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刘备打汉中出动了十万打东吴只出动了五万了？
刘备集团两次大规模的对外军事行动——汉中之战和夷陵之战，在兵力投入上确实存在显著差异，这背后是复杂的战略考量、政治现实以及对敌我双方力量评估的结果。简单地说，汉中之战的出兵规模更大，是因为当时刘备集团正处于上升期，目标是夺取战略要地并巩固自身实力，而夷陵之战则是政治和军事局势急转直下后的仓促反击，兵力不足是多种因素交织的必然结果。
咱们这就仔细掰扯掰扯，看看这中间的门道。
汉中之战（公元218年－219年）：为何是十万？
汉中之战是刘备集团吞并汉中、确立鼎足之势的关键一战。当时刘备的目标非常明确：夺取汉中，解除自身在北方的战略威胁，并获得一块稳固的基地，为日后与曹魏抗衡打下基础。
1. 战略地位的绝对重要性：
“得汉中，则汉、魏不两属”：这是诸葛亮对汉中战略地位的经典论述。汉中位于秦岭以南，是连接关中和巴蜀的咽喉。谁控制了汉中，谁就拥有了攻守曹魏的有利位置。
解除后顾之忧： 曹操占据关中，汉中是曹操出兵威胁蜀地的门户。如果不能拿下汉中，刘备集团将长期处于曹操的战略压力之下，无法安心发展。夺取汉中，相当于切断了曹操南下的主要通路，为刘备集团的生存和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战略空间。
进攻和防御的基石： 汉中不仅是防御曹操的屏障，更是将来北伐中原的出发点。拿下汉中，意味着刘备集团真正有了与曹魏抗衡的资本。
2. 当时刘备集团的实力和决心：
上升期势头正猛： 在刘备入主益州、占据汉中之前，他已经成功夺取了荆州部分地区（虽然后来大部分被孙权夺走，但刘备仍然保有相当实力），并统一了益州。集团内部人心思定，士气高昂。
集结全国兵力： 为了完成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目标，刘备调集了蜀汉政权当时能够动员的绝大部分精锐力量。虽然“十万”这个数字是根据《三国志》等史料推测得出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刘备倾举国之力的体现。张飞、马超、魏延等名将都参与其中，足以证明此战的规格之高。
曹操的应对策略： 当时曹操也认识到汉中的重要性，派遣了夏侯渊、张郃等名将防守。刘备必须投入足够的力量才能与之抗衡。
3. 政治和军事目标的高度统一：
汉中之战不仅是军事行动，更是政治宣言。夺取汉中，能极大地提升刘备在天下诸侯中的声望，巩固其汉室宗亲正统的地位。
为了实现这一宏大目标，刘备愿意承担更大的军事风险和兵力投入。
夷陵之战（公元221年－222年）：为何只出动五万？
夷陵之战是刘备为了报关羽被杀之仇，以及收复荆州而发动的战役。然而，这次的兵力投入却远远不及汉中之战，原因非常复杂，是战略失误、兵力不足、政治内耗以及内部矛盾的综合体现。
1. 复仇心理与战略冒进：
为关羽报仇是导火索： 关羽的死对刘备集团是沉重的打击，也极大地影响了刘备的心情和决策。报仇雪恨的冲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刘备的理性判断。
战略目标不清晰或过于理想化： 刘备的目标是将陆逊逼退，收复荆州，然后班师回朝。但他似乎低估了东吴的实力和陆逊的指挥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忽略了当时蜀汉政权根本没有能力同时与魏、吴两个大国抗衡。
2. 蜀汉政权实力的局限性：
国力与兵源枯竭： 经过汉中之战和后续的治理，蜀汉虽然巩固了益州，但国力相对薄弱，人口和兵源都远不如曹魏和东吴。一次大规模的战役（汉中之战）已经消耗了相当大的国力，再拿出像汉中之战那样规模的军队，对于当时的蜀汉来说已经是极限，甚至可能超出其能力范围。
兵力分散： 刘备集团在汉中得手后，虽然控制了汉中，但同时还需要驻守汉中，对抗曹魏。这使得能够抽调到前线的兵力受到很大限制。
将帅的限制： 许多能征善战的老将如张飞、马超等（马超病逝），以及为汉中之战立下汗马功劳的将领，都已不在或未能全力投入。
“五万”说法的由来： 《三国志》记载刘备出兵“凡五万人”，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个数字可能偏低，实际兵力可能在数万到十万之间。即便如此，与汉中之战的“倾国”相比，兵力投入是明显缩水的。这反映了当时蜀汉的整体军事动员能力已经捉襟见肘。
3. 政治和外交上的孤立：
与东吴的破裂： 夷陵之战前，蜀汉与东吴已经因为荆州问题彻底破裂。刘备无法像汉中之战那样，在不与东吴发生正面冲突的情况下进行作战。
曹魏的态度微妙： 虽然刘备出兵东吴，曹魏在初期并未全力支援东吴，但其潜在的威胁始终存在。蜀汉如果倾尽全力，一旦被曹魏抓住机会进攻，后果不堪设想。这使得刘备在兵力调动上必须有所保留，不能完全放开手脚。
4. 战略上的失误和轻敌：
一战式投入，缺乏持久战准备： 刘备似乎寄希望于一场速战速决的胜利来达成目标，而没有充分考虑东吴的实力和陆逊的指挥能力。
战术上的错误： 刘备未能采纳诸葛亮“安抚东吴，徐图后计”的建议，反而采取了深入浅出的长驱直入战术，使得军队容易被敌人分割包围。例如，将营垒连绵数十里，一旦被火攻，便损失惨重。
对陆逊的低估： 陆逊作为东吴后起之秀，以其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指挥才能，成功地以少胜多，火烧连营七百里，大败刘备。
总结一下，汉中之战的出兵十万，是刘备集团处于上升期，目标远大，实力相对充足，倾举国之力夺取战略要地；而夷陵之战的出兵五万（或数万），则是由于国力损耗、兵源不足、战略冒进、政治孤立以及战前对敌情和战局判断失误等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
简单来说，前者是“蓄力一击”，后者则是在实力受限且充满被动的情况下的一次仓促且代价巨大的反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兵力投入，也恰恰反映了刘备集团由盛转衰的命运轨迹。
咱们这就仔细掰扯掰扯，看看这中间的门道。
汉中之战（公元218年－219年）：为何是十万？
汉中之战是刘备集团吞并汉中、确立鼎足之势的关键一战。当时刘备的目标非常明确：夺取汉中，解除自身在北方的战略威胁，并获得一块稳固的基地，为日后与曹魏抗衡打下基础。
1. 战略地位的绝对重要性：
“得汉中，则汉、魏不两属”：这是诸葛亮对汉中战略地位的经典论述。汉中位于秦岭以南，是连接关中和巴蜀的咽喉。谁控制了汉中，谁就拥有了攻守曹魏的有利位置。
解除后顾之忧： 曹操占据关中，汉中是曹操出兵威胁蜀地的门户。如果不能拿下汉中，刘备集团将长期处于曹操的战略压力之下，无法安心发展。夺取汉中，相当于切断了曹操南下的主要通路，为刘备集团的生存和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战略空间。
进攻和防御的基石： 汉中不仅是防御曹操的屏障，更是将来北伐中原的出发点。拿下汉中，意味着刘备集团真正有了与曹魏抗衡的资本。
2. 当时刘备集团的实力和决心：
上升期势头正猛： 在刘备入主益州、占据汉中之前，他已经成功夺取了荆州部分地区（虽然后来大部分被孙权夺走，但刘备仍然保有相当实力），并统一了益州。集团内部人心思定，士气高昂。
集结全国兵力： 为了完成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目标，刘备调集了蜀汉政权当时能够动员的绝大部分精锐力量。虽然“十万”这个数字是根据《三国志》等史料推测得出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刘备倾举国之力的体现。张飞、马超、魏延等名将都参与其中，足以证明此战的规格之高。
曹操的应对策略： 当时曹操也认识到汉中的重要性，派遣了夏侯渊、张郃等名将防守。刘备必须投入足够的力量才能与之抗衡。
3. 政治和军事目标的高度统一：
汉中之战不仅是军事行动，更是政治宣言。夺取汉中，能极大地提升刘备在天下诸侯中的声望，巩固其汉室宗亲正统的地位。
为了实现这一宏大目标，刘备愿意承担更大的军事风险和兵力投入。
夷陵之战（公元221年－222年）：为何只出动五万？
夷陵之战是刘备为了报关羽被杀之仇，以及收复荆州而发动的战役。然而，这次的兵力投入却远远不及汉中之战，原因非常复杂，是战略失误、兵力不足、政治内耗以及内部矛盾的综合体现。
1. 复仇心理与战略冒进：
为关羽报仇是导火索： 关羽的死对刘备集团是沉重的打击，也极大地影响了刘备的心情和决策。报仇雪恨的冲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刘备的理性判断。
战略目标不清晰或过于理想化： 刘备的目标是将陆逊逼退，收复荆州，然后班师回朝。但他似乎低估了东吴的实力和陆逊的指挥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忽略了当时蜀汉政权根本没有能力同时与魏、吴两个大国抗衡。
2. 蜀汉政权实力的局限性：
国力与兵源枯竭： 经过汉中之战和后续的治理，蜀汉虽然巩固了益州，但国力相对薄弱，人口和兵源都远不如曹魏和东吴。一次大规模的战役（汉中之战）已经消耗了相当大的国力，再拿出像汉中之战那样规模的军队，对于当时的蜀汉来说已经是极限，甚至可能超出其能力范围。
兵力分散： 刘备集团在汉中得手后，虽然控制了汉中，但同时还需要驻守汉中，对抗曹魏。这使得能够抽调到前线的兵力受到很大限制。
将帅的限制： 许多能征善战的老将如张飞、马超等（马超病逝），以及为汉中之战立下汗马功劳的将领，都已不在或未能全力投入。
“五万”说法的由来： 《三国志》记载刘备出兵“凡五万人”，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个数字可能偏低，实际兵力可能在数万到十万之间。即便如此，与汉中之战的“倾国”相比，兵力投入是明显缩水的。这反映了当时蜀汉的整体军事动员能力已经捉襟见肘。
3. 政治和外交上的孤立：
与东吴的破裂： 夷陵之战前，蜀汉与东吴已经因为荆州问题彻底破裂。刘备无法像汉中之战那样，在不与东吴发生正面冲突的情况下进行作战。
曹魏的态度微妙： 虽然刘备出兵东吴，曹魏在初期并未全力支援东吴，但其潜在的威胁始终存在。蜀汉如果倾尽全力，一旦被曹魏抓住机会进攻，后果不堪设想。这使得刘备在兵力调动上必须有所保留，不能完全放开手脚。
4. 战略上的失误和轻敌：
一战式投入，缺乏持久战准备： 刘备似乎寄希望于一场速战速决的胜利来达成目标，而没有充分考虑东吴的实力和陆逊的指挥能力。
战术上的错误： 刘备未能采纳诸葛亮“安抚东吴，徐图后计”的建议，反而采取了深入浅出的长驱直入战术，使得军队容易被敌人分割包围。例如，将营垒连绵数十里，一旦被火攻，便损失惨重。
对陆逊的低估： 陆逊作为东吴后起之秀，以其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指挥才能，成功地以少胜多，火烧连营七百里，大败刘备。
总结一下，汉中之战的出兵十万，是刘备集团处于上升期，目标远大，实力相对充足，倾举国之力夺取战略要地；而夷陵之战的出兵五万（或数万），则是由于国力损耗、兵源不足、战略冒进、政治孤立以及战前对敌情和战局判断失误等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
简单来说，前者是“蓄力一击”，后者则是在实力受限且充满被动的情况下的一次仓促且代价巨大的反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兵力投入，也恰恰反映了刘备集团由盛转衰的命运轨迹。
网友意见
这时候，步骘就向孙权献计：“现在范强和张达二人还在东吴，可以将此二人送回蜀汉，让他们将荆州交给刘备，以表求和。”孙权听从了他们的建议，结果刘备仍然不满意，杀死了范强和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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