。

2、明军的红衣炮是找葡萄牙人代工的，后金（清）军的红衣炮，才是国产的。后金的铸炮技术，原胜于同时期的明军。

明军的红衣炮，都是从澳门运过来的，后金第一次入关的时候，葡萄牙人将红衣炮运到涿州，发现了后金骑兵，葡萄牙人死活不往前走了。这时，被崇祯打为阉党的冯铨主动出资，招募家丁、乡勇，这才把这些炮运到了北京。

明军装备的红衣炮少得可怜，松锦大战中，十几万明军装备的红衣炮不足二十门，而同时期清军一年就可以造六十门。

下面为松锦大战之后，清军缴获的明军火器。

松山之战，获红夷炮5门，发熕炮2门，大将军炮146门，二将军炮737门，三将军炮1237门，行营炮200门，佛郎机33门；

锦州之战，获红夷炮7门，发熕炮1门，子母炮3门，大将军炮18门，二将军炮147门，三将军炮176门，行营炮33门，佛郎机12门；

塔山之战，获缴获红夷炮1门，发熕炮2门，大小将军炮409门，佛郎机37门；

杏山之战，获红夷炮2门，大将军炮6门，二将军炮122门，行营炮182门，佛郎机65门。

清军共缴获大小火炮3583门，其中红衣炮仅15门，佛郎机也只有百余门，其他大多数火炮都质量低劣，不堪使用。

说说后金将红衣炮国产化的过程。

孔有德投降，他在登州跟着孙元化打过工，孙元化是火炮专家，所以孔有德的几个部下，像王天相与金世祥也学习了不少火炮知识，对原理、架构都很精通，结构制造就没有问题。

然后需要解决的就是制作工艺。当时后金军中有一名汉族工匠刘汉，他精通冶铁技术，以复杂的退火、淬火程序处理火炮的不同部位，造出的铁炮接近钢炮的水准，质量已超越欧洲同时期水平。

崇祯四年，后金成功仿制了明朝的红夷炮，因满人对“夷”犯忌讳，故改称“红衣大炮”，定名“天佑助威大将军”。相较明朝的红夷炮，后金版的炮架先进，高低角可调，转向也方便，并有瞄准装置。

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炮军”，满语为乌真超哈，汉旗军都统佟养性任总兵官，曹振彦任教官，开始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重炮兵。

3、入关初期的清军，从人员构成上来说，是吴三桂辽东军（4万，打完李自成后约2万）+三顺王辽东军（1万）+佟氏兄弟手下零散投降的辽东军（1万）+祖大寿系辽东军（1万）+建州女真本部（2万）+努尔哈赤、皇太极掳掠的东北索伦诸部壮丁（1万）+漠南蒙古军（3万）。

以上人数为估算值，但误差不会太大，合计约11万人，原辽东军占了约半数，这就是入关前后清军的全部家当。

入关后，姜瓖的宣大军8万、河南地主武装约10万、南明江北四镇23万、左梦庚部（左良玉之子）约8万，先后投降清军。

这才让清军有了绝对的兵力优势。

而后期抵抗清军的，湖南何腾蛟，主力为原李自成大顺军的李过、高一功部；东南郑成功，主力为原海盗集团；西南孙可望、李定国，主力为原张献忠的大西军。

基本就这么个情况。

说明一下。

辽东军所谓的“军事地主制度”，就是明朝的卫所制度，即军籍即户籍，平常当地主，打仗的时候每户抽丁上阵，打仗→抢人、抢地盘→分地、种地。

努尔哈赤把这一套学来，搞出了八旗。

在清军入关前，关外最大的三股地主势力，即为吴襄系（辽西走廊南侧）、毛文龙系（辽宁半岛沿海）和祖大寿系（辽西走廊北侧）。在清军入关时，这三大系都给清军打工了，你说这得分多少地。

有很多朋友会说，人家毛文龙就占着个皮岛，怎么成地主了？

其实呢，在毛文龙死之前，东江所控制的地域甚至要大于明军在关外控制的地盘，请看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