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废除肉刑（劓、刖、宫等）是纯粹出于人道考虑，还是有其他因素？
汉代废除肉刑，比如劓（割鼻子）、刖（砍脚）、宫（宫刑）等，绝非仅仅是出于一时的人道主义情怀。这背后是一系列复杂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其演变过程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调整和争议。
一、 治乱循环与儒家思想的渗透：
首先，需要理解秦汉之际的社会背景。秦朝虽然以法家思想立国，严刑峻法，但其迅速灭亡也给后来的统治者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汉初，高祖刘邦吸取秦亡教训，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对百姓相对宽容。这其中，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逐渐受到重视，尤其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仁政”、“德治”的理念开始占据主流。
儒家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尽管这句话本身并非直接指向废除肉刑，但其蕴含的对身体的珍视，与肉刑的残忍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长此以往，肉刑这种直接破坏身体完整的刑罚，在价值观层面就显得与儒家主流思想格格不入。
二、 刑罚的实用性考量：
肉刑虽然触目惊心，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存在诸多弊端，这促使统治者不得不重新审视其效用。
劳动力的损耗： 劓、刖等刑罚直接剥夺了犯罪者的部分劳动能力。一个被割掉鼻子的人，可能难以在农业社会中从事精细的农活；一个被砍掉脚的人，更是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在以农业为基础的汉代，劳动力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囚犯因肉刑而丧失劳动能力，不仅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也可能加剧社会负担。
惩罚的转化与成本： 肉刑之后，许多囚犯因伤势过重而死亡，或者身体残疾，无法再被有效利用。这使得本意为“惩罚”的刑罚，在实际执行中变成了“毁灭”。更重要的是，一旦肉刑执行出现失误，轻则加重罪犯痛苦，重则致死，这给执行者带来很大的压力和风险。
三、 刑罚体系的演变与替代：
随着社会发展，汉朝也在不断尝试更“文明”的刑罚替代方案。
死刑的广泛使用： 在肉刑之外，死刑（斩首、腰斩等）在秦汉时期就已存在，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死刑的适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徒刑和流刑的完善： 汉代开始更系统地使用徒刑（强制劳动）和流刑（强制迁徙到边远地区）。这些刑罚虽然也带有惩罚性，但并未直接破坏身体的完整性，而是通过剥夺自由、强制劳动或迁移来达到惩罚目的。这些刑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维持劳动力的供给，也便于管理。
赎罪制度的出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赎罪的制度，允许用财物来代替部分刑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肉刑对底层人民的巨大冲击。
四、 统治者对社会稳定的考量：
过于严酷的刑罚，尤其是那些带有羞辱性和毁灭性特征的肉刑，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激起民众的反感和恐惧。虽然在某些时期，严刑峻法是为了震慑不法分子，但在长期来看，一个过于残暴的刑罚体系，也可能为社会埋下不稳定的隐患。统治者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既能有效维护社会秩序，又不至于过度压制民众，引发更大的动荡。
五、 历史事件的推动：
当然，历史的进程并非完全平滑。在汉代，关于刑罚的改革并非没有反复。例如，汉武帝时期，刑罚曾经一度趋于严酷。但到了汉宣帝时期，他提出“夹辅以礼”，更加强调教化和宽容，这无疑对肉刑的废除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结：
因此，汉代废除肉刑是一个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是儒家“仁政”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对残忍刑罚的价值观念提出挑战的体现；也是刑罚实践中，肉刑在劳动力损耗、执行成本等方面的弊端显露，促使统治者寻求更实用、更可接受的替代方案的结果。同时，统治者对社会稳定性的考量，以及历史事件的推动，也共同促成了这一重要的刑罚改革。可以说，这是一个在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现实考量相互作用下，逐渐演进的复杂历史过程，而非单纯出自某一种单纯的动机。
一、 治乱循环与儒家思想的渗透：
首先，需要理解秦汉之际的社会背景。秦朝虽然以法家思想立国，严刑峻法，但其迅速灭亡也给后来的统治者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汉初，高祖刘邦吸取秦亡教训，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对百姓相对宽容。这其中，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逐渐受到重视，尤其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仁政”、“德治”的理念开始占据主流。
儒家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尽管这句话本身并非直接指向废除肉刑，但其蕴含的对身体的珍视，与肉刑的残忍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长此以往，肉刑这种直接破坏身体完整的刑罚，在价值观层面就显得与儒家主流思想格格不入。
二、 刑罚的实用性考量：
肉刑虽然触目惊心，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存在诸多弊端，这促使统治者不得不重新审视其效用。
劳动力的损耗： 劓、刖等刑罚直接剥夺了犯罪者的部分劳动能力。一个被割掉鼻子的人，可能难以在农业社会中从事精细的农活；一个被砍掉脚的人，更是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在以农业为基础的汉代，劳动力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囚犯因肉刑而丧失劳动能力，不仅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也可能加剧社会负担。
惩罚的转化与成本： 肉刑之后，许多囚犯因伤势过重而死亡，或者身体残疾，无法再被有效利用。这使得本意为“惩罚”的刑罚，在实际执行中变成了“毁灭”。更重要的是，一旦肉刑执行出现失误，轻则加重罪犯痛苦，重则致死，这给执行者带来很大的压力和风险。
三、 刑罚体系的演变与替代：
随着社会发展，汉朝也在不断尝试更“文明”的刑罚替代方案。
死刑的广泛使用： 在肉刑之外，死刑（斩首、腰斩等）在秦汉时期就已存在，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死刑的适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徒刑和流刑的完善： 汉代开始更系统地使用徒刑（强制劳动）和流刑（强制迁徙到边远地区）。这些刑罚虽然也带有惩罚性，但并未直接破坏身体的完整性，而是通过剥夺自由、强制劳动或迁移来达到惩罚目的。这些刑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维持劳动力的供给，也便于管理。
赎罪制度的出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赎罪的制度，允许用财物来代替部分刑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肉刑对底层人民的巨大冲击。
四、 统治者对社会稳定的考量：
过于严酷的刑罚，尤其是那些带有羞辱性和毁灭性特征的肉刑，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激起民众的反感和恐惧。虽然在某些时期，严刑峻法是为了震慑不法分子，但在长期来看，一个过于残暴的刑罚体系，也可能为社会埋下不稳定的隐患。统治者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既能有效维护社会秩序，又不至于过度压制民众，引发更大的动荡。
五、 历史事件的推动：
当然，历史的进程并非完全平滑。在汉代，关于刑罚的改革并非没有反复。例如，汉武帝时期，刑罚曾经一度趋于严酷。但到了汉宣帝时期，他提出“夹辅以礼”，更加强调教化和宽容，这无疑对肉刑的废除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结：
因此，汉代废除肉刑是一个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是儒家“仁政”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对残忍刑罚的价值观念提出挑战的体现；也是刑罚实践中，肉刑在劳动力损耗、执行成本等方面的弊端显露，促使统治者寻求更实用、更可接受的替代方案的结果。同时，统治者对社会稳定性的考量，以及历史事件的推动，也共同促成了这一重要的刑罚改革。可以说，这是一个在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现实考量相互作用下，逐渐演进的复杂历史过程，而非单纯出自某一种单纯的动机。
网友意见
汉文帝废除肉刑这件事，汉代人的评论还是很公允的。看一看《汉书·刑法志》的记叙就知道了。
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奸，所由来者久矣。陛下下明诏，怜万民之一有过被刑者终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于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谨议请定律曰：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岁而非禁锢者，如完为城旦舂岁数以免。臣昧死请。”制曰：“可。”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
班固本人对于废除肉刑的看法是“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不仅汉代的学者大多持有类似的观点，甚至文帝的儿子景帝都看不下去了。
景帝元年，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犹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诏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棰令。”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请：“笞者，棰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犹以为威。
汉初的法律体系基本上是对秦律的修订和翻新，在肉刑方面秦的肉刑全部继承下来，文帝时虽然废除了黥面，劓鼻，斩左右趾三项肉刑，但代替的惩罚实在是说不上人道。劓鼻之刑被笞三百代替，斩左脚趾被笞五百代替，而斩右脚趾的直接改成死刑弃市。实际上大部分的犯人经过笞刑，已经被打的没有人形了，大多数人直接被打死，就算活下来的也“不可为人”。东汉的崔寔直接说“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可见在当时的受刑者看来，恢复肉刑反而是一种仁慈。
因此景帝才将鞭笞的数量大幅度减少，而且接连减少两次，最后才达到“笞者得全”的效果，即使在此之后，鞭笞的刑罚依然被法家酷吏拿来当做威慑犯人的工具，可见其残忍程度。
至于文帝废除肉刑的初衷，按照班固的说法，确实是在张苍和冯敬两人的奏请下，“怜万民之一有过被刑者终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但是与其说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考虑，不如说是沽名钓誉的政治作秀。
实际上文帝在法律体系上做出这种奇葩事的次数不少，比如文帝自己一开始就主张要废除亲属连坐之罪。
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祅言令。孝文二年，又诏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议。”
实际上秦的夷三族之罪在高后元年已经取消，张家山汉简里的吕后时期《二年律令》的《贼律》里依然有“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的规定，可见当时的“夷三族”范围实际上比此还要广泛得多。到了文帝二年，又取消株连父母，妻子，同产的法律，文帝自己也很清楚犯人的亲属是无罪的，还表示“朕甚弗取”，在道德上对株连之罪予以否定。
结果黄花菜还没凉呢，自己被新桓平装神弄鬼骗了，事情发觉以后一气之下直接复行三族之诛。
其后，新垣平谋为逆，复行三族之诛。
这次对夷三族的恢复，不仅是针对新桓平一个个例，而是将此重新广泛实施。到了武帝时候，夷人三族已经变成了家常便饭，巫蛊之乱被族诛的大臣可以编成一个加强连了。由此可见，文帝本人对于刑罚的人道并不是十分在意的，至少是当自己感觉受到愚弄欺骗时，对于杀别人全家就再也不感到有什么不妥了。
汉律原文散佚已久，今天只能通过史籍零星的记载来观察其演变过程，但有汉一代的刑罚总体上还是很酷烈残忍的，颇有战国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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