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书废掉了世家这个特殊的传记？
要说清楚《汉书》为何废掉了《世家》这个特殊的传记体例，得从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司马迁《史记》的开创性影响，以及班固创作《汉书》的宗旨和时代局限性来一一梳理。
首先，我们得理解《世家》在司马迁《史记》中的独特性。
《史记》的“世家”：权臣与诸侯的春秋谱系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一个统一的王朝史叙事中，容纳那些曾经位高权重、拥有独立封地的诸侯王、国君，以及那些辅佐天子、实际上掌握了国家权力的外戚、权臣。这些人虽然臣属于天子，但他们的家族势力、影响力甚至可以媲美王侯。
司马迁的创造力就体现在他设计了“世家”这一体例。在他看来：
列传是对所有个体人物的传记：包括帝王、将相、刺客、游侠、商人、妓女等等，这些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或成就斐然，或影响深远，但家族的影响力相对较弱。
表是人物关系和大事年表：辅助性的工具。
书是制度和文化的纪录：如礼书、乐书、河渠书等。
本纪是最高统治者——天子的传记：只有正统的天子才能享有“本纪”的待遇。
而“世家”则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空白。它主要记录的是：
1.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君：这些人有自己的封国，可以称王称公，是独立于中央的政治实体，他们的家族具有延续性。
2. 汉朝的开国功臣及其后代：这些开国功臣，如萧何、曹参、周勃、陈婴、灌婴、樊哙等，虽然在汉朝体制下不再是独立的“国君”，但他们被封为王侯，并且对汉朝的建立和巩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家族在汉朝初期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影响力巨大，甚至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司马迁认为，这些人“功高而德厚，足以当世，名传后世”，他们虽然不是皇帝，但他们的家族史脉络非常清晰，值得像君王一样详细记载。
3. 汉朝的某些宗室旁支：一些地位比较特殊的宗室王，也放入世家。
“世家”的设置，实际上是司马迁对中国早期政治格局的一种理解和处理方式。在周朝，分封制是主流，诸侯林立。到了汉朝，虽然确立了郡县制，但王国（诸侯国）的存在仍然是汉初政治的一大特色，“七国之乱”等事件更是凸显了诸侯王的力量。司马迁认为，这些与天子并驾齐驱（或曾经并驾齐驱）的家族，他们的兴衰史本身就构成了王朝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独立、系统地记载。
《汉书》的挑战与班固的创作意图
到了东汉，班固开始撰写《汉书》。《汉书》的写作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承续《史记》，但又要纠正《史记》中的一些“偏颇”之处，并且更加强调汉朝中央集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班固之所以废除“世家”，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的原因，可以说是对司马迁体系的一次“扬弃”和“重塑”：
1. 政治体制的变化与“世家”的时代局限性：
王国权力的削弱：《汉书》所处的东汉时期，汉朝的政治体制与汉初已经有所不同。虽然王国制度依然存在，但“推恩令”等政策的实施，使得诸侯王的势力被大大削弱，不再构成对中央集权的实质性威胁。那些在《史记》中被列为“世家”的汉初诸侯王，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其家族的影响力也逐渐衰落。
强调中央集权与皇权正统：《汉书》的作者班固是东汉士大夫阶层的一员，他的政治立场更倾向于歌颂统一、稳定和中央集权。将那些曾与皇权并驾齐驱的“世家”单独列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被视为对汉初以来皇权合法性的一种潜在挑战。废除“世家”，将这些重要人物的传记纳入“列传”，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以皇帝为中心的叙事，强化皇权至上的观念。
2. 对司马迁体例的批判与调整：
“拨乱反正”的意味：班固的《汉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史记》的一种“纠正”和“补充”。一些史家认为，班固认为司马迁在对待汉朝开国功臣、诸侯王时，可能给予了过多的关注和独立的地位，这与他心目中更加纯粹的中央集权叙事有所不同。
重新定位人物的史学意义：班固认为，那些汉初的功臣王侯，虽然在汉初功勋卓著，但他们终究是臣子，是为汉朝服务的。将他们从独立的“世家”转入“列传”，可以更清晰地界定他们的身份，将他们置于臣子和臣属的行列中，而不是作为与君王平起平坐的家族来记载。这样一来，他们的家族史就自然地融入了汉朝整体的政治史叙事中，成为宏大叙事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于主线的旁支。
3. 叙事逻辑的统一与精简：
《汉书》的聚焦范围：《汉书》顾名思义，主要是汉朝的历史（西汉和东汉）。司马迁的《史记》则贯穿了黄帝到汉武帝，涵盖了先秦和秦汉两个时期。先秦的诸侯分封制是“世家”产生的重要土壤。而到了汉朝，虽然王国制犹存，但其性质和影响力与先秦诸侯国已有较大区别。
结构上的优化：废除“世家”，将原属“世家”的汉初功臣王侯的传记纳入“列传”，使得《汉书》的结构更加简洁统一。原来是“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变成了“本纪、表、志、列传”四种体例。虽然“表”和“书”被换成了“志”，但总体上是精简和统一了。《汉书》新增了“沟洫志”、“艺文志”等“志”，这些也是班固根据汉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新特点进行的创新，是对《史记》体例的补充而非完全照搬。
具体实施的变化
当班固废除了“世家”这一体例后，他如何处理原本属于“世家”的人物呢？
汉初功臣王侯：例如刘邦的开国功臣萧何、曹参、周勃、陈婴、樊哙等，这些在《史记》中享有“世家”待遇的人物，在《汉书》中都被归入了“列传”。例如，萧何被列入《萧何传》，曹参被列入《曹参传》，周勃被列入《周勃传》。他们的家族历史、功业、政治影响力，都通过“列传”的形式被记载，但不再享有独立的“世家”标题。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由于《汉书》的写作重点是汉朝，因此它不包含先秦历史。司马迁的“世家”中很大一部分是记录春秋战国的诸侯，这部分内容在《汉书》中自然也就没有了。
总结来说
班固废除《汉书》中的“世家”，并非对司马迁的否定，而是基于时代的发展、政治体制的演变，以及他自身对史学叙事和汉朝正统性的理解所做出的调整。
政治原因：汉初王国制的相对强大，以及随后的削弱，使得“世家”的政治象征意义发生了变化。班固更倾向于强调中央集权，避免突出可能削弱皇权叙事的体例。
史学原因：班固认为汉初功臣王侯虽有世功，但仍属臣下范畴，不应与君王并列，将其纳入“列传”是更符合其身份定位的处理方式。
结构原因：精简和统一《汉书》的体例，使其结构更为紧凑和聚焦于汉朝本身。
这种体例上的改变，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调整，更是班固在历史叙事上的一次重要选择，它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史书的编纂模式，使得“本纪”和“列传”成为更为主流的叙事框架。虽然我们今天读《史记》时会惊叹于“世家”的独到，但也正是因为班固的这一调整，汉朝的历史叙事显得更加统一和集中。
首先，我们得理解《世家》在司马迁《史记》中的独特性。
《史记》的“世家”：权臣与诸侯的春秋谱系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一个统一的王朝史叙事中，容纳那些曾经位高权重、拥有独立封地的诸侯王、国君，以及那些辅佐天子、实际上掌握了国家权力的外戚、权臣。这些人虽然臣属于天子，但他们的家族势力、影响力甚至可以媲美王侯。
司马迁的创造力就体现在他设计了“世家”这一体例。在他看来：
列传是对所有个体人物的传记：包括帝王、将相、刺客、游侠、商人、妓女等等，这些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或成就斐然，或影响深远，但家族的影响力相对较弱。
表是人物关系和大事年表：辅助性的工具。
书是制度和文化的纪录：如礼书、乐书、河渠书等。
本纪是最高统治者——天子的传记：只有正统的天子才能享有“本纪”的待遇。
而“世家”则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空白。它主要记录的是：
1.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君：这些人有自己的封国，可以称王称公，是独立于中央的政治实体，他们的家族具有延续性。
2. 汉朝的开国功臣及其后代：这些开国功臣，如萧何、曹参、周勃、陈婴、灌婴、樊哙等，虽然在汉朝体制下不再是独立的“国君”，但他们被封为王侯，并且对汉朝的建立和巩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家族在汉朝初期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影响力巨大，甚至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司马迁认为，这些人“功高而德厚，足以当世，名传后世”，他们虽然不是皇帝，但他们的家族史脉络非常清晰，值得像君王一样详细记载。
3. 汉朝的某些宗室旁支：一些地位比较特殊的宗室王，也放入世家。
“世家”的设置，实际上是司马迁对中国早期政治格局的一种理解和处理方式。在周朝，分封制是主流，诸侯林立。到了汉朝，虽然确立了郡县制，但王国（诸侯国）的存在仍然是汉初政治的一大特色，“七国之乱”等事件更是凸显了诸侯王的力量。司马迁认为，这些与天子并驾齐驱（或曾经并驾齐驱）的家族，他们的兴衰史本身就构成了王朝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独立、系统地记载。
《汉书》的挑战与班固的创作意图
到了东汉，班固开始撰写《汉书》。《汉书》的写作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承续《史记》，但又要纠正《史记》中的一些“偏颇”之处，并且更加强调汉朝中央集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班固之所以废除“世家”，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的原因，可以说是对司马迁体系的一次“扬弃”和“重塑”：
1. 政治体制的变化与“世家”的时代局限性：
王国权力的削弱：《汉书》所处的东汉时期，汉朝的政治体制与汉初已经有所不同。虽然王国制度依然存在，但“推恩令”等政策的实施，使得诸侯王的势力被大大削弱，不再构成对中央集权的实质性威胁。那些在《史记》中被列为“世家”的汉初诸侯王，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其家族的影响力也逐渐衰落。
强调中央集权与皇权正统：《汉书》的作者班固是东汉士大夫阶层的一员，他的政治立场更倾向于歌颂统一、稳定和中央集权。将那些曾与皇权并驾齐驱的“世家”单独列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被视为对汉初以来皇权合法性的一种潜在挑战。废除“世家”，将这些重要人物的传记纳入“列传”，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以皇帝为中心的叙事，强化皇权至上的观念。
2. 对司马迁体例的批判与调整：
“拨乱反正”的意味：班固的《汉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史记》的一种“纠正”和“补充”。一些史家认为，班固认为司马迁在对待汉朝开国功臣、诸侯王时，可能给予了过多的关注和独立的地位，这与他心目中更加纯粹的中央集权叙事有所不同。
重新定位人物的史学意义：班固认为，那些汉初的功臣王侯，虽然在汉初功勋卓著，但他们终究是臣子，是为汉朝服务的。将他们从独立的“世家”转入“列传”，可以更清晰地界定他们的身份，将他们置于臣子和臣属的行列中，而不是作为与君王平起平坐的家族来记载。这样一来，他们的家族史就自然地融入了汉朝整体的政治史叙事中，成为宏大叙事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于主线的旁支。
3. 叙事逻辑的统一与精简：
《汉书》的聚焦范围：《汉书》顾名思义，主要是汉朝的历史（西汉和东汉）。司马迁的《史记》则贯穿了黄帝到汉武帝，涵盖了先秦和秦汉两个时期。先秦的诸侯分封制是“世家”产生的重要土壤。而到了汉朝，虽然王国制犹存，但其性质和影响力与先秦诸侯国已有较大区别。
结构上的优化：废除“世家”，将原属“世家”的汉初功臣王侯的传记纳入“列传”，使得《汉书》的结构更加简洁统一。原来是“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变成了“本纪、表、志、列传”四种体例。虽然“表”和“书”被换成了“志”，但总体上是精简和统一了。《汉书》新增了“沟洫志”、“艺文志”等“志”，这些也是班固根据汉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新特点进行的创新，是对《史记》体例的补充而非完全照搬。
具体实施的变化
当班固废除了“世家”这一体例后，他如何处理原本属于“世家”的人物呢？
汉初功臣王侯：例如刘邦的开国功臣萧何、曹参、周勃、陈婴、樊哙等，这些在《史记》中享有“世家”待遇的人物，在《汉书》中都被归入了“列传”。例如，萧何被列入《萧何传》，曹参被列入《曹参传》，周勃被列入《周勃传》。他们的家族历史、功业、政治影响力，都通过“列传”的形式被记载，但不再享有独立的“世家”标题。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由于《汉书》的写作重点是汉朝，因此它不包含先秦历史。司马迁的“世家”中很大一部分是记录春秋战国的诸侯，这部分内容在《汉书》中自然也就没有了。
总结来说
班固废除《汉书》中的“世家”，并非对司马迁的否定，而是基于时代的发展、政治体制的演变，以及他自身对史学叙事和汉朝正统性的理解所做出的调整。
政治原因：汉初王国制的相对强大，以及随后的削弱，使得“世家”的政治象征意义发生了变化。班固更倾向于强调中央集权，避免突出可能削弱皇权叙事的体例。
史学原因：班固认为汉初功臣王侯虽有世功，但仍属臣下范畴，不应与君王并列，将其纳入“列传”是更符合其身份定位的处理方式。
结构原因：精简和统一《汉书》的体例，使其结构更为紧凑和聚焦于汉朝本身。
这种体例上的改变，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调整，更是班固在历史叙事上的一次重要选择，它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史书的编纂模式，使得“本纪”和“列传”成为更为主流的叙事框架。虽然我们今天读《史记》时会惊叹于“世家”的独到，但也正是因为班固的这一调整，汉朝的历史叙事显得更加统一和集中。
网友意见
因为在汉朝之前诸侯和天子只是名义上的君臣关系，实际上不仅可以世代相传，而且基本都是独立的政权，可谓世家（孔子等少数人除外）。而到汉初，诸侯虽然独立性远不如春秋战国诸侯，但是也还有很大的独立性，司马迁受历史惯例的影响，按照历史习惯也将他们列入了世家之列。而到七国之乱之后，诸侯其实已经完全沦落为中央的附庸，基本丧失了独立性，而封侯也变得非常随意，诸侯及诸王和权贵已经没有了本质区别。班固已经深刻意识到了这些本质的变化，于是将他们都归于列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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