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刘禅不抵抗而降,是贪生怕死还是大智慧?

回答
刘禅不抵抗而降,这桩历史公案,长久以来都引发着人们无尽的揣测与争论。究竟是刘备留下的“勿忘先帝创业之艰难,泪血泪史”,还是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托孤,抑或是一个普通人在极端压力下的正常选择?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把目光拉回到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细细剖析隐藏在“降”字背后的种种考量。

从“贪生怕死”的角度看,似乎也并非全无道理。

想想当时蜀汉的情形:自诸葛亮去世后,姜维虽奋力北伐,但蜀汉国力已日渐衰微。费祎、董允等辅政大臣的谨慎保守,让蜀汉失去了不少发展机遇。到了钟会、邓艾大举伐蜀之时,蜀汉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基础都已经无法与魏国抗衡。

刘禅本人,作为皇帝,他有没有可能像历史上的某些君主一样,面对强大的敌人,脑海中闪过的是保全自身性命,而非承担国破家亡的责任?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毕竟,对于一个习惯了安逸生活,又缺乏强力支撑的君主来说,抵抗可能意味着更多生命的分流,而投降则至少能换取一个相对体面的结局。

再者,刘禅在位期间,虽然有诸葛亮、蒋琬、费祎等能臣辅佐,但他本人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建树并不突出。他更像是一个被动接受命令,依靠臣下执政的君主。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可能没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去组织一场有效的抵抗,或者说,他缺乏那种舍我其谁的担当。

然而,将刘禅的投降仅仅归咎于“贪生怕死”,又显得过于简单化,甚至有些偏颇。我们不妨从“大智慧”的角度来审视一下:

首先,“顺势而降”是当时蜀汉最现实且最不坏的选择。 当钟会、邓艾的十万大军兵临城下,蜀汉军队的主力又在外线作战,无法及时回援的情况下,继续抵抗,无异于螳臂当车。这样做除了徒增伤亡,并不能改变最终的结局,反而可能激化矛盾,让投降后的待遇更加恶劣。刘禅选择投降,至少可以避免成都城内百姓的生灵涂炭,以及可能发生的屠杀和劫掠。这是一种基于现实的、最大程度减少损失的“智慧”。

其次,投降也可能是一种“战略性”的自我保存。 刘禅投降后,虽然失去了皇位,但他本人及其家属并没有受到刘备、诸葛亮所担心的“辱没”和“杀戮”。反而,他被封为安乐公,并在洛阳度过了余生。从个人角度而言,这算是一个相对安稳的结局。

更为关键的是,刘禅的投降,或许也包含着一种对“天下归一”的理解。 魏国已经统一了北方,并且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蜀汉此时的抵抗,更像是为了一口气,或者为了延续短暂的时光。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和平交割”,避免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将战火控制在最小范围,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也许也是一种顺应大势的“智慧”。

我们不能忘了,在投降前,刘禅的态度是“乐意效劳”。他能够听取黄皓等人的建议,选择投降,这本身就说明他对当前局势有着一定的判断。他没有像某些君主那样,因为骄傲或者固执而将国家推向毁灭的深渊。

更进一步思考,“智慧”并不总是体现在激烈的斗争中,有时也体现在对时局的洞察和对自身局限的认知上。

刘禅可能早就意识到了蜀汉已经无力回天。他无法像诸葛亮那样,以一己之力支撑起摇摇欲坠的政权。他是一个凡人,不是神。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他做出了一个符合他自身能力范围和当时客观条件的决定。

那么,这“降”究竟是“生怕死”还是“大智慧”?

我认为,更准确地说,刘禅的投降,是一种在“贪生怕死”的本能驱动下,结合对现实局势的认知,做出的一种“不坏”的选择。 称之为“大智慧”,或许有些拔高,但将其简单地视为“贪生怕死”,又未能看到其背后所包含的对生命的珍惜和对现实的妥协。

如果刘禅在国力强盛、有抵抗可能性的情况下选择投降,那无疑是“贪生怕死”。但在蜀汉国力衰微、抵抗几无可能、且可能导致更大伤亡的情况下,选择投降,虽然包含了对生命的珍视,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其“惧怕”的成分。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刘禅不是一个能够力挽狂澜的英雄,也不是一个宁死不屈的烈士。他只是一个在历史洪流中的普通人,在面对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时,选择了最能保护自己和一部分无辜者的方式。这种方式,虽然在我们后人看来,似乎有些“软弱”,但它也确实避免了更多无谓的牺牲。

最终,我们无法完全洞察刘禅内心的真实想法。但他“不抵抗而降”的行为,至今仍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和理解。历史的评价,往往是复杂的,很少能用简单的“是”或“否”来概括。刘禅的“降”,或许是那个时代,那个特定情境下,一个凡人皇帝所能做出的,也算得上是“尽力而为”的选择。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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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事实上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史书上并未记载刘禅的动机,也只能凭借其他侧面记载和读者的个人观念去揣测了。刘禅其人亦行事多遗、相关史料零散残缺,这是他有这么大争议的原因之一,大概一千个读史者心中有一千个刘禅。


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认为他的投降是出于善意。倒不一定是多大的智慧。第一个原因,是客观上当时的季汉确实处于山穷水尽看不到希望的状态。

首先看战役本身。战役开始时魏全军约18万、季汉全军约11万,而投降当时的状况是,姜维率主力(四至五万)在剑阁凭借天险与钟会军(十余万)对峙,诸葛瞻兵败后姜维试图回援,钟会进军涪城;其余军队一部由阎宇罗宪率领镇守于永安,其中阎宇率大部分部队回援成都,留下两千人给罗宪驻守原处;一部由霍弋率领镇守于南中,在之前(推测为诸葛瞻兵败前)曾请求回援成都但刘禅没有同意;其余成都守军主力由诸葛瞻率领对抗邓艾后全军覆没(有“伏尸数万”的记载),城中空虚,而邓艾军(出发时约三万,扣除途中折损和对阵诸葛瞻的战损后不详)兵临雒城,距成都数十里。

然后是战役背后的形势。当时季汉全境人口约94万(一说70余万),养11万军队已是竭泽而渔的比例,国力亦已衰竭、“民有菜色”。而魏国方面已经过数十年稳健发展,淮南三叛平定后内乱基本结束。

这时刘禅有几个选择。第一个是按刘谌的建议发动全成都臣民据城死守、撑到姜维或阎宇回援。然而当时成都的状态是:

“而蜀本谓敌不便至,不作城守调度,及闻艾已入阴平,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后主使群臣会议,计无所出。或以为蜀之与吴,本为和国,宜可奔吴;或以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宜可奔南。” —— 《三国志·谯周传》

这种人心涣散、臣民皆乱作一团的状况是基本不可能守城的。退一步讲,即便邓艾军兵寡师疲强弩之末(个人认为在邓艾拿下重镇涪城之后这点要打个问号了)、成都方面守到了援军,这样或许能够包抄解决掉邓艾军,但姜维一旦回援,钟会十余万大军也就突破剑阁进入成都平原了,届时照样抵挡不住。在诸葛瞻兵败后姜维已经这样做了:

“维等初闻瞻破,或闻后主欲固守成都,或闻欲东入吴,或闻欲南入建宁,於是引军由广汉、郪道以审虚实。” —— 《三国志·姜维传》

“维等闻瞻巳破,率其众东入于巴。会乃进军至涪,遣胡烈、田续、庞会等追维。” —— 《三国志·钟会传》

第二个是前往巴东与阎宇会合,求援东吴。但暂且不提成都与巴东相距几何、刘禅带着满朝文武及家眷能不能跑过邓艾军或通过剑阁的钟会军,东吴这边的“援军”是个什么样的呢:

“吴闻蜀败,遣将军盛宪西上,外托救援,内欲袭宪。宪曰:“本朝倾覆,吴为唇齿,不恤我难,而邀其利,吾宁当为降虏乎!”乃归顺。于是缮甲完聚,厉以节义,士皆用命。及钟会、邓艾死,百城无主,吴又使步协西征,宪大破其军。孙休怒,又遣陆抗助协。宪距守经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太半。或劝南出牂柯,北奔上庸,可以保全。宪曰:“夫为人主,百姓所仰,既不能存,急而弃之,君子不为也。毕命于此矣。”会荆州刺史胡烈等救之,抗退。” —— 《晋书·罗宪传》

作为君主与东吴打过多年交道的刘禅大约是很清楚这位“盟友”是什么德性的。届时不但一朝君臣下场还不如降魏,季汉故土更是会陷入魏吴争相割据的大混乱。

第三个选择是入南中投奔霍弋、借天险据守。这也是争议性最大的一个选项,刘禅也为此犹豫过,而谯周说服刘禅的理由是:

“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偪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一也。北兵之来,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势衰,及时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当拒敌,内供服御,费用张广,他无所取,耗损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 —— 《三国志·谯周传》

从《三国志·张嶷传》等处来看之前南中确实有过数次蛮族叛乱,但亦有南中百姓爱戴汉官的记载,故而南中蛮族是否会反叛是个未知的X因素。但若入南,与奔巴东一样要面临带着文武百官跑过邓艾钟会的问题,而南中与成都的距离地图上看一眼云南和成都的距离就知道了;而这样做也会导致战线拉过大半个季汉国境,加上东吴方面的不安定因素,造成的损害亦无需言说。这一选项可行性比前两项稍高一点,但依然是希望渺茫、风险和代价皆过高。

再退一步。假设这次季汉感动了上天,发生刘禅在成都或南中守住了、又与姜维阎宇合流大发神威在成都平原上击败了钟会邓艾这种魔幻剧情,魏军撤退。其间对本已国力衰微的季汉造成了多大损害暂置一旁。之后季汉继续苟延残喘,魏晋方面仍然稳健发展、数十万大军纹丝未动,又能苟延几时呢?五胡乱华?想多了,外患未除司马家内斗时间还要往后推,刘渊起兵扯的还是他刘禅的虎皮。

剩下的选择就只有投降了。虽然很憋屈,但不得不承认是将损害降至最低的决策。


第二个原因,是从刘禅生平大部分行为来看,他并非司马昭口中的“无情”之人,相反是一位温厚善良体恤臣子的君主。

首先是他与诸葛亮堪称千古典范的君臣关系。这个依据就多了,“政由葛氏祭则寡人”、“行君事国人不疑”、废相位、诛李邈、大力提拔诸葛瞻并联姻、重用蒋费董姜等后继人、延续诸葛亮时代政治架构、逾制立庙等,相关论证知乎上一搜一大把就不多赘述了。

对于诸葛亮之外的臣子们,刘禅也同样予以厚爱。例如他对夏侯霸:

“蜀闻之,乃使人迎霸。初,建安五年,时霸从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采,为张飞所得。飞知其良家女,遂以为妻,产息女,为刘禅皇后。故渊之初亡,飞妻请而葬之。及霸入蜀,禅与相见,释之*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间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兒子以示之曰:“此夏侯氏之甥也。”厚加爵宠。” —— 《魏略》

(魏略这本书可信度很低,被裴松之痛批过,但其书尊曹贬刘不必刻意编造有利于季汉的事件,上述记载亦得裴注在《三国志·诸夏侯曹传》中引用,与三国志蜀书中关于夏侯霸的职位记载也能对得上)

例如他对张嶷:

“姜维之出,时论以嶷初还,股疾不能在行中,由是嶷自乞肆力中原,致身敌庭。临发,辞后主曰:“臣当值圣明,受恩过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陨没,辜负荣遇。天不违原,得豫戎事。若凉州克定,臣为籓表守将;若有未捷,杀身以报。”后主慨然为之流涕。
……余观张嶷仪貌辞令,不能骇人,而其策略足以入算,果烈足以立威,为臣有忠诚之节,处类有亮直之风,而动必顾典,后主深崇之。” —— 裴注引《益部耆旧传》

例如他乐不思蜀之后对郤正:

“后主赖正相导宜適,举动无阙,乃慨然叹息,恨知正之晚。” —— 《三国志·郤正传》

还有蒋琬疾病时任命费祎董允接替尚书台事务并听从建议任姜维为凉州刺史北上协助,对一直约束自己的董允虽嘴上“益严惮之”、“追怨日深,谓为自轻”却一路提拔至守尚书令位列四相,对连年出师段谷大败后“众庶由是怨读言”满朝文武皆反对的姜维始终未曾处分反而主动恢复其大将军位、之后姜维得罪黄皓仍然好言调解并压下董厥诸葛瞻等人的弹劾等等值得称道的行为。纵观三国志蜀书,刘禅本人似乎无甚存在感,但季汉后朝众贤良的履历背后处处都是他的影子。直至最后亡国时其中枢用人仍可谓芝兰满庭,姜维、董厥、樊建、诸葛瞻等皆为良士。

在诸葛亮劝杜微出山的书信、孟光与费祎争论大赦的言论、谯周劝谏刘禅省减声乐的奏疏里也有如下的描述,考虑到言论背景采信度见仁见智:

“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爱德下士。” —— 诸葛亮集载《与杜微书》

“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穷极,必不得已,然后乃可权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有何旦夕之危,倒悬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恶乎?” —— 《三国志·孟光传》

“陛下天姿至孝,丧逾三年,言及陨涕,虽曾闵不过也。敬贤任才,使之尽力,有逾成康。故国内和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陈。” —— 《三国志·谯周传》

有人认为刘禅是受贤臣约束才表现出仁厚明理、没人约束就放飞自我,我认为不然。仔细观察季汉后朝的时间轴,黄皓始专政是在景耀元年,加上陈祇黄皓互为表里的时间最多前推到延熙十六年,但约束刘禅的董允在延熙九年便已经去世、陈祇当时便已代董允为侍中,黄皓则是董允尚在时便已在刘禅身边的,而费祎性格宽济随意且大部分时间都屯军在外、并不能管到刘禅。那么为何从延熙九年至延熙十六年这么长时间里刘禅都没有“放飞自我”,而是对费祎“庆赏刑威,皆遥先谘断,然后乃行”呢?我想,这足以证明“循理之君”才是他的正常状态。

而对于先辈们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他是否真的漠不关心?读一读他的诏书便知:

“……朕以幼冲,继统鸿基,未习保傅之训,而婴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载前绪,未有攸济,朕甚惧焉。是以夙兴夜寐,不敢自逸,每从菲薄以益国用,劝分务穑以阜民财,授方任能以参其听,断私降意以养将士。欲奋剑长驱,指讨凶逆,硃旗未举,而丕复陨丧,斯所谓不燃我薪而自焚也。残类馀丑,又支天祸,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诸葛丞相弘毅忠壮,忘身忧国,先帝讬以天下,以勖朕躬。今授之以旄钺之重,付之以专命之权,统领步骑二十万众,董督元戎,龚行天罚,除患宁乱,克复旧都,在此行也。
……夫王者之兵,有征无战,尊而且义,莫敢抗也,故鸣条之役,军不血刃,牧野之师,商人倒戈。今旍麾首路,其所经至,亦不欲穷兵极武。……他如诏书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称朕意焉。” —— 诸葛亮集载《为后帝伐魏诏》

“诏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马谡,而君引愆,深自贬抑,重违君意,听顺所守。前年燿师,馘斩王双;今岁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兴复二郡,威镇凶暴,功勋显然。方今天下骚扰,元恶未枭,君受大任,幹国之重,而久自挹损,非所以光扬洪烈矣。今复君丞相,君其勿辞。”” —— 《三国志·诸葛亮传》

“诏策曰:“惟君体资文武,明叡笃诚,受遗讬孤,匡辅朕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镇八荒,将建殊功於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遘疾陨丧!朕用伤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昭将来,刊载不朽。今使使持节左中郎将杜琼,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谥君为忠武侯。魂而有灵,嘉兹宠荣。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 《三国志·诸葛亮传》

“延熙元年,诏琬曰:“寇难未弭,曹叡骄凶,辽东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纠结,与之离隔。叡大兴众役,还相攻伐。曩秦之亡,胜、广首难,今有此变,斯乃天时。君其治严,总帅诸军屯住汉中,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 —— 《三国志·蒋琬传》

另外,关于前文被孟光批评的大赦,观察其发生时间,绝大多数都是在重臣还军预备新的攻势期间,大赦最频繁的时期不是景耀年间国力衰竭之时、而是延熙十六年至二十年连年兴师之时。用意也不言自明。

刘禅对北伐事业的支持一直持续到景耀元年前。景耀年间国力衰竭、他本人宠信黄皓怠政,但多有追念故人的行为:

“三年秋九月,追谥故将军关羽、张飞、马超,庞统、黄忠。
四年春三月,追谥故将军赵云。冬十月,大赦。”——《三国志·后主传》(其后景耀五年姜维率众出侯和)

“景耀六年春,诏为亮立庙于沔阳。”——《三国志·诸葛亮传》

在亡国前夕追封先人、不顾自己身后名逾制给丞相立庙,这些行为所表达的情感我想想便觉得很难过。

还有一点,刘禅在位41年、实际执政30年,对臣子的任免处断始终有充分权力,有记录的杀戮却仅有一个诋毁丞相的李邈和一个妄传他私通己妻、处置部门是“有司”的刘琰,对犯事的臣子多以贬谪和免职流放处置。在他早年贬廖立诏书中有这样的表述:

“诏曰:“三苗乱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 —— 《三国志·廖立传·裴注》

大概他真的是位心地非常温柔、不愿见死难动杀伐的帝王吧。

当然可以说他“无情”的黑料也不是没有,除了投降乐不思蜀本身外,还有刘永因黄皓谗言十年不得朝见、罗宪得罪黄皓被调离中央镇守巴东、灭国战役前征信鬼巫不积极布防、罗生门的刘琰案(这个由于有“太后令特留胡氏”的记载、加上当时董允仍任侍中掌管内务我觉得刘禅极大可能是躺枪),其间缘由也难以辨明。但相比集中在晚年的这几个零散行为,我认为还是基于贯穿整个生涯的一致表现来解读他更为可信。


第三个原因则是我个人观念所致。这倒是没有什么好争辩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千种人千种想法本为常事。

我是个欣赏理想主义但也倾向于实用主义的人,也视仁爱高于忠义、视生命的价值高于“气节”。我一向反对无意义的牺牲,牺牲这个行为本身并不值得称道,是牺牲行为所带来或可能带来的、比一人之生命更加珍贵的价值才让牺牲行为变得高贵;我也认为一个国家的实质并不是那个国号或者政权理想,而是构成这个国家的属下们、人民们、每一个人。作为政权领袖,首要责任是对自己领导的人民负责、尽一切努力为他们开一条明路,其次才是政治理想先人宏愿、才是争夺天下;而作为政权领袖,亦必须具备实用主义的理性、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先主刘备若独呈血性不愿屈身寄人篱下,也不会有后来的三分天下。

因此我多少还欣赏姜维和诸葛瞻,他们的献身至少是在为季汉存续这一目标尽最后的努力,但刘谌我就不是很能欣赏了。“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这种想法、期望看到季汉举国玉碎打一场东方版迦太基保卫战这种想法我认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自己以身殉道尤为可称,但慷他人之慨、用别人的生命陪葬还高贵吗?他是否有问过他的妻子儿女想不想死?是否有问过满朝文武和成都一城百姓想不想死?当“忠义”开始杀人,是否会有些对生命的眷恋、想要活下去的平凡声音被掩盖?

仁德之世,何谓仁德?

我仍记得先主的孤身救徐、携民渡江、一生不曾屠城,仍记得丞相的“一夫有难,皆亮之罪”,季汉先人们投身乱世匡扶汉室,为的是锄乱扶正、还天下太平。让季汉从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政权中脱颖而出的不仅是理想主义,更是人与人之间纯粹的善意、信任和关怀,是在乱世当中尤为殊难可贵的名为“人道”的光辉。

刘禅或许并非忘却先人理想、而恰恰是明白先人理想的本质,才最终在路已走尽、“理想”渐渐与初衷背道而驰的时候选择了放弃。也可能他并没有想那么多,只是心累了、不想再见到更多人死了。也可能只是单纯的想活下去而已。他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们无从考证,只是我曾设想过如果是自己站在他的位置、经历过他所经历的事之后,我会怎么选择……我大概会做出和他一模一样的决定。原因无他,我只是希望姜维、董厥、樊建、谯周、郤正、罗宪、霍弋他们,希望满庭忠良的季汉臣民们有机会好好活下去而不是陪自己“壮烈”。

当然我并不会责怪姜维他们,我也同样认为他们的选择是崇高的。当路走到尽头、进入“仁”与“义”不可兼得的道德困境,无论舍仁取义还是舍义取仁,都可无愧于心。

只可惜刘禅能够掌握与邓艾的交涉过程、保投降之初臣民平安,却算不出钟会叛乱、控制不了姜维他们宁死也不愿放手的心意;能够送故国旧地和大部分臣民大体平稳地过渡到下一段历史中,却阻止不了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守不住这一方太平的长久。或许在临终之际,他也会叹息自己终究是个傻子吧。

个人的力量终究太渺小、阻挡不了历史潮流,无论这些个人有多么美好。悲剧莫过于此。

我今天就是要撕开历史唯心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疮疤把这个伤口露出来。上天是不会怜悯人类的,只有感受并接受这份痛苦,人才能学会共情、学会彼此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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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触及到三国历史中一个相当微妙且充满争议的节点:诸葛亮是否意图“篡权”或“摄政不归”。要深入剖析,我们得抛开那些过于简单化的“忠臣”或“野心家”标签,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理解诸葛亮的处境、刘禅的特点以及整个蜀汉政权的稳定性。首先,我们得明确一点:从史书记载来看,诸葛亮并没有主动“不把朝政还给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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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法听起来挺刺耳的,对诸葛亮一向推崇备至的人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但细细想来,还真有点意思,咱们就掰开了揉碎了聊聊这个话题,看看这背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故事的起点:诸葛亮为何不还政?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诸葛亮是刘备托孤的重臣,他承担的是一个近乎“摄政”的角色。刘备白帝城托孤时,那个场景大家都耳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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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备一生戎马倥偬,从一个草根出身的织席贩履者,一步步打下蜀汉基业,最终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登基称帝,建立汉朝。然而,关于他是否应该更晚一些称帝,甚至终生不称帝,而让刘禅继位,一直是历史爱好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个问题,绝非简单的“是”或“否”可以回答,其中涉及到政治策略、个人能力、时势背景等多重因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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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夫人当初试图带走刘禅的行为,无疑是孙刘联盟中一个非常敏感且具有潜在破坏性的事件。从长远来看,这件事确实给孙刘之间的关系带来了负面影响,但刘备集团对孙氏的戒心之所以没有进一步恶化,乃至在之后还能维持一定程度的合作,原因非常复杂,涉及了当时的政治格局、双方的战略需求、以及对孙夫人个人行为的解读等多个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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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邦也屠城吗?为何很多人强调曹操屠城?”这个问题很有深度,触及了历史评价中的复杂性、选择性以及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认知差异。简单来说,这是一个关于历史事实、公众认知、叙事构建以及评价标准的问题。为了详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一、 历史事实层面:刘邦和曹操是否都进行过屠城?首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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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刘邦,人们脑海中大多浮现的是那位开创大汉王朝的雄才大略的帝王形象。然而,在他称帝之前的岁月,尤其是年轻时,他并非一个能够“事生产劳作”的典型人物。那么,这位出身平民,最终问鼎九五之尊的汉高祖,是如何在不事农桑、不精于营商的情况下养家糊口的呢?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把目光投向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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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备如果选择不染指荆州,安心在益州猥琐发育,这步棋走得好不好,得从多个层面来细掰扯。咱们先抛开历史书上那些定论,纯粹站在一个军事策略和政治博弈的角度来推演一下,看看这出“三国演义”会不会走向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首先,我们得明白,刘备不占荆州,意味着什么?1. 失去了一个关键的战略缓冲带: 荆州,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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