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会不会说汉语？ 第1页

“朕，不识字粗人”——元世祖汉语言能力小考

本文未写完，手滑不小心把草稿发出去了...........仅有绪论，万分抱歉

• 马上的忽必烈汗——内蒙古正蓝旗人民政府南广场中央铜像

- 绪论 -

“忽必烈会不会说汉语”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很少有什么小话题能让历代蒙-元史研究者产生如此明确的分歧。认为忽必烈不会汉语的学者包括较早的研究者吉川幸次郎、傅海波与中国现代专家中的周良宵、李治安、罗贤佑、张帆等，而陈得芝、萧启庆等元史学者则认为世祖至少粗通汉语。而笔者以为，世祖实际的汉语言能力应在“粗通”之上。

不通汉语说大概滥觞于清人赵翼，赵翼以“是凡进呈文字必皆译以国书”得出结论“可知诸帝皆不习汉文也.......”（《廿四史札记》卷三十 元诸帝多不习汉文[1]）此条屡被后世持类似意见者转引，不过三半老人的原意应该只是认为元诸帝大多是“不识汉字”的文盲，结合元诸帝大多受过正规书院教育并工于书法的史实来看，赵翼的"多不习汉文"说并不正确，赵翼其实也并未明示元帝“不会口语”。

现代以降，研究过元诸帝汉学能力的日本东洋学者吉川幸次郎与德国汉学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均认为忽必烈不懂汉语[2]。如傅氏云[3]：

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的汉语知识颇差，正如福克斯曾指出，世祖在接受中原学者进言时需要口译者。这一事实使人们对《御选元诗 帝制》中收录的那首被标注为世祖所作的《涉玩春山纪兴》产生了怀疑。很明显，这首精雕细琢的传统八行律诗的作者不可能是一位连汉语口语都不甚了解的人。我们大致可以做出推断，《涉玩春山纪兴》应该是御用文人据皇帝的指令创作的。

建国以来元史学者中，对忽必烈汉语能力持否定态度几乎成为了主流意见：

范文澜版《中国通史》第八卷元时代的主笔周良宵认为：忽必烈“除蒙语外，似乎不懂得其他语言”[4]。

《忽必烈传》的作者、元史研究会会长李治安教授认为：“推行汉法比较积极的忽必烈，却只通晓蒙古语，不懂汉语。忽必烈和一般汉族臣僚的交谈或听取其上奏，就需要借助怯里马赤翻译......”，“忽必烈不懂汉语，也不提倡其他蒙古人学习使用汉语。”[5]

北京大学张帆教授认为："与其他朝代不同，元朝皇帝大多不通汉语，对文言尤为隔膜......如至元二十四年立尚书省时，赵孟頫奉命草诏，“援笔立成”，忽必烈“闻大旨，召近臣译以对，喜谓公曰：‘卿言皆朕所欲言者。’自是国有大议，必以咨询‘。”[6]

以上学者断定世祖没有汉语能力的依据，主要是史料中屡见忽必烈在汉族大臣奏对、呈递文字时使用“怯里马赤”（译者）的相关记录。同时，掌握蒙古语（“国言”）也是元初汉人将领、文臣、怯薛的一项便利技能，例如“由善国言”的贾居贞，“大小庶政不资舌人，皆特入奏”[6]。史天泽在“大拜”（拜相）之后言：“今眷倚如，正以军国事体，微多历练，老夫有通译其间，为诸公掉达耳。”[7]可知元初朝堂之上的工作语言确是蒙语。忽必烈也曾命部分汉族近侍学习“国语”，赵壁是忽必烈最早接触的汉族文人之一，世祖在潜邸时“敕璧习国语，译《大学衍义》，时从马上听璧陈说”[8]以学习典籍，并称赞赵壁“ 汉人乃能为国语深细若此”[9]。世祖亦曾命管如德“习国书”，并说：“习成，当为朕言之。”[10]

乍一看来，似乎已能得出世祖不通汉文的结论，实则不然。这些学者们都或多或少的无视了史料中一些不能用“存在译员”来解释的史实，甚至对部分史料进行了裁剪使用。如此的确颇为“省事”，由此得出的结论却可能与史实大相径庭。

• 马振声、朱理存：《忽必烈营建大都》

现当代元史学者中，对世祖汉语言能力有较为严谨看法的是元史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大学陈得芝教授与已故的国立清华大学（台湾）萧启庆教授。萧启庆很早就指出忽必烈“至少略谙汉文”（《忽必烈“潜邸旧侣”考》[11]，原是是萧启庆1959年自台大历史系毕业的本科论文），陈得芝教授则认为世祖“大概是懂一点汉语的......他不仅的确能听懂少许汉语，而且能略约理解许衡讲的一些大道理”，但认为“他无疑是不通汉文的”[12]。

• 韩书力、边巴顿珠《八思巴与忽必烈》

需要辨析的是：“使用译员”，与“需要译员”不能等同。忽必烈在有汉臣奏对时使用“怯里马赤”，并不能作为世祖不通汉语的依据。因为实际上有足够材料说明世祖本人并不依赖“怯里马赤”，口译人员的服务对象应该另有其人。同样，世祖朝“御前奏闻”的工作语言为蒙古语也与世祖本人的口语能力没有关系。至元之后的元诸帝除泰定帝外都接受过正规经史教育，通晓蒙汉双语，而元廷“御前奏闻”使用的语言直至元末也一直是蒙古语。

笔者以为，根据部分直接史料与合理推理，世祖的汉语言能力不应被过低估计。至少比陈得芝所判断的“能听懂少许汉语”要高出许多，另外世祖似乎不应是个完全的文盲，至少不能轻率判断“无疑不通汉文”。

-正文-

（待续.......一定要等我写完啊..........）

— 部分参考资料与注释 —

[1].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

[2]. (日)吉川幸次郎:《元の诸帝の文學（五）：元史叢說の一》,《東洋史研究》,1945,9(3):179-188.

[3]. 译自 (德)傅海波（Herbert Franke）:《蒙古皇帝能够读写汉文吗？》(“COULD THE MONGOL EMPERORS READ AND WRITE CHINESE?”),《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英文],慕尼黑,1994,28-41.傅氏原文为：

Qubilai's(r.1260-1294) knowledge of Chinese was rather poor,as has ready been pointed out by Fuchs.He had to use interpreters when receiving Chinese scholars.This fact must arouse suspicion regarding the poem attributed to him in the collection of poetry yu-suan yuan-shih（御选元诗） under the heading 帝制.The title is "Record of emotions during an excursion to the mountains in springtime"（涉玩春山纪兴） and noting in this elaborate and traditional poem of eight-word lines suggests an author who had a poor knowledge of even spoken Chinese.We may perhaps assume that it has been composed by some poet Laureate on emperial order.

[4]. 周良宵:《忽必烈》,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

除了蒙古语之外，忽必烈似乎不懂得其他语言（对所谓八思巴文掌握到什么程度则不得而知），但他可以用畏兀儿蒙文作书。.....因此，尽管他不懂得汉语，不谙汉文，但他仍然拥有足够的知识与手段，能够牢牢地控制和指挥这一套主要以汉文化为基础的官僚机器，按自己的意志进行有效的运转。（《忽必烈》P234-235）

[5]. 李治安:《忽必烈传》,人民出版社,2004.

当时，朝廷内外各民族官民频繁接触交流，汉人懂蒙古语，蒙古人学汉语，色目人懂蒙古语或学汉语的，蔚然成风，数量甚伙。但是推行汉法比较积极的忽必烈，却只通晓蒙古语，不懂汉语。忽必烈和一般汉族臣僚的交谈或听取其上奏，就需要借助怯里马赤翻译.......值得注意的是，忽必烈本人不懂汉语，也不去提倡和鼓励其他蒙古人学习使用汉语，反而督促汉人和南人官僚学习蒙古语。（《忽必烈传》P771）

[6].罗贤佑《元朝诸帝汉化述议》，《民族研究》 , 1987 (05) :67-74

[7]. 张帆:《元朝诏敕制度研究》,《国学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 姚燧：《参知政事贾公神道碑》,《元文类》,商务印书馆,1958. 卷六十一 .

[7]. 王恽:《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秋涧集》卷四八.

公初进大拜，制下之日，朝野交庆，公门阁萧然，若无所事。有面说公以威权自张者，公因举唐周墀为相问于韦澳曰：“力小任重，何以能济？”澳曰：“愿相公无权。”墀愕然不知所谓。澳曰：“爵禄刑赏与天下共之，何权之有？”又曰：“其缘汗马，颇著微劳，余将何有？今眷倚如，正以军国事体，微多历练，老夫有通译其间，为诸公掉达耳，相，则吾何敢当？”言者悚服而退。

[8]. 《元史》卷一百五十九 列传第四十六.

[9]. 虞集:《中书平章政事赵璧谥议》,《道园学古录》卷十二.

[10]. 《元史》卷一百六十五 列传第五十二.

[11]. 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

[12]. 陈得芝: 《元世祖诏令、圣训从谈》,《元史论丛》（第十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