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调解魏延和杨仪时应不应该公平对待？
在论及诸葛亮调解魏延与杨仪的矛盾时，是否应“公平对待”这个问题，实际上触及了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和个人情感的复杂交织。要深入剖析这一点，我们需要先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人物性格以及诸葛亮所处的地位和所面临的考量。
一、 当时的大环境与诸葛亮的处境
诸葛亮自刘备去世后，便肩负着兴复汉室的重任，他不仅仅是一位军事统帅，更是蜀汉政权的实际掌舵人。此时的蜀汉，国力相对曹魏和东吴而言处于劣势，北伐的压力巨大且充满风险。在这种国之将倾、人才凋零的背景下，任何内部的动荡和分裂都可能导致整个政权的瓦解。
诸葛亮对魏延和杨仪都寄予厚望，他们都是蜀汉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魏延是诸葛亮北伐的重要将领，其勇猛善战是蜀汉军中少有的，尤其是在街亭之败后，魏延能临危受命，保全主力，其军事才能不容忽视。而杨仪则是在内政和后勤方面有着突出贡献的文官，他的才能在支撑诸葛亮北伐的后勤线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这样的环境下，诸葛亮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北伐大业的顺利进行，维护蜀汉政权的稳定。任何处理方式都必须以服务于这个核心目标为前提。
二、 魏延与杨仪矛盾的根源
要谈论公平，首先要理解矛盾的性质。魏延和杨仪的矛盾由来已久，其根源复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性格差异与权力冲突： 魏延性情刚烈，恃才傲物，对诸葛亮推崇的姜维并不服气，甚至在诸葛亮病重期间，他还提出自己的“奇计”，这在诸葛亮看来，是对他军事策略的不尊重，也可能被视为挑战其权威。而杨仪则显得更为谨慎细致，甚至有些小心眼，他与诸葛亮在军事决策上的看法也时常不同，尤其是在与魏延的争论中，往往会采取更为极端和激烈的辩驳方式。两人的性格都带着些许骄傲和不容他人，这使得他们在争论时容易触及对方的底线。
职位与地位的争夺： 随着诸葛亮年事渐高，北伐的后续领导者问题也逐渐浮现。魏延和杨仪都对未来蜀汉的走向和自己在其中的地位有所期盼。特别是在诸葛亮逝世后，谁能接班成为蜀汉的实际掌权者，谁能主导北伐的方向，成为两人潜在的竞争焦点。他们之间的矛盾，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为未来权力分配“试水”和“布局”。
军事策略的分歧： 两人在对待魏延“子午谷奇谋”上的态度也成为矛盾激化的一个点。诸葛亮虽然没有采纳魏延的奇谋，但也没有完全否定其军事才能。而杨仪则认为魏延的计策过于冒险，不切实际，是对诸葛亮辛勤付出的漠视。这种策略上的分歧，反映了两人对蜀汉战略定位的不同理解。
三、 诸葛亮调解的“公平”应如何理解？
在分析诸葛亮是否应该公平对待时，我们需要重新定义这个“公平”。这里的“公平”并非简单的“一人一半”、“平均分配”或者“不偏不倚”，而是在更宏观的、为蜀汉长远利益考虑下的“公平”。
我认为，诸葛亮的调解不应是简单地拉偏架，而是应该做到以下几点，这也可以说是他所理解的“公平”的体现：
1. 依据事实，公正评判： 诸葛亮作为当时最高决策者，需要倾听双方的陈述，并且依据事实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评估。例如，魏延在军事上的功劳和过失，杨仪在后勤和管理上的贡献和不足，都应该被客观地看待。
2. 顾全大局，长远考量： 诸葛亮的首要职责是维护蜀汉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他的调解必须以是否有利于北伐大业、是否有利于国家稳定为最终标准。如果为了所谓的“表面公平”而纵容了可能动摇国本的行为，那将是更大的不公。
3. 个人情感与职责的平衡： 诸葛亮作为人，难免有个人好恶。但作为丞相，他必须将个人情感置于国家大义之下。他欣赏魏延的勇武，也倚重杨仪的才能，但在处理两人矛盾时，他必须保持超然的态度，避免因个人喜好而影响判断。
4. 治病救人与必要惩戒的结合： 调解的目的是化解矛盾，而非激化矛盾。诸葛亮应试图教育和引导他们，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改过自新。但如果一方的行为已经严重触犯了军纪或国法，那么必要的惩戒也是维护规则和秩序的体现，这同样是一种“公平”。
四、 诸葛亮如何做的？（历史的叙述与解读）
《三国志》等史料虽然没有详细记载诸葛亮“调解”的每一个细节，但我们可以从他的后续处理和与二人的互动中窥见一斑。
有限的调解尝试： 诸葛亮在世时，他对两人的矛盾有过一定的控制和疏导。他曾让杨仪和魏延一同处理军务，这本身就是一种让步和平衡。同时，他也多次在军政大事上听取二人的意见，给予他们发挥的空间。
对魏延的戒备与制约： 然而，诸葛亮对魏延的某些言行也表现出了一定的不信任和警惕。比如在《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中记载，诸葛亮曾私下对杨仪说：“魏延额尖生鬓，项间辈生，此为脑反，项后生生者，后必杀之。” 这句话虽然有“相面”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一种对魏延性格和潜在威胁的预感。这表明诸葛亮并非盲目信任魏延，而是有所保留。他也通过任命蒋琬、费祎来制衡魏延和杨仪的势力，防止任何一人独大。
对杨仪的倚重与警示： 诸葛亮在处理政务时，对杨仪的辅助是相当倚重的。但他也看到了杨仪的局限性，并在一些场合对他有过告诫。例如，诸葛亮曾对杨仪说：“吾每思诸葛亮（疑是杨仪）才略，未及卿也。” 这既是对杨仪能力的肯定，也可能是在暗示杨仪在某些方面需要向诸葛亮学习，包括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和驾驭下属。
最终的“公平”体现在“依法”： 诸葛亮去世后，魏延和杨仪的矛盾爆发并升级为兵戎相见。最终是马岱遵照诸葛亮的遗命，诛杀了魏延。而杨仪也因其行为不被马岱和后主刘禅所容，被流放，最终自杀。从这个结局来看，诸葛亮在临终前已经预见到两人之间无法弥合的矛盾，并做出了“后事”安排。这个安排并非是“公平对待”他们个人的情绪和感受，而是为了避免内乱，维护蜀汉的统治秩序。在诸葛亮看来，魏延的挑衅和反叛行为已经逾越了底线，而杨仪的行为也破坏了军纪和稳定。最终的处置，更多的是基于“依法”和“定乱”的考量。
五、 结论
诸葛亮在调解魏延和杨仪的矛盾时，不应该以世俗意义上的“公平”来衡量。他的“公平”更应该是一种为国为民、顾全大局的政治智慧和担当。他需要：
客观评价 他们的才能和行为，不因个人喜好而偏袒。
有效管理 他们的矛盾，将其限制在可控范围内，避免影响北伐大业。
为蜀汉的未来 做出最有利的判断和安排，即使这意味着在个人层面需要做出艰难的取舍。
如果非要说诸葛亮是否“公平”，那么我认为他的处理方式是符合他作为一名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应有的“公平”。他没有因为魏延的勇猛而纵容其狂妄，也没有因为杨仪的才能而忽视其潜在的过失。他在尽力维持平衡，并在不得已时，为了整个国家的生存而采取了最“现实”的“公平”——即“稳定压倒一切”。他将个人的恩怨和性格冲突，置于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之下，这种权衡和决断，本身就是一种高度的政治智慧和责任感。
他的“公平”，是站在蜀汉存亡的角度，以“大义”为准绳的公平。虽然这种公平可能在情感上不被所有人接受，但在他所处的历史情境下，却是最符合当时国家利益的选择。而最终魏延之死和杨仪之败，也印证了他们之间矛盾的复杂性以及诸葛亮当时所做的艰难判断。
一、 当时的大环境与诸葛亮的处境
诸葛亮自刘备去世后，便肩负着兴复汉室的重任，他不仅仅是一位军事统帅，更是蜀汉政权的实际掌舵人。此时的蜀汉，国力相对曹魏和东吴而言处于劣势，北伐的压力巨大且充满风险。在这种国之将倾、人才凋零的背景下，任何内部的动荡和分裂都可能导致整个政权的瓦解。
诸葛亮对魏延和杨仪都寄予厚望，他们都是蜀汉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魏延是诸葛亮北伐的重要将领，其勇猛善战是蜀汉军中少有的，尤其是在街亭之败后，魏延能临危受命，保全主力，其军事才能不容忽视。而杨仪则是在内政和后勤方面有着突出贡献的文官，他的才能在支撑诸葛亮北伐的后勤线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这样的环境下，诸葛亮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北伐大业的顺利进行，维护蜀汉政权的稳定。任何处理方式都必须以服务于这个核心目标为前提。
二、 魏延与杨仪矛盾的根源
要谈论公平，首先要理解矛盾的性质。魏延和杨仪的矛盾由来已久，其根源复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性格差异与权力冲突： 魏延性情刚烈，恃才傲物，对诸葛亮推崇的姜维并不服气，甚至在诸葛亮病重期间，他还提出自己的“奇计”，这在诸葛亮看来，是对他军事策略的不尊重，也可能被视为挑战其权威。而杨仪则显得更为谨慎细致，甚至有些小心眼，他与诸葛亮在军事决策上的看法也时常不同，尤其是在与魏延的争论中，往往会采取更为极端和激烈的辩驳方式。两人的性格都带着些许骄傲和不容他人，这使得他们在争论时容易触及对方的底线。
职位与地位的争夺： 随着诸葛亮年事渐高，北伐的后续领导者问题也逐渐浮现。魏延和杨仪都对未来蜀汉的走向和自己在其中的地位有所期盼。特别是在诸葛亮逝世后，谁能接班成为蜀汉的实际掌权者，谁能主导北伐的方向，成为两人潜在的竞争焦点。他们之间的矛盾，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为未来权力分配“试水”和“布局”。
军事策略的分歧： 两人在对待魏延“子午谷奇谋”上的态度也成为矛盾激化的一个点。诸葛亮虽然没有采纳魏延的奇谋，但也没有完全否定其军事才能。而杨仪则认为魏延的计策过于冒险，不切实际，是对诸葛亮辛勤付出的漠视。这种策略上的分歧，反映了两人对蜀汉战略定位的不同理解。
三、 诸葛亮调解的“公平”应如何理解？
在分析诸葛亮是否应该公平对待时，我们需要重新定义这个“公平”。这里的“公平”并非简单的“一人一半”、“平均分配”或者“不偏不倚”，而是在更宏观的、为蜀汉长远利益考虑下的“公平”。
我认为，诸葛亮的调解不应是简单地拉偏架，而是应该做到以下几点，这也可以说是他所理解的“公平”的体现：
1. 依据事实，公正评判： 诸葛亮作为当时最高决策者，需要倾听双方的陈述，并且依据事实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评估。例如，魏延在军事上的功劳和过失，杨仪在后勤和管理上的贡献和不足，都应该被客观地看待。
2. 顾全大局，长远考量： 诸葛亮的首要职责是维护蜀汉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他的调解必须以是否有利于北伐大业、是否有利于国家稳定为最终标准。如果为了所谓的“表面公平”而纵容了可能动摇国本的行为，那将是更大的不公。
3. 个人情感与职责的平衡： 诸葛亮作为人，难免有个人好恶。但作为丞相，他必须将个人情感置于国家大义之下。他欣赏魏延的勇武，也倚重杨仪的才能，但在处理两人矛盾时，他必须保持超然的态度，避免因个人喜好而影响判断。
4. 治病救人与必要惩戒的结合： 调解的目的是化解矛盾，而非激化矛盾。诸葛亮应试图教育和引导他们，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改过自新。但如果一方的行为已经严重触犯了军纪或国法，那么必要的惩戒也是维护规则和秩序的体现，这同样是一种“公平”。
四、 诸葛亮如何做的？（历史的叙述与解读）
《三国志》等史料虽然没有详细记载诸葛亮“调解”的每一个细节，但我们可以从他的后续处理和与二人的互动中窥见一斑。
有限的调解尝试： 诸葛亮在世时，他对两人的矛盾有过一定的控制和疏导。他曾让杨仪和魏延一同处理军务，这本身就是一种让步和平衡。同时，他也多次在军政大事上听取二人的意见，给予他们发挥的空间。
对魏延的戒备与制约： 然而，诸葛亮对魏延的某些言行也表现出了一定的不信任和警惕。比如在《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中记载，诸葛亮曾私下对杨仪说：“魏延额尖生鬓，项间辈生，此为脑反，项后生生者，后必杀之。” 这句话虽然有“相面”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一种对魏延性格和潜在威胁的预感。这表明诸葛亮并非盲目信任魏延，而是有所保留。他也通过任命蒋琬、费祎来制衡魏延和杨仪的势力，防止任何一人独大。
对杨仪的倚重与警示： 诸葛亮在处理政务时，对杨仪的辅助是相当倚重的。但他也看到了杨仪的局限性，并在一些场合对他有过告诫。例如，诸葛亮曾对杨仪说：“吾每思诸葛亮（疑是杨仪）才略，未及卿也。” 这既是对杨仪能力的肯定，也可能是在暗示杨仪在某些方面需要向诸葛亮学习，包括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和驾驭下属。
最终的“公平”体现在“依法”： 诸葛亮去世后，魏延和杨仪的矛盾爆发并升级为兵戎相见。最终是马岱遵照诸葛亮的遗命，诛杀了魏延。而杨仪也因其行为不被马岱和后主刘禅所容，被流放，最终自杀。从这个结局来看，诸葛亮在临终前已经预见到两人之间无法弥合的矛盾，并做出了“后事”安排。这个安排并非是“公平对待”他们个人的情绪和感受，而是为了避免内乱，维护蜀汉的统治秩序。在诸葛亮看来，魏延的挑衅和反叛行为已经逾越了底线，而杨仪的行为也破坏了军纪和稳定。最终的处置，更多的是基于“依法”和“定乱”的考量。
五、 结论
诸葛亮在调解魏延和杨仪的矛盾时，不应该以世俗意义上的“公平”来衡量。他的“公平”更应该是一种为国为民、顾全大局的政治智慧和担当。他需要：
客观评价 他们的才能和行为，不因个人喜好而偏袒。
有效管理 他们的矛盾，将其限制在可控范围内，避免影响北伐大业。
为蜀汉的未来 做出最有利的判断和安排，即使这意味着在个人层面需要做出艰难的取舍。
如果非要说诸葛亮是否“公平”，那么我认为他的处理方式是符合他作为一名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应有的“公平”。他没有因为魏延的勇猛而纵容其狂妄，也没有因为杨仪的才能而忽视其潜在的过失。他在尽力维持平衡，并在不得已时，为了整个国家的生存而采取了最“现实”的“公平”——即“稳定压倒一切”。他将个人的恩怨和性格冲突，置于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之下，这种权衡和决断，本身就是一种高度的政治智慧和责任感。
他的“公平”，是站在蜀汉存亡的角度，以“大义”为准绳的公平。虽然这种公平可能在情感上不被所有人接受，但在他所处的历史情境下，却是最符合当时国家利益的选择。而最终魏延之死和杨仪之败，也印证了他们之间矛盾的复杂性以及诸葛亮当时所做的艰难判断。
网友意见
本来，杨仪派马岱追赶，是可以生擒魏延的，不是说马岱武艺高强，而是魏延已经没有了部队，但马岱却是杀了他，显然这是杨仪的授意。 费祎尽管是刘禅身边出来的人，又很得诸葛亮的信任，但他一直比两人职务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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