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的g/k和j/q应该是萦绕在中国的外语译音史上的经年烂账了。
本来按照一般规律,浊音消失,普通话用全清和次清,即不送气和送气清音来对应外语的清浊,这点至少在b-p、d-t上没什么问题。到g-k这组上,虽然普通话的团音发生了腭化,但按规律仍然应该是平移到j-q上,即ga-jia、ka-qia、gi-ji、ki-qi。
到近代,当时的官话人群可能已经发不出ka、ki、ga、gi这样的音,但接触外语时却会极其频繁地碰到这些音,毕竟k/g这组音太常见了,中古汉语里面见母也是第一大声母。最后当时的人应该是采取了k/g合并,ka/ga统一为jia,ki/gi统一为ji的反常规音译方案,即完全不区分这一组的清浊。这个痕迹应该可以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国名和老地名译音上反映到,这些译名几乎都是用jia、ji来统一代表ka/ga和ki/gi,比如“美利坚”和“英吉利”,这里一个是American,一个是English,这两者就是典型的没有分k/g,一律归入j声母。
PS 其实翻外来语cat这样的音节是中间加介音i应该是比较正常的现象,日语也是转成kya,而kia这样的音很容易就“软化”成jia了。
因为译音不分k/g,像Madagascar这种两个都有的,就只能一律翻成“马达加斯加”了。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q这个声母整体被外语的ch、dge这两个音用了。这一类声母本来可以归zi、ci这种尖音管,但近代尖团音合流,这些音也被归并到了ji和qi。当时的人最后只能用声母j整体管团音k/g,声母q统一管ch/dge,但实际上ch/dge这组的翻法还要乱,尤其是浊音dge(英语的j),有翻成q的(George Washington-乔治·华盛顿),也有翻成j的(Jane Austin-简·奥斯汀)。甚至有时候s-z这一对里的zi音也会在j/q里面插一脚,比如Zidane-齐达内这种。最后搞得j/q的译音异常混乱。
应该是到比较晚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外来语音译时团音k/g不分的问题,于是找来了一个“卡”字,并给它专门安上了“ka”的音,类似的还有“喀”“咖”。“卡”这个字在古代可能是个生僻字(或者是方言用语),甚至在《广韵》里都没收,到现代以后才成了外来语翻译的高频用字,甚至以ka取代了其qia的本音。现代的ka音,尤其是人名转写,基本全部按“卡”处理,而见不着老地名、人名翻译里面大量转成“加”字的情况。而ga音虽然有一个凑出来的“嘎”字,但主流处理仍然是译成jia,例如Gary Cahill-加里·卡希尔,这里面起码Ga和Ka是可以区分了。
于是jia-ka这一对至少跟b-p和d-t对应上了。但gi和ki在目前的外来语翻译里仍然没有区分,现在依然是统一转成ji,只是ki一般转成一个阴平声字“基”,gi转成阳平声字“吉”,这个倒有点中古汉语演变规律里浊音变成阳平的意思(zi变齐、jo变乔也有这种思想,甚至其他浊音用字像德、伯、格等也有这个意思)。
对于这个“伽”字,它本来应该是中古的全浊声母字,对应到现代音是阳平声qie,可能很早以来就是设计来转ga音的,至少翻译佛经的梵语文献的时代就出现了,而且现代汉语里面其实允许这个字读ga音,比如对应希腊字母的gamma的伽马射线、伽马函数,所以伽利略读ga利略应该是可以的。但估计早期外来语音译ka/ga不分的问题影响太大,写作伽读作jia的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就变成今天这样了。
因爲普通話音系中無ga, ka, ha的音,而爲了擬聲或音譯需要,強行加上的(如伽、咖、卡、哈等)。
「伽」字比較尷尬,是屬於中古少見的三等戈韻(常見字還有「茄」),演變到普通話爲qie2,後來兼任音譯用字,於是又有ga1的讀音。有可能伽利略屬於比較早期的翻譯(猜的),然後ga1的讀音又進一步變成了jia1。
那麼普通話的ga, ka, ha都到哪去了呢?中古的二等介音在普通話中與三等介音合倂爲/i/,使得其變成了gia, kia, hia這樣的音,然後g, k, h聲母再發生顎化,於是都跑到jia, qia, xia上面去了,比如(祇列舉麻二韻):
jia:家、假、架
qia:卡(關卡)
xia:蝦、霞、下
而無疑,牙喉音麻二開口未顎化的方言,如粵語,上面的字都是讀gaa, kaa, haa的。當然我這裏指的麻二元音未亂變的方言,像上海話麻二好像跑到遇攝去了就不一樣了(麻三可能也是,在上海聽到公交車報站時把「下車」大槪讀的ɦu tsʰ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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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區提到「尬」字,它既非擬聲詞也非音譯需要,而是屬於照搬吳語讀音而產生的例外音ga4,按演變規律是讀「介」的。類似的還有「不搭界」中的「界ga4」也是來自吳語區的讀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