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孙权给诸葛恪留下的底牌那么好，东吴还是亡了?
孙权给诸葛恪留下的底牌，确实是相当不错。从军事上来说，东吴在孙权的统治后期，依然拥有长江天险，并且在陆逊、陆抗等名将的带领下，海军力量依然是三国时期最强的。尤其是陆抗，其治军能力和战略眼光，在当时几乎无人能及，他更是为东吴培养了一批有能力的后继者。
在经济上，东吴凭借南方肥沃的土地和发达的经济，积累了相当的财富。虽然经历了多年的战争，但其赋税和漕运依然能够支撑起国家的运转。
在政治上，孙权晚年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整体框架依然稳固。诸葛恪作为孙权精心培养的继承人，得到了朝臣的普遍支持，尤其是江东士族的支持，这为他接手政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即便拥有这些“好牌”，东吴最终还是走向了灭亡，这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诸葛恪的个人因素和东吴政权的深层弊病，扮演了关键角色。
首先，诸葛恪的急躁冒进，是导致东吴衰败的直接导火索。
孙权虽然给诸葛恪留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但三国鼎立的格局是极其脆弱的。魏、蜀两国都在秣马厉兵，伺机而动。诸葛恪在接手政权后，雄心勃勃，想要一展抱负，但他的手段过于激进，尤其是在对魏用兵上，犯了战略性错误。
伐魏的惨败：诸葛恪力主北伐，将东吴的国力投入到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虽然初期的乐嘉之战他取得了胜利，但随后的合肥之战，由于准备不足、后勤不济以及将领的配合失误，导致东吴军队损失惨重，数万将士丧生。这场惨败不仅耗费了东吴大量的国力，更严重打击了军队的士气，让东吴一下子从相对强势的地位跌入劣势。
内政上的失策：除了军事上的失利，诸葛恪在内政上也存在问题。他过于严苛，将前朝的一些旧臣和不满者一概清洗，导致政治氛围变得紧张，党争暗流涌动。他对孙权晚年的政策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虽然有其合理之处，但过于急躁，没有充分考虑实际情况和各方利益，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
其次，东吴政权的深层弊病，在诸葛恪时期被进一步暴露和加剧。
孙权虽然是位出色的君主，但他晚年的一些决策，以及东吴政权自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为后来的衰败埋下了伏笔。
宗室和外戚的权力斗争：孙权晚年，太子之争、立嗣之争，以及围绕皇权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这些斗争不仅消耗了朝廷的精力，也削弱了中央集权。诸葛恪虽然是孙权倚重的股肱之臣，但他并非孙吴宗室，在权力分配上，自然会受到一些宗室势力的猜忌和排挤。
江东士族与寒门士族之间的矛盾：东吴政权内部，江东士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拥有深厚的家底和广泛的人脉。而寒门士族和从荆州、徐州等地来的人才，虽然有能力，但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压制。诸葛恪的改革，虽然试图打破这种格局，但同时也触动了江东士族的利益，加剧了内部的矛盾。
人才断层和继承问题：孙权后期，一批老一辈的优秀将领如陆逊、朱然等相继去世，而诸葛恪虽然能力出众，但他的执政时间相对短暂，未能培养出足够多的能独当一面的新一代将领和官员来承接重任。在他死后，东吴的军事和政治指挥系统出现了一定的真空。
对北方汉族政权的天然劣势：虽然东吴拥有长江天险，并且海军强大，但在整体国力上，相比于北方的曹魏和后来的西晋，东吴始终处于相对劣势。北方人口更多，经济基础更雄厚，军事力量也更具侵略性。东吴的生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防御能力和战略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东吴的处境就会非常危险。
第三，诸葛恪的个人性格和决策方式，使得他未能妥善处理好这些复杂的局面。
诸葛恪少年得志，才华横溢，但也因此滋生了傲慢自负的心态。
刚愎自用：在处理政务和军事上，他往往听不进不同意见，一意孤行。乐嘉之战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不顾众将的反对，执意冒进。
缺乏政治手腕：他过于强调自己的权威，未能有效团结和安抚朝中各方势力。对于一些潜在的反对派，他未能采取更温和、更具政治智慧的方式来化解矛盾，而是选择强硬压制，最终导致了自己的灭亡。他的死，也与朝中不满他专断的势力有关。
总结来说，孙权留下的“底牌”虽然好，为东吴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固的基础，但这张牌最终还是被诸葛恪的激进和东吴政权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病所消耗殆尽。 诸葛恪的北伐失利，不仅消耗了国力，更暴露了东吴在战略上的脆弱性。而他个人在政治上的失误，则加剧了内部的矛盾，导致政局不稳，为最终的灭亡埋下了更深的隐患。
可以说，孙权留下的“底牌”就像一副精美的骨架，而诸葛恪的出现，本应是为这副骨架注入血肉，但他的方式却像是过度施压，最终导致骨架的断裂。东吴的灭亡，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诸葛恪个人的悲剧，也是东吴政权历史性衰落的一个缩影。
在经济上，东吴凭借南方肥沃的土地和发达的经济，积累了相当的财富。虽然经历了多年的战争，但其赋税和漕运依然能够支撑起国家的运转。
在政治上，孙权晚年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整体框架依然稳固。诸葛恪作为孙权精心培养的继承人，得到了朝臣的普遍支持，尤其是江东士族的支持，这为他接手政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即便拥有这些“好牌”，东吴最终还是走向了灭亡，这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诸葛恪的个人因素和东吴政权的深层弊病，扮演了关键角色。
首先，诸葛恪的急躁冒进，是导致东吴衰败的直接导火索。
孙权虽然给诸葛恪留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但三国鼎立的格局是极其脆弱的。魏、蜀两国都在秣马厉兵，伺机而动。诸葛恪在接手政权后，雄心勃勃，想要一展抱负，但他的手段过于激进，尤其是在对魏用兵上，犯了战略性错误。
伐魏的惨败：诸葛恪力主北伐，将东吴的国力投入到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虽然初期的乐嘉之战他取得了胜利，但随后的合肥之战，由于准备不足、后勤不济以及将领的配合失误，导致东吴军队损失惨重，数万将士丧生。这场惨败不仅耗费了东吴大量的国力，更严重打击了军队的士气，让东吴一下子从相对强势的地位跌入劣势。
内政上的失策：除了军事上的失利，诸葛恪在内政上也存在问题。他过于严苛，将前朝的一些旧臣和不满者一概清洗，导致政治氛围变得紧张，党争暗流涌动。他对孙权晚年的政策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虽然有其合理之处，但过于急躁，没有充分考虑实际情况和各方利益，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
其次，东吴政权的深层弊病，在诸葛恪时期被进一步暴露和加剧。
孙权虽然是位出色的君主，但他晚年的一些决策，以及东吴政权自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为后来的衰败埋下了伏笔。
宗室和外戚的权力斗争：孙权晚年，太子之争、立嗣之争，以及围绕皇权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这些斗争不仅消耗了朝廷的精力，也削弱了中央集权。诸葛恪虽然是孙权倚重的股肱之臣，但他并非孙吴宗室，在权力分配上，自然会受到一些宗室势力的猜忌和排挤。
江东士族与寒门士族之间的矛盾：东吴政权内部，江东士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拥有深厚的家底和广泛的人脉。而寒门士族和从荆州、徐州等地来的人才，虽然有能力，但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压制。诸葛恪的改革，虽然试图打破这种格局，但同时也触动了江东士族的利益，加剧了内部的矛盾。
人才断层和继承问题：孙权后期，一批老一辈的优秀将领如陆逊、朱然等相继去世，而诸葛恪虽然能力出众，但他的执政时间相对短暂，未能培养出足够多的能独当一面的新一代将领和官员来承接重任。在他死后，东吴的军事和政治指挥系统出现了一定的真空。
对北方汉族政权的天然劣势：虽然东吴拥有长江天险，并且海军强大，但在整体国力上，相比于北方的曹魏和后来的西晋，东吴始终处于相对劣势。北方人口更多，经济基础更雄厚，军事力量也更具侵略性。东吴的生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防御能力和战略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东吴的处境就会非常危险。
第三，诸葛恪的个人性格和决策方式，使得他未能妥善处理好这些复杂的局面。
诸葛恪少年得志，才华横溢，但也因此滋生了傲慢自负的心态。
刚愎自用：在处理政务和军事上，他往往听不进不同意见，一意孤行。乐嘉之战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不顾众将的反对，执意冒进。
缺乏政治手腕：他过于强调自己的权威，未能有效团结和安抚朝中各方势力。对于一些潜在的反对派，他未能采取更温和、更具政治智慧的方式来化解矛盾，而是选择强硬压制，最终导致了自己的灭亡。他的死，也与朝中不满他专断的势力有关。
总结来说，孙权留下的“底牌”虽然好，为东吴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固的基础，但这张牌最终还是被诸葛恪的激进和东吴政权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病所消耗殆尽。 诸葛恪的北伐失利，不仅消耗了国力，更暴露了东吴在战略上的脆弱性。而他个人在政治上的失误，则加剧了内部的矛盾，导致政局不稳，为最终的灭亡埋下了更深的隐患。
可以说，孙权留下的“底牌”就像一副精美的骨架，而诸葛恪的出现，本应是为这副骨架注入血肉，但他的方式却像是过度施压，最终导致骨架的断裂。东吴的灭亡，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诸葛恪个人的悲剧，也是东吴政权历史性衰落的一个缩影。
网友意见
吴大帝留下的所谓好底牌，大概就是把诸葛恪的政治盟友陆逊、顾谭、张休、朱据全部整垮，让他没有了辅政的竞争对手，也失去了很多帮手。诸葛恪上台后需要罢免校事官和减轻税负来获取声望，同时也是收拾孙权时期的弊端。东关之战布置得当，大破魏国七万大军，使魏国因阵亡士兵太多，改变了丧礼制度，还让司马师声望大跌，给曹芳、张缉夺权增加了信心。他还拿到了叛将韩综的性命祭奠孙权，不过一同阵亡的桓嘉有点冤枉，当年他爹桓阶好歹从刘表那里要回了孙坚尸体，他不算吴国罪人，而且他有个叔叔桓彝就在吴国做官。
这就叫一手好牌打烂吗？
孙权、诸葛亮、陆逊全都知道诸葛恪刚愎自用，偏偏孙权到最后是无人可用才勉强选了诸葛恪，他也找不到适合的搭档弥补诸葛恪缺点，顾谭见解精妙，观察力过人，本来是弥补诸葛恪疏忽性格的人选，朱据、张休才兼文武，是诸葛恪出征时候的好队友。结果孙权留孙弘辅政，防的就是诸葛恪。当时孙权还没凉透，两人就相互谋杀，这就是你死我活啊。
诸葛恪的死局根本上就是孙权所安排，正是诸葛恪声望不足才迫切需要建功立业去巩固地位，最终做出错误判断。他本来就是太子党，南阳王妃张氏已经明目张胆去问舅舅诸葛恪要不要迎回孙和，而民间又有舆论要迎回孙和。
这种形势下，孙亮不可能再等着不动手。孙权就是怕孙氏被诸葛、朱、张、陆、顾四大家族架空，大家都是亲戚怎么会干这种事，孙权倒是忘了孙峻的爷爷当年还跟自己争过孙策的继承权。
如果那时顾谭、张休、朱据、陆抗全都是重臣，怎么可能有人动的了诸葛恪，孙权从废太子开始就决定了孙吴政权十数年的动荡不安。
至于你说合肥新城大败是罪过吗？那确实是，可你看孙权也在合肥大败过那么多次，多诸葛恪那一次其实也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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