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因为那个年代信息传播还是一种特权，通过行使这种特权，建立评判价值的体系，这当然会引起被评判对象的不安。

孔圣人：周游列国是播种机，是工作队，是宣言书~~~！——然后把《春秋》刷成红色一人发一份——怕不怕？

当然，圣卡尔的论断是对的，所以”仲尼诛少正卯“

这个问题反映很多人喜欢强答，反对高票答案在内的大多数答案。先说结论：这句话是孟子的政治寓言而不是历史事实。具体来说可以解析为三部分，我们一个个来解答：

1、《春秋》有没有微言大义，乱臣贼子惧不惧？

2、《春秋》是孔子作的吗？

3、孟子为什么要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材料：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两个阶段：孔子惧，作《春秋》——《春秋》成，乱臣惧）

答：

1、《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后来经过儒家润色，被作为儒家六经之一，故称为《春秋经》。把《春秋经》和《左传》比较，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特点，那就是为尊者讳。隐公、桓公、闵公均死于非命，而《春秋经》只用个“公薨”就打发了，具体情况对照《左传》才知道。相比同时期的董狐“晋赵盾弑其君”、齐太史“齐崔杼弑其君”，所谓“春秋笔法”可谓是隐晦的，很多答案怎么能把它和秉笔直书的董狐同日而语呢？要说直书，书的也是别国而已。而史书直笔别国根本不稀奇，新闻联播天天喊也没见得把美帝炸了，远不如董狐能起到“乱臣贼子惧”的作用。

2、孔子作《春秋》，最早是孟子说的。原文是“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原创。但《春秋经》明显脱胎于鲁国史书，这个目前已经得到公认。其中史实也发生到孔子去世后，如《春秋左传》中《春秋经》一直记到“孔丘卒”，怎么会是孔子本人作品呢？何况，孔子自己也说过“述而不作”，《论语》也完全没提到“春秋”两字。不要说孔子作《春秋》不存在，就是《左传》《公羊传》说的孔子修《春秋》也是可疑的。大家可以发现，很多著作、器物都追溯孔子、圣王为发明者，这就是胡适所谓的“箭垛式人物”。

3、孟子这样说，因为他出于儒家学派，孔子又是儒家先师。他要推销自己的学说，创造出了“道统”这种理念，认为圣王心法是从尧舜商汤、文武周公、孔子最终传到自己。孔子究竟有何成就？既然《春秋经》与儒家有关，经过孔子整理作为儒学教材使用，于是就被附会为孔子所作，其思想和功能也被过分夸大。仅仅如实记载一些现象，就被渲染成“乱臣贼子惧”，似乎隐含把春秋乱世终结认定是孔子作《春秋》之功。特别是西汉时期随着孔子被教主化，今文经派《公羊传》更把《春秋经》作为圣经，过度解读其中的“微言大义”。朱自清先生一语中的：“他们解经，只重微言大义；而所谓微言大义，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

宋人郑樵曰：“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朱熹曰：“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他们认为《春秋经》就是一部平常的史书，不存在微言大义。至于是不是孔子写的，古人一般不敢贸然下结论，但能抹去《春秋》的神圣性已经非常不容易。最后，引用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前言的说法结尾：

那么《春秋》和孔丘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孔丘曾经用鲁《春秋》作过教本，传授弟子。《论语·述而》曾经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在这四者之中，文自包括鲁国历史文献，即当时的近代史和现代史。他必然看到鲁《春秋》有阙文，所以又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春秋》一定有阙文。僖公十四年经“冬，蔡侯肸卒”，无月无日，便是阙文。顾栋高《大事表》列入《阙文篇》，便是一例。
总而言之，《春秋》和孔丘有关，仅仅因为孔丘用过鲁《春秋》教授过弟子。《仲尼弟子列传》所谓“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尤其是子夏，受授《春秋》，有几分可能。第一，子夏是孔门晚期弟子，少于孔丘四十四岁，晚年为魏文侯师，教授于西河。第二，《春秋》之传又多出于子夏。第三，《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有明文：“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至于“孔丘生”“孔丘卒”，当为后人传《春秋》者所加，不是鲁《春秋》旧文。加者不过藉以表示《春秋》和孔丘的关系罢了。
假定有人说，孔子修《春秋》，或者孔子作《春秋》，自战国以来，便曾这么说，难道能轻易否定？那我们可以征引《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记晋文公伐原一事来论它。《春秋经》不载伐原事，《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却有这事，《韩非子》却说“孔子闻而记之”，这样，《左传》也是孔子所记的，难道《左传》真是孔子所记的么？纵是战国人的说法，也是不可尽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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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那个时候，打仗都是这样打的：

晋国的韩厥追击郑成公，他的御者杜溷罗说：“快追啊，他的御者吓得心慌意乱左顾右盼，注意力根本不在控制马上面，是可以追的上的。”韩厥说：“不能再次羞辱国君。”于是就不追了。晋国的郤至追击郑成公，他的车右茀翰胡说：“我们另外派轻车从小道迎击，我追上他的战车就把他俘虏下来。”郤至说：“伤害国君是要受到刑罚的。”也停止了追赶。

晋韩厥从郑伯，其御杜溷罗曰：「速从之！其御屡顾，不在马，可及也。」韩厥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郤至从郑伯，其右茀翰胡曰：「谍辂之，余从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伤国君有刑。」亦止。

晋国的郤至在对楚作战时，三次碰到楚共王的亲军，见到楚共王时，一定要下车，脱下头盔，快步向前走几步，以示对楚王的尊敬。楚共王派工尹襄送上一张弓去问候，说：“刚才战事激烈的时候，有一位身穿浅红色牛皮军服的人，真是君子啊！每次见到我都快步致敬，他没有受伤吧？”郤至见到客人，脱下头盔接受问候，说：“在下是贵国君王的外臣郤至，跟随寡君作战，托君王的福，参与了披甲作战的行列，不敢拜受您君王的好意。谨向君王报告没有受伤，感谢贵国君王的问候。现在正在战斗中，我只能向您行军礼了。”于是，三次向使者严肃行礼之后才退回队伍。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韦之跗注，君子也。识见不谷而趋，无乃伤乎？」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使者。」三肃使者而退。

晋国人战败逃跑，有一辆战车陷在坑里不能前进，追赶他们的楚国人一看这情况，就上前教他们说抽出车前的横木试试，车果然就能动了。然后晋国人接着跑，楚国人接着追。可没走多远，马车又陷在坑里动不了。楚国的哥们又上来教他们说把大旗拔了，把车辕头上的横木也丢掉试试。这样晋国人才逃了出去，然后双方接着继续追赶游戏，一看自己彻底安全了，晋国的士兵还回过头来冲着后面追的楚国士兵开了句玩笑说：“你们楚国果然是大国，仗打得多，逃跑都比较有经验啊~”

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

齐晋交战的时候，韩厥梦见他去世的父亲对他说:“明天早晨作战时要避开战车左边和右边的位置。”因此韩厥就站在中间担任赶车的来追赶齐侯的战车。邴夏说:“射那个赶车的，他是个君子。”齐侯说:“称他为君子却又去射他，这不合于礼。”于是不射他而射他的车左，车左边的人中箭掉下了车。又射他的车右，车右边的人也中箭倒在了车里。（晋军的）将军綦毋张损坏了自己的战车，跟在韩厥的车后说:“请允许我搭乘你的战车。”他上车后，无论是站在车的左边，还是站在车的右边，韩厥都用肘推他，让他站在自己身后以保护他。

韩厥梦子舆谓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射其左，越于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綦毋张丧车，从韩厥曰：“请寓乘。”从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后。

齐顷公免于被俘以后，寻找救他的逢丑父（齐顷公前面战败被追赶，逢丑父假扮他才让他逃走，自己却被抓了），在晋军中三进三出。每次出来的时候，齐军都簇拥着护卫他。进入狄人军队中，狄人的士兵都抽出戈和盾以保护齐顷公。进入卫国的军队中，卫军也对他们不加伤害。（卫军和狄军都是晋国的盟军，算是齐国的敌人，但是他们却因为齐顷公还回头救自己臣下的勇气而对他多加保护，每当看到这里，我脑补了一下当时的场面，都觉得非常感动。）

齐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齐师以帅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卫师，卫师免之。

秦汉及以前的精英，大概算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有情怀的一批人了，他们追求的不仅是做正确的事，还要通过同样正确的手段，没有用正确的手段，就算做到了正确的事，依然于心有愧，有惧。

楚国军队强过宋国军队不知多少，宋襄公却还要说：君子在战斗中，只要敌人已经负伤就不再去杀伤他，也不俘虏头发斑白的敌人。古时候指挥战斗，是不凭借地势险要的。我虽然是已经亡了国的商朝的后代，却不去进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真是蠢得可笑了，但他能做出这样的蠢事，大概实在也是和当时的风气还有他的政治追求有关。宋襄公之前的春秋首霸齐桓公，“兴灭国，继绝世”，尊王攘夷，霸在王下，完全合法，绝无邪招，宋襄公既要继承他的地位，自然也要遵循他的作风。

孔子评价春秋两大霸主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公诡诈而不正派，齐桓公正派而不诡诈。）晋文公落难国外十多年，遍尝艰辛，因而是一个比较现实主义的君主，在很多方面表现的比较实际，城濮之战，诡计多端，成为霸主后，温之会，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 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 谲者，诈也，谓召天子而使诸侯朝之，是谲而不正也。而齐桓公，伐楚以公义，责苞茅之贡不入，问昭王南征不还，是正而不谲也。晋文公同样完成了霸业，并且晋国的霸业不像齐国，一世而衰，而是在近百年时间内独领风骚，但是晋文公的评价却不如齐桓公。因为先秦之时，大家做什么事都要以礼，都要政治正确。那时的诸侯出使都是诗经作答，个个都是文采斐然，翩翩君子。就算后来世风日下，但是人们还是敬畏道义敬畏天命，秦将白起临死前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吾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

那个真正的理想主义的年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齐太史简，晋董狐笔。秦张良椎，汉苏武节。”这就是那个年代啊，天大地大，道理最大，为什么夫子著春秋而使乱臣贼子惧也就在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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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做日记，而忠臣烈士怒。

这两件事性质是一样的。

孔子生活的时代，按照儒家传统思想来说，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但是按照社会进步的思想来看，则是一个“制礼作乐”的时代。

用鸡汤文里常用的段子来说就是，消极的人看到只有半杯水，积极的人看到还有半杯水。

现实比段子要励志得多。

春秋战国时代是社会解放并且走向社会统一的伟大时代。

我们一般认为，周王朝的分封制导致了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混战。

分封制导致天下大乱，这是一个固有认识。

但是这个固有认识是错误的。周王朝建立时，华夏世界还是邦国林立、互不统属、文化各异的状态；周王朝崩溃时，华夏世界已经成为交流频繁、人才互通、文化相似的状态。周王朝在华夏世界推行了相同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之都、经济制度，并且通过干涉君主继承、任命邦国重臣、调动诸侯军队的方式，相对于夏商时代大大加强了对地方的管理能力。这个管理程度甚至超过了现代欧盟。因为即便是现代欧盟也没有权力干涉成员国的总统选举、总理人选、军队调动。欧盟的管理程度实际上更接近于商代。当然，这个类比忽略了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通讯交通手段，欧盟尽管缺失了这些管理项目，但是在其他项目上对成员国事务的干涉管理更加深入细致。总的来说，周王朝建立时，可能在局部有一些反动的地方，但是整体上还是相当进步的，发挥了重大的社会进步作用。

周朝分封，奠定了秦汉统一的历史基础。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轰轰烈烈的爆发时代！

孔子居然连基本的趋势都看反了！

周王朝的宗法制、封建制在当时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秦汉统一以后的社会条件，来论证一千年前的社会制度不合理。这是一种机械套用秦汉时代社会条件来要求商周时代的做法。仿佛不同的时代就像同一批次的机器一样可以标准化通用零件，这种思维方式属于典型的机械历史观。不同的时代显然属于不同代际的机器，微型机上的零件未必就适合大型机。你用微型机的思维来指责大型机，本身就是错误的。特别是在部分项目上，大型机的设计思路比微型机还要先进，这种指责就更加滑稽了。

孔子不明白周王朝的进步性，但是他看到周王朝礼乐制度相对于夏商时代的完备严谨，所以提出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看法。

这就是一知半解的危害。

孔子知道周朝的制度相对夏商先进，但是不知道在这个周朝崩溃的时代，周朝的制度已经不适应时代了，需要“新周”了。

他来了个“吾从周”，这就是“得其门而不入”、买椟还珠了。

作为坚持反动旧贵族立场的旧知识分子，孔子通过亲附旧贵族而获得了大量通过旧贵族传承的知识财富，但是他没有能力像旧贵族的真正核心骨干一样理解这些知识财富的根本意义，无法触碰到其中的精髓。

我们可以看一看别人和孔子的对比。

作为旧贵族核心骨干出身的精英成员，管仲、晏婴、公孙侨（子产）都远比孔子更加理解知识财富的精髓。

管仲在周天子权威开始下降、但是以郑国为代表的诸侯还在忙于争夺周王朝卿士位置、通过进入周王朝而湖的对诸侯管理权的时代，果断提出了“尊王攘夷”的政治策略。此举相当于让齐桓公自封为周王朝的卿士，且不受周王朝卿士地位的约束，又具体化实体化了周朝初年给予的“专征”权力。这种对制度的突破和创新，意味着管仲从一开始就没有“吾从周”的思想枷锁。

晏婴仕齐，接连服侍了三位君王，经历了多次政变、内乱。然而他始终把握着齐国的政治路线，提出了一心可以事三君、三心不可以事一主的观点。并且，以礼治国的晏婴，明确对孔子所谓的礼嗤之以鼻，指出：“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这就是真正的旧贵族领袖，与亲附旧贵族的、破落贵族出身的、边缘人物起家的旧知识分子在格局上的差异。在俗儒看起来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知书达理的孔子，在晏婴看来就是这样空洞无物迂阔不切实际的空壳。

其实荀子对孔子之儒也做过类似于晏婴的评价：“弟佗其冠，衶襌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

一个字：“贱。”

我们一般人不理解荀子、子张的身份地位。荀子被认为是大儒，其实荀子并不是儒家。荀子干的事情，是重新定义儒家，争夺儒家正统。而被他排斥、称之为贱儒的子张之儒，恰恰是当年孔子门下最优秀的两门之一（一个是子张，一个是子夏）。孔子曾经评价说：“师也过，商也不及。”“过犹不及。”这个“师”就是指的颛孙师，也就是子张。子张比孔子小四十八岁。一个年龄上差了几乎三代人的年轻人，冲一点是很正常的。所以，子张被孔子认为对孔子之学的理解达到了“过”的地步，这已经是罕见的成就了。所以当时子贡也提出了是不是子张更优秀的看法。然后被孔子一句过犹不及顶回去了。说起来孔子这个处理很愚蠢。因为子贡这个问题的核心本质不是在学术上问这两个人谁更好，而是在孔子年老的前提下，希望知道谁可以继承孔子的衣冠。说白一点就是“儒家的下一代核心是谁”。孔子来一句“林平之太嫩，令狐冲太懒”，直接把“宁中则”整懵了。简直就是老糊涂了。

子张的地位如此之高，然而荀子的评价是“贱”。

都说荀子是儒家大师，荀子指着当时的儒学流派糟蹋一遍，这是哪门子的儒学大师。他完全就是要彻底否定孔子之儒，然后自立门户。

荀子看起来是儒家，其实他的本质不是孔子之儒，而是要推翻孔子另立门户。只不过他以为自己才是儒家，走成了“篡位”路线罢了。

这导致一个非常可笑的结果：一方面，儒家并不将荀子作为正统儒家看待；一方面，儒家在打不过别人的时候，会祭出荀子来做武器。于是形成了所谓“外儒内法”的状态。其实并没有外儒内法，因为失去了精神宗旨以后，“法”就不是“法”了。

曹操能等同于汉室吗？

子产的情况就更加明确了。子产对然明的观点——“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高度赞赏。这种干脆爽利、刚正务实的态度，完全和孔子迥异。尽管孔子攀附名人，在子产逝世时说子产是“古之遗爱”，仿佛和子产是同类人，但是孔子并不支持子产的政治路线。这就好像天主教喜欢在那些反对天主教的英雄人物去世以后宣称这些人临死皈依了天主教，这一举动显然骗不了当事人，但是他们并不打算忽悠当事人，而仅仅就是为了忽悠信徒以及不了解情况的外人。我们常说骗子脸皮厚，厚就厚在这里：

骗子讲理不是为了说服当事人，而是为了说服围观群众。

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当众掳走，骗子要的就是让围观群众犹豫不决无法施救。

孔子这个人以破落贵族起家，攀龙附凤已经是他的习惯了，根本不影响他在道德层面上的自我认知。

有句话说得好：“自信的人是最有魅力的。”但是人们往往忘记了：

盲目自信也是自信，所以盲目自信的人也很有魅力。

孔子是站在旧贵族立场上的旧知识分子，他凭借这个旧贵族立场获得了接触、学习被旧贵族垄断的知识财富的机会。但是他终究是边缘人物，没有登堂入室。

这就是为什么管仲可以在第一时间提出“尊王攘夷”这个突破周朝礼制限制但看起来又合情合理的政治策略，晏婴在强调礼制的情况下直截了当地说同样强调礼制的孔子中看不中用，子产以仁政闻名却高度赞赏像鹰隼一样守护国家的治国策略、以至于看起来完全是个法家。

正是由于孔子没有登堂入室，所以他才会在周朝礼乐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情况下来一句“吾从周”。这就好像婴儿最需要父母的陪伴，结果你在孩子都上了大学的时候突然想到要多抱抱于是跑到大学里去抱孩子去了，直接让你家孩子在大学里声名扫地成为全校闻名的“巨婴”。

周王朝建立时，建立了一系列礼乐制度。孔子不是没有掌握这个知识。他从夏商周演进的角度讲述过这个制度的演进。一般人看到这些都会以为孔子很进步。但是谁能知道他居然能够做到“在把现象都讲明白了的情况下却理解不了其中精髓”的地步呢？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那么现在周室德衰，不应该监于周室吗？

这在逻辑上不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道理吗？

结果来一个克己复礼……

有句话说，天才是百分之九十就的汗水加上百分之一的灵感，这百分之一的灵感比百分之九十就的汗水还要重要。

这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

智商是硬伤！

就比如说现在。现在的国际局势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全球秩序趋向于瓦解和崩溃，可谓是美式价值观的“礼崩乐坏”。美国剥削阶级及其走狗以及乏走狗乃至丧家的乏走狗自然是非常沮丧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沮丧？我们是“制礼作乐”的新兴力量，我们应该很高兴才对。尽管现在以方方为代表的旧知识分子站在旧时代的立场上对新时代表示非常不满，尽管现在很多旧知识分子还占据着主流位置影响着舆论，发布的言论又是什么“垮掉的一代”，又是什么“文革小将”，但是谁在乎他们呢？他们过时了！

以孔子为代表的旧知识分子，依靠对旧贵族等既得利益集团的依附，获得了知识系统的控制权，掌握了历史记载的编纂权，所编纂出来的历史存在严重的导向问题，令仁人志士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以行政监察行使司法监督，以道德判断行使舆论监督，中西之间，各享利弊。

历史价值审判，是道德判断里的最高层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