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刘备礼遇诸葛亮但是后来却不言听计从？
这个问题触及了刘备用人策略的核心，也揭示了历史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刘备对诸葛亮推崇备至，甚至“三顾茅庐”，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说他“后来不言听计从”，则需要更 nuanced 的解读，因为这并非简单的是与非，而是权衡、取舍和最终决断的过程。
首先，我们要明白刘备的“礼遇”绝非仅仅是形式上的尊敬，而是他深知诸葛亮才能的珍贵，并将其视为自己事业成功的关键。
刘备为何对诸葛亮如此礼遇？
识才的慧眼与渴求： 刘备年轻时历经坎坷，深知人才的重要性。在赤壁之战前，他虽然有军师（如庞统、黄忠、关羽、张飞等），但总觉得缺少一个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核心智囊。诸葛亮的《隆中对》为他描绘了宏大的战略蓝图，让他看到了振兴汉室的希望，这种“知己”的感觉是其他谋士无法给予的。
战略规划的核心： 《隆中对》并非一篇简单的策论，而是为刘备量身打造的政治和军事路线图。它清晰地指出了“跨有荆益”、“联吴抗曹”、“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战略步骤，为刘备集团指明了前进方向。拥有这样一份清晰的战略规划，对刘备这样一个有野心但缺乏顶层设计的领袖来说，是无价之宝。
政治地位的象征： 刘备给予诸葛亮“军师中郎将”、“左将军”等高官厚禄，更重要的是，在军事、政治上都赋予了他极大的信任和权力。这不仅仅是对诸葛亮的个人肯定，更是向天下人宣告，自己重视人才，并且有能力吸引并留住顶尖人才。这对于刚刚立足的刘备集团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政治资本。
个人魅力的加持： 刘备本就是一位极具人格魅力的君主，他能够以真心对待士人，这与曹操倚重武力和政治手段有所不同。诸葛亮之所以被刘备的诚意打动，也正是看到了刘备身上那种“仁德”的气质，这与诸葛亮推崇的“明君”形象不谋而合。
那么，为什么有时刘备“不言听计从”？
这里的“不言听计从”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刘备在关键时刻有自己的判断和决策，并且这些决策可能与诸葛亮的建议有所不同。 这并非是对诸葛亮的不信任，而是作为一国之君，他必须承担最终的责任，并且需要整合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做出最符合整体利益的决定。
1. 君主的高度与视野：
最终决策者： 无论诸葛亮多么智慧，刘备始终是蜀汉的最高统治者。作为君主，他需要对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负责。很多时候，诸葛亮会从战略、军事的角度提出建议，但刘备可能还需要考虑政治、外交、民心、以及他个人所背负的“兴复汉室”的道义责任。
眼界的局限性： 即使诸葛亮“神机妙算”，他也是人，不可能完全洞察一切。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刘备可能因为个人的经历、对某些信息的掌握，或者对某些细节的理解，会做出与诸葛亮不同的判断。比如，他可能更直接地感受到军队的士气，或者对敌方将领的性格有更直观的了解。
2. 个人战略目标与诸葛亮建议的差异：
“兴复汉室”的情结： 刘备一生最大的梦想是恢复汉室。在某些关键决策上，他可能更倾向于能够最大程度实现这一目标，即使这可能意味着承担更大的风险。例如，他坚持伐吴，即便诸葛亮提出了“攻取益州，安抚西川，待天下有变”的策略，刘备最终还是发动了夷陵之战。这固然是因果错综复杂，但刘备急于报关羽被杀之仇，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
对时机的把握： 诸葛亮通常是谨慎的，他希望在万事俱备时才行动。但刘备有时会因为形势所迫，或者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而采取行动。
3. 权衡各方意见与安抚众将：
平衡政治生态： 刘备集团并非只有诸葛亮一个人。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等老将，也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功劳。刘备在做决策时，也需要顾及这些老臣的感受和意见，以维持团队的稳定和凝聚力。如果刘备一味听从诸葛亮的建议，可能会让其他功臣感到被边缘化。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局限： 虽然刘备信任诸葛亮，但他也不会完全剥夺自己的决策权。在某些事情上，他会更倾向于依靠自己过去的经验和对人心的判断。
4. 具体事件分析：
伐吴之役（夷陵之战）： 这是最常被提及的刘备“不听诸葛亮劝告”的例子。在诸葛亮看来，当时曹魏势力犹存，而东吴与蜀汉是唇齿相依的关系，攻吴只会让两败俱伤，坐收渔翁之利的是曹魏。诸葛亮建议刘备占据益州、修养生息，等待时机。然而，刘备被国仇家恨冲昏了头脑，坚持伐吴，结果大败。
刘备的考量：
雪耻： 关羽之死对刘备的打击是巨大的，他必须为结义兄弟报仇，否则“何以示天下？”
战略统一： 诸葛亮的“隆中对”是建立在“联吴抗曹”的基础上的。如果东吴背弃盟约，并且直接导致关羽被杀，那么“联吴”的基础已经动摇。对于刘备而言，他可能认为必须给东吴一个沉重的教训，才能重新确立蜀汉的地位。
内部压力： 尽管诸葛亮反对，但蜀汉内部也有不少人支持伐吴，比如一些老将，他们也同样有为关羽报仇的情感。
刘备的失策： 在此战役中，刘备犯了兵家大忌，没有采纳诸葛亮“水陆并进”的建议，而是采取了全陆战，而且选择了对地势不熟悉的陆路进军，被陆逊火攻大败。这说明，即使是最英明的君主，在情绪影响下也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
后期的治理： 在诸葛亮主政后，刘备基本是全力支持他的。刘备本人在病逝前，也将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并将国政全权交给诸葛亮处理。这从侧面说明，在国政方面，刘备是高度信任并依赖诸葛亮的。
总结：
刘备对诸葛亮的礼遇是真诚的，他视诸葛亮为自己事业的“股肱”和“左右手”。然而，他并非一个完全受他人摆布的傀儡。作为君主，他有自己的责任、抱负、情怀和判断。
“不言听计从”更多体现在一些他个人情感强烈、或者需要平衡多方利益的时刻。例如，夷陵之战是他个人情感和战略判断的交织，即使诸葛亮力劝，他还是选择了自己认为必须走的道路。这并非是刘备不信任诸葛亮，而是他作为最高决策者，在权衡了包括个人情感、政治格局、历史使命在内的所有因素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与其说刘备“不言听计从”，不如说他在保留了自己作为君主的最高判断权。他会听取诸葛亮的意见，将其作为重要的参考，但最终的拍板，他需要为自己的决策负责。而诸葛亮也深知这一点，他在刘备去世后，才能够倾其全力，践行自己对先帝的承诺。这种君臣之间的默契和各自的定位，才是他们能够建立并巩固蜀汉政权的关键。
首先，我们要明白刘备的“礼遇”绝非仅仅是形式上的尊敬，而是他深知诸葛亮才能的珍贵，并将其视为自己事业成功的关键。
刘备为何对诸葛亮如此礼遇？
识才的慧眼与渴求： 刘备年轻时历经坎坷，深知人才的重要性。在赤壁之战前，他虽然有军师（如庞统、黄忠、关羽、张飞等），但总觉得缺少一个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核心智囊。诸葛亮的《隆中对》为他描绘了宏大的战略蓝图，让他看到了振兴汉室的希望，这种“知己”的感觉是其他谋士无法给予的。
战略规划的核心： 《隆中对》并非一篇简单的策论，而是为刘备量身打造的政治和军事路线图。它清晰地指出了“跨有荆益”、“联吴抗曹”、“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战略步骤，为刘备集团指明了前进方向。拥有这样一份清晰的战略规划，对刘备这样一个有野心但缺乏顶层设计的领袖来说，是无价之宝。
政治地位的象征： 刘备给予诸葛亮“军师中郎将”、“左将军”等高官厚禄，更重要的是，在军事、政治上都赋予了他极大的信任和权力。这不仅仅是对诸葛亮的个人肯定，更是向天下人宣告，自己重视人才，并且有能力吸引并留住顶尖人才。这对于刚刚立足的刘备集团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政治资本。
个人魅力的加持： 刘备本就是一位极具人格魅力的君主，他能够以真心对待士人，这与曹操倚重武力和政治手段有所不同。诸葛亮之所以被刘备的诚意打动，也正是看到了刘备身上那种“仁德”的气质，这与诸葛亮推崇的“明君”形象不谋而合。
那么，为什么有时刘备“不言听计从”？
这里的“不言听计从”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刘备在关键时刻有自己的判断和决策，并且这些决策可能与诸葛亮的建议有所不同。 这并非是对诸葛亮的不信任，而是作为一国之君，他必须承担最终的责任，并且需要整合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做出最符合整体利益的决定。
1. 君主的高度与视野：
最终决策者： 无论诸葛亮多么智慧，刘备始终是蜀汉的最高统治者。作为君主，他需要对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负责。很多时候，诸葛亮会从战略、军事的角度提出建议，但刘备可能还需要考虑政治、外交、民心、以及他个人所背负的“兴复汉室”的道义责任。
眼界的局限性： 即使诸葛亮“神机妙算”，他也是人，不可能完全洞察一切。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刘备可能因为个人的经历、对某些信息的掌握，或者对某些细节的理解，会做出与诸葛亮不同的判断。比如，他可能更直接地感受到军队的士气，或者对敌方将领的性格有更直观的了解。
2. 个人战略目标与诸葛亮建议的差异：
“兴复汉室”的情结： 刘备一生最大的梦想是恢复汉室。在某些关键决策上，他可能更倾向于能够最大程度实现这一目标，即使这可能意味着承担更大的风险。例如，他坚持伐吴，即便诸葛亮提出了“攻取益州，安抚西川，待天下有变”的策略，刘备最终还是发动了夷陵之战。这固然是因果错综复杂，但刘备急于报关羽被杀之仇，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
对时机的把握： 诸葛亮通常是谨慎的，他希望在万事俱备时才行动。但刘备有时会因为形势所迫，或者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而采取行动。
3. 权衡各方意见与安抚众将：
平衡政治生态： 刘备集团并非只有诸葛亮一个人。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等老将，也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功劳。刘备在做决策时，也需要顾及这些老臣的感受和意见，以维持团队的稳定和凝聚力。如果刘备一味听从诸葛亮的建议，可能会让其他功臣感到被边缘化。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局限： 虽然刘备信任诸葛亮，但他也不会完全剥夺自己的决策权。在某些事情上，他会更倾向于依靠自己过去的经验和对人心的判断。
4. 具体事件分析：
伐吴之役（夷陵之战）： 这是最常被提及的刘备“不听诸葛亮劝告”的例子。在诸葛亮看来，当时曹魏势力犹存，而东吴与蜀汉是唇齿相依的关系，攻吴只会让两败俱伤，坐收渔翁之利的是曹魏。诸葛亮建议刘备占据益州、修养生息，等待时机。然而，刘备被国仇家恨冲昏了头脑，坚持伐吴，结果大败。
刘备的考量：
雪耻： 关羽之死对刘备的打击是巨大的，他必须为结义兄弟报仇，否则“何以示天下？”
战略统一： 诸葛亮的“隆中对”是建立在“联吴抗曹”的基础上的。如果东吴背弃盟约，并且直接导致关羽被杀，那么“联吴”的基础已经动摇。对于刘备而言，他可能认为必须给东吴一个沉重的教训，才能重新确立蜀汉的地位。
内部压力： 尽管诸葛亮反对，但蜀汉内部也有不少人支持伐吴，比如一些老将，他们也同样有为关羽报仇的情感。
刘备的失策： 在此战役中，刘备犯了兵家大忌，没有采纳诸葛亮“水陆并进”的建议，而是采取了全陆战，而且选择了对地势不熟悉的陆路进军，被陆逊火攻大败。这说明，即使是最英明的君主，在情绪影响下也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
后期的治理： 在诸葛亮主政后，刘备基本是全力支持他的。刘备本人在病逝前，也将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并将国政全权交给诸葛亮处理。这从侧面说明，在国政方面，刘备是高度信任并依赖诸葛亮的。
总结：
刘备对诸葛亮的礼遇是真诚的，他视诸葛亮为自己事业的“股肱”和“左右手”。然而，他并非一个完全受他人摆布的傀儡。作为君主，他有自己的责任、抱负、情怀和判断。
“不言听计从”更多体现在一些他个人情感强烈、或者需要平衡多方利益的时刻。例如，夷陵之战是他个人情感和战略判断的交织，即使诸葛亮力劝，他还是选择了自己认为必须走的道路。这并非是刘备不信任诸葛亮，而是他作为最高决策者，在权衡了包括个人情感、政治格局、历史使命在内的所有因素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与其说刘备“不言听计从”，不如说他在保留了自己作为君主的最高判断权。他会听取诸葛亮的意见，将其作为重要的参考，但最终的拍板，他需要为自己的决策负责。而诸葛亮也深知这一点，他在刘备去世后，才能够倾其全力，践行自己对先帝的承诺。这种君臣之间的默契和各自的定位，才是他们能够建立并巩固蜀汉政权的关键。
网友意见
如果说的是演义，我会告诉你：在刘备眼里里帮关羽、张飞两兄弟报仇比他的事业和江山更重要！
而且这一点早在张飞失徐州时已经体现出来了。要是把刘备换成诸葛亮，我估计张飞已经凉了。因为两个人处事风格完全不同，刘备更讲究兄弟情义，诸葛亮更讲究法律规矩。
如果说的是新三国，我会告诉你：洗洗睡吧，刘备就是个刚愎自用且政治指数只有0.5的老阴逼！
如果说的是历史，我会说：刘备对诸葛亮自始自终都是敬重有嘉。只是没有像《三国演义》那样事事请教诸葛亮，毕竟他是刘备而不是刘禅，诸葛亮是辅助不是老妈子。再说，刘备的政治经验比诸葛亮丰富，只是经常会感情用事，需要诸葛亮纠正。
《三国志 诸葛亮传》：於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原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三国志 先主传》：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
《三国志 彭羕传》：羕起徒步，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诸葛亮虽外接待羕，而内不能善。屡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羕行事，意以稍疏，左迁羕为江阳太守。
《三国志 刘巴传》：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辞谢罪负，先主不责。而诸葛孔明数称荐之，先主辟为左将军西曹掾。
《零陵先贤传》：张飞尝就巴宿，巴不与语，飞遂忿恚。诸葛亮谓巴曰：“张飞虽实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备闻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专乱之。其欲还北，假道於此，岂欲成孤事邪？”亮亦曰：“运筹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若提枹鼓，会军门，使百姓喜勇，当与人议之耳。”
《华阳国志》：主领牧，为从事。正旦命行酒，得进见，让先主曰：“振威以将军宗室肺腑，委以讨贼，元功未效，先寇而灭。邈以将军之取鄙州，甚为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将杀之，诸葛亮为请，得免。
《三国志 周群传》：先主常衔其不逊，加忿其漏言，乃显裕谏争汉中不验，下狱，将诛之。诸葛亮表请其罪，先主答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鉏。”裕遂弃市。
《三国志 蒋琬传》：先主尝因游观奄至广都，见琬众事不理，时又沈醉，先主大怒，将加罪戮。军师将军诸葛亮请曰：“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原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仓卒但免官而已。
《三国志 先主传》：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统，兢兢业业，不敢康宁，思靖百姓，惧未能绥。於戏！丞相亮其悉朕意，无怠辅朕之阙，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勖哉！”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
至于那些说刘备不听诸葛亮执意讨伐东吴是不全对的。
史书上关于诸葛亮对此事的态度或者看法只有在《三国志 法正传》中记载，“章武二年，大军败绩，还住白帝。亮叹曰：‘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从这个记载来看，诸葛亮似乎不太支持刘备东征，毕竟他一向主张“东和孙权”，然而诸葛亮也不完全反对刘备东征，他更希望刘备能夺回荆州，这样可以继续实行隆中对中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计划。东征也不是必败之战，何况先撕毁盟约、偷袭盟友的是东吴。从整体来说，东征虽不一定是好的办法，但包括诸葛亮在内的蜀汉高层也没想到更好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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